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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监测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监测(2010~2011)
第一节营商环境综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及所展示的持续增长潜力令世界其他经济体失色。
其中,中国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改革中所释放出的活力,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全球企业家和经营者的兴趣。
改革开放政策伴随着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成为这些企业成功的最好诠释。
一、营商环境的概念
20世纪以来,交通和通信技术革命引发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蓬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的兴起。
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08年全球共有约82,000家跨国公司,810,000家国外子公司。
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估计,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的出口约占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量的1/3,2008年的全球雇员达到7,700万人。
在跨国的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追逐投资的热点,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接近20,000亿美元。
投资活动的全球化引起人们对投资环境的关注。
在跨国投资的对策分析中诞生了最初的投资环境评价。
1969年,美国商业学者RobertStobaugh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题为《怎样分析外国投资气候》[1]的文章,提出了基于评比排名的投资环境评价。
投资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全球资本的流向。
美国经济学家WassilyLeontief早期的研究[2]发现,全球FDI和贸易的现实并不符合Hecksche-Ohlin禀赋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现象: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反,绝大多数投资和贸易活动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
可见,投资环境因素的考量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成本比较,而是在技术变迁的背景下,影响国际生产分工各方面因素动态和综合的评价。
由于历史原因,投资环境往往被诠释成外商投资环境而将本国或本地区的投资者排除在外。
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中也容易引发诸多负面问题。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长期实践表明,一国或者一地区的本土企业,特别是富有竞争力的中小型私营企业,是当地经济活力的主要来源,也应该成为当地商业活动的主体。
鼓励本土企业的发展,提高私营部门的竞争力是经济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2001年,为了更好地实施促进各国私营部门发展的战略,世界银行成立了DoingBusiness小组,专注于构建各国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各种监管规则,这些阶段包括:
开办企业、企业运营、进行跨国界贸易、缴税、关闭企业。
它并不是对所有影响企业投资和运营行为的营商环境领域都加以测量。
例如,该报告不测量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腐败或者社会文化。
因此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概念更偏重于企业生命周期中面临的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额外成本。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这些成本反而可能由于当地对外优惠政策的存在而较低;而对于本地中小企业来说,这些成本却至关重要。
投资环境反映了企业投资方面需考虑的因素。
企业生产经营尤其是跨国生产经营的复杂性决定了投资环境优良仅是企业处于良好环境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一方面,充沛的自然资源、发达的交通条件、熟练的技术工人、优惠的招商政策等只是说明一个地区具备了招商引资和快速发展的潜能,属于潜在的竞争优势,而真正能发挥出多少优势则取决于当地的制度安排,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反映的那些制度性成本就显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所定义的营商环境并不是反映企业生存环境的全面评价。
任何非制度性的经营条件,都有可能构成营商环境的短板。
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充营商环境的概念,使其不仅能够评价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制度性因素,还要能够反映当地投资环境所体现的潜在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以便决策者即使身处复杂的决策环境中也能够获得清晰和客观的全局印象。
基于以上讨论,本报告将营商环境定义为:
一个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培育企业竞争优势所必需的各种共同的外部条件总和。
由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大部分地区尚未摆脱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特征,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和连接纽带,城市在信息、交通、人才、政策等诸多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因此营商环境的监测对象前提为城市。
二、城市营商环境监测的背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城市利用其经济区位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中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要素,发展较快,城市营商环境在发展中不断改善。
而伴随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这些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使其成为投资活动的热点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制高点。
这种自我加速的机制随着发展环境的变迁一样可以被中西部地区城市复制。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一方面开放程度的提高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要求更进一步的改革。
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共识,全面的发展转型将为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带来巨大的机遇。
(一)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推动国际产业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指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方式,将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带动移入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共发生了三次产业转移浪潮。
一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等国转移;二是20世纪60、7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日本、德国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转移;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广泛应用,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集中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和世界电子信息产品的制造向中国转移。
日本、“东亚四小龙”、东南亚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要城市,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先后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
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成为所有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的主流。
于是,摆在发展中经济体面前的议题是,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吸引发达国家产业的转入;在引进外部产业链条之后,让这些链条在本地生根和延展,从而实现经济的发展,而这些都依赖于良好的营商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手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全部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都位于沿海。
这些城市依托良好的地理区位,在经济开放中先行一步,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外商投资。
FDI不仅弥补了这些城市资本积累的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且通过新设备、产品、技术引进、经营管理技术扩散等途径产生正外溢效应,推动了这些城市产业技术升级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进一步减少,国际资本规模不断壮大,这些城市为吸引外商投资而发展起来的完善的基础设施、灵活的投融资体制、便捷的贸易通道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等营商环境的积极因素,正在成为外商投资扩大发展的催化剂。
(二)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新发展空间
我国商务部声明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加入WTO时所有的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多年以来都超过了60%。
“入世”之后,我国相继执行了“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指标年年都有新突破,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也更加密切。
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口号,以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主动适应全球化时期商业活动为工作主线,吸引外商投资,增强内资活力。
全球市场竞争要求中国城市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稳定性考虑,中国多年的表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一枝独秀。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微观竞争机制和资源配置体系的改革已经大部分完成,民营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
2009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多一点。
全球化带来市场机会的扩展,市场化加深则要求进一步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宏观价格环境改革:
逐步放开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干预使各所有制类型企业在统一的公平环境中开展自由竞争。
另外,各地仍然存在大量的行政准入干预,保护国有经济或者本地企业在个别行业的垄断地位。
这些违背自由竞争市场精神的保护主义严重扭曲了新企业和新行业的发展活力,是改善营商环境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改善城市营商环境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313美元,基本上进入了重工业化发展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结构调整:
城镇化进程会加快,重工业比重上升,居民消费结构和行为也会发生重大转变。
城镇化表现为人口和就业向城市集中,城市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亟待提高和改善;重工业化意味着资本集聚程度上升,规模扩大,风险也更加集中,对制度环境和人才要素更为看重;消费需求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将转向高收入弹性的公共品和服务品,对城市的社会人文环境和第三产业发展来说,是重要的发展机遇。
这几个方面都将对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产生正向影响。
综合考虑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结构调整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环节,也为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提供了良机。
对中国现实而言,目前国民经济中突出的结构型矛盾是区域经济差距。
区域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各地区不可能处于同样的发展水平、采取同样的发展模式。
东部地区面临如何融入世界产业链条、参与全球分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原有以劳动密集的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要向产业链的高端继续延伸;中部地区需要抓住产业升级的契机,利用丰裕的劳动力,积极承接东部劳动密集产业转移,成为新的产业基地;西部地区则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因此,企业投资布局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然而,由于中西部改革开放滞后于东部,城市营商环境尤其是制度软环境不甚乐观政府机构庞杂,行政办事效率低,透明程度差,手续复杂繁琐,因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对于中西部城市来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并不能永远发挥作用,也不能单单指望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中央政策的倾斜,而需要在上述方面切实地加以改进。
三、城市营商环境监测的意义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开展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监测是在研究和总结国内外城市营商环境监测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形成与发展的特征,依托国家统计局的城市统计数据,建立了一套科学客观的监测指标体系,通过计量经济方法,量化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现状,监测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监测研究旨在科学、全面、持续地监测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研究城市营商环境的特征,总结城市营商环境发展的经验与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城市营商环境监测数据将为各城市政府决策者、管理者全面、准确掌握其城市营商环境特征,进行产业规划和提高城市竞争力提供科学的依据
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城市化发展重要的内驱力。
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外部动力也有内部动力。
外部动力是工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的收入差距吸引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就业部门集中;内部动力是工业部门由于快速的技术进步导致分工扩大,协作加强,生产领域、生产部门增加,新产业和新行业不断出现,从而重新配置土地、资本和人力等生产要素,以适应工业部门快速的发展要求。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善包括了城市基础设施改善、企业营商成本降低、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等,这些因素对提高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城市营商环境监测为客观评价城市潜在的竞争力提供了科学、客观和量化的工具。
在综合城市各方面指标的基础上,营商环境监测研究提炼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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