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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企业成了独立法人,建立了一整套完全按照市场要求运作的现代企业制度时,党组织继续决定和操控企业的事务显然已不合时宜。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企业党的建设,正是围绕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困惑而展开的。
在实践中,首先遇到和需要解决的是第一个困惑。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支部建在连上”是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在工厂、农村、连队、学校、商店等基层单位都建立党组织,是对这一经验的坚持和运用。
现在,虽然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是对这一经验的坚持和运用。
现在,虽然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方向没有变,国家的性质没有变,党的领导没有变。
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是党借以领导整个国家的基础所在。
在包括非公制经济在内的所有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党的领导的鲜明标志,必须坚持。
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不再是党实现自己政治任务的工具,而是成了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以赢利为目标的独立经营主体。
党是政治组织,没有必要建在企业中。
在企业中开展党的工作,会加大企业运作成本,妨碍企业正常运行。
世界各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都没有党组织在其中活动,也能正常运营。
这说明党组织不是企业经营所必需的。
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和约束,靠的是制度和法律,无须通过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来解决。
两种观点的争论,实际上到现在都依然存在。
但在实践中,主张在企业中保留和建立党组织的观点依托传统理论在人们思想上长期形成的强大影响,显然占了上风。
中央和地方组织部门陆续作出了加强企业党建的规定。
在国有企业继续保留完整组织形式的同时,一些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也在“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的要求下,开始建立党组织。
企业中要不要建立党组织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
不过,由于企业党建工作的依据,仍然主要是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传统党建理论,因此,在建立党组织之后,党建工作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矛盾显现出来。
人们发现,党建工作的普遍加强,并没有带来促进企业发展的效果。
相反,企业中有没有党组织,似乎和企业经营得好坏并无直接关系。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由于同时存在党组织和法人治理结构两套系统,造成了企业授权关系紊乱,决策权限不清,反倒妨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
因此,相比第一个困惑,接踵而来的是第二个更大的困惑:
党组织在企业中起什么作用?
在1989年以后的若干年里,这是人们在党的建设方面探讨最多的问题之一。
在探索中,人们形成了两个基本的共识。
一个共识是:
企业既然已经作为赢利为目标的经营主体,那么,党组织就不再是企业决策中心。
决策中心应当是厂长、经理。
党组织应当主要在政治上起作用。
另一个重要共识是:
对于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党组织,应当给予不同的定位。
十六大党章对不同类型的党组织作了明确划分,可以看作企业党的建设的最新成果。
党章规定: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则“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定位在“政治核心”上,而后者则避开了“核心”的说法。
很显然,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企业主拥有企业全部财产的所有权,要求党组织在其中起政治核心作用是不现实的,是无法做到的。
十六大党章的规定,立足市场经济发展实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根据企业性质对党组织定位的做法也在一些地方的探索中体现了出来。
例如,浙江省明确规定,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起政治核心作用”。
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规定,固然是对过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表述为“领导核心作用”)的明确改变,是一大进步,但是,“政治核心作用”到底是什么,却依然是含混的。
例如,它在企业中究竟体现谁的利益?
如果“政治核心”意味着代表国家利益,那么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自然应该站在所有者即国家一边。
这在计划经济的逻辑下讲得通,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则讲不通:
但企业中的劳动者还有独立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局部利益。
这种利益和整体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
比如说,给国家纳的税多,工人的工资必然相应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组织完全站在所有者一边,一味主张工人少拿工资,就会和职工的利益产生矛盾,使职工很难相信党组织是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但如果党组织站在职工一边,显然又与国有企业的性质产生矛盾,同样是不合适的。
作为两者择一的选择,国有企业普遍采用了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模式。
这就意味着,我们是把党组织放在维护所有者利益的位置上的。
党组织的这种尴尬,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因为在非公有制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更明确,遇到的矛盾更突出。
如果党组织站在企业主一边,它就变成了企业主谋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和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合;
如果完全站在劳动者一边,那么,一方面,党组织实际上干的是工会的事情,反倒证明其存在是多余的;
另外一方面,党组织不可避免地站到了企业主的对立面。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必定普遍拒绝在自己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
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
党组织谁也不代表,而是代表上级党组织,代表政府。
但是这样一来,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会更加尴尬:
企业是独立市场主体,它们和政府党组织没有隶属关系,不需要党组织,业主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不会欢迎党组织;
职工则不会关心和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因为这和他们的利益无关。
面对这种状况,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是“在职工群众中起政治核心作用”的选择。
不过,这种定位,带有很强的传统理论的色彩。
我们从探索初期关于非公有制企业的业主和劳动者关系的解说中可以看到确立这种定位的依据。
例如,1989年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强调,“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①既然是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当然义无反顾地要选择维护被剥削者的利益。
这似乎是退到了过去把党组织看作是阶级斗争组织的思维。
这样一来,问题就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靠什么来说服企业主在他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
由于企业党组织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实践中便出现了各种问题。
事实表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作用难以令人满意。
据2019年浙江省的一项调查,在回答“所在企业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的地位和威信”时,被调查者的13.6%回答“很高”,27.3%的人回答“比较高”,而回答“一般”的占到59.1%。
在被问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与职工群众的关系”时,只有18.2%的人回答“好”,而回答“一般”的则有81.8%。
大部分职工群众反映,企业党组织开展群众活动以及群团组织活动不正常,有的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基本上采取读读报纸、念念文件等形式进行,有的只满足于组织几次文体活动,节假日举办一些纪念庆祝活动,帮助职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且很多是临时性的,措施不多,内容单一,形式单调。
②此外,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和企业主的关系。
91%的人认为,企业主的支持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重要因素。
因此,党组织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要去迎合企业主的口味。
反过来,企业主对党组织也多出于利用的目的。
有的企业主建立党组织是为了摆摆样子,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有的企业主让企业党组织去做好些得罪人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党组织变成了业主的工具,成了业主和员工发生矛盾的替罪羊。
当然,也不排除有较好处理两者关系的情况,但这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际关系,带有更多的偶然性。
有一种说法是:
企业主聪明,把党的工作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
书记精明,知道自己的位置,“支持”、“帮助”企业主。
这种模式,类似于国有企业中的“哥俩好”。
总的来说,由于党组织的定位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活动开展得好的为数不多,顺便指出,相比之下,浙江还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省份。
在多数其他地方,情况更不容乐观。
温州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新一轮探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温州是最早出现非公有制企业的地方,并且迄今仍然是非公有制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在温州,到2019年初,全市已有个体工商户22万户,民营企业13万多家。
两项合计,非公有制的工业产值占了全市工业产值的96%,上交税收占了75%,从业人员占了80%,创造的出口额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98%以上。
非公有制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了温州发展的主要支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基础,经济发展的活动源泉。
经济的发展,使温州最早遇到虽的地方还没有遇到的问题,也促使他们比别人更早地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问题上,尤其如此。
通过这些年的探索,温州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设有哪些新的认识?
第一,企业党组织应当是企业发展所需要的。
企业党组织是政治组织,但不应当是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额外负担。
毫无疑问,产权清晰,职责明确,建立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各司其职的法人治理结构,就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但是,有了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等于企业必然立于不败之地。
相反,拥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同样既可能在竞争中发展,也可能在竞争中衰落。
其原因固然众多,但是,企业组织自身显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要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企业不但需要现代企业的架构,还须是强大的团队,有高度的内聚力,有拼搏的精神。
法人治理结构并不天然提供这些条件。
企业党组织则由于自身特点和优势,能够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企业党组织站在这样的角度来定位,才能在企业中为自己找到用武之地。
第二,企业党组织在利益上应当是超然的。
企业是一个整体,又是不同利益的集合体。
在企业中,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各有自己的不同利益,同时又都要通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们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共同目标。
这里体现出的是“异”和“同”的辩证关系。
企业党组织不能在“异”上做文章,而应该在“同”上找位置。
党组织既不能完全站到企业主一边,成为企业主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也不能和员工一起把企业主作为斗争对象,更不能和企业的发展分离开来,做“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旁观者”。
相反,党组织应当成为把三者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共同目标,推动企业健康、良性发展,才是企业党组织应当担负起来的职责。
第三,党组织的活动和企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应当是一致的。
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因此,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和我们党的目标同向。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是朝着党的目标前进。
抓住这个目标和切入点,围绕增强企业的活力、凝聚力和提高企业竞争力开展工作,党的建设才能真正成为企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动力。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命运即系于此。
在这些新认识的基础上,温州提出了“围绕构建“活力和谐企业”的总目标开展企业党建工作”的思路。
近年来,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温州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大体情况
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实践逐步深入过程,大致可以分作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各有明显的特点。
2019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可以称作外延发展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温州在全国率先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迅速、大量涌现,出现了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千军万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热闹场面,有人形容为:
“家家办工场,户户闻机声”。
温州地处国防前线,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投入甚少,工业极不发达。
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一下子就成了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
这种状况,客观上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问题变得非常突出。
因为很显然,如果在其他地方,对于在新出现的经济组织中要不要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尚无定论、还可以放一放,那么,在温州,这个问题的处理则直接影响着党对社会的控制力。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很早就开始了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的尝试。
1987年8月,瑞安市振中工程机械厂作为试点,建立了全市、也是全省第一个私营企业党支部。
1993年初,全市组织了大规模的股份合作企业党建工作调查,并且选择了14个重点乡镇扩大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市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党建工作的试行意见》、《关于加强新的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的意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全市逐步全面推开。
经过10余年的推进,到2019年,全市已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3100多个,覆盖15000多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格局已经形成。
这一阶段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主要特点和内容,可以用“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来概括。
根据实际,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建立各种形式的党组织,使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从无到有,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这是一种主要体现力量的扩张的处延发展,具体说来有如下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组织。
温州市委明确要求,“固定职工50名以上的企业要有党员,正式党员3名以上和固定职工100名以上的企业都要建立党组织”。
按照这一要求,各级党组织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把任务落实到每个领导干部头上。
乡镇党委把全镇的非公有制企业划分成若干个片区,每个片区由镇领导负责挂钩联系。
由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情况各不相同,组建党组织的方式也是多样的。
典型者如协调各有关经济部门共同抓组建。
不少经济管理部门担负的日常工作都与非公有制经济有关。
因此,可以利用这一便利条件,由它们协助当地党组织做好工作,形成齐抓组建、共促党建的合力。
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动了经济发展局、财政局、工商局等14个职能部门,和党组织一起抓全区200多家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二是创新组织形式。
针对非公有制企业组织形态多样化的实际,本着有利于上级党组织管理,有利于党组织开展活动,有利于党员正常参加组织生活的原则,坚持从企业实际出发,因企制宜,灵活设置党组织。
主要采取四种方式:
正式党员3名以上,有合适书记人选,党员分布、构成比较合理,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企业,单独组建党组织;
正式党员不满3名的企业,按照相近地域或行业,建立联合支部;
零星分散在企业中的党员,挂靠到乡镇行业管理部门或企业管理部门党组织;
在企业比较集中的村,根据企业党员人数,或单位建支部,或建联合支部,或建党小组,由村党委、总支或支部管理,即所谓“村厂联建”。
与此同时,还针对联合党支部活动质量和效果不够理想的实际,对党组织设置方式及时进行改进。
三是严格组织管理。
对党组织的建立,温州市委严格按照“组建一个、巩固一个、规范一个”的原则开展工作,不搞“大呼隆”、“一窝蜂”。
同时,对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发展党员又坚持积极的态度。
2019年以来,全市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先后发展了5600多名新党员,为28000多名“隐型”党员落实了组织关系,帮助1600多名党员组织关系迁转工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必要的的组织基础。
相应地,各级党组织也把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建设,纳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整体规划,一同研究部署,一并规划实施,一起督查考核。
四是加强上级领导。
温州采用选派工作指导员抓组建的做法,近年来从县级机关和乡镇(街道)共抽调了2200多名党员干部,下派到没有党员、未建立党组织的重点企业,帮助指导企业抓好发展党员和党组织的组建工作。
对新建立的党组织,指定党员干部专人联系,定期进行回访检查,及时解决党建工作中的问题。
已有的企业党组织加强管理,每季召开企业党组织书记例会,交流沟通信息,全面掌控情况,研究探讨问题,落实对策措施。
组织部门还在全市建立了10个党务工作者人才信息库,编录了580多名党务工作者的详细档案资料,实行了联网化管理,及时为有需求的企业推荐和输送党务工作者。
当然,在这一阶段,由于党组织尚无准备定位,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工作的问题也开始普遍出现。
关于这种问题和困境,我们前面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这里不再言。
正是面对遇到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温州逐步形成了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的新认识,推动实践前进,走到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2019年年初起,可以称作内涵发展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组织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日益凸显。
毋庸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都建立了党组织,党的工作也仍然和企业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组织部门的同志称之为“玻璃天花板式的困惑”。
这个比喻,把那种有所感觉而又看得不清、想弄明白又有距离、似乎够得着又隔着一层的朦朦胧胧的认识状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温州市委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新认识和关于围绕构建“活力和谐企业”的总目标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新思路,说到底,首先是由这种困境逼出来的。
如果说,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遇到的困境为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推动力,那么,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则是为之开辟了理论和实践空间,使得这一探索的前景变得豁然开朗。
一个企业的发展,有许多内外要素在起作用。
对内而言,既有人的要素,也有物的要素;
人的要素中,既有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等个体要素,也有他们互动形成的生产关系;
物的要素中,既有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等“硬件”,也有制度、科学技术等“软件”。
对外而言,既有自然的要素,又有社会的要素;
自然的要素中包括资源、环境,社会的要素中既包括政府、法律、政策、制度,也包括其他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群体等等。
内外各个要素和谐的企业,才是有活力的企业;
有的活力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发挥优势,求得发展。
这样,“活力和谐企业”的概念便产生了。
以构建“活力和谐企业”为目标开展工作,是市委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找到的新的立足点。
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不是作为和其他要素博弈的力量,而是整合的力量;
不是代表利益的一方,而是超越各方利益,把各方利益协调起来。
温州市委认为,这一新工作理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政治要求和时代特色:
一是完全符合中央的战略要求,非公有制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是否和谐,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是完全符合企业发展需要,企业和谐了,企业高效率运转,企业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三是完全符合职工的利益追求,企业发展好,职工也会有更高的福利和收入。
总之,这是一个符合各方要求、同时也符合企业发展规律的目标定位。
沿着这个思路,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被概括为五项内容,用市委组织部的话说,就是发挥“五个优势”:
致力于一切积极因素的调动,发挥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致力于企业团队精神的培育,发挥党组织领导文化建设的优势;
致力于各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发挥党组织整合利益化解矛盾的优势;
致力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发挥党组织集聚优秀人才的优势;
致力于外部发展环境的优化,发挥党组织协调沟通各方的优势。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就好比面对一团乱麻有了一把快刀,党组织和企业内部方方面面的关系逐步理顺,过去的尴尬地位也逐渐变得不再尴尬,党建工作有了质的改观。
把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若干重大转变和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生动过程。
首先,党的工作由重“量”转向重“质”,着力于激发企业发展的内动力。
过去,由于着力点在扩大覆盖面上,党组织的工作难免会有为党建而抓党建的味道。
滤布其结果是,党组织的形式有了,对企业来说,它们却是挂在空中的,没有根。
在不少人看来,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组织作用有限,既谈不上监督,更谈不上充当“核心”,无非是使这些企业中的党员能够过上组织生活,使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人能找到一个政治归宿。
立足在这一点上,党组织的工作与企业自身的运作自然是不搭界的。
党组织活动的好坏,主要依老板高兴不高兴而定,党的活动理不直、气不壮。
现在则不同。
党组织定位在围绕促进企业的和谐、提高企业的活力开展工作,党的工作就不再可有可无,而是成了企业发展的需要,成为企业发展所依赖和仰仗的部分。
用一位企业党委书记的话说:
我们不搬用“三个代表”,而讲“三个服务”:
服务于企业发展,服务于企业文化前进方向,服务于广大员工利益,真正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因此,党组织的工作和企业其他工作一样,也在为企业创造价值。
用这样的观念看待党的工作,就不再是为自身发展而发展,把增加党组织和党员的数量作为工作的主要指标,而是提升企业党组织的生存力和战斗力。
党组织的战斗力提高了,吸引力就增强了,愿意入党的人也增加了。
这样,党组织质的提升又反过去推动了党组织量的良性扩张。
其次,企业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软件”建设为主,为企业党组织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不再停留在原来小打小闹、家庭作坊式的经营,而是迈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不要说千万元的企业,就是上亿元产值的企业,在温州也比比皆是。
像德力西这样的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甚至有了承接我国航天发射器配件生产的能力。
大批企业摆脱家庭管理模式,强强联合,组成“旗舰”,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如“正泰”、“金狮”等一批企业,在市委市政府引导、鼓励、支持下,与世界大企业大集团合作,“与狼共舞”、“与虎共生”,并通过合作,提升自己。
许多企业采用标准化、国际化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
可以说,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企业管理水平上,温州非公有制企业都加快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继续坚持和健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增强人们对企业的认同感,增强他们的事业心,进而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越来越成为企业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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