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玉峰李惠军封邦建国与礼乐文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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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历史研究得以科学、客观、真实和具有借鉴价值的基本前提。
新课改背景下所倡导“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绝不是什么新的课程理念。
它仅仅是“还原”学科特质,“回归”学科本真。
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历史教学中简单的“以论带史”的现象,武断的“概念推导”的弊端充斥于课堂,历史学科失去了它应有的“底色”。
所以,我们需要矫枉过正。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学科教育理念的创新,更非一种教学的模式。
恰恰因为理解的偏颇,所以我们经常在课堂上看到一些非理性、非常态的所谓“史料教学”的表演行为和尴尬情形。
概而言之,一是史料引入贪大求多,缺乏灵魂的统摄;
二是史料解读浅尝辄止,缺乏深入的品读;
三是史料运用孤立突兀,缺乏逻辑的贯通;
四是史料延展主观随意,缺乏理论的支点。
其结果是,要么是历史课被几则史料割裂得支离破碎;
要么是一段清晰的历史,在笨拙的“史料教学”中,搞得乱象丛生,面目不清;
要么是连我们老师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读完、读懂的史料,却在课堂上被学生“迅捷”、“精准”地理解了。
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对史料教学理念的误读和曲解的结果。
所以,在新课程背景下,对于如何选择史料、运用史料和解读史料,依然需要一次新的矫枉过正。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本课的创意和策划上,力图做些初步尝试。
【过程设计】
一、课题导入:
1、情节描述,引出问题。
公元前1046年1月初4拂晓,周武王率数万人的“多国部队”兴兵伐纣。
仓促中,商纣王拼凑了一支包括奴隶在内的“杂牌军”在商都郊外的牧野仓促应战。
就在激战的关键时刻,商军中的奴隶突然临阵倒戈,战局顿时急转直下。
夕阳西下,绝望的纣王爬上鹿台,回头望了一眼那道如血的落日后,点燃身边的干柴。
一个近600年的商王朝连同它的末代君王,骤然消失在熊熊的烈焰中!
三千多年来,人们每每谈及此事,似乎有一个铁定的共识,那就是,商亡于暴政。
但是,我们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一个远在岐山脚下、周原之地的蛮荒小国,何以能够联合起本属于商朝的八大方国共同伐纣呢?
商王室与各方国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其中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2、反顾历史,释惑解疑。
(引导学生解释课件,回顾殷商时代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师生获得新的共识)显然,这种松散独立、离心离德、依靠武力维系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制度隐患,也注定了殷商灭国的初始宿命,暴政只不过让这一天早日来临罢了。
二、课题展开:
[环节一]从“武王克殷”到“天下初定”
1、艰难抉择、因势而动。
硝烟未尽,武王便急召太公、召公和周公入宫问策。
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殷商的遗老遗少。
“爱屋及乌”的典故最早见于《尚书·
大传》。
这里记载了当时武王的问策细节。
面对武王的困惑和提问,三位大臣提出了各自的对策:
●太公对曰:
“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
恶其人者,恶其余。
咸厥敌,使靡有余,何如?
”
●召公对曰:
“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
●周公曰:
“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
贵族有过,在纣一人。
【史料运用解析】
引入《尚书》关于周武王问政的记载,使学生了解在西周建立之初,要解决许多遗留问题。
从材料记载中,学生凭借自身的常识,很容易得出召公的对策是相对合理一些。
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周武王最终选择的却是周公的看似“放任自流”的管理方式。
这种看似松散的管理方式,其实恰恰是当时社会现实所必需的。
这则史料的运用,突破了学生已有的常识判断,从而引发他们的探究兴趣,通过教师引导性的分析,学生对周武王的政治抉择有“顿悟”之感:
1、作为与原殷商其他方国地位同等的方国之一,他是无法任意对其他方国发号施令的;
2、周公的“无为而治”更适合西周立国之初的稳定社会的需要。
(教师引导学生研读材料,从材料中获得三位大臣的主张,导出课件所示的结论)当然,周武王关注的远非处置殷商遗民。
还有离心倾向极强的方国问题和蛮夷问题等。
同学们,你认为当时周武王最有可能接受谁的建议?
为什么?
预设答案1:
同意姜太公意见,避免养虎为患。
如果武王不采取坚决的措施,他们也会像反叛商朝一样会反叛周朝。
预设答案2:
同意召公意见,区别对待,即防止叛乱,又不滥杀无辜。
引导学生认识:
历史往往令人匪夷所思。
周武王恰恰采纳了周公的意见。
武王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周公的意见,我们查不到相关的史料证明。
但是,细细考察当时的局势,我们又可以作出下面的一些推测。
首先,强行剪除,势必造成新生政权与各种势力的直接对立;
其次,原来的方国长期松散独立,历史的惯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容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势力成为高高在上的主宰。
目光敏锐的周武王当然知道商朝体制的弊端,何曾不想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在“人心涣散、天下未定”的现实面前,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头等大事是稳定时局、收拢人心。
所以,他不得不采纳了周公建议。
2、顺势而为、武王初封。
据《史记·
周本纪》记载,武王分封时: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
●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
●封尚父于营丘,曰齐。
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封召公奭于燕。
——《史记·
周本纪》
通过《史记·
周本纪》所记载的武王分封的具体内容分析,学生能够初步知道武王分封的对象和方式:
1、对于殷人的后裔,由纣王之子继续统领,同时派三个兄弟来进行监控;
2、对于原来的殷商方国则采取“褒封”方式,让其继续按原来的方式存在;
3、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派功臣及亲戚以武力防卫。
从材料分析中使学生明白,西周立国之初的分封只是权宜之策,并未进行有效的“集权式”的管辖,而且分封的主体也不明确,控制手段显然也显得过于宽容。
这段史料既体现了西周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的错综复杂,所能够选择的治国方略十分有限,正好呼应了前面“武王问策”后的政策选择,同时,也为后面的“三监叛乱”埋下伏笔。
请大家仔细阅读材料,看看周武王是怎样解决殷民、方国和宗亲功臣的?
预设答案:
让纣王儿子武庚统治殷商遗民,但派他的弟弟管叔和蔡叔帮助武庚。
对于原来商朝方国的分封,武王并没有派人到方国监督。
对于其他地区,周武王直接封他的功臣和兄弟进行管理。
我们可以把武王分封分别概括为对于殷商遗民采取“以殷治殷”;
对于藉外方国采取“封其故地”;
对于功臣宗亲采取“直辖管理”的不同方略。
周武王以其过人的政治智慧,通过因势利导,分别对待的手段,进行了因循渐变的分封,从而达成了一个“松而不散”、“独而不立”、“统分结合”局面,实现了西周社会的初步稳定。
[环节二]从“三监叛乱”到“封建亲戚”——天下归周
三年后,周武王病逝镐京。
新生政权又遭遇了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
成王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
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
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
鲁周公世家》
“三监叛乱”材料的引入,正好呼应前面武王分封所埋下的“伏笔”。
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将学生的思绪导引至“山重水复”的境地:
“牧野之战”浮显出纣王暴政与制度隐患,可谓“死得其所”,“武王分封”彰显了武王仁德与制度初定,可谓“顺势而为”,而三监叛乱使学生思想陷入了困顿:
殷商灭亡尚可理解,可是武王德政竟然也会招致动荡?
在这种“奋悱”情绪中,在教师重新分析“武王分封”所存在的制度隐患后,学生们的思绪会顿生“柳暗花明”之感:
权宜之策并非长久之计,制度建设才是安邦之本。
从而为下文周公建制做铺垫。
(与学生共同解读文献史料后,教师提出疑点)商纣暴政而王天下。
而武王强调德行天下,按照常理,应该是长治久安了。
但是,西周建立仅仅三年,便发生了三监与方国的联合叛乱。
对于这种非常规的历史现象,你们认为根子到底在哪里呢?
(再次展示武王分封的示意图)
殷商遗民和方国自行管理,他们保存了实力,容易形成反叛集团。
现实告诫人们:
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势在必行。
临危受命的政治家周公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那么,周公是如何重构规典强化统治的呢?
据史籍:
●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左传》
●(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荀子》
有了前面对武王分封制度隐患的分析作铺垫,再引入周公分封的史料,学生对周公分封的认识会更加清晰明了。
这段史料充分体现了周公分封中的主体意识,“亲戚”成为了拱卫成周的中流砥柱。
大家看,与武王分封相比,周公分封的主要对象有怎样突出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意图在哪里?
王室亲戚占了大多数。
通过亲戚关系来加强周王家族对全国的统治。
周公正是利用了血缘宗亲关系来加强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接下来,周公必须要面对并解决一个严峻的遗留问题。
那就是如何处置叛乱的武庚及其殷商遗民?
下面,请大家仔细琢磨下列文献:
●周公……以微子启(纣王庶兄)代殷后,国於宋。
●周公迁殷顽民於成周(洛邑),……周公亲自监之。
——《尚书·
正义》
●周公……分鲁公(伯禽:
周公之子)以……殷民六族,……分康叔(周公之弟)……殷民七族。
——《左传﹒定公四年》
通过与前面周武王处理殷人后裔的方法相比较,这段史料凸显出周公以其过人的政治智慧,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拆散了殷商后裔的力量,彻底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从而更衬托出周公分封较之武王分封的进步性。
●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
……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
●述职;
述职者,述所职也。
——《孟子·
梁惠王下》
●昔天子班贡,……周制也。
——《左传﹒昭公十三年》
●元侯作师,卿率之,以承天子。
——《国语﹒鲁语》
这两则史料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周公建制中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自夏以来,在国家管理上,经历了夏朝的松散的“部落联盟联合体”,商朝的离心的“方国联盟联合体”,西周立国之初的相对松散的武王分封,直到周公分封,才真正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的“集权化”的管理倾向: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从此以后,各诸侯国都必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
从文献中,我们发现,周公让微子启继续管理商朝遗民,建立诸侯国宋;
把殷顽民迁到洛邑严格监管;
殷民六族和七族则分给他的儿子和弟弟。
这实际上是一种怎样的统治策略呢?
分割了殷民,把他们融到其他地区,一边分散瓦解。
其实这就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分化瓦解策略,实际上,周公的举措将殷商遗民的势力彻底消除了。
不仅如此,周公对分封制度的完善是突破性的。
从《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看,周公分赐给鲁公殷朝的六个家族,服从周公的法制,并归附周朝听其命令。
这样一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就已经突破了原来的松散性。
集中体现在:
第一、中央赋予诸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
即所谓“授民授疆土”;
第二、诸侯按王室法律治理地方,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辖;
第三、诸侯必须向中央承担相应义务。
包括述职、班贡、作师。
通过对周公分封的有关材料的讨论和分析,特别是通过对周公分封与商朝的外服制,周公分封与武王的分封之间的联系与变化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周公的封邦建国是古代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其中最为显着的特征是:
构建了以“血族宗亲”为纽带的权力体系;
形成了以“天下之君”为核心的管理网络;
正因为周公的封邦建国,使得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天子由“诸侯之长”一跃而为“天下之君”。
正因为周公的封邦建国,才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诗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的新格局,造就了一种具有明显的集权化倾向的古代新型国家体制。
正因为周公的封邦建国,学术界才有人敏锐地提出,它一改夏朝部落联盟联合体和商朝独立方国联合体的松散的国家形式,一个古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紧密的国家政体才渐趋走向成熟。
[环节三]从“宗法关系”到“家国同构”——天下归宗
然而,问题远没有结束。
一剂“封邦建国”的良药绝无可能包医体制的百病。
实际上,在刚才分析三监之乱的史料时,大家忽略了一个敏感细节文字。
商纣王儿子武庚谋反实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周公的两个亲兄弟为什么也会联合武庚叛乱呢?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教师:
其实,这里的焦点就在于:
武王死后,到底应该由谁来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继承?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周武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是继续沿用了商朝的继承制度。
根据王国维的研究,国王的弟弟最有资格先继承王位,如果没有弟弟,才能轮到国王的儿子。
这就是所谓的“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法度。
现在我们根据商朝王位继承法来断一个公案:
大家说说看,谁有资格继承王位?
(学生讨论——此略)
既然如此,按以往的传统,管叔排行老三,周公排行老四,武王死了,管叔理当即位,轮也轮不到武王的儿子;
即便是摄政,也首先是管叔,也轮不到周公。
所以,管叔和蔡叔挑起叛乱,绝非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有道理的。
显然,要确保西周王朝能够长久顺利地传续下去,必须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明确的继承原则。
那么,周公究竟确立了怎样的继承法统呢?
据史记记载: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春秋公羊传》
通过结合三监叛乱的起因与殷商继统法的分析,学生会深刻体会到在早期国家管理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国家管理的延续性,如何才能确保一个家族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这个史料的运用,彰显了西周继统法在解决制度稳定性方面的突出特征:
“嫡长子继承制”,明确了王位继承的唯一性,避免了王位之争的动荡性。
同时也更突出了在早期国家管理中,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为落后的情况下,“血缘关系”作为维系国家稳定的纽带的重要性。
这里有两个关键:
第一、嫡长子优先继承,其他嫡子顺次排列;
第二、如无嫡子,庶子中则以出身显贵者优先继承。
实质是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度,确定尊贵等级和上下名分。
再回到前面这个案例。
如果,根据周公制定的宗法制度,大家看看,哪个人更适合继承王位呢?
二儿子。
显然,宗法制度解决了王位继承“名正言顺”的标准。
至于说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嫡子和庶子的权力分配和财产继承问题,周公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据文献记载: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音同你,父庙之意)者为小宗。
——《礼记·
丧服小记》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
本段史料主要突出了地方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和地位的传续与继承问题。
西周的分封制,就是通过这种“嫡长子继承”的方式,层层分封,形成了明确的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的地方管理体系,贯穿其中的就是血缘关系这条纽带。
这段史料与前面的周公对西周王位继承原则的创制相结合,能够为学生展现一幅生动、具体、鲜活的国家管理图景,使他们对西周分封制度有更为深刻立体的认识与理解。
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天子是“大宗”;
而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被分封为诸侯,他们是“小宗”;
诸侯也是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
诸侯相对于卿大夫,又是“大宗”,依次类推。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请大家观察下面的示意图,便可以一目了然了。
现在大家根据示意图再来理解这段材料。
谈谈你对西周宗法分封制度的认识。
使权力和财产的继承关系变得清楚了。
有益于防止内部争权夺利。
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上下级关系比较明显。
西周正是通过宗法制为分封制的实施,提供了依据和准则。
而依照宗法制,通过分封制,又形成了上尊下卑的等级序列和统治基础。
如果说,分封制是一种授权方式,那么宗法制则是这种授权方式的“刚性法则”。
由此,在西周社会形成了一个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有主干(大宗)有枝叶(小宗)的具有向心力的宗族血缘群体。
它把血缘意义上的“家”与政治意义上的“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家国一体的东方典型模式。
所以有人说,假如你不了解中国的宗法制,你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
[环节四]从“制礼作乐”到“协和万民”——天下归心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周公通过封邦建国加强对疆域的统治;
通过宗法制度保障了周王室的血缘族权和传承法统。
但是他也深知,刚性制度只能迫使人被动屈从,难以产生思想上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
辅之以怎样的柔性政策才能维系刚性的制度,才能使得万民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呢?
从《尚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周公在“救乱”、“克殷”、“践奄”“建侯卫”、“营成周”稳定了周初局势之后,就开始着手“制礼作乐”,从情感意识和思想形态角度强化认同感。
周公所制之“礼乐”有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呢?
我们先来看看“礼”;
(学生朗读课件的“礼”)
‘礼’的本质是‘异’,就是差异。
就是材料中说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差异,是不能混淆的。
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习俗仪式。
周公制礼作乐,是把礼的规范作用推广到宗法关系和政治等级上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些差异。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乐”(全班齐读)
乐讲究和同。
指音乐、史诗和舞乐。
其规模与形式必须同所处的等级地位保持高度一致。
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社会色彩。
它能够使人们产生共鸣和同类感,它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在由礼乐所构建的“尊尊”、“亲亲”的文化氛围之中,增强了西周王朝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西周王朝利用礼乐制度从意识形态高度,协调了西周贵族之间的利益纠纷,从根本意义上解决了政治运行的有序化问题。
此外,周人的天命观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由商朝单纯的尊神敬鬼转变为西周的敬天保民,礼的重心也从神事转到了人事。
西周统治者以“德”诠释“天命”,并将“天命”和“德”的思想纳入无所不包的“礼”的体系中,由此开创了宗周的礼乐文明。
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要让人的内心世界坦露出来,并将它们规范于用礼和乐编制而成的有形之网中。
礼乐制度的推行使得西周王朝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彬彬有礼、钟鸣鼎食的和谐社会。
但是,在用礼和乐编织起来的这张有形之网的下面,却透露出森严的等级秩序和宗法伦理。
社会的政治关系(君臣)与人际的血缘关系(父子),完全被束缚在这张美丽的礼乐之网中。
三、课题升华:
夏商时期的国家形态,充其量不过是“王国与邦国并存”的“多元一体”的分散型国家。
经过西周初年,特别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周公的努力,中国从一个“神散形聚”方国联盟一跃成为“形散神聚”的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
这得益于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结合,以血缘关系为主确定分封对象。
分封的结果使周王成为政治上的天下共主、血缘上的天下大宗。
而礼乐制度则从精神心理方面,达成了一种相对的秩序和认同。
实际上,宗法制与分封制只是规定了周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格局,礼乐制度才是治国之道。
礼乐制度是西周稳定二百余年的奥秘。
由礼乐制度产生的礼乐文明对后世影响至深。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说:
“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于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味。
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这节课的核心内容概括为:
分封制:
“天下归周”;
宗法制:
“天下归宗”;
礼乐制:
“天下归心”。
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都是一定社会现实的产物,它本身也从产生之初即包含着某种不可克服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变迁,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老师为学生讲“问鼎中原”的故事,从故事中发出历史的感叹,结束本课)
【教学反思】
历史教学中,结论的归纳、概念的抽象、本质的概括无疑是重要的。
但是,它们都必须具有历史的特性——源出于材料。
而历史课堂上的材料运用,又不同于历史研究中对于材料的考订、甄别、辨伪。
在有限的时空状态下,如何运用材料,让历史课鲜活起来呢?
在这里,我们重点谈三点体会。
一、典型、多样的材料与严谨、多元的解读是激活历史的前提。
上课伊始,我们出示的课件既有古乐音频,又有燃烧的动画,还有扣人的情节。
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提出问题——殷商“亡乎于政,还是亡乎于制?
”由此,引导学生回顾商朝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从史料的解读中,在严密的推理中,不仅获得新的认识,而且为西周总结前车之鉴买下了伏笔。
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给出学生大量的、臃肿的材料,而是仅仅抓住所给出的几则图片文字,围绕着我们的教学思路和学习目标。
在材料的深度含义上浓墨重彩;
在材料的广度联系上瞻前顾后;
在材料的彼此差异上引发思考。
同时,特别注意到了材料与教材的对应性,材料与解读的延伸性和材料与历史的相关性。
对于历史课堂教育来说,最幽玄、最抽象、最难以把握,乃至最不可捉摸的是历史的“灵境”。
而这种“灵境”的破译需要带有意向性的玄想。
历史教学中,对于材料的理解固然需要严谨的逻辑,细密的推敲。
但是,从时间角度看,课堂教学中对于材料的解读,更需要在教师引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历史想象。
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的功能就在于将这些分散、零碎的历史记忆连结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经验。
从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在课堂解读材料中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材料解读中,逻辑推论就像是思维的骨架,它规定历史想象运用的范围与限度;
历史想象则如同血肉,在逻辑推论之上形成一副富有表情的外形,使历史意识有了传达的载体。
有了这种演绎思维,历史过程中的碎片将因为认识者的再体验而被联系成连续性的整体?
。
二、历史材料的逻辑化、线性式链接与融通是激活历史的关键
鉴于课堂教学时间和学生阅读难度与量度等客观因素的限定,我们在日常教学中不可能像史学研究一样,大幅度、全篇幅的引入所有材料。
于是,我们在课堂上所展示给学生的材料,就会显得相对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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