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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周後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
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现代着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
“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东周石鼓文
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
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
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後的重要地位。
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後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二、开创先河的秦代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
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後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
着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
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
“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
”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於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後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
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
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主要作品: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西元前208年),可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
《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後的标准字体,小篆。
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徵,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
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是:
“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云梦睡虎秦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
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
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徵,既有後世隶书的特徵,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
古人说:
“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三、隶书大盛的汉代书法
汉代从西元前二零六年到西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
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
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於定型的关键时期。
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
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
刘勰《文心雕龙·
碑》说:
“自後汉以来,碑碣云起。
”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嫺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
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
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後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
康有为曾说:
“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
马王堆帛书
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左图)和乙本(右图)等,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西汉无隶书,西汉无分书等说法不攻自破。
《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
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於简书,也不同於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
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
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徵。
西狭颂
汉代隶书。
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篆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又名《惠安西表》。
建宁四年(西元171年)六月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
此石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
杨守敬评论说:
“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
”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
埔阁颂
汉代隶书摩崖。
全称《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与《西狭颂》为姊妹篇,建宁五年(西元172年)二月刻,在陕西略阳县白崖。
此石字体多含篆书意味,笔画圆润,波磔不大明显,但字形结体多取横势,方折突出,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所以清代万经曾说字样险怪,下笔粗钝,而康有为评云:
“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後世无知之者。
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
”(《广艺舟双楫·
本汉》,可见此石对後代书坛的影响。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东汉碑刻。
灵帝中平三年(西元186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
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
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
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家所称道。
鲜于璜碑
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西元165年)刻,此碑结字宽扁丰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棱角之处方笔森挺,可谓斩钉截铁,已开北魏切笔之先河,但不失秀俊。
整幅气势浑穆刚劲,有茂密丰伟之感,近《张迁碑》,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礼器碑
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西元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
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於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
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
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
此碑对以後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曹全碑
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西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
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华山碑
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西元161年)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
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
“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
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
”(《金石文字跋尾》)。
刘熙载也说:
“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薄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
”(《艺概》)
史晨碑
东汉隶书。
碑体两面刻字,又名《史晨前後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後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
灵帝二年(西元169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
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笔法笔意二者俱全。
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评论说:
“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
其品格在卒吏(乙瑛碑)、韩敕(礼器碑)之右。
”杨守敬《平碑记》也说:
“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乙瑛碑
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西元153年)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
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於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翁方纲称其:
“骨肉匀适,情交流畅。
”何绍基以为:
“横翔捷出,开後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石门颂
汉代大型隶书摩崖石刻。
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西元148年)刻。
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论此石刻曾说:
“石门巧多於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
布置巧妙,错综变化。
衡方碑
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西元168年)九月立,原在山东汶上县,清雍正八年(西元1730年)汶水泛决,碑陷,後邑人重立,今在山东泰安岱庙。
此碑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如虎卧阕下。
笔画端正粗壮。
笔笔如磐石,折角棱条分明,有严峻之态。
章法行密字满,于平正之中存欹斜之变。
翁方纲说:
“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後来颜鲁公正书之渐。
”(《两汉金石记》)杨守敬《平碑记》也说:
“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清代着名书法家伊秉绶隶书即源於此。
四、完成书体演变的魏晋书法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
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
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
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
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後,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
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
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後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
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
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着名代表书家及作品介绍
钟繇(151-230)
字元常,三国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
因为做过太傅,世称“锺太傅”。
他的书法,以曹喜、蔡邕、刘德升为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
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
和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
他的书法历代为人所重视。
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宋代以来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都是晋唐人临摹本。
其主要作品有:
宣示表:
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於自运”。
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荐季直表:
小楷,写于黄初二年(二二一)。
其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势横扁,尚有隶意。
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结体法度均不如晋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
陆机
陆机,字士衡,西晋吴郡(今苏州)人。
陆逊之孙,陆抗之子。
生於吴景帝永安四年(西元261年),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丁巳(西元302年),少负才名,与弟云并称“二陆”。
累官太子洗马、着作郎,成都王司马颖表为平原内史。
《平复帖》局部
王羲之(303-361)
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
晋怀帝永嘉年(西元三零七年)生,死於晋哀帝兴宁三年(西元三六七年)。
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後世称为“王右军”。
他出身於两晋的名门望族。
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
他小时後就从当时着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
以後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後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
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
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
他把散见於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
乐毅论:
王羲之书,小揩字体。
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
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
黄庭经:
小楷,关於黄庭经,有一段传说:
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
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
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後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
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後世的摹刻本了。
兰亭序:
这篇文字,是王羲之於东晋永和九年(西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宴会上,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
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
後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
其雄秀之气,出於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
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书。
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
元赵孟俯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
《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
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孔侍中帖:
《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
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
二谢·
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
《频有哀祸·
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
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丧乱帖:
《丧乱·
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
纸本。
现藏日本帝室。
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於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
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
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十七帖: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内容是他所写的尺牍。
因卷有“十七”字故名。
《十七帖》墨迹已佚,仅有摹刻本传世。
《十七帖》草书,前人评为“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也有人认为帖中字带有波挑的笔势,字字独立不相连属。
这正表明他善於“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所以才能形成他独具风范的草书体势。
王献之(344-386)
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
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
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
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後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他的字。
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着。
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笔划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
洛神赋十三行:
洛神赋(十三行)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
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
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
现藏首都博物馆。
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
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鸭头丸帖
王献之行草书。
二行,文曰:
“鸭头丸,故不佳。
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
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
姜夔《续书谱·
用墨》说:
“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
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
”《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
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
《书断》中说:
“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
《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王洵(350-401)
字元琳,小字法护。
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
官至尚书令。
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个精於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
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
其草书《伯远帖》,一直被後代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是因为它是十分难得的东晋名人书法真迹。
伯远帖
东晋王洵真迹。
历来为後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
《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
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
被列为“三希”之三。
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五、民间书家大显身手的南北朝书法
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後,势力逐渐衰微。
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
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
後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对统一。
这是北朝。
晋室东迁至灭亡,从西元三一七年至西元四二零年,是南朝。
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
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
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於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
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
康有为说:
“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
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主要书法家及作品:
智永(南朝-隋唐)
是王羲之的七代孙子,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後代。
他是严守家法的大书法家。
他习字很刻苦。
冯武《书法正传》说他住在吴兴永欣寺,几十年不下楼,临了八百多本《千字文》,给江东诸寺,各送一本。
他用废的笔,埋起来象冢一样。
後人讲“退笔成冢”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学钟繇《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着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
他所写的《千字文》清何绍基说:
“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
我们细读他的墨迹《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
董、何之说可谓精确、具体、恰当。
《千字文》?
此为智永《真草千字文》,线条饱满,笔意飞动,运笔,结体的技巧都十分精熟,前人评其书谓“智永得右军之肉”,於此可得印证。
其《楷书千字文》用笔遒劲,结构端庄,笔画的起止提按痕迹十分清晰,富有虚实变化,与晋唐写经非常接近,便於初学。
魏碑代表作
1.丰碑:
丰碑的书体除了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所含的隶法较多,风格较古,以及东魏敬使君碑较圆柔,是特例独行的坏孩子之外,其余都是规矩的好学生,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如晖福寺碑、高贞碑、张猛虎碑等。
爨宝子碑:
南朝沿袭晋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极少,而云南“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可谓灿若星辰,光耀夜空。
《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傚汉制而树碑立传的。
此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
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
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於楷书。
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
看似呆笨,却飞动之势常现。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当的。
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立於南朝宋大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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