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文化通变观与学术方法论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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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寅岁末，钱钟书走完了自己89岁的人生旅程，静静地离世而去。

一颗学术巨星划破世纪之交的星空，书写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摇曳而远逝，融入历史的长河，从而为一个以清妙淡泊养气致静为宗，终生游艺于亚椠欧铅之间，融贯中西学术大论，深究天人要义而得其三昧，而完全人文化、学术化了的人生划上了一个美丽的句号，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彩。

作为文化贤哲、学术大师的钱钟书魂归道山了，但作为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钱钟书之著作却是“不朽”的，而钱钟书研究，则是一个尚需付出几代人之努力的人文课题。

尤其是当前，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纷纷启动的学术态势下，将“钱学”纳入中国现代学术史这一大背景之中而解读之，对其所诠释着的文化精神和学术理路加以体认，其意义不但在于深化钱钟书研究本身，而且亦可收反思现代中国学术得失之功效。

笔者不揣谫陋，草拟此文，披陈谬见，以为后生末学致意于先贤前哲之远游也，亦谨就教于大方之家矣。

一

柯灵在《促膝闲话钟书君》一文中这样写到：

“我近来常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究竟生得其时，还是生不逢辰，真是难说得很。

一方面是世界性政治地图的重绘，独立自由的钟声响彻云霄，核子时代的物质文明灿烂辉煌，我辈何幸，觏此盛世！

但另一方面，却是战祸连绵，内忧外患不断，意识领域剧烈冲突，心理平衡严重失调，新社会难产的长期阵痛。

知识分子卷在翻滚的时代涡流里，随着潮长潮落，载浮载沉，有的不幸惨遭灭顶；

只有少数人如崖岸壁立，经得住骇浪怒涛，坚忍不拔，表明历史考验人，人也考验历史。

将钱氏的为人为学，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前面来考察，也许能更平实地权衡他的份量。

”4诚哉斯言！

确实，钱钟书的一生，他的学术研究以及思想方式和学术方法之形成与发展演变，均是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几番变革，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学术体制的调整衍变，不可能不对他的学思带来影响，而他所体现出之文化姿态、所持之思想方法以及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又无不表明他对所处时代的文化、学术氛围之体认态度以及在人文观念层面上所采取之价值对策。

所以，我们应该将钱钟书置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这一大背景之中来考察之，方可更加准确地感受到他的份量，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钱学”的学术成就以及所体现的人文理性精神和所创建的学术范式，从而能更加全面、更加合理地评价“钱学”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意义。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为著名古文家钱基博。

钱氏幼时受过私塾和新式学堂两种教育，13岁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1927又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

1929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3年毕业，到沪上光华大学教英文，1935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获文学士学位，旋至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1938年返国。

回国之后即任时已并入西南联大并迁于昆明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39年返沪小住并辞去清华教职，于是年11月赴任设于湖南兰田的国立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一职。

1941年由湘返沪，先后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并参加沪上文艺界的一些活动。

1949年夏迁居北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事宜，1950年起兼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委，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调文学研究所（初隶属北京大学，后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革”期间，于1969年冬曾被下放于设在豫南的“学部”“五·

七”干校，1972年春始获准回京。

1978年至1980年间，曾先后赴意大利、法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从事学术交流活动，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3年起改任顾问。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久病无治，辞别人世。

钱钟书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其父子泉先生对他责督甚严，因此自幼年起，他就对经、史、子、集各部典籍有广泛的涉猎，并酷爱文学，除系统地阅读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典籍而外，对中国古今小说、林译小说以及外文原版小说也是异常痴迷，常常陶醉其间。

加之他天资过人，有寓目不忘之功5，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同时对西方哲学、文学亦有浓厚的兴趣，曾有过研究西洋哲学的念头。

钱氏的才力还体现在早在中学期间他所作的骈、散文以及古体诗就文笔练达，辞采斐然。

这些，无不为他以后的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亦影响了他日后研究兴趣和文章风格之形成。

钱钟书正式开始学术研究和学术论著的写作，始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

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除了创作出大量的风格独特的旧体诗、小说和散文而外，更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学术研究之中，以文学研究为依托，兼综人文各科，连类古今中西，撰写了一系列视野广阔、识见精湛、议论卓出而具有非凡的思想原创性和学术开拓性的论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独树一帜，因而使得研究“钱学”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亦成为反思百年中国人文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话语。

纵观钱钟书一生的治学过程，我们可以将他的学术研究和著述历程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

1929年——1938年。

从钱氏入清华大学始，至英、法留学归来回母校清华任教止，为钱钟书学术研究之早期，时间跨度为10年。

有的文章在谈到钱钟书的写作分期时，以1939年至1949年为第一期，云“1938年学成归国，钱钟书29岁，三十而立，英年有为，由此开始其一生的研究写作生活。

”6这是不够准确的。

其实，钱氏甫进清华，在学识才力方面便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

当时，“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7，因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8。

所以，即使在当时名流才士林立的清华园中也显得矫矫不群，异常引人注目，近年来被广为征引的吴宓当年品评钱氏的一席话便可为证：

“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

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9钱氏后来亦曾谈到自己当年在清华刻苦钻研学问的情形：

“及入大学，专习西方语文。

尚多暇日，许敦宿好。

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

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天社两注，亦与其列。

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

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

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

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对强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

”10因此，自入清华始，钱钟书除以“默存”、“中书君”之名在《清华周刊》、《国风半月刊》等上发表了大量的旧体诗而外，亦开始了学术类论文写作，从1930年开始，他在《清华周刊》、《新月月刊》、《大公报》、《国风半月刊》、《学文月刊》、《文学月刊》、《天下月刊》、《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琐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论不隔》、《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等论文，以及《一个哲学的纲要》、《休谟的哲学》、《美的生理学》和评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等的书评，同时还有用英文写的论文《中国古剧中的悲剧》，以及获牛津大学文学士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等。

钱钟书这一时期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他后来治学的一些特点，如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广泛地吸收西方人文学说中的新观念，古今、中西之间、人文学科各科相互贯通，以及注重从对一些具体的人文现象的实证性分析中总结、归纳出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哲理、心理以及诗心、文心，等等，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已经露出了端倪。

如书评《一种哲学的纲要》对卡纳特的批评，《美的心理学》对文艺批评运用科学方法与概念的讨论，均反映出他对西方哲学、文艺理论和美学之熟悉程度，以及卓出的思辨与语义分析能力。

又如《小说琐征》将笔记、小说、正史、佛典、经书、文集、诗话、戏曲中关于同一件故事之记载摘录出来，相互比勘，以印证小说中某项记载的来历，显示了他搜集材料以及进行绵密的考证之功夫。

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通过对“文学”、“诗”、“文”等概念之义界的分析，以及深入考察传统诗、文的文体职能，而指出在传统文学中，诗、文“分茅设”，各有各的规律与使命，“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各各不相容的命题”，以文载道，以诗言志，在一个作家那里可以“羽翼相辅”，并行不悖，从而纠正了周作人提出的在当时影响甚大的所谓中国文学史上存在“载道”与“言志”两种思潮交互循环的错误说法。

又如《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对于中国文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的所谓“人化”批评的特点之抉微，以及对所谓“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之辨析，辨析毫厘之间，发人所未发，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而《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围绕“文学”之义界、“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关系、文学发展源流、文体观念、文学史分期、文学发展之历史因果关系、文学与社会时代之关系、文本解读与文学接受诸问题的讨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学史观。

上述两文体现出钱钟书能在稔熟文学史实的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思维和新型知识对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进行梳理和诠释的思辨批判的理论功夫。

所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当年被钱氏批驳的体无完肤的周作人的“载道”与“言志”二分说，在许多人那里还被奉为“经典”之见而乐道不疲；

而在文学史观的认同方面，欲求在文学史著作中完全修复历史的纯客观的历史主义文学史观与完全否认历史本体存在而视文学史为历史主义神话的解构文学史的文学史观两派之间的冲突一直延续至今，其实这一问题在钱氏的文章中已经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对于我们今天文学史观的建构大有借鉴意义。

在这一时期，钱氏关注的理论问题还有西方近代哲学评价、历史哲学问题、诗化哲学、道德定律问题、文言与白话问题、文学翻译问题、文学思潮评价问题，文学复古思潮评价问题，等等，可见涉猎面之广。

另外，钱氏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他的在学术析解、理论评说时能执两用中、合观圆照而反对在理论主张上坠于一边以致偏枯不全之研思特点，于此时的论作中亦已初步形成。

如其时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正风靡西方，钱氏在《美的心理学》一文中对该书所提出的应重视心理学等现代科学的研究予以充分的肯定，指出文学批评应该“借重”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理学”，同时又指出文艺研究中引进科学的方法往往会出现走极端的倾向，因此要坚持“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切忌“卖弄科学”“方法”，正是辩证思维精神之体现。

所以，在划分、研究钱学形成与发展阶段时，应对钱氏这一阶段的研究与论作情况予以充分的重视，而不该忽略。

第二时期：

1939年——1949年。

自赴湘担任国立师范学院教职始，至再次北上到清华任教止，为钱氏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时间跨度亦为十年。

在这一时期里，钱钟书撰写出版了《谈艺录》一书，并在《国立师范学院季刊》、《新语》、《大公报》、《观察》等报刊上发表有《中国诗与中国画》、《小说识小》、《谈中国诗》等论文和一些书评。

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人·

兽·

鬼》以及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也于这一时期出版，可谓是勤于笔耕，成就斐然。

《谈艺录》之作，代表了钱氏在学术研究方面迈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该著融古今中外广博的知识和作者对诗学问题的精审卓见而一之，不仅于宋以后诗歌的体裁别异、宗派判分、诗心文眼，有诸多发掘，而且能广征博引，沟通中西，对中西诗论及美学中若干貌异实同或貌同实异的问题，作了精微的辨析、比较和阐发，不仅是一部在现代学理导引下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诗学论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内容丰富而详密的比较诗学著作。

钱氏《赴鄂道中》五首之一云：

“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思。

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

”11系由点化杜甫《戏为六绝句》及元好问《论诗绝句》中的有关诗句而来，讲的是自己撰写《宋诗选注》之情形，但用来说明钱氏撰写《谈艺录》时的追求也无不合适，就《谈艺录》问世后的评价和影响而言，完全可以说钱氏是一个在中国传统之浩瀚无涯的诗话的汪洋大海之中“碧海掣鲸”人，诚为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化的“疏凿手”。

而《中国诗与中国画》一为，则专就“文艺批评史上的一个问题”即中国传统艺术批评观念中诗与画之关系及其不同的评价标准问题作理论“澄清”，并连带出文艺批评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常变、因创、古今、新旧、质文关系之认识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对有关特征、规律进行总结概括时如何克服空谈无根、以偏概全等问题，出入古今，连类中西，立论甚高，证据确凿，针线缜密，义理丰赡，因而初一发表即受到广泛好评，后来钱氏又对该文多次加以修改，已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研究史上的经典论文之一。

《小说识小》则继续沿着前面《小说琐征》的路子操作。

钱氏这一时期的论作与后来的《管锥编》在学术方法的发展方面可谓是“直通车”，《谈艺录》之成就已使他显现出学术大家之气象。

第三时期：

1950年——1978年。

从再进清华作教授起，到“新时期”开始《管锥编》交中华书局出版终12，为钱氏学术研究之第三阶段，时间跨度为28年。

在这一阶段，钱钟书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撰写出版了《宋诗选注》一书和《读〈拉奥孔〉》、《通感》、《论林纾的翻译》等论文，以及参与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具体负责其中之唐宋部分，并撰写宋代诗话部分，又于“文革”期间完成《管锥编》的撰写。

《管锥编》之学术贡献奠定了钱氏世界级学术大师之地位，该著继续发展了钱氏“雅喜谈艺”13之特点，只是内容范围更扩展至整个人文领域，书中之研究对象为先秦至唐代的十部古籍，但实际上是旁推交通，联类广深，出入古今中西，可视为是对人类历史上的人文精神现象史之丛考广议，而且在方法运用上更加圆熟老成。

钱氏通识方闻，辨析问题，穷源竟委，慎思明辨，能卓而成一家之言，后来论者，只成余闰。

所以，在《管锥编》中贯穿新故，出其绪余；

提要钩玄，折衷求是，洵足以疏瀹心胸，开张耳目，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传统学术文化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化的成功范例。

钱氏承继了中国传统学术重在参悟天理人心，以及重视通过实际例证来阐发宇宙之道之学理特点，以其精湛的国学造诣和西学知识，游艺于亚椠欧铅之间，左右逢缘，得心应手，不沾不滞，虽然研究的是古籍，使用的是文言和札记体，但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则充满了现代意识，所以不可仅视《管锥编》为考证之作，而更应目为思想史著作。

作为一部旷世的学术巨构，《管锥编》必将对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而问题在于在当今学界恐怕已经难以觅得非常理想的解析者了，它者不说，仅就该著征引丛集，上至西周，下至近今，旁及泰西，以致古今中外典籍，无所不包，读者欲解读之不但要熟习三千年的经史子集、佛道二藏、诗、文、小说、戏曲、笔记、方言、谚语，更还要知晓泰西语文要籍，同时对所引材料、所讨论问题之背景脉络，亦须知会，而类书之类所济之事实在少许。

《宋诗选注》之作虽然亦为钱氏嬴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但在当时却不合时宜，曾因选录标准和一些评价尺度而受到批判，尽管选家已经与自己的诗学宗尚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钱氏在八十年代谈到该书时曾说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因此它在“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14。

不过也多亏其不合时宜，才使得在当时的精神气候中居然出现了这一可以为中国选学史开辟一个新阶段、一种新境界的文本，钱氏在该书《序》中所突出的“六不”的选诗标准15，已经注解和评论中所作之在诗眼文心方面的精湛阐发，正堪称“疏凿手”，因而到底是无愧之作。

至于《读〈拉奥孔〉》、《通感》、《论林纾的翻译》三篇论文，或讨论诗、画艺术特点以及中外叙事理论方则，或研究广泛存在于中外文艺传统中的所谓“感觉挪移”之“通感”审美现象之义理，或评说以林纾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所涉及到之异常复杂的文化交流与人文心态问题，均是“大用外腓，真体内充”16之佳构，其在旧学与新知、材料发掘与理论诠释、现象分析与宏观性结论发见等重大学术思想原则方面，无不可以提供参鉴。

因此，这一时期是钱氏学术生涯中真力弥满，倾其所积而酿造学术精品的一个阶段。

第四时期：

1979年——1998年。

于《管锥编》行世之后始，终止于钱氏辞世，为钱钟书学术研究之最后一个阶段，时间跨度为二十年。

在这一阶段，钱钟书不但修订了旧作《谈艺录》，于原来的九十一个条目之下加了大量的“补订”，并增加了一十九条作为“补遗”，使其篇幅大大扩展，内容更加宏富，义理更加缜密条畅。

而且又对《管锥编》已发表部分进行修订，有《管锥编增订》、《管锥编增订之二》。

同时，还发表有《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等论文，以及为自己旧作新刊所作前言、序引等文字和为他人著作所作之序，以及一些会议发言之类的文字。

除此之外，如有其它，亦成遗作了17，于此，笔者不是知情者。

这里所举的钱氏在此阶段的三篇论文，亦称精湛，前面一篇考察传统诗学在孔子诗“可以怨”这一母题之下所衍生出的一系列诗学见解与命题，以及对司马迁与韩愈之差异的评说，均称辨析毫厘，并一如既往地连带出西学中的类似观念，以抉发中外共同的诗学、文心；

后两篇则对文学翻译中或者文学题材和故事原型流播中所衍生之文化交流、对话方面的一系列意味深长而耐人寻思的人文现象进行评析，亦不可多得。

以上对钱钟书的学术研究作了分期并予以简要之评述。

欲详叙钱钟书的学术成就与贡献，即使对于一部部头不小的专著而言，也绝非是一件轻松之事，何况在一篇论文之中。

这里想特意指出的两点是钱钟书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疆域的拓展和对传统的诗话、札记体裁之利用与提升。

钱氏指出，传统的文学批评本无定体，标出名号的文谈、诗话等仅为其中之一部分，大量的潜藏在其它形式的著述之中，如诗、词、笔记、小说、戏曲，乃至谣谚和训诂等等里面，尽管可能是三言两语，但谈言微中，具有精辟见解，甚至专门的文评著作也“无堪俦匹”，因而值得珍视之。

虽然它们“零星琐屑”而“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但是“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18，故应特意爬抉之，而不能仅仅将目光投注于《文心雕龙》、《诗品》等上面。

在这方面，钱氏所作的学术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在《谈艺录》与《管锥编》以及许多论文中刻意以求，自一些从来鲜有人问津的材料中钩稽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的文论观点，如从《毛诗正义》中发见孔颖达关于诗、乐本质差殊之合理见解，云为“开宗明义”之言，并谓：

“仅据《正义》此节，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

不能纤芥弗遗，岂得为邱山是弃之借口哉？

”19又如从民间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一语中发现其在戏剧美学上的“深厚的义蕴”，认为这句话在“理论上的发现”，“并不亚于狄得罗的文章”20。

钱氏之《谈艺录》就文体而言，属诗话之体，这一点他在该书开篇中已予点破，至于《管锥编》则采用的是笔记、札记之体。

这两种文体都是中国独有的著述形式，其讲究的是笔墨精妙，可以作到挥洒自如，以简御繁而有余不尽，只是现代学术兴起以来便逐渐式微，成为历史橱窗中的东西。

而钱氏采纳了它们，以经济妙曼之笔来点化评析古籍中所涉及到的种种人文现象尤其是诗心、文心、哲理、心理，而他的知识工具与学理意识以及价值追求则是现代的，但是亦无不称身合体，显得那么雅饬惬意，所以即是对这种文体之提升或曰现代转化。

问题恐怕不在于使用这种文体好不好，而在于何以钱氏能作到这样，自然与他之学养与不欲趋同之治学品位相关联，探讨这一现象对今后我们的学术研究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如何确立文化创新目标大有裨益。

曾与钱钟书有过文字因缘的老文人卢弼在《和默存〈寻诗〉原韵》诗中云：

“绮思妙谛易翻空，凿险探幽意境同。

彩意千言千气象，雄词万里驾长风。

翠微吐纳形骸外，关塞收归掌握中。

君已高吟鸣天下，衰龄驽愧难工。

”21这当然是在形象地描述钱钟书之诗的风格特点，但笔者以为用来指陈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主体精神风格，亦是恰切的。

而说到钱学的主体精神，我们又不能不想起柯灵曾经对钱钟书的精神风姿作过的描述：

“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

浑然一体。

如影随形。

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

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额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下的警句。

渊博和睿智，二者缺一，就不是钱钟书了。

”22确实，钱氏身上和他的著作中潜含着一种精神，那就是非常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文化道义与人文关怀方面的情愫与使命感，于此我们只要了解一下钱氏一生的出处行藏，读一下《谈艺录·

序》、《谈艺录》开场之白中的有关文字，品味品味《管锥编》中的一些有深沉寄寓的感慨与议论，以及杨绛在《干校六记·

误传记妄》中所记录的那段对话23，便当有所会心，这里不赘。

二

中国自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被强迫打破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发生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文化选择方面的价值冲突便由此而引发，各种人文思潮此起彼伏，一刻也未曾有过停息，只是随着社会和时代氛围的变化，其表现形态有所不同而已。

这一文化价值冲突反映在本世纪的学术研究方面，尤其是人文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