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的问题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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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建立新的办公大厦、旅馆以及一个覆盖几个街区的大型电脑及服装批发市场。
他们还将恢复历史上的旧剧院,尤其是著名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并且使肮脏的第四十二大街地铁站焕然一新。
这是一个大项目,可惜还没开始实施就夭折了。
在1984年11月,纽约市评估委员会最终通过这项方案之后,政治争论稀释了一些最大胆的想法。
接着在1987年的十月,股市崩盘,仅仅在一天之内巨幅下跌22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的打击蔓延到商业地产市场,接着像滚雪球般,席卷律师事务所、广告商和银行――这个项目最大的预期租借方。
斯特恩回忆说:
“我们之前计划好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有结果的。
所以,斯特恩喜爱的时代广场不得不落入社会的冷漠势力――毒贩、皮条,绝望者、瘾君子和暴力者手中。
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时代广场突然自行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1990年,娱乐巨头Viacom签了一份租约,租下了Astor酒店的旧址,位于百老汇大道(BroadwayAvenue)1515号。
两年后,国际出版商贝塔斯曼和投行摩根斯坦利也在百老汇大道上购置楼房。
接着在1993年,华特迪斯尼公司也和市政府达成一致,更新新阿姆斯特丹剧院。
迪斯尼公司一参与进来,投资兴趣就如冲天火箭般迅速升高。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奢华酒店和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
杜莎夫人蜡像馆也在纽约开了分馆。
过去的性服务店和脱衣舞夜总会都消失不见了,犯罪率也降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到了90年代后期,时代广场脱胎换骨,变得更美好了,乌烟瘴气的下流社会景象奇迹般地被玻璃大厦和闪耀的钢铁取代了。
怎么会这样呢?
斯特恩承认,时代广场的成功转变与纽约市的建设政策其实没什么关系。
他说:
“这和政府打击犯罪,镇压性服务行业,降低税收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尽管只是有选择性地实施这些政策,但最终让市场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把那一块区域又带回正轨上了。
”警察采取“零容忍”态度,开始逮捕轻罪案犯,市政府也通过了抵制色情行业的法令。
斯特恩表示这些举措直接导致了时代广场那一带的复兴,同时也教会我们“政府在开展经济发展工作的时候,有正确的方法,也有错误的方法”。
斯特恩的解释似乎言之有理。
他亲眼看着时代广场开始转变,而且很可能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把复兴工作做好。
然而,我们怎么知道他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甚至有没有可能知道时代广场复兴背后的“真相”呢?
也许这个问题看上去问得很多余,因为事情发生的背后一定会有“真相”。
但是如果真的存在“真相”,那么要发现“真相”则绝非轻而易举。
因为,我们对人类世界发生的事有一套解释方法,而科学对非人类世界所发生的现象又有另一套解释方法(通常是寻找模式与自然法则),这两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就是难点所在。
科学的配方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
布拉赫(TychoBrahe)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几年里都只有一小部分的鼻子,大部分鼻子在1566年被丹麦贵族曼德鲁·
帕茨博(ManderupPartsberg)用锐利的刀子砍掉了,事件的起因是他们为了争论谁的数学技能更强。
十九岁的时候,布拉赫的鼻梁接了一块金银合金片,直到1601年他去世之前,这块合金片都让他的鼻子看上去没什么异样。
据说他的死亡是在一场重要的晚宴上,由于为了顾全礼节而憋尿憋得太久致死的,葡萄酒不停下肚,但布拉赫又不能离开餐桌。
晚宴结束后,根据一部1654年的传记中写道的,“剧烈的疼痛随之而来,他整整五天不能入眠。
之后,他排出了少量的尿液,睡得极不踏实”。
十天后,布拉赫就去世了。
除了悲剧的一面,布拉赫的一生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怪僻。
布拉赫的城堡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汶岛(Hven)上,在那他养的宠物是一头会喝啤酒的驼鹿,这头驼鹿整天跟在主人的屁股后面,主人走到哪,它就跟到哪。
然而,布拉赫的生活可一点都不像许多富人那样好逸恶劳。
他对科学研究的坚持不懈,树立了一种典范,告诉人们好科学是如何研究的。
几十年来,布拉赫日日夜夜都在一个小小的天文观测台里,用他自己手工制作的仪器,记录火星的位置,有时候从地平仪上看出去,火星只是一个微小的略带红色的亮孔。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显微镜的时候――天文学家对星球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多少概念。
他们只知道火星在天空中的运动绝对不简单。
根据每天同一时刻的记录,火星的位置逐渐从西向东漂移,然而,大概每隔两年,这颗星球的运行轨道有一个短时间的转移,运行速度也慢了下来,会稍微向后运动,或者绕个圈移动(见图3a),之后火星才明显找回感觉继续它的常规运动。
在布拉赫那个时代,没人能够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1601年布拉赫去世后,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Kepler)对布拉赫记录在笔记本上的数字进行研究。
八年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逻辑。
开普勒发现,布拉赫笔记本上那些反映火星疯狂徘徊的奇怪数字,其实并非那么怪异。
开普勒的数学计算显示,火星和地球都围绕着太阳,在两条简单的椭圆形轨道上运动,而地球则运行在靠近太阳的内侧轨道上。
大部分时间,地球不是非常靠近火星的时候,从地球上观察到的火星就是从西向东移动(在图3b中此时地球从位置1向位置3移动)。
但是由于地球在轨道上运行的速度比火星快,于是地球又赶上了火星,每隔两年就与火星擦肩而过。
当我们经过火星身边的那几个月,火星看上去反而从东向西运动了(在图3b中此时地球从位置4向位置5移动)。
开普勒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理解力来观察天空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模式。
后来,开普勒的发现启发了牛顿(IsaacNewton),使牛顿为这一明显的规则找到了一个精确的解释――地心引力和行星运动的数学公式。
布拉赫、开普勒和牛顿三人一起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研究的诀窍――收集数据、明确模式,然后找到一种机制去解释它们。
模式显示了规律,告诉我们为什么看似复杂的事物其实并非如此。
那些模式背后的自然法则通常都会让我们做出大胆预测。
理解了流体动力学的模式之后,现在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就可以用电脑来模拟航行,并对模拟的结果信心十足。
像波音这样的飞机制造商甚至再也不需要试飞他们的产品。
正如几年前一位波音执行官告诉我的,他们只有为了让公众放心才会做飞行试验,因为公众很难相信科学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量子论和相对论得以使物理学家做出准确率惊人的预测。
现代对于电子磁感应强度也就是磁矩的预测,精确度相当于劈开人的一根头发,或是十多公里开外射中一枚针头。
通常而言,科学法则看上去就像配方,给你成分A和成分B,你就能肯定结果是C。
氢和氧混合,经过反映之后产生水。
一旦你明白了这种法则,你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加以运用。
牛顿的法则解释了火星的运行,解释了一颗通信卫星或一颗彗星的运行轨迹就好比是一个棒球在飞往本垒时做的曲线运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时代广场,如果把时代广场的复兴背后的“真相”称为“城市复兴法则”的话,那么显然,用相似的理解方法来解释发生的事就很容易了。
或许有一种解释是,90年代早期,政府明智地把条件A和条件B放到一起,然后――根据斯特恩的“城市复兴法则”――结果就是可预计的C:
钢筋水泥的高楼、滚滚的财富和明亮的光线。
然而,当时没有人能预测这一点。
我们再考虑一下,除了斯特恩的解释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解释。
也许,时代广场的复兴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一些主要投资者机缘巧合地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来到了时代广场,接着他们的投资活动吸引了其他人。
或许也有人会说时代广场历来沉沉浮浮,兴衰轮回,突然复兴也没什么稀奇。
再或许,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循环机制,钟摆摆向一方――物业降价――是钟摆败向另一个方向的开始。
根据你个人的经历和智慧,上述解释中或许会有你喜欢的。
也有可能你会选择一种我没有提到过的解释。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假设的解释都缺乏信服力,因为它们都是事后的解释。
没有人预计到时代广场的复兴,同样地,也没有让人信服的理论来预计犯罪率的变化、群体狂热的爆发以及政府意料之外的命运。
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下个月甚至明天的股市会发生什么,尽管许多人依靠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预测而活得心安理得。
正如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
诺斯·
怀特海德(AlfredNorthWhitehead)所写道的:
“科学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在个性中发现共性,在瞬间中发现永恒。
”不幸的是,在人类社会中,发现模式,尤其发现人类事件背后的自然法则,就算不是毫无可能,怎么说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而,解释常常只停留在无休止的争论和似是而非的叙事上,比如时代广场的例子就是这样。
或许有人会说人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科学,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联系在一起讲故事。
我们讲故事是因为我们喜欢故事,细节详尽、充满戏剧性和意料之外的曲折离奇,此外,也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对人类社会科学法则的理解。
不管怎样,人还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如果说大自然遵循着某种贯穿于自然法则的模式,我们人类难道就不该是这样的吗?
一百五十年前,一个名叫亨利?
托马斯?
巴克尔(HenryThomasBuckle)的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非理性的科学兴盛
十九世纪中叶,当时20岁的巴克尔(Buckle)――英国海运富商的儿子――是欧洲最好的国际象棋玩家。
玩腻了国际象棋后,巴克尔突然放弃了象棋,转而开始专注于世界历史,开始着手写作一本真正研究人类科学的书。
也许没有人曾有过如此大的信心,觉得发现人类真正的科学是一件可能的事。
显然,巴克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继开普勒和牛顿之后,科学家们展开了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许多实践性的成果――蒸气机和工业革命。
科学的发展看似势不可挡。
的确,巴克尔也说科学没有逆转轮,正在不间断不可逆地发展下去。
过去原先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最终都得到了解释,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一点能持续下去:
“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证明是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里却被认定为是无规律可循,无法预测的。
所以不断进步的文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发让我们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类事还没有简化成某种规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宣告说它们无法被简化成某种秩序,而应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去发现这些秩序,并且承认,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合理的解释。
巴克尔指出,在物理学中,那些之前看似“最无规律,最反复无常”的现象后来证明是遵循了普遍的法则。
他坚持道:
“如果人类事件遭遇了类似的境遇,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相似的结果。
”他进一步指出,之前之所以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理解,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明显不如”诸如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作为后辈的巴克尔,他的成就远不及自己的宏图大志。
在他的著作《英格兰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的两个章节中,他强调说不同国家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对于本国的发展、财富和人民的智力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此外,他还下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结论,说欧洲人从天性上来说要比非欧洲人高出一等――欧洲人的体格更好地为征服大自然做好了准备,而非欧洲人则准备好了被大自然征服。
巴克尔一定是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或自他那个时代起,没有人能证明这样的“法则”。
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如今被人们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
孔德(AugusteComte)和巴克尔的热情遥相呼应。
他强调说:
“人类社会的事件一定遵循着科学法则,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这种法则,那么精神上的邪恶就可以清除干净了。
”孔德确信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发展三阶段中的第三阶段。
在“神学”阶段,人们用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解释世界;
在后来的“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开始能模模糊糊地搞懂一些原因。
而孔德相信,文明最终会进入“积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会看到控制世界真正的科学法则。
在物理学取得巨大成就的牛顿,以及其他天才或其他一连串的天才将很快为人类的科学做出贡献――树立一座永久的科学大厦,能取代所有以往哲学上的华而不实。
空洞的哲学没有成为现实,这是不用说的事实。
从约翰·
斯图亚特·
弥尔(JohnStuartMill)到亚当·
斯密(AdamSmith),再到卡尔·
马克思(KarlMarx),所有这些智者都努力说服人们在人类社会能找到“法则般”的模式,可最后那些努力都是徒劳无果的。
近代,探索人类真正科学的梦想转向了经济学理论。
在之后的一章中,我将更仔细地探讨经济学理论,并指出其缺陷,在这里先指出这一点:
虽然我们的图书馆被无数用深奥的数学术语写出的“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压得喘不过气,但要真正理解物理学、化学抑或生物学教科书中的高深莫测,我们仍然缺乏这种能力。
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耐做出精准的预测。
举例来说,几年前,经济咨询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对包括财政部,国家研究院和伦敦商学院在内的,超过30多个英国顶级经济预测组织的预测结果做出评估,得出的结论如下:
“有个古老的笑话是说,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对未来经济的见解。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同一时期,经济预测者说的或多或少都是同一件事,意见的一致性让人吃惊。
预测的差异,相对于预言和事实之间的差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说的几乎总是错误的,大家所达成共识的预言,却没能预计到过去七年来任何一项经济上最重要的发展――80年代消费支出高峰的影响力和回弹力,9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度,抑或是1991年持续大幅度的通货紧缩。
研究者对于经济发展的法则、犯罪的规律或文化是发展模式等,提出的想法数也数不清,然而没有一种想法像物理学的法则那样经得起仔细的审查。
人类社会的科学仍然还在等待它的开普勒和牛顿。
但这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让人的科学变得那么难,比其他科学都难得多呢?
也许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某些本质上完全不同又独一无二东西,使得发现群体社会的“法则”变得不可能。
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也表示,出于某种原因,人类社会的“法则”实在是太过复杂了。
事件与争议
首先,要说明一个事实:
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会不经意地发生一些小插曲,使得诸如灾难、战争、竞选这样的重大事件,根本毫无缘由地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方向。
这一点虽然令人气恼,但也实在不可避免。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
哈雷特·
卡尔(EdwardHallettCarr)对于这类问题有个著名的叫法――“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Nose)。
罗马历史上,凯撒大帝死后,马克·
安东尼(MarkAntony)迷恋上了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
为了取悦埃及女王,安东尼率领船队英勇参战,最终却在希腊的亚克兴角(Actium)一役中,败在了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的手下。
引起那场战争的原因,以及导致战争后果的原因,所有合理的解释都与克莉奥帕特拉的美貌脱不了关系。
温斯顿·
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有一回提到一件同样让人恼火又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偶然”事件:
1920年,希腊皇帝被一只宠物猴咬了一口后死了。
随后,发生了一连串后续事件,使得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兵戎相见。
丘吉尔评论道:
“100万人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被这只猴子一口咬死了。
如果说连最小的细节都能不断地侵入一系列较大的人类事件,加速事态的发展,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对任何事都能了如指掌呢?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时代广场的复兴?
如果迪斯尼没有参与投资,或许其他人也只会置身事外。
所以说,可能是唯一一个CEO――迪斯尼的迈克尔·
埃斯纳(MichaelEisner)――的高瞻远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很有可能,他的决定来源于某个财政顾问的只言片语,抑或是因为在报纸上发现了某些信息。
倘若1987年10月苏联卢布没有崩溃的话,很有可能股市就不会崩盘,斯特恩的复兴计划也能得以落实。
如果这些计划没能产生希望的结果,那么今天的时代广场或许仍然是1984年落魄的样子。
所以,要解释时代广场的复兴,就要追溯到苏联的财政状况。
科学的法则暗示了,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某种模式都能加以解释,并教会我们事物运作的方式。
但如果微小的细节什么事都能破坏,并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些法则是否存在实在令人怀疑。
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这样的问题表明,一连串的人类事件真的就像某人说过的那样,“一桩接着一桩,该死的没完没了”。
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
像时代广场复兴这样的事件,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十个人会按照各自不同的观点找到十种事件的起因。
市政官员在讲述复兴始末的时候,会挑选一些事情作为重点讲,但是这些事件在某个住在那一带的当铺老板、警察,或是某个诗人看来,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问题在于,导致事件结果的因素无穷无尽,也没有人能很有把握地说,什么因素是真正重要的,什么因素不重要。
问题就在于事实太多,要做个实验找出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不重要又实在太困难,所以面对我们的就是各种互相抵触的解释,这样根本不能解决争议。
打开任何日报的社论版面,可怕的结果随处可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时事评论员努力挖掘各自需要的事实,用反唇相讥的方式来解释同样的事件。
在哲学领域,哲学家自称能解释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这一点,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很久以前主张说,有太多的哲学家都是先决定要相信什么,之后才开始搜寻理由。
我们对人类事件的描述存在一个“客观性”的问题,所有人都赞同事件的一种描述。
另外,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在卡尔看来,是历来特别突出的问题。
世界的细节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挑选细节,并把细节串成线索的能力却是有限的。
思考历史,就不得不在细节中做选择,但是这一过程会带来偏见。
正如卡尔所说的,对历史事件做怎样的记录,正反映了书写那段历史的人的选择倾向:
“当我阅读现代版的中世纪历史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都非常关心宗教,我就纳闷我们现代人怎么会知道呢,那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中世纪历史,几乎都经过了几代编年史家的筛选,而那些编年史家曾经都是宗教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们认为宗教是极其重要的,记录了与宗教相关的所有事情,其他的就轻描淡写了。
每个写新闻的人和每个读新闻的人都知道,叙事者的好恶、兴趣以及性格特点都能影响他或她讲的故事。
一些当代的“后现代派”理论家甚至把这种想法推到了极致,认为根本不可能辨别出一个“最正确”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和其他故事一样合理。
事实上,根本没有“真相”可供我们描述。
然而,之前对于人类科学落后的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比如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不得不处理诸多类似的问题,而他们却做得很好。
生物学家已经学会处理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的问题――或者说是“偶然性”的问题,这些偶然时不时地影响着整个生物世界。
进化的精髓在于偶然性。
从遗传学角度来看,每一代人中都存在那些由于基因的突变和重组演化而来的新个体。
因此,每一个生物在细节中都带有很久以前偶然的痕迹,无论是肉眼能看见的外表,还是肉眼看不见的内在分子。
不过,生物学家已经理解了整个过程,偶然变化加上自然选择再加上时间的累积,产生有秩序的形态,比如许多生物体中表现出的基本躯干计划(basicbodyplan),偶然性并不妨碍预测的准确性。
此外,生物学家还解决了客观性的问题。
所有人都认为恐龙是在大约6500万年前灭绝的,许多因素都可能发挥了作用――温度的变化、大气层中氧气的含量和缩小的食物供应链等等。
研究人员无法回到过去做实验验证,但他们还是能够把种种迹象拼凑成证据,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颗小行星撞击墨西哥湾,这也是恐龙灭绝最可能的原因。
这一解释或许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算这个解释错了,也会有一个证据更充足、理由更好的解释加以取代。
所以说,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理解人类社会会如此困难,原因不是导致“偶然性”的意外事故,也不是因为不可能做实验验证。
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
人们通常还会用最后一个论点――人,来说明用物理学研究人类科学是不可能的。
作为人类,我们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深思熟虑,有时感情用事,有时慷慨大度,有时居心不良,有时又冲动武断,喜欢妄想,容易犯错。
任何关于人类性格和行为的理论,顶多不过是对现实情况粗略的勾勒,就像中世纪粗野的世界地图,充满了幻想、未知和混乱。
所以难怪你在十个人的餐桌上、五十个人的办公室里,抑或是千万人的国家里,找到的不过只是呼啦圈和豆宝宝(译者注:
90年代后期风靡美国的绒制玩偶),还有像流行病般蔓延的自杀风潮,和无休无止又荒谬可笑的政治诡计;
腐败、阴谋、仇恨和战争随处可见。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生物中,人类是最复杂的一个物种。
然而更糟糕的是,由于每个人的基因不同,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所以每个个体之间又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人类科学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接近无限复杂的个体,而是许多个这样的个体,并且每一个个体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副本。
奥地利伟大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
包利(WolfgangPauli)承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比物理学复杂得多。
包利指出:
“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假定每个电子都是一样的,而社会学家则无法享受这一方便。
”如果每个氢原子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并且这些历史给它们的行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那么物理学又该何去何从呢?
如果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原子的情绪和思想方才能解释其行为,那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但是可以很放心地说,物理学基本不可能那么先进。
也许物理学和化学可以说是“艰难的科学”,然而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人类科学和“硬科学”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还牵涉到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
如果说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感觉不是一种错觉,人们真的可以随心所愿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要在人类世界找到确实的法则看来是不可能了,因此也没有了预测的必要。
十九世纪,费奥多·
陀斯妥也夫斯基(FyodorDostoyevsky)坚持认为,就算真能成功找到人类世界的法则,并以此建构出一个完美的世界,生性倔强的人类还是会反抗这种法则。
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就算他的生活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他也会出于发泄而大搞破坏。
人总是会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无法预测的事情,甚至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人类世界的不确定性。
人类的倔强是一回事,但自由意志也用一种更明显的方式在从中捣鬼,妨碍着预测。
四十五年前,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Popper)主张,由于自由意志赋予我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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