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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高原
位于四川盆地的南面,东边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东面的鄂西山地,属于中亚热带的山地高原湿性常绿阔叶林黄色土壤的景观和岩溶山地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石灰土的景观。
海拔高度多在1000米左右。
云南高原
位于四川盆地和贵州高原的西南面。
它除了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之外,还包括了黔西高原和川南山地等地区。
海拔高度大体在1000——4000米左右,但高原原面的海拔平均在2000米左右。
基本上属于中亚热带的高原干性常绿阔叶林红色土壤的景观,但是其中滇北川西南的景观特色又独具一格,这里是高山深谷,形势闭塞,属于南亚热带的干热河谷稀树灌丛草原红褐色土壤的景观。
青藏高原
除了在地形上从北往南分成上述几个地理单元之外,西南地区在地势上也可以不同的单元,其总体趋势是以青藏高原为顶点,海拔由西往其它方向不断下降,跨越我国地势划分的所有四个阶梯,呈现立体分布上的多样性。
属于第四个阶梯的则是西南地区的高山地带(包括青藏高原东部的边缘地带),其海拔高度都在2000米以上。
属于第三个阶梯的主要为云南高原,其高原原面的海拔高度多在2000米左右。
属于第二阶梯的有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周边山地和贵州高原的中低山地区,海拔高度多在1000——1700米之间。
属于第一阶梯的有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等海拔高度多在300——700米的盆地地区。
立体分布的多样性,使西南地区自然景观的垂直带谱结构也非常复杂和普遍,这一地理现象又造成了一个地区之内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形成了同一地区内多种民族集团混居的现象。
自然景观的垂直分布及与之相应的文化景观的垂直分布,成为了西南地区文化面貌的一大特色。
第二节、川陕交通、“藏彝孔道”与西南边陲之路
川陕交通
关中长期为帝王所居,在中国王朝后期定都北京以前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其向外的联系除东出函谷,经洛阳进入黄淮海平原为一条便捷之途,其余皆不太便利,尤其是向南翻越秦岭和大巴山,与汉水流域、四川盆地的联系。
那里山势陡峻,水流湍急,所以,通道的开辟多选择在河谷,修栈道以通人马。
中国历史上的栈道主要分布在陕南、四川、云贵高原,以及山西灵石的汾水古代、河北飞狐道。
秦岭一般山峰高度在2000米左右,宽度400公里,秦岭是断层作用造成,因此,其北坡最陡急,山北之水皆入渭河,南坡之水皆入汉江,没有切穿秦岭山脉之河流,古代穿秦岭交通线所选择的条件是:
最好有较长的南向或北向的河谷可以便利沿途的水源供给;
其次,分水岭两侧的河流源头比较接近,使秦岭南北坡各有一条相对应的河流,以便利通行。
历史上从关中穿越秦岭的川陕交通孔道有:
陈仓道又称故道、嘉陵道,北有塔河,南连嘉陵江,道路平易,但是迂远,有水运之便。
褒斜道古斜水(今陕西省石头河)与古褒水(又称黑龙江)之间,山体陡急,但是近捷,并与汉中相连。
其北段称褒斜道,或称斜谷道,其南段称石牛道或金牛道,是从汉中地区经四川的广元而至成都。
这条路是由今陕西沔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川,至今广元朝天驿顺嘉陵江河谷而下,这是历代由汉中入蜀的大道,又称为金牛道。
谠骆道谠水与骆水之间,水流短,缺水带长,其南端亦与汉中相连。
子午道长安正南之道,没有较长的河流,河谷破碎。
其南抵汉水,西行与汉中相连。
嘉陵、褒斜之开辟,远在先秦,子午道成于西汉初年,刘邦入汉中之际。
褒斜道和金牛道是一条巴蜀地区通向北方关中地区的道路,也是自古以来古蜀国北连周、秦的交通干线。
此道最初出现的年代可能很久远,以后秦国和蜀国都曾出动人力维修过,多凭栈道而通。
秦国伐蜀时可能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地扩建开路的过程,所以《战国策·
秦策》记载秦昭王时“栈道千里,通于蜀汉”。
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从石牛道伐蜀。
汉代,刘邦入汉中走子午道,北定三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即由嘉陵故道返。
汉武帝重修褒斜谷,成为常途,沿路保存了许多石刻。
如:
《杨君石门颂》、《右扶风孝君志》,反映此段道路的使用频繁。
但是,因水流湍急,谷中多乱石,漕运不便。
西羌骚扰时,临时东修子午道入川,乱平之后,又恢复以褒斜道为川陕主要通道。
褒斜道与嘉陵道之间另辟有新道,经今陕西留坝越岭与凤州相连,史书称:
“廻车道”。
史载廻车道始开凿于拓跋魏时期,实际可能比之更早。
民国抗战时期,重修此段盘山道路,时至今日,川陕公路仍然是从宝鸡——凤州——留坝——汉中,再经沔县——宁强——广元而至成都。
谠骆道于汉魏之际形成。
蜀魏之争至南北朝,是秦岭间用兵最频繁时期,例如:
魏延与孔明之争,曹爽自骆谷伐蜀,因南郑为军事要害。
所以,子午、谠骆、褒斜之道经常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唐代,褒斜道为入川官驿,有十一站,唐诗记载最多。
玄宗时,因杨贵妃爱吃鲜荔枝,特地整辟子午道,经达县至涪陵,用快马送鲜荔枝,为得“妃子一笑”,时称“荔枝道”。
中唐以后,谠骆道变为官道。
因德宗避乱入蜀皆由此道;
元稹入蜀办案九次,八次经由此道。
一般来讲,平时去近,多走褒斜、谠骆道。
战时则多用嘉陵道,因粮草之供运,军队之调动,要避险途。
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上述四条道路的终点都是汉水上游谷地的汉中,因此,汉中在历史上輨轂四方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
穿越大巴山的川陕交通主要有三条:
四川盆地北缘大巴山一线,因嘉陵江在广元,昭化切出一个缺口,盆地与陕南的联络自然利用此便利。
成都至昭化的交通多沿盆地边缘的山麓,抵达剑阁,大巴山裂开一条隘路,即有名的剑门关。
由于翻越米仓山、大巴山联系四川盆地内的道路终点不是象汉中那样集中一点。
因此,穿越大巴山有三条通道。
剑阁道直通省会成都,最为重要,或直取锦阳、成都,又可以顺嘉陵江而下重庆。
米仓道借用南江水运之便,可抵达南江、巴中等地。
洋巴道北与荔枝道相通,南连万源、达县、重庆、涪陵。
四川盆地内的交通主要是江水道。
其路线为从成都顺着今岷江而至僰道(今宜宾)入长江,再沿江而下。
这是一条沟通巴蜀地区内部、以及巴蜀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
《史记·
张仪列传》记载张仪威胁楚王时便声称秦的“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余里”秦将司马错即是从蜀地顺江而下伐楚的。
秦代以前这条水路的航运可能很艰难,尤其是对于大型船只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秦灭巴蜀以后,李冰曾对这条水道进行过大规模的整治疏通。
此外,估计当时的西汉水(今嘉陵江)也已作为从四川北部葭萌经阆中到江州(重庆)的一条主要水路。
“藏彝孔道”——川西古道与藏、羌、回、汉之人文景观
四川与甘肃的交通是从渭水上游翻越秦岭西段和岷山,沿白龙江河谷而下,即历史上有名的仇池道和阴平道。
仇池道从甘肃天水南逾秦岭,经成县、武都、文县而与阴平道相接,再经四川的青川、江油,而进入四川盆地并至成都。
最初,两道都只是间道,除军事活动或民间商旅,一般官方不使用。
现在的川甘交通,或走兰州南下临洮、岷县,若尔盖红原草原,经松潘、茂汶,从灌县进入四川盆地;
或从天水南下至成县,东转徽县、两当、凤州,经回车道与褒斜道相交。
此道的具体开通时间不详,推测作为民间小道的历史应该十分久远,其改为大道的时间也当为秦国伐巴蜀之际。
据《史记·
秦本纪》记载: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这次伐楚的秦国军队即是通过阴平道从陇西入蜀地的。
从成都经汶川、茂县通松潘去西北的道路也曾经是连结四川与甘肃、青海的一条古道,光绪年间的《灌县志》记载灌县紫坪古道旁曾立有西汉建平、东汉永平年间的两块修路碑,说明自灌县溯岷江而上早有人行走。
秦汉时期这一带设过湔氏道、汶川道和绵虒道等专门管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行政建制,有一种观点认为蜀人就曾是源于西北汶山的氐羌系统,逐渐从山地迁徙至成都平原。
公元4--6世纪南北分裂之际,南朝的僧众商贾使臣也曾溯长江而上至四川,然后取此道入青海吐谷浑地区,再通西域,以避北朝政权之阻。
唐宋时代这条古道被称作“西山道”,是剑南与陇右地区间重要的交通线。
古道到达松州(今松潘县)分途,一支向西北经叠州(今甘肃迭部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通河湟,与“丝绸之路”相连,曾是吐谷浑、吐蕃、党项各族与唐宋的茶马贸易大道。
另一支折向东北,经扶州(旧南坪,今九寨沟县)、文州(今甘肃文县),武州(今甘肃武都县)、成州(今甘肃成县),至凤州(今陕西凤县)与成都去长安的故道相衔。
沿路官寨相应。
元朝平南宋,因争夺秦岭大散关、汉水襄阳府久战不利,乃遣偏师由河州(今甘肃临夏)循西山“藏彝孔道”经忒剌(今松潘)绕过四川盆地,先取云南大理。
为蒙古军队承担沿途后勤辎重补给任务的是色目人,他们或许是来到四川西部地区的第一批回人。
明朝立国之初,四川都司即遣人修灌县以西的西山路,洪武二十四年(1391)开始在修治桥道的同时沿松茂驿路建造驿站关堡,派兵驻防,并多次用兵转输粮饷。
清朝裁并驿站代之以邮递交通机构的塘铺,间隔十里或数十里设一铺,由铺司一人管理铺务,以铺夫、铺兵递送往来文书。
松潘以上设塘,每塘设军塘夫接递文书。
明清官方机构的增设应当是汉式聚落建筑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
明清两代西山松茂驿路仍然是边茶运销的主要道路,至民国年间,每年经松茂驿路运往阿坝地区的边茶曾达七八千担。
另一方面,由于此道通川、甘、青、新,虽然路途艰险,却远离官方大路,故又为私贩烟土的商人所看重。
为此松茂驿路又必然应运而生许多为商人行旅提供食宿的服务机构。
正是因为千百年来松茂驿路承担了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行旅不断,既有民族迁徙,官兵屯驻,也有行商坐贾,这些过客住民为沿路留下了各具功能的建筑聚落和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性,使每一位来到川西北的人都能亲身感受到历史的脉搏在跳动。
人类创造的任何一种物质文明都代表着历史人文因素与自然条件的结合,人类活动只有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因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四川西部地区是地理三大台阶结合部,低山侵蚀与中、高山地混合区。
在历史上曾是不同民族南来北往的迁徙走廊,藏、羌、彝、回、汉等各民族在这一地区共处,形成了藏、羌、彝、汉语言走廊,及垂直与带状分布的居住分布与样式各异的聚落形态,故有“汉藏走廊”和“藏彝孔道”之称。
各类民族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响,既有地缘的制约,又有互补的需要。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保持各自特点的情势下,实现着互动式的融合。
川西北各民族的聚落有着不同的选址,不同的形态和各异的情态,但是都与生态环境能够有机地达到统一。
古代羌人曾生聚在今甘肃、青海一带,畏秦之威,向西南迁移,其中一支来到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中,或农或牧,长期繁衍生息。
本世纪以来在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流域的黄土台地上发现许多形制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相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推断与古代羌族先民的迁徙有关。
因此川西北的羌族聚落与居住文化应是西北地区和四川文化的交融。
羌族农牧兼营,多选择高山或山间台地上建造聚落,称羌寨。
常选建在易守难攻的坡顶,这主要与旧时羌人经常受外界压迫和羌人内部不同派系的械斗有关。
男孩子成婚后必须分家是羌族的习俗,所以羌寨内的房子因分家越建越多,致巷道狭窄曲折。
羌族的住房多依陡坡之势起建,用土石建成二、三层的平顶石屋,坡下用木柱撑起悬空的敞廊罩楼。
门开在坡上的石墙一侧,窗户很小,狭窄的巷道两侧墙垣高耸,更适于防御作战。
有些羌寨还建有高耸的八角碉楼,羌语作“邛笼”,用于发生战斗时可入楼防守。
《后汉书·
西南夷传》记冉、驡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
看来建碉楼的传统已有一千多年了。
羌族民居除了采用传统的用片石垒墙的承重结构,也接受来自汉族文化影响的木制穿斗结构的坡屋顶房屋,只不过用大块的薄片石代替砖瓦来盖屋顶,体现了就地取材的意识。
羌族民居内多辟有一间面积超过30平米摆放木制神龛的大厅,为的是节日喜庆时能容纳数十人围绕锅庄“跳沙朗”饮酒歌舞,又称“羌族锅庄”,是羌族特有的文化习俗。
羌族住房的屋顶是平的,四围有低矮的女墙,顶上开有通风的气窗,既可以晒粮脱粒,编织工作,又可以给家人一个安全的活动空间。
羌人的原始自然崇拜是天神、地神、山神、树神和山神娘娘,以屋顶、窗台均供奉五块白色石英石为象征。
这五神正是羌人生活环境中的主要物质生态。
羌族的聚落形态和居住建筑反映出羌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也突出地表达了与人居环境生态相和谐的意识。
藏族在川西北的分布主要是汶川、茂县以西、以北的高原地区。
藏族生活的地理条件不似羌族选择陡峭的岷江高山峡谷,而是河流上游高差较缓的谷地。
农牧兼营的藏族村落往往选建在河流两侧山脚的冲积扇上,便于获得上源洁净的溪水,又可随坡度降低而引灌农田。
传统藏式建筑依坡度建造木石结构的碉楼。
底层为牲畜、草料,二层以上住人,门开在二层,比较卫生。
二层为卧室、厨房,三层设经堂,附加晒台,外置厕所。
顶也是平的,但是不象羌族碉楼那么具有强烈的防御色彩。
藏式建筑的门窗出檐,利于遮蔽高原强烈的日光,其造型风格有些受汉族斗拱建筑构件的影响,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具体体现。
林地藏民住房常用粗原木横叠作外墙,搭成井干式的木屋,然后再剖锯开窗,绘以斑斓的色彩。
藏式住屋厕所的位置和形式最能体现藏族人民与环境生态的和谐。
厕所置于楼上,悬挑在墙外,上下错开蹲位,就像一座碉楼。
开有小窗,既通风又适于了望,粪便由高处直落地面的粪圈,粪圈紧靠着耕地,便于清除施肥。
特别是冬季,避免因冻结而无法清除的麻烦。
由于厕所建在屋后墙外,厕与粪便离得较高,也减低了气味对住民生活的影响。
藏族民居与聚落既适应当地的环境与农牧兼顾的生产方式,又能从功能上将生活习惯、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柔和在一起。
汉族在川西北的聚落一般选择沿河谷的台地上建造,我们可以从松茂驿路沿线的地名得到印证。
仅以灌县沿岷江上溯至松潘、南坪为例,以“坪、坝、坡”为地名后缀者比较多,如:
[坪]紫坪、水田坪、张家坪、豆耳坪、兴文坪、银杏坪、沙坪、大邑坪、大坪、凤毛坪、水草坪、镇坪、南坪、
[坝]佛堂坝、沙坝、姜舍坝、格达坝、头塘坝、二塘坝、亁河坝、如意坝、分汛坝、沙坝塘、薛家坝、水口坝、袭家坝、牌坊坝、刀割坝、渭子坝、
[坡]毛草坡(赵儿坝)、马王坡、青坡、
坪的地貌学含义就是河谷中一块地势略高而开阔的平地,或称阶地、台地,是良好的农耕场所,适于建造村落。
坝和坡多指山谷中的冲洪积扇,也是适宜经营农业和定居。
以“坪”为后缀的地名主要出现在灌县至汶川、茂县境内,其分布不均反映岷江河谷之狭宽,也说明汶川、茂县因距离成都平原较近,汉族移民最众,并将汉地的地名语源传递到那里。
“坝”多见于松潘至南坪间,那里已接近岷江的上源,河谷下切不像茂汶那么深,相对高差小,地势缓,西部多丘状高原草地,适宜放牧,藏民居多,亦有回、羌、汉族。
东部黄龙地区为高山林地,也是藏胞为主,汉族只散居在松(松潘)龙(平武)古道沿线,从事耕作农业,明清时期专为军伍商旅服务。
由于“汉藏走廊”或“藏彝孔道”穿越龙门山、岷山、秦岭等山脉,在地形上跨越了河谷冲洪积平原、缓丘平坝、高山峡谷、高原草甸、雪山林地等近乎完整而又有着垂直差异的多种自然生态地貌,在人类的经营方式上经历了城镇产业、水田栽培农业、河谷平坝旱作农业、交错的农牧业、畜牧业、林业狩猎等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区带。
造成“藏彝孔道”沿线各族群众生活的地理条件各异,生产经营方式不同,则产品的品种也不一样。
为了维持各自的正常生活,需要有中介从事产品交换。
这些从事商品交换的中间人就是回民。
从川西平原的边缘,经过岷江峡谷、松潘草原,直到甘肃、青海境内,沿途有很多回民村落散布在汉族村庄之间,充当区域内外的产品交换。
“汉藏走廊”或“藏彝孔道”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向南一直延伸到云南省境内,这条古代交通道路沿线的住民从汉、回、羌、藏、彝有一个按地区聚居或杂处的历史分选过程。
西南通边陲之路
西南地区官道的开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秦代和汉代。
秦代主要开通了巴蜀地区与北方之间和巴蜀地区内部的交通道路。
汉代则主要开通了巴蜀地区通向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地区内部,以及从西南夷地区通向其它地区的交通道路。
五尺道
这条道路的路线为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向南进入夜郎地区的北部。
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曾命令秦吏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西汉武帝进兵西南夷地区时,又重修扩建此路并成为汉代的官道——南夷道的一部分。
南夷道(附牂牁水道)
南夷道的路线北边一段与秦五尺道重合,南边一段继续向南延伸,并与西夷道汇合。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在夜郎等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又命令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
即将道路从犍为郡的僰道修到了夜郎国的牂牁江一带(今贵州西部珠江上游的北盘江)。
可能在元封二年,武帝第二次进兵西南夷并置益州郡前后,又将此道延伸到滇池一带并最终再向西延伸与西夷道汇合。
在汉帝国的统治到达南夷地区之前,夜郎国就已经可以从水路沿牂牁江到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
汉代时,这条水路更是作为从牂牁郡到南海郡的主要通道。
西夷道
西夷道又可分为两段,即灵关道和博南道。
汉帝国的势力到达西南夷地区之前,已存在着一条从成都经西夷地区通向身毒(天竺、古印度)的民间商道。
汉代以后,这条道路也一直在利用,除了到达身毒之外,还可以向南沿今伊洛瓦底江到达今缅甸南部。
前者大致从成都经青衣江至邛都(西昌),后者又从邛都延伸至不韦(云南保山)。
西南夷列传》记载:
建元六年“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今安宁河)以通邛都”。
大约在元封六年,汉武帝第二次进兵西南夷前后,开能博南道。
根据《华阳国志·
南中志》记载:
“孝武帝时通博南山(今云南永平西部),度兰沧水、氵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曰:
‘汉德广,开不宾。
渡博南,越兰津。
渡兰沧,为他人。
’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
”这段史实虽不见《史记》、《汉书》记载,却也能够证明从四川成都向云南西部的道路已经开通,史书也称“身毒道”。
自从秦开“五尺道”,汉武帝开“身毒道”(西南夷道),我国西南对外交通联系一步步打开。
这条道路是从川、贵边界南至滇池盆地,再西去保山地区。
以后从成都向西南经灵关,至邛都(西昌),再沿孙水而下至云南保山的道路开辟后,就奠定了川滇间的二条主要交通孔道,其交汇于永昌郡(保山、下关之间),永昌郡有路通缅甸、印度,成为公元1~6世纪西南对外通商的都市。
东汉时,今缅甸南部的一些政权和部族即经此道向汉帝国朝贡。
云南东南有元江(红河上游)与越南相连。
根据汉晋时期的文献记载,汉代时从益州郡和永昌郡还可沿仆水(今元江、红河)到达交趾郡。
东汉时期,一些在中原为官的人曾南逃交趾,然后溯红河——元江进入东汉的益州郡(今云南昆明地区),再北上成都投奔刘璋。
例如《三国志·
蜀志》中的人物:
许靖、刘巴、许慈等人,本是中原士人,为避战乱而南走江东,继而又南下交、广,最后迂回云南而至蜀汉,就是沿着西南夷通境外的道路而行。
说明云南当时是与印度次大陆或印度支那半岛联系的枢纽。
唐朝时期,由成都通云南道路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名称有变化。
汉灵关道改称:
清溪道,秦五尺道、汉南夷(牂牁)道改称石门道。
具体线路见《新唐书·
地理志》载贾耽著《边州入四夷路》和樊绰于咸通年间(860-873)写的《蛮书》。
清溪道据《蛮书·
云南界内途程》:
自成都达南诏都城阳苴咩城,共有2720里。
其路程是由成都——双流县——新津县——临邛——雅州(今四川雅安)——名山县——严道县——荣经县——黎州——清溪关——嶲州(今四川西昌)——会川镇(今四川会理),乘皮船渡金沙江,过大岭至弄栋城——云南城(今云南祥云)——龙尾城(今云南下关),抵南诏都城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石门道是在汉代五尺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石门道从戎州(今四川宜宾)至拓东城(今云南昆明),经过地点,据记载是:
开边——石门——邓枕山——马鞍渡——蒙夔山——蒙夔岭——曲州(今云南曲靖)——拓东城。
然后,西去,《蛮书·
——安宁馆(今云南安宁县)——龙和馆——沙雌馆——曲馆——沙却馆——求赠馆——波大驿——白崖驿——龙尾城,遂达阳苴咩城。
南诏谓入川清溪道是南路,石门道是北路。
迄至宋初,石门道一直可通行。
石门道较清溪道更难通行,驿馆等设施亦不如清溪道。
由云南出境的路径为:
阳苴咩城——龙尾城——永昌(今云南保山)——诸葛亮城(今云南滕冲高黎贡山顶)——乐城(今云南龙陵),由此进入骠国,经万公(瑞丽江、伊洛瓦底江汇合处)——悉利城——骠国(今缅甸卑谬),西渡群山至东天竺迦摩波(今印度曼尼普尔),至今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
南宋建立后,自西南向诸蕃买马的地点,由四川的黎州、戎州等地改为广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的田东),宋买马提举司亦置于邕州。
在这样的情况下,邕州道便取代石门道、清溪道成为宋朝联系大理国的主要的通道。
蒙古帝国兴起,元宪宗二年(1252),蒙哥汗命忽必烈进攻云南大理政权。
次年九月,忽必烈率军至达塔(今四川松潘以北与甘肃的草原谷地),兵分三路向大理进军。
西路由兀良哈率领,经今之阿坝、壤塘、炉霍、新龙、理塘、入今云南,经中甸等地攻大理。
中路军前行,东路军殿后,沿吐蕃与宋朝势力相接的地带和川西滇北古道进军。
经今茂汶(满陀城)、小金(懋功)、泸定、过大渡河,经石棉、冕宁、西昌、盐源,过金沙江入云南,经丽江等地攻入大理。
蒙古军队南下所循道路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汉藏走廊”或“藏彝孔道”。
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建立以后,先后开通的重要驿道有:
由中庆(昆明)经乌蒙(昭通)至叙州(宜宾)道。
在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开通由中庆经普安达黄平的交通线后,云南运往内地的纲运辎重,仍由乌蒙水道递运。
西南地区小结
中国的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川、滇、黔、藏四个省区。
在历史进程中,西南地区的整合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一方面,由于中央王朝的活动长期集中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远离这些地区的所谓“边地”往往容易成为王朝控制体系的末端,不仅在开发程度上远远逊色于上述地区,而且在较长的时段里一直作为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与中央王朝保持一种非统辖的关系。
在地形上的相对封闭性也让西南地区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另一方面,正是在远离中央政权的前提下,西南地区充当着不同地域之间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彼此交流、融合、共生共存的舞台。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南地区实际上是处于多方交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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