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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一大”的党章明确规定:
“波兰工人党的最终目标是在波兰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要植根于波兰的实际。
波兰工人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基于对波兰的历史基础和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坚持探索一条符合波兰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哥穆尔卡认为,波兰工人党走向共产主义的方式应考虑这个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特点。
“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民主道路”。
第三,以和平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
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在波兰的实现将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
他指出,如果民主的人民力量团结一致,而且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那么以“社会变革渐进发展和逐步演变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四,绝不机械地移植外国模式。
波兰工人党明确地提出绝不照搬外国模式。
党的主要领导人曾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即波兰道路“不是要建立或者模仿任何外国的模式”。
对于苏联模式,哥穆尔卡强调,鉴于“阶级力量的内部和外部结构决定了波兰与俄国的发展道路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波兰工人党走向共产主义的方式应无需仿效苏联的办法”。
总之,波兰道路实际上是一条经由人民民主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道路。
从政党执政规律的视角来看,其基本思想就是要建设具有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时,美英和苏联的同盟关系尚存,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方面互有妥协,双方“并没有严格要求东欧国家必须建立同自己一致的社会制度”。
这就给波兰工人党选择植根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条件看,战后波兰人民渴望和平,波兰工人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还不够稳固,波兰其实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那么,以人民民主制度为基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途径的确很适合波兰的国情。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和美苏对立的日益加剧,苏联扎紧了在东欧的“篱笆墙”。
像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波兰工人党屈从于、或是依附于苏联的强大压力,被迫在波兰移植了苏联模式。
这样,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尝试就结束了。
苏联模式在波兰的全面推行,曾经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过一些成就。
但长时段来看,弊大于利。
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政的45年当中,波兰发生了激烈且频繁的社会危机和动荡,其他东欧国家无出波兰之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模式的弊端与波兰现实的冲突。
这些危机和动荡既暴露了党的执政能力的缺陷,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最终使党丢掉了政权。
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的原因,党的最后一位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曾经说: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社会主义在波兰由兴而衰的历史事实表明,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工人党的“国内派”关于“波兰道路”的探索确实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波兰需要的是符合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历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社会主义必须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执政党一定要从本国具体的、基本的现实国情出发,探寻并始终坚持走适合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执政党要实行符合具体国情的政党体制
关于政党体制与国情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几乎一致地认为,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着、或是影响着该国的政党体制。
既是如此,执政党就必须实行和选择符合该国历史和现实条件的政党体制,而不能照抄别国的模式,这样才能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否则,就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于动荡,这同样会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波兰道路在政党体制上实行“多党合作制度”。
这种政党体制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保留了波兰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度。
1943年,波兰工人党就提出,战后的人民民主制度应该“保持波兰传统的多党制度和议会制度”。
第二,实行多党联合执政,强调波兰工人党与其他民主政党的合作。
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指出: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波兰道路需要“整个民主阵营的统一和行动协调”,它需要“所有的民主政党共同行动”。
第三,波兰工人党在执政联盟中逐步确立了领导地位。
从1943年底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直至战后之初,波兰工人党逐渐成了联合政府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
但党并没有把本党在民族统一阵线中的领导作用看成是一种权力,认为这种角色应当通过政治工作来获得。
战后初期波兰的“多党合作制度”实际上是以波兰工人党为主体,以波兰工人党与其他民主政党鼎力合作、共同执政和管理国家的政党体制。
波兰具有悠久的议会民主制度的传统,第二共和国时期就实行多党制。
二战期间,波兰工人党与左翼力量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和团体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构成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
战后之初,波兰工人党的政治力量还比较薄弱,波兰社会党、民主党、劳动党、农民党和波兰农民党等政党都在积极地活动,但是没有一个政党拥有足够的政治实力可以单独地组织政府。
由此可见,波兰工人党实行的多党合作制度确实适应了波兰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
它既保留了波兰的议会民主制度,又可以使人民民主制度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既顾及了民主政党与波兰工人党一起行使权力,又使工人党逐步获取了领导地位。
特别是多党合作反映了执政的波兰工人党对如何处理与其他民主政党的关系的尝试。
虽然,马克思很早就设想共产党人应当争取与民主政党的联合,但怎样具体地实践,仍需各国的共产党人去探索和发展。
看来,波兰工人党“国内派”的尝试的确难能可贵。
冷战爆发后,在克里姆林宫的强大压力下,波兰被迫照搬了高度集权、共产党单独存在、一党执政的苏联模式的政党体制。
在波兰逐渐建立了形式上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联合执政,实质上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党独大,拥有至高无上的执政地位的政党体制。
苏联模式的一党制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环境的产物,它深受沙皇俄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沙皇俄国政治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是专制、独裁”。
波兰属于西欧文明圈,与西欧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
波兰在16世纪初就形成了两院制议会制度,“民主自由是波兰传统文化的第一特征”。
高度集权的政党体制与波兰悠久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政党体制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冲突成了波兰爆发激烈、频繁的社会危机和动荡又一重要根源。
对传统的制度安排和政治结构的依恋心里,使波兰人对照抄来的集权式的政党体制一直持强烈的抵触和对抗态度。
于是,波兰社会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涌动着民主、自由和多党制的思潮及实际行动。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当中,统一工人党拥有绝对的权力,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执政、参与执政的职能和活动大受限制,其政党组织形同虚设,它们的自主权利和政治利益得不到尊重,这引起了它们的强烈不满。
这些政党表面上接受了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实际并未放弃原有的政治信仰。
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原属于社会党的绝大多数人,并未真正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依然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不停地要求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政党本可以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团结的对象,但在政治上遭到排挤和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与执政的统一工人党的联盟关系破裂了,反而走向了统一工人党的对立面。
此外,“工青妇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仅仅是党同群众之间的传递带,他们的作用大受限制”。
这种局面实际削弱了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最终使波兰统一工人党丢掉了政权。
总之,执政党一定要确立符合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的政党体制。
惟如此,才能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权力成功地渗透和融合到整个社会之中,并被社会普遍地接纳,进而赢得拥护和支持。
这样才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并实现社会的全面稳定与和谐发展。
3执政党确立的所有制结构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保证。
但马克思主义同样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应当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恩格斯指出,“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现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
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看来,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说,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要依据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所以,执政党实行的经济所有制结构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违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所有制关系则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同样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执政规律。
二战前,波兰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农业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所以,波兰所有制改造的步骤应当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1943年底,波兰工人党在其纲领宣言《我们为什么而奋斗?
》中提出,战后的人民民主制度将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
纲领规定:
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在一定时间内共存;
对关于国计民生的大工业、银行、运输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中小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
鉴于“波兰农民是严重的个体主义者”及农业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等,波兰工人党决定暂不实行农业集体化。
战后初期,波兰实际上采取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有成份并存,以国营经济为主的经济所有制。
与此相应,以波兰工人党为主体的执政联盟先后实施了土地改革、国民经济基本部门的国有化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47~1949)。
土地改革使“100多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分得了600多万公顷土地”。
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地恢复。
1946年农业产值仅为1938年的47%,1949年恢复到1938年的91.5%,三年期间增长了94.7%。
国有化为波兰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战前波兰工业产值最高的年份是1938年,1946年的工业产值仅为1938年的67%,而1949年比1938年高出了81%,三年期间增长了148%。
国民收入1937年为147万兹罗提,1949年达到205.6万兹罗提,比战前提高25%。
看来,这种过渡性质的多元混合经济体制适应了波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波兰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1948年起,屈于苏联的压力,波兰全盘移植了苏联模式,在经济方面,逐步建立起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相应地照搬了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苏联的所有制结构和工业化方针对于波兰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曾起到过一些积极作用,但长时段来看,消极影响愈益明显。
为了建立单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波兰取缔了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扩大了国有化的规模。
“波兰进一步剥夺了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国有企业的生产占整个工业生产的比重达到97%。
1948年发动的‘贸易战’使95%的批发贸易收归国有,占整个贸易额的80%”。
取消小手工业和个体服务行业给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1950年波兰全面实行农业合作化,1949~1955年,“合作社从243个增加到9750个。
但由于经营管理差、效益很低,合作社平均每公顷产量比个体农户低16.7%”。
这既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变革所有制关系的同时,波兰相应地效法了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
其结果,首先是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使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的失调。
1951~1980年,波兰“重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5%,农业仅为1.8%”。
战后波兰的屡次社会危机和事件都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引起的。
其次,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农业和轻工业的长期滞后,使得食品、日用消费品和生活资料供应短缺,物价上涨,这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再者,由于把大量的有限资金都投入到重工业领域,导致了消费增长的严重不足,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缓慢。
1961~1970年期间,波兰是经互会国家中消费水平提高最慢的国家,每年实际工资增长不到2%。
而且,波兰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1937年,波兰人均收入为100美元,英国人均收入为440美元,约是波兰的4倍半,而到了1988年,波兰人均收入为1860美元,英国人均收入为*****美元,是波兰的6倍”。
职工收入增长缓慢是波兰成为东欧国家中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最多的主要原因。
看来,这种脱离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和与此相应的工业化战略,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
不仅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引发了延绵不断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总之,执政党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为理论依据,一定要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实施所有制的改造,并确立适宜的所有制结构和工业化发展战略。
这样才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和制度支撑,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和协调的发展。
4执政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毛泽东也指出: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那么,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就应当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根本宗旨,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才能够牢固地掌握政权。
波兰工人党的“国内派”提出并初步地付诸于实践的波兰道路,既代表了波兰人民的利益,也深受广大波兰人民的欢迎。
波兰工人党在社会和政治等领域采取的各项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国民经济基本部门的国有化和三年重建计划等,赢得了波兰社会的广泛支持。
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对波兰工人党的广大党员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
而广大的社会党人都乐意于接受1945年之后的人民民主政权。
费伦茨·
费伊托认为:
“1945~47东欧国家完成的改革,可以看作是整个国家在所有民主党派比较积极、比较诚恳的支持下取得的成就”。
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
应该说,人民民主制度激发了波兰人民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憧憬。
波兰经济快速的发展,1949年,“波兰经济已恢复到1938年的水平”,“国民收入比战前增加25%。
农业生产按人均计算超过战前27%”。
这些成就为波兰成为一个工业——农业国奠定了基础。
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源就在于党脱离了人民群众,背离了波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致使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波兰统一工人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
统一工人党执政期间,盲目地以重工业为中心,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工农业比例关系的失调,且没有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和经济改革与群众的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党也无力解决70年代之后不断增长的巨额外债和经济滑坡等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
较多的经济失误,引起了人民对执政党驾驭经济的能力的怀疑,更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就像党的最后一位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
“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
第二,党没能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使党失信于民。
党自身由于“多年执政的舒适生活,已变得懒惰”。
由于这种惰性、且缺乏民主监督以及党组织的官僚化,导致了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些在70年代最为突出。
1980年危机爆发后至1981年6月,“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有近500人被指控犯有贪污、腐化等劣行”,在被指控者当中,“有3名中央书记,包括盖莱克本人;
57名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
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副部长或相同级别的干部;
51名省长和副省长。
在100多起重大的贪污案件中,涉及领导干部的达800多人”。
耸人听闻的腐败现象激起了民愤,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党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使党脱离了群众。
波兰统一工人党“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压制人民的合理要求,使问题升级,造成许多不稳定因素。
如在对待人民群众因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游行示威等事件,往往主观武断,动辄武力镇压,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在处理‘波兹南事件’、‘十二月危机’和76年工潮等事件时,都导致流血事件的出现”。
党的这种应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严重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对于党的信任。
这其实是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一种表现。
对此,党的领导人自己也承认。
党的第一书记盖莱克认为1970年的“十二月事件”,其主要原因是“削弱和严重破坏了我们制度所需要的党的领导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系”。
后来,党的第一书记卡尼亚指出,1980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同工人之间的联系遭到削弱和破坏。
总之,没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丢掉政权的根源。
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没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执政党就会丧失胜利之本和力量的源泉。
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正确地处理好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事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所以,执政党始终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执政为民,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才能稳固地保持执政基础,并巩固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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