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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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政府机构的运行就失灵了,皇帝也失去了
对官僚体系的控制。
他不知道他所统治的帝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的命令被执行的如何。
时间长了之后,皇帝也会发现,这里面问题很
多。
比如明宪宗朱见深用太监汪直,最开始就是因为京城闹妖怪,搞得皇宫里面也人心惶惶,所以才派汪直乔装打扮出去打听消息。
万历十二年,山西五台一带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官员们就一直捂着不报告皇帝。
万历皇帝因为派人到五台山进香,才得知消息。
这种小道消息不断被印证之后,皇帝就会对官僚集团失去信心,而试图开辟新的渠道来发现问题。
而最容易开辟的新渠道就是太监。
等官僚集团腐败到一定程度以后,太监的作用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太监可以向皇帝反应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甚至向皇帝提出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的改革建议。
因为他们就来自这个阶层。
在
这方面,皇帝和太监比较容易取得一致。
皇帝是希望国家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的。
他们也知道,必须要让老百姓活的下去,皇位才能稳当,他的子子孙孙们才能接
着做皇帝。
反之,老百姓活不下去,就要造反。
国家灭亡了,皇帝的存活率很低,皇帝自己那一家人大部分都会被杀。
所以皇帝治理好国家的动力和压力都特别足。
而
且,掌握治理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是一件极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全天下任何事情都要吸引人。
不用人催,皇帝自己就知道天天拼命干活,努力想把国家治理好。
至
于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贪恋女色之类的事情,享用过度了自然就会兴趣索然。
站在皇帝的位置上,这些都是想要多少有多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跟行使皇权处理
军国大事比起来诱惑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俗
话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
现在好多中学生玩模拟帝国争霸之类战略游戏都能废寝忘食,更何况是玩真的呢?
所以我们看明朝的皇帝,每一个人都劲头很足,虽
然能力有差异、治国理念有差异、治理的效果有差异,但态度都是没问题的,全都在认真负责的想要治理好国家。
清朝的皇帝,也是一样。
明朝有十六个皇帝,清朝
有十二个皇帝,总共二十八个。
在这二十八个人当中,对治理好中国这件事没兴趣的、贪恋女色或者游玩而不理朝政的皇帝的比例为零。
这个样本够大了,足以说明
问题。
明
清之前的历史记载,只有文官们编写的所谓“正史”,没有《实录》等更客观详尽的资料可供考证,所以没办法去证实或证伪。
但是根据明清的二十八个样本,我们
有理由认为:
明清之前大部分朝代的皇帝,也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昏君暴君必然是极少数。
关于皇帝好色怠政等方面的记录大部分应该都是文官集团编造出来的,
为的是把国家衰落的责任推到皇帝头上。
通过对明朝皇帝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知道此类谎言是如何出炉的。
绝大部分皇帝都会努力想要治理好国家,相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是皇帝制度的基本设计逻辑决定的。
但官僚集团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他们的想法就跟皇帝不一样。
官
员们的位置不如皇帝那么稳当,随时可能在政治斗争所失势,官位也不能传给子孙,而且自己又不是最终决策人,很多事情也是执行命令,缺乏主动性和成就感,国
家灭亡了自己未必遭殃,说不定换个皇帝也还能够继续当官……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官员们为国家考虑的动力和压力都比皇帝小了很多。
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在国家
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
自己贪一点,贪的全都归自己,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基本不用由自己来承担;
自己努力一点,给国家和人民的好处也不归自己,不归
自己的儿孙。
官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联度,跟皇帝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关联度比起来,就要差很多。
所
以,在帝国制度下,官僚集团日渐腐化堕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他们越腐败,跟皇权的冲突也就会越严重。
这跟民主精神没关系。
明朝的文官越到后面跟皇权抗争
的越厉害,不是说他们有民主精神,只能说明他们越来越腐败,从皇权的代理人变成了自己这个贪腐权贵阶层的代理人,所以跟皇权才会从合作走向对抗。
我
们在前面说过,朱明皇权,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
在朱元璋时代,它就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说它是农民专政也可以。
皇帝制度这个东西,就是古代社会的一种
政治制度设计。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国家政权代表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利益,要看情况,不是一定的。
不仅不同的朝代不一样,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也会发生变
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集团不断腐化,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就逐步的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把它变成了权贵阶层统治农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工具。
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粮长”这个职位的变迁来观察。
“粮
长”就是农村地区负责给官府缴纳粮食的人。
这个人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他那一片地区的农民应该缴纳的粮食收起来,交给官府。
这个位置没有特别的权力可以支撑他
去强制从农民手里收粮,收不起来的粮食就得粮长自己补上。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位置。
在明朝开国初年的时候,粮长一般都由村里的地主富户轮流担任。
这就表明,
缴纳粮食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地主富户头上。
这种制度安排符合普通农民的利益,体现了农民阶级掌权的特点。
但
是到了明朝后期,粮长就逐渐变成了由普通农民担任,而地主乡绅等富有阶层不再担任了。
对此,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朝的财政与税收》中大惑不解,他说,大户
在农村地区比较有地位,让他们担任粮长有利于粮食的征收。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后期会让贫农担任,让贫农去找大户要粮,难度会大大提高。
这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农
业税征收困难。
显
然,这种变化不会是因为明朝后期的官员不如前期的官员聪明,不知道农村地区地主大户更有地位。
粮长身份的变化,是因为官员和地主勾结起来了,让地主大户可
以逃避缴纳粮食的责任,而把这个责任推给普通农民。
粮长身份的变化,就是明朝国家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逐步转变的一个生动体现。
——政权组织形式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当然它们确实有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
革命的胜利成果被篡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农民领袖一当上皇帝整个政权就变质了。
没有那么快。
一
直到明朝灭亡,朱明皇权的农民起义特质都还存在。
明朝的皇帝都会反复阅读朱元璋自己写的造反历程和感悟。
受此影响,他们几乎都认为,只要农民造反就是官逼
民反。
责任肯定在官府。
所以明英宗朱祁镇听说荆襄地区农民起义,官员请求镇压,才会说:
“那些都是吃不饱饭的农民,怎么能够派兵镇压?
”而是力主招抚。
其实荆襄地区的农民造反主要还真不是官逼民反,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有官,都是自生自灭的。
后来朱见深采取先铁腕镇压,再改善治理模式的手段,才解决了问题。
到了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也是但凡能够招抚的一律招抚。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流寇也是朕的赤子。
”他也知道那些人是吃不饱饭才造反的,只是当时明朝已经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招抚了。
在皇帝一心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情况下,已经腐化变质了的官僚集团,要让皇权服从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要切断皇帝跟底层人民的联系。
他们向皇帝提供的信息,就是经过层层筛选、严重扭曲的;
他们对皇帝的命令,就是故意曲解,往歪了执行。
皇帝察觉了这一情况之后,首先会想办法整顿官僚集团。
如果官僚集团整体已经腐朽,在皇帝能看得到的官员范围内,已经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了。
那么,他很自然的就会转向让太监来给他提供信息和参与决策,并监督甚至整肃官僚集团。
这个时候帝国的政治运转机制就变成了这样:
也就是说,皇帝在正常的政府体系之外,增加了由太监控制的信息反馈体系和监督体系。
由于太监数量有限、能力也有限,所以执行最终还是只能交给官僚集团去做,不可能完全取代官僚集团。
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太监也可能负责部分实际执行工作,比如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就派出太监直接征收商税和海关税。
以,太监干政,是正常的官僚体系运转失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太监不是乱政,而是对已经腐败堕落的官僚体系进行补救。
由于太监不能世袭,而且全都来自社会
最底层,他们也就很容易跟皇权结合,对贪腐集团进行镇压。
太监主政,特别是明朝的几个太监执政,都是站在了底层人民的立场对腐败的官僚集团进行整肃。
文官们总结的明朝四大“权阉”,王振打击杨荣贪污和杀掉杨士奇的儿子,汪直整死杨晔清查驿站并代表明宪宗巡视各地,刘瑾进行全国土地清丈和将贪腐官员罚米输边,魏忠贤整肃东林党和打击吴养春家族霸占黄山木材,都是在整顿吏治、打击豪强。
刘
瑾当权的时候,太监内部就把他称之为“小太祖”,也就是小朱元璋。
魏忠贤当权的时候,在打击贪官豪强方面,下手也相当重,很多人进了监狱就没活着出来。
文
官集团天天嚷嚷着要“恢复祖制”,其实就是打个幌子卖私货,比如不准增加商税、加强海禁之类的。
真正实打实的照着朱元璋立国精神办事的,就是刘瑾、魏忠贤
这些太监。
朱
元璋立国精神的核心是以严刑峻法维持官僚集团的廉洁高效,其它的都是细枝末节。
比如海禁,那就是出于治安考虑的权宜之计,到了朱棣时代郑和好几万人的船队
就开到西洋做生意去了;
低商税税率是为了扶持被战争打击的商业,恢复经济繁荣,真要到了商业大繁荣的明朝后期,换了朱元璋上他也肯定愿意多收商税而减少农
业负担。
些太监之所以能够秉承朱元璋的立国精神,就是因为他们跟朱元璋来自同一个阶层。
他们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也知道这种艰辛是谁造成的,所以对贪官豪强下
手特别重。
这跟朱元璋是一样的。
朱元璋就是被元朝的底层官吏整的全家死绝,自己当和尚讨饭,所以当了皇帝以后对待贪污腐败,那叫一个凶残。
朱元璋的子孙们当了皇帝,虽然知道老祖宗是农民造反起家的,对农民还是很有感情,但毕竟生长于深宫之中,又被儒家思想洗过脑,对社会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很多想法就难免脱离实际,容易被官僚集团操控蒙蔽。
这个时候,太监就能为皇帝提供通向社会底层的信息渠道和政治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说,太监并不只是皇帝的家奴。
他们是有自己独立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识的。
皇帝利用太监来监督文官集团,太监也会利用皇权来践行自己的政治路线。
当太监和皇权密切结合的时候,类似于朱元璋时代的那种农民专政的局面就会再次回归。
这个时候,已经沦为官僚地主和官僚资本利益代表的士大夫们就会惊呼“太监乱政”了。
其实这不是乱政,这只是代表了皇权向明朝立国精神的回归。
我以前读到有关明英宗朱祁镇的历史记载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朱祁镇宠信太监王振简直莫名其妙。
朱祁镇对王振是尊敬,而不是宠爱,他总是恭恭敬敬的称王振为“先生”——也就是老师。
王振并没有带着朱祁镇四处游玩讨小皇帝喜欢。
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对朱祁镇管束还很严格。
一次,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
第二天,王振就当着大臣的面,向英宗跪奏说:
“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
”
王
振到了中年才净身入宫,之前是个教书先生,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过。
你说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皇帝,怎么会对这样一个低级教书先生如此敬重呢?
他身边像杨士
奇、杨荣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大儒,要是论知识水平,比王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要说贪玩好耍,找聪明伶俐的小太监或者年轻漂亮的妃子、宫女一起玩不是更好
玩?
王振到底有什么特殊才能,能够让朱祁镇对他敬重有加,乃至把军国大事都交给他去办呢?
后
来土木堡之变,文官们都说是王振的责任,害得朱祁镇兵败被俘,在蒙古喝了好多年西北风,皇位也丢了,回国以后又被软禁在南宫。
这跟王振应该是有深仇大恨
了。
但朱祁镇复辟以后竟然一点不怪王振,反而还对他非常想念,还要派太监去土木堡祭祀王振的亡魂,然后“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
(《明史·
王振传》)
这个事情非常不可思议。
朱祁镇就像是被王振施了什么魔法,中了邪一样。
不然怎么会这样愚顽不化?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祁镇智力正常,不管治国水平怎么样,理智是很清醒的,没发疯没中邪,工作勤奋不好女色,一心想治理好国家。
这样一个人,在经历了从皇帝到俘虏、到囚犯、再到皇帝的大起大落之后,心智应该是很成熟了,竟然始终对王振念念不忘。
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王振可以给予朱祁镇某些他非常渴望得到、但身边的大臣、后妃、太监等人都无法给他的东西。
王振是中年净身入宫的,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了很多年。
比起那些年幼就净身入宫的太监,他对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有很深的了解。
这是他身份最特殊的地方。
根据《明史》记载,王振取得英宗的信任之后,就一直劝他“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
这就应该是朱祁镇信任王振的原因了。
祁镇手下的那些“大贤臣”不断的告诉他,国家在他贤明的父亲明宣宗的治理下,一片繁荣昌盛、政治清明,而他只需要根据儒家经典的教诲,不改父道、孝敬太
后,举止合乎礼仪规范,为天下作出表率,然后把国家大事交给贤能的内阁去处理,那么国家就会继续繁荣昌盛,人民就会把他歌颂成为伟大的君主。
只有王振说的他们不一样。
他对年轻的小皇帝说:
“陛下,您的国家现在贪腐横行、民不聊生!
——这句话不是史书上记载的,是作者猜测的。
根据各种史料来分析,我认为只有这一种可能,才能让王振赢得朱祁镇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而且让王振对朱祁镇而言无人可以替代。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朱祁镇虽然再次当上皇帝,但身边却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像王振那样可以告诉他国家最真实的一面了。
土木堡之变让大明王朝的勋贵几乎被一网打尽,文武力量失衡,文官集团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这个皇帝说的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言九鼎了。
这些,都让他禁不住想念王振。
第二次当上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应该是比较落寞的。
年少的时候,他曾经被王振培养成了一个愤青,对帝国的弊政愤愤不平,立志要加以铲除。
王振告诉他,要严刑峻法来整肃官僚集团,要注重发展军事力量而不宜过分信任文官。
这些他都深以为然。
但想不到却出现土木堡之变那样的灾难。
关
于土木堡之变,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
皇帝亲征却面临着后勤不足、严重缺粮缺水的局面,大军已经返回,进入了第一道长城防线以内,竟然还会遭到蒙古主力的
攻击,而周围的军队也拒绝赶来支援。
这些奇怪的事情共同导致了土木堡的惨剧。
文官集团成为这次事变最大的受益者。
朱元璋建立的文武制衡的立国体制被打破,
文官一支独大的局面从此形成,直到明朝灭亡。
四百年来,关于土木堡之变的阴谋论猜测不断——有无可能是文官集团故意在背后使坏呢?
这一类的猜测从现有史料来看无法找到有力的依据。
我倾向于认为精心策划的阴谋不会有,但文官集团以各种借口拖延粮草供应,以便让朱祁镇和王振行军困难,这一类的小动作应该是有的。
不管怎样,第二次当皇帝的朱祁镇确实老实了很多。
他是向文官集团低头了吗?
也许痛失皇位的经历,让愤青皇帝朱祁镇变得保守了,不想再跟官僚集团拼个你死我活,那太危险太辛苦了。
他只想舒舒服服的坐稳皇位就行了。
至于王振,他已经死了。
朱祁镇在听到一些农民起义之类的消息的时候,难免会想起他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所以还是会怀念他。
其
实不仅是王振,魏忠贤也是中年净身入宫的,入宫之前都娶妻生子了。
刘瑾倒是幼年入宫,但他长大后跟老家还有联系。
他是陕西兴平县一户农民之子。
而且刘瑾掌
权之前因为政治事件被贬过两次,被发配到南京海子口充军。
两次基层生活的经历大大增进了他的人生阅历,被朱厚照重用的时候也五十多岁了。
算下来,明朝四个最有名的大太监,有三个都是人生阅历比较丰富的中老年太监,跟他们搭档的也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少年皇帝。
他们都在皇帝登基以前,长时间的陪伴着他长大。
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少年皇帝的工具那么简单,而是以自己的阅历去影响甚至塑造了皇帝的人生观世界观,让皇帝能够在理学士大夫的重重包围之中,知道外面世界的一些真相,特别是底层人民生活和官僚腐败的真实情况。
这种历经生活沧桑的中老年太监,跟有理想有干劲的少年皇帝相结合,那就是天雷勾动地火,肯定会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在历史上留下印迹。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太监王振专权、刘瑾专权和魏忠贤专权。
这几个专权的太监,最后下场都不好。
对此他们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
历史上的太监专权,大部分最后都被文官整的很惨。
这点历史常识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如
果仅仅是仗着皇帝的信任,谋些权势和财富,他们完全犯不着跟文官集团结下血海深仇。
明朝太监是正式的官位,像司礼监、御马监这些太监都很有权势,只要在职
权范围内按部就班的干活,为人处事按照官僚集团内部的规矩来,不会缺权也不会缺钱。
大部分司礼监、御马监太监,都不会出头整人,跟文官集团对抗,最后权势
地位财富该有的都有,也得了善终。
这不是很好吗?
果王振、刘瑾、魏忠贤就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想要捞点钱发家致富,按照他们跟皇帝的关系,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他们没有必要去专权、去整人,跟文官集团搞
得你死我活。
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这就跟张居正要搞改革、海瑞要搞改革是一样的,就是想要干点事,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挺身而出来干
这种得罪人的事儿。
种人物并不是皇帝想要搞点改革就随便能找得到的。
大部分太监还是宁愿明哲保身,为皇帝做事可以很积极,但要得罪文官集团他们也害怕。
所以像万历皇帝演练内
操,只要首辅申时行发出威胁,那些太监马上就想办法让皇帝把兴趣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崇祯在最后关头哀叹国家快要灭亡了,有太监也跟着感叹说魏忠贤还在就
好了,但却没有一个太监愿意再站出来去干魏忠贤干过的事了——一不小心就是杀头抄家的下场,太可怕了。
以,那些敢于站出来整肃官僚集团的太监,都是有勇气有魄力有牺牲精神的人物。
这跟文官集团内部的改革派是一样的。
如果张璁、海瑞、张居正是伟大的改革家、
政治家,那么王振、刘瑾、魏忠贤当然也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
只不过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太监,所以才会被抹黑的特别厉害,结局也特别悲惨。
实
事求是的讲,用太监来搞改革、来整人,确实不是正常现象。
用文官集团的话来说,就是:
“非圣明之世所宜有。
”按照帝国的制度设计,太监就是皇帝的生活助
理,科举文官治国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
太监没有经过寒窗苦读,文化水平低,又没有经过科举考试选拔,没有经过层层历练,仅仅因为能讨皇帝喜欢,就暴得大
权,甚至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这难道不是违反了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吗?
这样的道理,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皇帝其实都明白,也非常认可。
对于科举文官治国的优点,我们在第一卷里面也曾经大力赞扬过,深入剖析过。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套制度能够正常的运行,不被各种潜规则所扭曲,不受利益集团操纵。
比如科举考试,有利于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在它诞生的初期,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但是如果徇私舞弊盛行,像周延儒吴昌时当权的时候那样,连文盲都能靠送钱考中举人,那么它也就失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
再比如,行政系统的层层选拔,有利于锻炼人才、发现人才,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系统的顶端。
但是如果贪污腐败盛行,层层选拔人才就会变成层层淘汰人才,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被筛掉,选出来的全是无耻无能的极品坏蛋,那么这个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
太监专权,就是在文官治国这一套正统体制失灵的情况下,皇帝为了治理好国家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之举。
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说:
“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
”这个结论在历史学者中间应该是比较公认的。
宦官专权的情况,确实是这三个朝代最突出。
是,非常巧的是,这三个又都是寿命很长的大一统王朝。
唐朝“宦官之祸”最烈,太监掌握了禁卫军的军权,不仅可以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还能够废立皇帝甚至谋
杀皇帝,结果唐朝寿命最长,存续了二百九十多五年;
明朝“宦官之祸”次之,专权的几个太监虽然能够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但还不能威胁皇权,结果寿命第二
长,存续了二百七十五年;
东汉的“宦官之祸”又要差一点,只能跟文官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还不能专权,结果存在一百九十五年,也很长寿。
西汉存在了二百一十年,虽然没有太监专权,但是西汉有酷吏政治,酷吏在收拾贪官豪强方面力度不比太监差。
清朝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没有太监专权,但是清朝有满清贵族勋贵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文武之间存在血统隔离,权力制衡的很厉害。
除了这两个以外,北宋没有太监专权,积贫积弱混了一百六十多年就灭亡了;
元朝也没有太监专权,一百年就灭亡了;
西晋也没有太监专权,混了五十年就灭亡了。
比较一下四个最长寿的古代大一统王朝(清朝一半在近代,不算):
唐朝既有酷吏又有太监专权,寿命第一;
明朝只有太监专权,寿命第二;
西汉只有酷吏,寿命第三;
东汉酷吏和太监专权都有,但都比较弱,寿命第四。
我们不难发现,酷吏和太监其实是个好东西,对于延长王朝的生命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皇帝严厉打击贪官豪强集团。
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王朝,就长寿;
做不好的王朝,就短命。
太监专权往往会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集中出现。
因为一个王朝的正统官僚集团越到后期越腐败,皇帝就越是需要用太监来维持局面。
《明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崇祯皇帝继位以后,先干掉魏忠贤,然后把各地的镇守太监都撤了回来,把权力都交给大臣。
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大臣们就知道搞党争,军事上不断失败、财政日益困窘,因而又开始用太监来做事。
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一起反对用太监干预朝政,崇祯只能叹气道:
“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
”(《明史·
宦官传》)
崇祯这句话说的相当心酸、相当悲愤。
作为最后一个出现太监专权朝代的末代皇帝,他这也算是为太监专权出现的原因做了一个总结。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你们这些官员要是能办事,我好好的怎么会用太监啊?
崇祯是有资格这样质问大臣的。
因为他原本很相信文官集团,一上台就把魏忠贤除掉、把镇守太监撤掉、把征税太监召回了,把国家大事完全交还这些代表“正统”的大臣们去办。
结果怎么样?
没有了太监的监督,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马上就跟蓟辽督师袁崇焕秘密协商把毛文龙杀了。
这种边将结交近侍、节将杀掉节将的惊天大事,他这个皇帝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一点风声都不知道。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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