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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很多文献对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Krugman和Badwin1987、Heiie和Hoo-enLiew等2022从对亚洲五国和日本之间1986~1999年的样本分析中发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在本币贬值时对日本的贸易收支恶化,仅印尼稍有例外。
Bahmani-Oooee和Ratha2022通过对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几乎所有工业发达国家双边数据的分析发现,长期的美元贬值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收支。
国内研究方面,许少强2022认为,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能够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994年以来保持相对稳定,因此,汇率波动即使对国际贸易影响也很难体现出来。
谢建国、陈漓高2022研究发现,1978~2000年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卢向前、戴国强2022的研究表明,总体上,1994~2022年期间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是成立的。
沈国兵2022分别用季度数据和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结果均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叶永刚等2022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中日贸易收支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和中日贸易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
魏巍贤2022运用CGE模型模拟了人民币汇率不同程度的变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发现本币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但进出口贸易额对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并不是常数。
综上可以看出,有关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效应的实证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应该注意的是,国际收支弹性论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基础之上,侧重于分析短期效应,因此,具有很多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发展。
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超过了一般贸易,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由于加工贸易的直接目的就是使进口品价值增值然后出口,因此,它很快就成为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根本上讲是由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
我国是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相对于商品和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而言,目前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仍十分有限,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态势仍将长期持续下去。
在劳动力跨国流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我国的加工贸易必然会继续得到发展。
因此,分析我国的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问题,应充分考虑我国加工贸易占较大比重这一特征。
鉴于此,本文明确将加工贸易纳入研究视野,并考虑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等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分析我国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问题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经常账户长期顺差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计
影响经常账户的主要因素包括:
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自然资源或中间品价格、实际汇率、资本存量、外国实际利率、国外净资产和政府贸易品支出。
其中,资本存量增加、外国实际利率提高、国外净资产增加、政府贸易品支出减少均会使经常账户余额增加。
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自然资源或中间品价格、实际汇率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实际汇率升值会使贸易品净产出减少,同时,会使居民贸易品消费减少,因此,实际汇率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取决于净产出效应和消费效应的相对大小。
如果净产出效应大于消费效应,实际汇率升值将会使经常账户余额减少;
如果消费效应大于净产出效应,实际汇率升值将会使经常账户余额增加;
如果净产出效应等于消费效应,实际汇率升值将不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经常账户的决定方程表示为:
b&
amPORT_PRICE表示自然资源或中间品价格;
用我国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之比Q表示实际汇率;
用基于各年的年末数据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得到的实际资本存量CAPITAL表示资本存量;
用经过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调整的一年期联邦基金市场利率FED_R表示外国实际利率;
用经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的国外净资产NFA_PPI表示国外净资产;
用经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的政府消费支出GOV表示政府贸易品支出。
实证分析主要使用1980~2022年的年度数据。
美国数据来自
四、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在检验经常账户与其决定因素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之前,我们首先检验各变量是否平稳,并检验如果该变量非平稳,经过几次差分才能表现出平稳性。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CA_USA_PPI和NFA_PPI是二阶差分平稳,其余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为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定性,选择不同的样本区间对经常账户决定方程进行静态回归,并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部分样本区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这与经常账户决定方程的设定不符,主要原因可能是本文使用的实际资本存量数据是由作者根据原始数据中的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资本存量数据加总计算后得到的,因此,可能存在较大的计算误差。
结果显示,其他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模型设定的相同:
外国实际利率符号为正、国外净资产符号为正、政府贸易品支出符号为负;
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及截距项的t检验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地异于零,并且均具有十分优良的拟合效果。
这说明经常账户基本是由上述各变量共同决定的。
不同样本区间均得到显著的估计结果,说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均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从而静态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由表2还可知5个样本区间1990~2022年、1991~2022年、1992~2022年、1993~2022年、1995~2022年的估计结果显示,实际汇率符号为正,表在这5个样本区间实际汇率的消费效应大于净产出效应,从而实际汇率升值将使经常账户余额增加;
其他样本区间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实际汇率不显著,表明在这些样本区间实际汇率的净产出效应等于消费效应,从而实际汇率升值不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影响。
由此可以认为,1994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非由汇率低估所致,人民币汇率调整难以根本解决经常账户持续顺差问题。
五、我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的原因
本文认为,1994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管制放松。
1996年以来,我国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把本国实际利率逐渐调整至外国实际利率水平,致使本国时间偏好率①低于实际利率,引发财富影子价格持续下降,从而对经常账户产生持久的影响。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结构重组力度逐渐加大,劳动力市场逐渐开放,原有的福利性、实物性、统配性的分配和消费逐步转向商业化、货币化和市场化,劳动者就业和获得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强,并且在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只能通过增加储蓄进行预防,导致我国居民的时间偏好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收入差距逐渐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
尤其应注意的是,我国的城乡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高收入者必然进行高储蓄,而低收入者有消费意愿却不具有现实的购买能力,这反映在总体上就是居民时间偏好率持续处于低水平。
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消费率基本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
1990年以后居民消费率逐渐下降,1995~2000年,居民消费率有所回升;
2022~2022年,居民消费率又急剧下降。
2022年居民消费率为362%,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
因此,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和分配制度改革的相对滞后,致使居民的时间偏好率不仅没有适应实际利率的要求逐渐上升,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对实际利率的偏离程度。
这必然导致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且顺差呈逐年扩大趋势。
六、相关建议经常账户顺差或逆差是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在本国和外国之间合理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国和外国的效率,而且有利于增进本国和外国的福利。
但长期的巨额顺差或逆差不仅可能引发贸易摩擦,而且严重制约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蕴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
因此,应妥善处理我国的经常账户长期顺差问题。
短期内,我国应降低实际利率,缩小本国实际利率与本国时间偏好率的差距,从而达到稳定财富影子价格和贸易品消费,进而达到稳定经常账户的目的。
但降低实际利率,需要通过加强资本管制以削弱本国实际利率与外国实际利率之间的联系,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符,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愈来愈高的情况下,也具有较大的操作难度,因此,加强资本管制只能是短期之策、权宜之计。
长期内,我国应逐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采取多种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降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创造条件加快时间偏好率的调整速度,把时间偏好率逐步提高到外国实际利率的水平,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时间偏好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只能对其进行缓慢的调整。
这意味着在实际利率不作调整的情况下,我国时间偏好率低于实际利率的现象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经常账户顺差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本文将加工贸易纳入研究视野,并考虑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等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分析我国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问题的计量模型,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非由汇率低估所致,人民币汇率调整难以根本解决经常账户持续顺差问题。
2资本管制放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收入差距逐渐加大是我国1994年以来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
3处理我国的经常账户长期顺差问题,长期内应逐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采取多种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以降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创造条件加快居民时间偏好率的调整速度,把时间偏好率逐步提高到外国实际利率的水平。
4时间偏好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对其只能进行缓慢的调整,这意味着在实际利率不作调整的情况下,我国时间偏好率低于实际利率的现象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经常账户顺差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篇二《货币政策市场发展》
摘要:
货币政策传导问题是我国金融运行和金融调控中最复杂、最现实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建立有效可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我国货币政策多元化传导途径的建立和完善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议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该国不同时期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内容、特性和作用机制,因此,如何建立有效可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成为理论界和政界所关注的重大课题。
从实践来看,货币政策传导问题是我国金融运行和金融调控中最复杂、最现实的问题,涉及到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运行,关系到货币政策的选择。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惜贷、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都与货币政策传导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如何建立有效可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我国货币政策多元化传导途径的建立和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发展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发展滞后给货币政策传导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货币市场的发展要注意五个方面的内容:
进一步完善拆借市场,使之在调节商业银行短期头寸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银行间债券市场改造成为覆盖全社会的债券市场。
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要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
银行间债券市场将逐渐演变成大型机构参加的公开市场,通过与商业银行柜台交易市场的连接,与广大中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相联结,从而形成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
发展新的货币市场工具。
例如逐步发展商业银行金融债券,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进程等。
为了适应场外市场的发展特点,积极推进做市商制度,以便稳定市场价格,维持市场流动性,满足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调整债券结构的需要。
大力发展票据市场。
发展票据融资,逐步提高票据融资所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
实现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动
为了增强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动,金融当局应注重市场机制的建立,包括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证券发行机制等一系列保证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机制,同时加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扩大市场覆盖面。
另外可以尝试通过结算代理制度等建立接纳资本市场投资者参与货币市场融通资金的途径;
探索兼备资本市场优势与货币市场优势的市场形式,例如,通过建立商业银行债券柜台交易体系,使社会公众能利用商业银行的双边报价、自营买卖等方式灵活地参与债券市场,实现长期投资与短期资金融通两相宜的目的。
一方面,不仅可以使整个货币市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将促进整个市场的结构更趋合理,大大增强市场的活跃程度,对推动我国货币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从而优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强公开市场操作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加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无疑使各类投资者多了一条调节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维持头寸平衡的有效途径,更好地满足其正常的投资融资需求。
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程度
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直接的效益太差,为此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新增贷款的质量,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
在保证本息归还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简化贷款手续,提高效率,拉动非国有企业的投资。
国有商业银行应逐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真正实现公司化和企业化管理,在内部建立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实行员工激励和约束机制,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通过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和发行金融债券的方式增强银行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采取措施支持新业务的开拓,使自身具备与外资银行同等的竞争能力。
加快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步伐。
一个较成熟的想法是实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的转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国家专业银行转化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现商业化经营;
走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
在国内或海外上市,提高经营管理,完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
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步骤首先应逐步放开利率管制,形成完整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为中央银行确立基准利率提供参照之后,放开属于直接融资方式的债券利率,再按照中央银行的改革思路,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再放开贷款利率,最后放开存款利率。
现阶段可先着手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逐步取消对利率变动的行政性限制,尝试建立起一套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市场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确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作的独立性
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及时性,货币调控权应相对集中于中央银行总行,同时应该在法律层面上保证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独立于地方政府,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受其干扰。
一方面,改变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免程序,将中央银行对国务院的隶属关系改变为对全国人大或人大财经委负责;
另一方面,应将货币政策委员会从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将货币政策的决策程序规范化、科学化,并适当增强决策的透明度。
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能够保持我国货币政策及金融市场的稳定,可以采用渐进方式加以推进,即逐步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比例,初期以政府代表为主,待条件成熟以后再逐渐减少政府方面的代表比例,相应增加市场方面代表的比例,既有利于实现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提高货币政策效率,也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人民币将逐步走向自由兑换,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改革方向应是:
实现企业意愿结售汇及外汇周转限额弹性制,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由几家主要商业银行根据当日外汇市场供求,参考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加权平均价,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买卖的汇率浮动幅度,银行与客户间的限期买卖汇率可在公布的市场即期汇率的一定幅度内由银行直接确定,而客户与银行间的大额买卖,汇率可由客户与银行自由议定。
为保证外汇市场上公开业务的顺利开展,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前提下,央行可根据国际市场情况相机调整汇率,放宽汇率波动幅度,增强名义汇率的灵活性,使外资流入形成的外汇供过于求的局面由本币汇率的适度上浮而得到缓解,从而减少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压力。
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
企业和居民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最终作用对象,企业的自我约束程度和管理水平决定了金融调控政策的有效程度。
为了支持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需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步伐,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这是改善宏观金融调控效应微观基础的必要手段。
国家应注重缩小地区差距,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比重,普及金融知识,加大投资工具的宣传力度,提高证券资产在个人金融资产中的比例。
加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宣传和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全社会社保改革工作的透明度,加快社会保障、失业、住房、医
疗等多项制度的改革,引导居民的消费预期。
只有努力改善消费环境,通过发展对居民个人的信贷业务扩大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深度,鼓励金融创新,调整居民资产结构,才能改变居民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增强居民收支活动对利率的弹性,使货币政策产生预期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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