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白瓷的拐点定窑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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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不仅模仿和继承着邢窑的技术和工艺,追随着邢窑的脚步,在邢窑白瓷的光环之下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同时特别注重新的探索,在器形设计、装饰方式、胎釉工艺、装烧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特色。
进入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邢窑因资源枯竭、连年战乱以及生产技术固步自封等原因,由盛转衰,而定窑却由弱变强。
到北宋初年,定窑不仅取代了邢窑的位置,使中华白瓷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产量大幅提高,极大满足了当时国内外需求,迎来了自己辉煌时期。
北宋定窑白釉刻花花卉纹唾盂高7.4、口径17.8、足径4.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涧磁村定窑古窑址平面与位置图定窑和邢窑类似,产品主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色瓷、酱色瓷、紫色瓷、红色瓷和绿色瓷,也就是各类文献上所称的白定、黑定、酱定、紫定、红定和绿定。
定窑产品器形规整,品种繁多,主要以碗、盘、瓶、碟、盒和枕为主,其实用性和观赏性都很高。
定窑技术最独特之处,就是发明了新的装烧方法——覆烧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既节省燃料,又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提高了产量,为陶瓷业的规模生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全国的瓷窑都产生很大影响。
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印花、刻花和划花为主,纹样丰富多彩、秀丽典雅,深受世人喜爱。
唐代定窑壶高18.5、口径6.8cm河北省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定窑在北宋一直处于鼎盛时期,虽然没有汝窑青瓷那么引起皇室青睐,但其产量巨大、胎质坚硬、釉色精美,在全社会形成风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西域和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国内很多瓷窑竞相仿效,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白瓷窑体系——后人把它叫定窑系。
现代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河北临城、井陉,河南鹤壁,山西平定、介休、霍县、阳城、盂县,四川彭县,江西景德镇、吉州等地在宋金元时期均曾烧造过与定窑瓷器风格相似的瓷器,俗称仿定,其中景德镇粉定也称南定。
定窑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造型和纹样上,在薄胎器成型、覆烧法推广、煤燃料利用等技术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瓷器制造业的进步。
五代定窑刻花莲盖罐(带官字底款)高7.8、口径5.7cm上海博物馆藏如果说邢窑是白瓷的鼻祖,形成了“南青北白”的青瓷、白瓷对峙格局的话,那么定窑就承担了白瓷致胜的关键角色,将中国的陶瓷理念,完全领引向了“以白为主”的新格局,这就是我将定窑称为“中华白瓷的拐点”的原因之一。
北宋定窑白釉荷叶式盏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由于地处宋辽、后来宋金边境,定窑在北宋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饱受战祸的影响。
从混乱的五代开始,辽(契丹)帝耶律德光扶植后晋“儿皇帝”石敬瑭、从石晋王手中攫取了幽云十六州,将辽、后周(后来的北宋)边境推到了今天的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并以此为基地,不断袭掠中原。
而定窑所在地定州,富足且处在边陲,和平时对外贸易相当便利,但却时不时要受到来自辽国、契丹的奔袭和掠夺,特别是公元964、968、979年的多次宋辽大战,对定窑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即使公元1004年宋辽订立了檀渊之盟,但来自契丹辽人的侵掠始终没有停止过。
尽管如此,由于广泛采用覆烧法和印花技术,定窑在北宋后期进入了最鼎盛时期,并引领了天下陶瓷发展的风尚。
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疆域图(红星处为定窑所在地)对定窑第一次致命性打击发生在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祸”。
大家知道,缺乏战略思维的北宋,在和北面的金国联合于公元1125年赶走了契丹辽国之后,和最可怕的金国直接怼上了,于公元1127年即靖康二年被金国所灭,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几乎全部皇室被虏北上,史上也称靖康之难。
大战中的定窑,毁的毁、窑工逃的逃,于公元1127年即金太宗天会五年被纳入金国版图。
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后南宋与金国对峙图(红星处为定窑所在地)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到公元1161年即金世宗大定元年的约34年时间里,定窑处于完全荒废状态,可见战争的破坏力之重。
很多文献上说,定窑的命运就此已经终结,这是不对的。
事实上,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安民强国的政策,使得定窑又逐步起死回生,这时期生产的定窑瓷器考古上多有发现,也叫金定。
但是金朝自从消灭了北宋之后不思进取,朝野腐败盛行、治国无策,导致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定窑难有起色。
从金定实物看,金代的定窑从原料、制坯、加工、纹饰到烧窑技术,基本延续了宋制,但多有发现此时开始使用一种“叠烧法”的装烧技术。
“叠烧法”是将器物先刮去一圈釉面以防止粘连,然后叠放一起入窑烧制,这种方法优点是产量更高,但器物品质不好。
所以“叠烧法”在定窑的出现,明显是只顾产量而不顾品质,被认为是定窑走下坡路、衰败的技术证据。
可以说,定窑在金国统治时期,就开始衰败了。
金定窑牙白印花菊花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对定窑形成毁灭性打击的是蒙金战争。
从公元1212年开始,成吉思汗趁着金国大臣专权、朝野混乱之时,率领窝阔台、木华黎、托雷等部,联合南宋,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征金战争,其中窝阔台部采取长驱直入南部迂回策略,于公元1232年(此时窝阔台已经继承了汗位),在三峰山地区与金国进行了一场史上极其惨烈的三峰山之战,金国被打败,至此一蹶不振,于公元1234年被蒙元消灭。
蒙金之战异常惨烈,蒙古大军烧杀掠夺,所到之处一片焦土。
北方的定、汝等名窑尽数被毁,无一幸免。
定窑所属的定州在蒙金战争后归入蒙元的版图。
由于连年的战祸和蒙古野蛮管理和腐败朝政,定窑的窑工陆续逃往南方的景德镇——那里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新兴窑场,这个过程我在《略论元朝统治与元青花的关系》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很多文献中把定窑的终结推定在蒙金战争,认为金国灭亡定窑即告消失,这个结论也是不对的。
请看以下证据: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典章二十二户部卷之八中记载了元朝对磁窑按二八抽分征税《钦定续文献通考》也记载元朝廷对定州磁按照二八抽税元英宗硕德八剌大臣拜柱等人纂修的《典章二十二户部卷之八》中“课程”条目中,记载了元朝廷的征税规则:
从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起,磁窑二八抽分。
清代嵇璜等人奉圣命编修的《钦定续文献通考》中也记载,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元朝廷做出规定,对定州磁按照二八抽税。
金国在公元1234年被消灭,在34年后的1268年,元朝廷对定窑专门颁布了征税法令,说明此时的定窑,还在运转中。
二八抽分原是北宋对磁窑和其他工业的征税方式,内容是朝廷收取产品价值的20%,其他的归窑户自己所有,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宋朝非常科学的课税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的经济繁荣,并认为这是宋朝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性法令之一。
元朝在这时候颁布这项早在200多年前的北宋已经实行的法律,应该是希望重新振兴当时已经一蹶不振的定窑等工业经济。
顺便提一下,在这之后10年即公元1278年,元朝大军挥师南下,灭亡了南宋,统一了中国。
金末元初定窑白瓷花卉紋大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细看金末元初时期的定窑产品,已完全采用叠烧法,粗制滥造、胎质酥松、施釉稀薄,和鼎盛时期相比,相差甚远。
自从元朝统一北方之后,窑工南逃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南逃的窑工带走了工艺、带走了技术、带走了灵魂,也带走了市场,定窑已无可挽回地步入快速衰败之道。
就在元朝统一中国之后不久,随着景德镇窑的蓬勃发展,定窑已被景德镇窑完全取代,彻底丧失了市场和生存的条件,横贯唐五代北宋金元、辉煌了将近五百年的一代名窑——定窑,就此销声匿迹。
为什么叫定窑或定州窑?
一般来说,定窑就是定州窑的简称。
古代多以地区的名字给瓷窑命名,如越州地区的瓷窑叫越窑,邢州地区的瓷窑叫邢窑,还有长沙窑、寿州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等。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定窑所在地是曲阳县,不归定州管辖啊。
其实,在各个历史时期,定州的管辖范围是不一样的。
历史上曲阳县本归定州管辖,到1949年解放后曲阳才归属保定直管。
《卷一百六上志第五》记载:
在北魏时由安州改为定州据《卷一百六上志第五◎地形二》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因战乱平息后安邦治国的需要,在天兴三年(公元400年)将安州改为定州,领郡五、县二十四,户一十七万七千五百一口八十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曲阳县归属定州管辖。
这是“定州”的由来。
《定州志》定州全境图,图中红色五星标注的位置就是定窑所在地曲阳县从清道光二十九年刊印版《定州志》中所描绘的定州全境图可以看出,曲阳县位于定州辖区的西北边陲,即图中红色五星标注的位置。
下图是《定州志》中曲阳县境图,图中红色五星标注的位置就是定窑所在地——龙泉镇涧磁村的大致位置。
“龙泉镇”如今已改名为灵山镇。
《定州志》曲阳县境图,图中红色五星标注的位置就是定窑所在地的大致位置所以,定州窑或定窑的命名是准确并符合历史惯例的。
在唐天宝年末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中,定州一度被藩镇割据,曲阳县在那段时间归属真定管辖,所以在唐代的一些文献中出现过把定窑称作曲阳窑。
但是,我发现现代的一些文献中,也把定窑称作曲阳窑,这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北宋定窑白釉印花菊凤纹盘高4.3、口径19.2、足径12.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窑址的发现与发掘在元、明、清时期,世人学习定窑技术、收藏定窑珍品、盛赞定窑功绩,虽说定窑已经消失但灵魂一直驻留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
尽管经历了斗转星移、沧桑岁月的洗涤,并未抹去人们对定窑的记忆,但定窑留存于世的痕迹却荡然无存。
几百年来,人们对定窑窑址的确切情况一无所知。
时间进入20世纪初,销声匿迹了七百年的定窑,再次引起世人的探寻兴趣。
叶麟趾著《中外陶瓷汇编》(1934年出版)1930年代初,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北平大学教授叶麟趾先生(即叶赫那拉·
麟趾,我国著名陶瓷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之父)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于1934年出版了《中外陶瓷汇编》一书,对外公布了中国历史上各个瓷窑的名称、位置、瓷品和典型特征等资料,叶老在书中还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对定窑窑址的考察和研究情况。
《中外陶瓷汇编》已经成为后来寻找定窑、研究定窑所必读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作。
此后,曲阳便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外古陶瓷学者蜂拥而至,进行实地考察。
在众多的中外探寻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陶瓷学家小山富士夫,他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于1941年来到曲阳考察定窑,取得重大收获,写出了大量的考察资料和文章。
其中,小山富士夫在日本《陶瓷》杂志发表的文章《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中这样写道:
“关于定窑窑址,象晴天霹雳一样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叶麟趾所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的一段记载。
这本著作是仅有五十余页的小册,然而在最近刊行的颇有崭新的具体意见的陶瓷书籍中,却是最使我敬佩的作品之一。
”《卷十下土宜物产考》记载龙泉镇曾生产定窑白瓷而且窑多后因兵灾焚废叶麟趾先生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虽然确指了定窑在曲阳县内的大致方位,但没有明确找出核心窑址的具体位置,亦没有探寻挖掘。
实际上,清光绪年间重修的《曲阳县志》有记载定窑的痕迹。
《卷十下土宜物产考》中记载龙泉镇属于山岭地区,土石相间,多不能种植禾麦,宜种树木,因有煤矿产优质煤,龙泉镇适宜烧瓷器,现在出黄瓷盆瓮,并指出龙泉镇曾出白瓷,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定窑,也有其他颜色的,宋代以前瓷窑很多,之后因兵灾焚废,(定窑白瓷)讲究传统工艺又有新技术,效益更好。
这里所说的“兵灾”,应指金国入侵。
这些记载可以说明,龙泉镇曾是定窑的生产之地。
另据《卷六山川古迹考》中记载,在曲阳县城以北六十里,龙泉镇西北灵山下方圆十里内有很多煤矿,旁边是涧磁村,在宋代以前有磁窑,如今已废弃。
以上记载表明,龙泉镇涧磁村就是古代定窑所在地,至少是所在地之一。
《卷六山川古迹考》中记载了龙泉镇在宋代曾有磁窑《曲阳县志》还提供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
据《卷六山川古迹考》中说,根据《五代史》和《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上记载,龙泉镇今俗称南北镇,古时镇里设有镇使副瓷窑税使等官职。
朝廷都向龙泉镇派有瓷窑税使官?
这足矣说明此地的瓷窑不一般,至少是瓷窑很多、烧瓷量很大。
《卷六山川古迹考》记载龙泉镇古时设有镇使副瓷窑税使等官职上面提到《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记录了龙泉镇镇使副瓷窑税使事宜,那么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呢?
请看下面的《曲阳县志》。
据《卷十二金石录上》中的“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条记载:
该碑立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在提名立碑的人中,有“XX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
没想到冯翱这个朝廷正三品大员竟然身兼六职!
1950年代初,我国著名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首先发现这个史料的重要性和价值,把它写入了他在1953年发表的文章《邢越二窑及定窑》中,从此,这个史料和冯翱这个名字,已经被众多研究定窑的著作、文献所引用。
“显德”是五代后周太祖郭威使用的年号,碑文刻于显德四年二月,说明在五代后周的时候,曲阳龙泉镇不仅有瓷窑,而且规模和产量已经相当大了,才有众多的官员在此收取瓷窑税并在此立碑。
《卷十二金石录上》记载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立碑人以及其他重要史料更有意思的是,碑记中还讲述了唐末至五代藩镇以来,各军多以军职兼任龙泉镇税官,为多收财税大多都擅立名目、巧取豪夺,而且不盘剥百姓肥私的很少......说明唐代末期到五代这段时间,藩镇的统治是极其混乱和腐败的。
下图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拓片的照片。
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拓片对于定窑的瓷器贸易,《曲阳县志》也有侧面记载。
据《卷十二金石录中》的“贩瓷器客赵仙重修马夔碑记”条记录:
北宋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因曲阳县龙泉镇涧磁村附近的王子山院马夔碑年久残损严重,中山府贩磁客赵仙予以重修,并记录了修缮内容。
这段记载从侧面反映了北宋后期瓷器市场的繁荣,贩瓷器客愿意花重金修马夔碑,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是市场繁荣,商人赚钱了;
二是定窑没有被官府垄断,还在供应社会市场,官窑一说不存在;
三是此时此地仍属太平盛世。
注:
“马夔碑”记录的是五代时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乡贡进士马夔重修王子山院的碑石。
《卷十二金石录中》记载贩瓷器客赵仙于北宋政和二年重修马夔碑以上只是从一般考察和历史文献层面,引证了现在的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一带,就是古定窑的窑址,但世人关心的具体窑址及遗存在那里,并不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实地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
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开始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但队员们辗转数天,始终找不到窑址遗存物。
直到有一天,远处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走近一看,大家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就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定窑遗址终于找到了。
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窑址瓷片堆东一个西一个地散布在涧磁村的东西北三面,碎片的数量极其惊人,足可见当时定窑的空前规模和生产盛况。
随后,考古队员们进行第一次试掘,成果颇为惊人:
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从此片堆积物来看,多数是北宋时期的瓷片,金、元尤其元代的瓷片堆很少,这充分说明了定窑规模宏大时期在北宋朝,而到金国、元朝时,其烧制规模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或萎缩,足见金人入侵对定窑造成的破坏多么巨大!
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窑址发掘现场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对定窑进行了最大规模发掘。
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收获巨大,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
非常珍贵的器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也轰动了世界。
1988年定窑被确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定窑的技术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唐宋时期辉煌了几百年的定窑,创造了诸多的技术成就,在白瓷薄胎器成型、重视划刻印花装饰、推行覆烧法、煤燃料利用等技术方面,都有开创之举,对中国陶瓷发展史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覆烧法和印花纹饰的广泛使用。
定窑改进了装烧方式,创造了支圈覆烧法覆烧法。
概述中也提过,这是定窑最独特的技术成就。
所谓覆烧法,就是将瓷器倒扣在垫圈上、再装入匣钵入窑烧制的装烧方法。
以碗为例,其具体方式是将碗倒扣在一个和碗口一样大的粘土垫圈上,这个垫圈叫支圈,支圈上再撂一个支圈,再扣一个碗,如是反复,可以撂十几层,然后将这摞支圈装入匣钵,入窑烧制。
根据宋太宗赵光义的妃子元德李后陵出土的37件定窑瓷器分析,覆烧法诞生于五代时期。
定窑遗址涧磁岭B区出土的北宋中期盘形支圈覆烧粘连标本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自唐代发明匣钵装烧之后,瓷器产品的质量才有了突飞猛进。
为什么?
那时的燃料主要是木材,如果瓷器直接裸烧的话,一是极易受明火焰冲击、受热不均匀而导致器物变形大,二是柴火灰会飞落到器物上而导致器物表面不整洁不光滑不好看。
使用匣钵能克服以上问题但会导致成本大幅提高,开始是一钵一器,毁钵取器,加上废品率高,花费的成本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一钵放多器就慢慢成为瓷窑的首选和主流。
要知道古代烧窑是很贵的,除了匣钵等窑具耗费之外,燃料需求量非常大,烧一次窑4-5天,光优质木柴就得耗费20-30吨!
一般情况下,一钵一器形式只在烧制极其重要的珍贵瓷器时才使用,比如越窑烧制进贡中原朝廷的秘色瓷、汝窑烧制宫廷定做的汝窑瓷等。
当然,现代的瓷窑要么用天然气要么用电,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匣钵,反而非常简单了。
定窑遗址北镇区出土的金代前期环形支圈一组在单钵即一钵一器的模式时,器物的支烧方式主要以支钉为主,这就是汝窑器底部有“芝麻铮钉”的来历。
而一钵多器的覆烧法中,器物的支烧方式只能使用垫圈了。
定窑的支圈分为碗形支圈、钵形支圈、盘形支圈和环形支圈四种,这里仅介绍环形支圈,上图就是在定窑遗址北镇区出土的一组金代前期环形支圈,支圈是拼起来的。
下图是将拼起来的支圈拆下来散放的样子(示意图)。
散放的定窑垫烧支圈(示意图)下图是碗装上环形支圈、多个支圈叠拼在一起的覆烧剖面图。
覆烧法的好处很多:
一是与单钵的支钉相比,由于环形支圈的均匀支撑作用,减少了因支钉受力不均匀而造成的瓷器变形;
二是保证了瓷器与瓷器之间的足够距离,以免由于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处于熔融状态而发生粘连;
三是大大提高了产量,覆烧法的使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极大地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
可以说,定窑创造的覆烧法,既大大提高了产量,又大大提高了成品率,为定窑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性瓷窑奠定了基础。
此后,其他瓷窑纷纷模仿。
定窑环形支圈组合覆烧法复原示意图但是,覆烧法也有它自身的缺陷。
那就是,由于环形支圈的与瓷器口沿直接接触,造成了瓷器口一圈涩口无釉,这就是俗称的“芒口”。
“定窑有芒”,芒口也就成了定窑的主要也是重要特征之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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