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山英雄视野中的鲁迅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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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山英雄视野中的鲁迅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思考
关键词:
木山英雄;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和周作人研究
摘要:
木山英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给予了强烈的关注。
木山英雄清醒地看到了鲁迅和周作人与传统和历史所建立起的一种极其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与构成,所以,对其根柢里的中国传统的追寻成为他的鲁迅和周作人研究的一个根本方向。
LuXun&ZhouZuorenand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intheViewofKiyamaHideo
Abstract:
KiyamaHideogivesagreatattentionfortherelationsbetweentheChinesemodernliteratureandthetradition.KiyamaHideohasclearlyfoundanextremelycomplexandsubtlerelationswhichareestablishedbyLuXunandZhouZuoren,traditionandhistory.Therefore,hispursuitforChinesetraditionbecomeshisstudydirectionofLuXunandZhouZuoren.
Keywords:
KiyamaHideo;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thestudyofLuXun&ZhouZuoren
立足于东西方关系的基点上反省和批判近代日本,是竹内好、伊藤虎丸等人共同的近代姿态,在这一语境里,竹内好和伊藤虎丸都不约而同地把鲁迅作为一个代表了东方的面对西方近代文化所表现的“回心型”的抵抗精神,而赋予了自我再造和亚洲主体性重建的坐标意义。
与其相比,作为日本的鲁迅和周作人研究大家,木山英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给予了更强烈的关注,伊藤虎丸曾指出,他和木山英雄“以鲁迅为基本轴线思考过的亚洲近代的问题”,终于在《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文中与中国的传统接上了关系。
[1]但是,实际上比起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等人,木山英雄思考和研究得更为直接和明确。
不同于竹内好等人,木山英雄没有那种强烈的以鲁迅为媒介进行反省和批判近代日本为研究目的,所以,西方不是他的思考的关注点,也不可能构成他的重要参照物,他所从事的是对鲁迅和周作人进行纵向掘进性的开凿,寻找表象背后的深层的内容与结构。
木山英雄清醒地看到了他们本身与传统和历史所建立起的一种极其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与构成,所以,对其根柢里的中国传统的追寻成为他的鲁迅和周作人研究的一个根本方向。
一
木山英雄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他写的《绍兴“三埭街”》就是透过绍兴历史与文化的书写,揭示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在谈到讨论绍兴“三埭街”历史的意图时,他说:
是基于“对只是通过周氏兄弟这样顶级的精英来考察中国文化”,而“常感到不安,因此想针对他们故乡的文化确立一个视角。
”[2](P395)换句话说,就是试图通过对故乡文化探究来更深一步考察中国文化。
木山英雄说:
“从各种各样意义的乡土背景来进一步深入解读鲁迅作品以满足今天的读者,其余地还有很多很多。
我确信这样的解读其意义决不亚于从世界文学的视角来解读鲁迅。
”不仅如此,他还从中感到了一种亲和的力量,他说:
“绍兴之东南水乡的自然与人情风俗,虽说处于广袤的大陆中,但与处在东海的日本也比较相近,这本身所唤起的我们日本人的感兴也会很深的吧。
”[2](P380)
对周氏兄弟故乡绍兴的风土民俗的注目同时也就内在透视和更加深了对二周的精神风土的理解。
木山英雄写道:
“说到鲁迅其人的乡土意识,这里首先要指出:
终生抱有如寡言而全力实行,或者彻底到敌我俱灭的复仇等等与追求再生的老大文明之生机相关的理念,将这些探求到民族精神之神话传说的古层(传统的深层——译者)而意识化和加以表现,作为这样一位作家,他对于与治水的神话英雄大禹有关的会稽山麓,和‘卧薪尝胆’十年,最后灭了宿敌吴国的古越的复仇立国发端而来的绍兴地方传统,是有着相当的自觉的。
”[2](P379)
其实,不仅是对周氏兄弟故乡是这样的,对于与传统渊源深厚的中国古典旧诗,也抱着同样浓厚的兴趣。
一九九六年,木山英雄借来北京日本学中心任职的机会,多方走访在京文人学者中热心旧体诗写作的名人,又广泛搜集各种版式(公开、自费出版,乃至私家版等)的旧诗集,展开了有关“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旧体诗的研究,这无疑又是一个全新的开拓性工作。
从一九九四年至二○○二年,木山英雄共发表了十篇谈旧体诗的连载文章(其中涉及到聂甘弩、胡风、舒芜、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杨帆、潘汉年、毛泽东等),主要涉及80年代以来出版的旧诗集,其中的诗作除一部分创作于四十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时期,主要写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作者们基本上是历经人生坎坷,在一个世纪以来曲折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多遭凌辱的文人学者及革命家。
古典诗词具有着抒情言志的悠久传统,所以,木山英雄关注“文革”后的旧体诗,“与其说单单在于这种文学样式异常的死灰复燃,不如说有更深刻的思想史原因。
那就是要从另一个视角另一种学术方式,进入那个他不懈思索的孕育了鲁迅、周作人的现代中国历史,并对自己所曾经憧憬过的革命中国的复杂历程做出回顾和总结。
”[2](P402)同时,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木山英雄对古典诗词和文学的特殊的情怀。
他写道:
“当时我受到聂绀弩等人所作旧诗的很大刺激,感到有加强处理这个问题的理论武装,或者说自我正当化的必要,总之,是某种思想准备之必要。
就是说,在由于政治强力干涉而公开的一切表现手段都被剥夺了的情况下,于个人素养上仅有一点联系的旧文学形式却得以重新发挥力量。
”[1]显而易见,对传统旧诗有如此的兴趣,实际上也和他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密不可分。
在《北京苦住庵记》第五章“流水斜阳太有情”,木山英雄引录了《知堂回想录》中的三首打油诗,尤其是对第一首“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
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作了精辟透彻的解说。
表面上看,这首诗“一面将与和议派的秦桧有个人宿怨关系的慷慨诗人的缠绵和对前妻的思念之情诗引入诗中,一面点出与夏王朝创始人大禹之像曾安放于其中故而闻名的该废寺以及与情诗有缘的沈园,再加上‘流水斜阳’之颓败感,表达了沦陷中对乡土故国的思念”。
木山英雄认为,要点在结句的“太有情”上。
木山考证,“‘有情’一语出自晋之风流才子卫玠避乱南方途中身心憔悴欲渡长江,见其‘茫茫’之势百感交加于胸中而慨叹‘苟未免有情,复谁能遣此’的故事(《世说新语·言语》)”,继而认为:
“而‘太’字于知性机制下更使咏叹转向内心。
”[3](P85)木山英雄进一步提到,在写于1939年的随笔《禹迹寺》中,周作人也引用了这首诗,并写道:
“今年一月中寄示南中友人匏瓜厂主人,承赐和诗,其末二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
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一点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木山英雄就此指出:
“所谓‘禹的遗迹’乃是指与儒家味十足的尧、舜有别的圣人禹,其包括治水传说在内的具体而让人感到亲切的实践躬行事迹,周作人在文中对此表达了深深的敬慕之情。
”联系到困居上海的北大的旧同事沈尹默以诗传达的忠告,木山认为:
“仿佛相当准确地触动了周作人的心事。
”[3](P86)沈尹默的原诗是:
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
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
[4]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
年底,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接着引用两天后的日记,这样写道:
“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
感念存殁,终日不渝。
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
不能如有财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
”将以上几方面联系起来,木山英雄认为:
周作人“他所欲描画的与其说是‘禹的遗迹’,不如说更在于孔子的‘生活之艺术’,这一点毋庸置疑。
”再明确地说:
“正如有关禹迹寺的诗可以作为包括如此思想性的东西来阅读那样,既然作者本人这样要求,这首诗的慨叹乃发自欲参与临时政府的自觉,当无可置疑。
这中间的消息,不免显示出他一面保全了自己的体面,一面不断后退的文弱之士的虚荣,然而,这恐怕是看错了他自己所承担之位置的一种观点吧。
”[3](P86—87)论证丝丝入扣,理解也是句句在理,且不说这一分析的结论是否与事实相合,但就上述的对其旧诗的分析与感悟,分明展示出木山的旧学功底和古典素养。
也正因此,木山的解读,受到了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传统关系研究的陈平原的高度赞扬,他深有感触地指出:
“这与作者的旧体诗修养深大有关系。
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新文学家的旧学(包括旧诗)感兴趣,但因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说得不到位。
选择了‘现代性中的古典’这样的好题目,可实际操作中往往力不从心。
而木山英雄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旧体诗词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从事过专门研究,这种学养很少人能够企及。
”[5]
二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王瑶起,历来就被关注。
在被视为经典性的代表作《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王瑶探讨了鲁迅全部创作所浸润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与其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重要关系,着重突出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他指出:
鲁迅“一方面固然引导无情地抨击旧文化中的消极方面,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向传统历史中探索那些积极的因素”。
[6](P35)他认为,鲁迅从少年起就从未间断接触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除了里面所孕藏着的思想内容外,自然也得到了许多艺术上的感受,也吸取了很多艺术表现方法,当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加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并形成了鲁迅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
王瑶认为:
“鲁迅作品的风格特色是与‘魏晋文章’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特别是他那些带有议论性质的的杂文”。
并且认为,鲁迅接近魏晋文学,又是与章太炎有关的。
他强调指出:
“鲁迅不只通过章太炎的‘战斗的文章’接触了魏晋文章的笔调风格,启发了他以后研究魏晋文学的志趣,而且对于章氏的这些意见他也是基本上同意的,因而也直接影响到了他自己的创作风格。
”[6](P41)不同于王瑶单纯从积极的方面考察鲁迅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木山英雄对鲁迅与传统关系的理解视野更为宽广,挖掘得更为精深。
木山英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理解,更深刻的是看到了在这个国度里传统文化的巨大重压和潜在影响,他指出:
“亦不能忽视中国革命之内部与外部的敌对者不断以这个传统的陋习为反动的立脚点,反而强化了这种批判的的持续不断。
就是说,革命之风云激荡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面与老大文明自身陋习斗争,一面稳步地试图实现其转化的过程。
”[2](P98)
他注意到鲁迅和周作人本身与传统复杂的精神联系,认为,鲁迅始终与传统保持一种对立的批判抵抗关系,在中国历史的巨变过程中,作为“一介文人的鲁迅”“在这种历史大转折的精神关口上得以经受住考验,无疑在于他对传统的批判抵抗是根本性的和竭尽全力的”。
[2](P98)但是,鲁迅绝不是虚无的态度,他在引述了鲁迅在30年代关于传统的话语后,认为:
“鲁迅30年代的发言,与面对传统置以‘一切还是无的’的‘五四’时候决然对立的态度,当然有着语调的变化,但‘抵抗’、‘对立’、‘蛻化’、‘偏向’等观点却一向不肯动摇。
”[2](P99)与此相对,在木山英雄看来,对于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周作人“早已聪明地注意到这种文化批判所孕育着的枯竭之危险的”,他认为,“在周作人那里,最终的达到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表现为‘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药味集·序》,1942)的。
”[2](P100)那么,这个中国的传统或者固有精神意味着什么呢?
木山英雄看问题很透彻和深刻,他认为中国传统并不在诸如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或语言上的古文“这些可见有形的地方发挥作用的”,木山英雄认为:
“儒教不仅仅包括孔子思想,还包括正统的思维与体制的凝缩,古文也不仅仅局限在语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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