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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市规划委曹跃进委员讲话说,近几年规划学会,在推进胡同四合院的保护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今天与大家见面的《北京四合院建筑要素图集》就是其中一项成果,这一成果将成为我们规划设计工作的重要参考,代表市规划委对参与这项工作的单位和专家表示感谢。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课题是一个大课题,市委市政府都有明确的要求,其中有许多内容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不断探索,特别是技术和操作层面上有许多内容需要继续探索,如四合院要素问题,还有很多,还有的同志提出的市政管线进胡同问题,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在今后工作中进行不断的探索,相信规划学会在不断探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改造四合院有了京味标准
北京青年报讯:
今后本市的四合院改造,再也不能随意更改结构和比例。
记者6月14日从北京第一部四合院建筑要素图集——《北京四合院建筑要素图》首发式上获悉,它以北京明清以来建造的传统民居四合院为准,将为今后本市四合院改造,恢复原汁原味的京味民居设计提供依据。
今后,本市四合院改造,全部按照这一标准要素图实施。
“尽管设计师们在学校都学习过四合院的设计,但是由于实践经验少,因此,往往出现比例失调或错误的设计”,据北京规划学会负责人赵知敬介绍,现在不少街面上的商业门脸都采用了垂花门,实际上北京四合院的垂花门应该是二道门。
再如曾经整冶过的南长街上的山墙,也与传统的山墙大相径庭。
还有一些院落房间的开间和高度的比例失调。
“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一则是设计师对四合院文化的缺乏,二则,不少四合院改造干脆没有设计师,而是直接交给了施工队的工匠擅自处理,而目前北京真正懂得四合院结构的老工匠也越来越少。
”按照本市相关规定,今后,凡四合院改造工程,全部要经由市规划委审批方案后进行,而所有的方案都要严格套用这—要素标准。
北京四合院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典范,它的雏形产生于商周时期,元代时作为主要居住建筑大规模出现在北京,明清两朝得到长足发展。
它们展示着北京人传统的民间风俗,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四合院有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居住环境,它有宽阔疏朗、起居方便的中心院落,有高度私密性和亲合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
四合院的建筑构造和工艺技术。
反映出北京民居建筑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北京四合院建筑要素图》所涉及的院落规模及户型,是从成百上千种四合院中选择出来的有集中代表性的户型。
北京四合院高、中、低等级变化极大,院落规模、户型干变万化,无一相同,设计者及业主在选择建筑要素时,可以根据院落、户型等级、规模,选择适用的要素,进行合理搭配,协调实施。
传统四合院建筑要素图集,涉及内容为以木结构为主体的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基本要素,从院落规模、平面布置、建筑结构、空间关系、尺度比例、构造做法等,均以北京明清(含民国)以来建造的传统民居四合院为准,不涉及现行的建筑设计规范所规定的各项指标。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其内涵包括街巷胡同四合院的保护。
这一要素图集的出版,将为北京旧城整体保护提供重要的依据。
市“科协一周情况”6月22日报导:
城市规划专家提出
《关于加强胡同四合院保护的建议》
6月9日,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和北京规划建设编辑部召开保护胡同四合院茶话会。
与会专家通过自身调研,就保护老北京胡同四合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明确胡同四合院保护范围。
目前北京还剩下1500多条胡同,市政府已批准了30片保护区,涉及到600多条胡同,尚有多一半在保护区之外,建议市政府继续审查并完善保护范围。
2、健全胡同四合院保护组织。
由于胡同四合院牵扯到市文物局、市规划委、市发改委、市建委、市市政管委等部门,分布在四个城区,面临的问题很多,建议在市开发办工作基础上,会同市文物局、市规划委和四个城区代表组成保护办公室,定期召开会议研究现存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报市政府主管领导。
3、编制胡同四合院保护规划,制订保护法规。
4、制订有关胡同四合院小规模微循环修缮政策,落实市政府对四合院风貌保护补助资金。
5、市政配套先行。
建议市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实施,改善市政基础条件和供应能力,逐步提升老城区百姓的生活质量。
曾培炎在北京市调研时强调
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违法违规用地
刘淇陪同调研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就土地问题到北京市调研时强调。
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土地管理的政策措施。
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切实保护好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曾培炎考察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规划利用情况。
听取了北京市关于土地管理和调控情况的汇报。
他指出。
自200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以来,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当前土地使用和管理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非法用地、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土地违法违规现象相当严重。
这不仅影响当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危及民族生存和国家长远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曾培炎强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严格土地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加大土地调控管理工作的力度,把好土地“闸门”。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确保全国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下降。
努力盘活存量土地,制止各种囤积土地行为。
强化节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曾培炎要求,进一步加强土地调控管理,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努力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切实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要完善土地管理责任制,层层落实地方政府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责任。
健全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抑制盲目扩大征地规模的利益驱动。
完善土地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加强土地管理提供法制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北京市政府负责人陪同进行了调研。
汪光焘部长谈:
扎实稳步推进村庄整治工作
建设部汪光焘部长近日答学习时报记者问时指出:
推进村庄整治工作要做好村庄整治规划、抓好试点和强调城市政府的责任。
编制村庄整治规划与实施安排,是政府引导和规范村庄整治工作的手段,是当前工作的重要抓手。
工作中要防止简单大致套城市规划的方法和指标;
要保护耕地,集约节约使用土地;
要因地制宜,突出农村特点和地方特色;
要落实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支持政策,增强可操作性。
同时,要组织动员农民广泛参与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全国现有村庄320多万个,试点工作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村容村貌整治、村民活动场所、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二是继续探索制定村庄整治规划的方法与实施路径。
三是研究村民参与和民主管理的实现途径与制度性保障。
(“城市规划”第6期)
建设部纪检组组长姚兵认为:
全国城乡规划中存在五大问题
新华社消息建设部纪检组组长姚兵日前表示,全国城乡规划中存在五个主要问题。
——城乡规划的指导思想存在偏差。
一些地方领导在城市建设上,重地上,轻地下,热衷于建大马路、大广场,大搞人造景观、假古董,造成很大破坏和浪费,而地下基础设施却欠账很多。
——城乡规划调控职能削弱。
一些地方将市一级规划管理权限下放到区县,有的政出多门、多头审批,开发区实行封闭运作,不接受当地规划部门的统一管理。
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城乡规划管理的调控职能,影响到城乡建设的有序协调发展。
——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
部分地方的领导和行政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开发商领导,市长决策,规划局执行”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存在。
——规划监管机制不完善。
尚未建立起规划行政层级监督制度,各级规划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规划公众参与制度、规划管理行政追究制度和行政纠错制度还不健全,群众举报制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村镇规划水平不高、机构不健全。
在我国的有些地方,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乡镇规划编制工作非常落后,村镇规划机构不健全,规划管理水平落后,专业人才缺乏,规划理念陈旧,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姚兵表示,要纠正和解决城乡规划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城乡规划效能监察是有效的途径和方式。
(“城市规划通讯”第9期)
世界遗产项目保护的北京成果
孔繁峙
北京是一座有着50多万年以来古人类进化生存遗迹、2万余年以来人类生活遗址、3050余年建城史和850余年建都史的著名古都。
漫长的历史岁月,独特的传统人文环境,孕育和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文明,并为当今的北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遗产。
自1987年以来,北京地区先后有6项具有代表意义的重要历史文化建筑及人类遗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其中:
有我国历史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并代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最高水平的明清皇宫;
有在世界上发现古人类考古材料最丰富、最系统的人类50万年前生活、居住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有被世界称为人类建筑史上伟大奇迹的万里长城(北京地段长达629公里);
有现存古建筑规模最大、保存现状最完整的皇家御苑——颐和园;
有独具特色的中国皇家祭坛的杰出范例、集历史传统工程技术与古代信仰理念及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天坛;
有中国古代历史上地上、地下建筑体系最完整、布局严谨、规模宏大、体现中国封建社会最高丧葬制度的皇家陵寝——明十三陵。
上述这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的名胜古迹,早在其当初所处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即已具备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知名度,当获得人类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后,其所固有的崇高的历史价值,就更为当今世界所普遍认同,从而确立了无可争议的国际地位。
截止到2005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
我国被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数量已经达到31项,在世界上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位居世界第三位,而北京地区所分布的世界遗产已达6项,占全国目前所列世界遗产总数的19%以上,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居全国的首位。
一、积极严谨的古建修复,保持了遗产的历史真实性
近些年来,北京市政府逐步加大对世界遗产项目的保护维修力度,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北京地区遗产项目的维修保护工作更是达到了高潮,开展了一系列备受社会关注的维修保护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明清故宫的维修工程,按照历史原貌先后复建了毁于上个世纪初期的建福宫景区;
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完成了武英殿建筑群的修复和午门等主体建筑的系列维修工程;
目前正以科学严谨的方法进行太和殿、太和门、慈宁宫、寿康宫、神武门等中轴主体建筑的维修工程,将完整地恢复故宫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历史原貌。
天坛近年来,全面完成了神乐署建筑群的修复与开放;
开展了对祈年殿、祈年门、皇乾殿、东西配殿等核心建筑的维修工程,实现了保护建筑的结构安全和向世人展示历史原貌的目的。
颐和园从2002年以来,修复了历史上著名的耕织图等建筑景区,2005年开展了对佛香阁、长廊、智慧海等主体建筑的维修保护工程,排除了古建结构险情,更换了脱落断釉的瓦件,恢复了油饰彩画等。
北京地段的长城均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在保护好墙体历史形成的自然状态的同时,近几年,先后对分布于平谷、密云、怀柔、延庆等十余处长城险情地段开展了修复工程。
使大部分地段的墙体保持了历史原貌。
对著名的北京猿人遗址的保护,自2004年开始,先后对猿人洞、鸽子堂等十余处化石出土地点的遗址层面,采取了多种的保护和加固措施,防止了病害和风化的侵蚀,取得了明显的保护效果。
明十三陵始终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修复保护工作,市政府自2001年开始,启动了残破陵寝的修复工程,目前,已先后完成了德陵、康陵、庆陵、泰陵等地面各种陵寝建筑的修复.取得了阶段性的保护成果。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北京地区各类遗产建筑的修缮工程,都是严格按照世界遗产公约所制定的“不改变历史建筑原状”和“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原则,依照历史资料,采用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组织施工,均取得恢复其历史原貌的效果。
二、解决社会占用问题,逐步实现遗产的历史完整性
由于历史原因,各遗产地多在上个世纪初期即存在社会占用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景区的完整性。
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来,全市针对遗产地被社会占用的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搬迁整治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故宫筒子河清淤为内容的整治工程,最先拉开了我市解决遗产地被社会占用问题的序幕,在中央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搬迁了长期占用故宫围房的全部住户和单位,恢复了故宫历史上的宫墙、围房、护城河的整体景观效果;
天坛的整体保护工作,是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天坛搬山”,此后又全部拆除了园内游乐设施,外迁并拆除了位于坛内的饭店、餐馆等建筑,特别是2001年以来,逐年加大了搬迁工作力度,先后外迁了天坛内的花木公司和花卉市场,恢复了10余公顷的坛内绿地和传统植被;
搬迁了占用神乐署建筑群的120余户居民,使历史上著名的神乐署建筑群得以修复开放;
重新修复了西部坛墙等等,使天坛的历史完整性逐步得以实现;
2002年以来,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外迁了长期占用颐和园西部景区的工厂和企业。
使曾建于乾隆年间著名的“耕织图景区”得以修复和开放,从而实现了颐和园历史的完整性。
近年来北京地区长城的整体保护工作,也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对明十三陵的整体保护工作也有了显著的进展。
通过上述工作,北京地区各遗产地长期存在的因社会占用而影响遗产保护的矛盾,正在逐步得到解决,遗产的整体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划定遗产保护缓冲区,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市政府在首都城市建设中,为保护和协调文物单位周边的传统景观,既对市级以上文物单位逐项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做出明确规定,又在全市公布实施,这对文物单位外围景观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组织及故宫等被列入遗产项目后,其保护标准也随之提升。
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遗产项目均应划出由内向外延伸3公里的景观控制缓冲区。
由于故宫、周口店等在1987年被公布之初,国际上对缓冲区的划定还没有硬性要求,而在此后我市申报并获批准的天坛、颐和园、十三陵等,都划有完备的外围控制缓冲区,在北京市政府的关注下,我市及时开展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故宫、长城北京段等遗产项目的景观控制缓冲区的研究、勘察与划定工作,根据各遗产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外围现状环境,确定了这些遗产地的景观缓冲控制面积。
其中故宫缓冲区方案,不仅得到来京实地考察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班德林的首肯,而且,还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通过,从而实现了遗产项目景观环境的保护和我市对世界遗产组织的承诺。
四、整治周边环境,改善和恢复遗产外围的传统景观
北京地区世界遗产所处的传统环境,基本上分为历史时期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两大类别,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世界遗产项目在已公布之时,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已较历史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普遍出现和不断产生的现代化“因素”正在逐步改变着已经延续数百年的历史环境,对世界遗产的外围景观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
近年来,市政府不断加大对遗产外围景观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工作。
各区政府也普遍开展了遗产地外围环境的整治工程,使各遗产地周边景观环境有了显著的改观。
东城区政府先后投入巨资,对故宫缓冲区东部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搬迁、整治工作,恢复了部分皇城水系,建成了皇城遗址公园和菖蒲河公园,恢复了鼓楼东大街的传统建筑等等,从而延续了上述区域的历史文脉;
西城区政府自2003年以来先后开展了皇城区域内的陡山门街、景山后街、地安门大街、鼓楼大街等中轴建筑的环境整治,再现了这一区域的传统建筑特色。
而且。
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极大地改善了故宫外围的传统环境。
自2002年始开展的天坛西侧南中轴线的环境整治工作,拆除了坛墙内外自上个世纪初期形成的各类建筑物,复建了永定门城楼,修复了西侧坛墙,使天坛西部的历史环境得以恢复。
为保持和恢复颐和园周边的历史环境,海淀区政府自2003年以来,不断加大对颐和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整治力度,先后完成了北宫门、青龙桥、西苑及西南区域环境的治理。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为保护颐和园西部缓冲区内的历史景观,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察勘现场并做出重要批示,拨出专款,将横穿颐和园及玉泉山之间的一条由数座铁塔组成的高压电缆线全部入地,有效地保护了颐和园西部传统的自然景观;
另外,房山区政府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外围环境的整治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十三陵、八达岭地区的遗产管理部门,也不断采取有效措施。
逐步加大对缓冲区保护工作的力度,使长城两侧原有的自然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恢复。
北京地区世界遗产的当代价值、国际影响及其保护工作,正日益受到全社会乃至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同时还要看到,我市遗产项目的整体保护及外围周边的景观环境,仍存在某些一时难于解决的历史问题和面临现代建设发展的严峻挑战。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全市的遗产保护工作,将继续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全面推动遗产项目的整体保护工作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展开。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城市近现代建筑呼吁立法保护
金磊
2006年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前夕,收到由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赠的“天津文化通览”的《五大道故事》一书,它通过享有“建筑博览会”五大道上“小洋楼”的介绍,反映了天津市历史进程与文化形态,是天津近代建筑文化遗产的缩影。
由此触动我们环顾华夏大地,在全国五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业分类统计中近现代建筑仅有98项,以北京为例,仅有北京大学红楼和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及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在保护之列。
面对全国城市化的进程,面对大规模一个接一个的城市主题建设目标,城市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形势日趋严重和迫切。
据清华大学张复合教授统计,在北京的22处有代表性的近代建筑或建筑群中,5处已毁、4处改建、4处亟待维修,多处建筑的保护问题十分令人担忧。
如曾在清咸丰年间发祥京剧艺术的前门商业区,也正在经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搬迁,以致于新华社《嘹望周刊》曾发表署名文章疾呼:
老北京的死与生。
事实上,我们清晰看到今日琉璃厂已名不符实,大栅栏已不断遭到破坏性拆建,已有的东交民巷也因拆改过半失去昔日风采,就是被誉为“国庆十大工程“的经典建筑华侨大厦也因诸多原因早已被拆除。
面对此景,我们不能不发出疾呼,城市究竟怎么了?
难道非要牺牲近现代建筑才能发展?
2004年8月,马国馨院士领导的中国建筑师分会为国际建协国际学术机构提交了一份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的清单,国际社会的关注点是要对那些有损毁危险或需要立即得到保护的建筑予以重视,它们是:
广智院(济南市,1905年);
董府(宁夏吴忠市,1905年);
天津广东会馆(天津,1903年);
德国总督官邸(青岛市,1907年);
燕京大学(北京市,1921~1926年);
嘉德堂、合德堂、钟楼(成都市,1920~1926年);
中山陵(南京市,1927年);
中山纪念堂(广州市,1927~1931年);
南京西路建筑群(上海市,19261934年);
马勒住宅(上海市,1936年):
上海外滩建筑群(上海市,1901~1936年);
圣玛丽教堂(香港,1937年);
重庆人民大礼堂(重庆市,1954年);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延安市,1942年);
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1954年);
集美学村(厦门市,1934~1968年);
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市,1958~1959年);
北京民族文化宫(北京市,1958~1959年);
台北国父纪念馆(台北市,1968~1972年);
北京电报大楼(北京市,1958年)。
应该说在迄今已有的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有近一半尚未列人其中,也就是说它们尚缺乏可保护性。
比如。
源自2005年至今,还有被拆危险的近现代建筑文化遗产中的典型是北京儿童医院。
2005年它正在被拆除,国内建筑界有识之士想方设法出来保护,它的生命才延续到今日,可如今有关方面并不认为它一定不拆,只是先将它围挡起来,等待上级批示。
对此,我们要问究竟是什么上级的指示,对城市遗产保护项目而言,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无政府问津呢?
我国有《文物保护法》,但北京儿童医院建筑的重要性及其文化遗产价值谁来认可已成为“拆与不拆”的焦点。
这个例子它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其一,要对全国近现代建筑的文化遗产价值做出调查,要做到心中有数,此任务的牵头必须是城市规划与文保单位,任何单方面主管单位如环保局、林业局等都不应以某种城市环境与生态建设(诸如“绿色奥运”)为由下令拆除城市已有建筑与设施;
其二,要有效实施我国城乡近现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单靠学术机构及专家的自护行为是不行的,必须有立法保障以提供行为的依据。
虽然近现代建筑与我们相距只有百年,与古建筑历史无法相比,但由于其艺术多元、技术先进、人文共融使它的价值更贴近时代,所以它也是历史文化记忆的摇篮。
人类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对此马国馨院士分析道:
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仅在建成20年后的1987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是迄今世界文化遗产中最“年轻”的一个成员。
因此,面对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到来,面对全国文保单位新增1081处的好成绩。
我们要在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思想的同时,结合城市化发展的实际,特别关注我国近现代建筑的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事实上,在我们大中城市,尤其是有殖民地痕迹的城市有部分百年特色老建筑,而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前苏联影响下又盖起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建筑,它们不应简单地随着城市化发展及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即拆除掉)。
据悉,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进入全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全国人大2007年立法规划之中。
结合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法能否建议展开我国近现代建筑调研与现状考察分析,在此基础上尽快形成《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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