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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两种方法的发现结果融合为一套政策建议(卡瓦霍,怀特1997:
16,原文有着重号)。
本文运用卡瓦霍与怀特所提到的三种途径中的第二种,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在分析阶段融合。
农户问卷调查中数据选择与加工的方法和统计过程在文中有详细的展现,从而实现贫困的量化(也就是,估测样本中贫困农户的数量,进而推断整个调查地区的贫困农户数量)。
尽管最初是定量的分析,但本文的讨论证明,需要有大量主要来自实地调查的定性信息,用以选择、解释、核查调查得到的数据。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介绍,第二部分讨论来自农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选择、解释、计算、将个人贫困指标分级。
第三部分的重点是方法论的选择,以及如何从指标中选择并构建复合指标,以使我们区分贫困与非贫困农户,从而估测贫困的等级。
第四部分是关于本研究中其他研究者将普遍感兴趣的话题。
2.定义贫困的指标
2.1指标的选择:
对生计框架的应用
本部分将概览怎样在可量化贫困的指标选择中运用生计框架和以及提纲式的操作化定义。
农户问卷设计来收集与以下三个维度相关的一系列变量的定量数据:
满足最低需求的能力、获得可生产性资产的能力、对交换的依赖性(dependenceontransfer)。
这些变量的效度和信度将在实地工作(包括与此同时开展的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早期阶段得到检验,并且能够做出一个简短的指标清单。
满足最低需求的能力,这一指标是比较容易选择的。
它们包括食物安全(食物短缺的时间,每天的肉类食品量等)以及非食物需求(住所、衣服等家庭日用品)。
这些都将在图2.1表明,在2.3节中也会详细解释。
在我们的分析中,交换的依赖性主要指农户对独立状况或依赖状况和生计生存能力的自我评价。
在3.4节中,独立或者依赖的变量被用来核对综合基本需求和资源的贫困指标。
关于农户实际交换的数据(包括食物援助)将作为贫困和非贫困农户的一个特征或者相关特征(seeChapter7inDevereuxetal.2003orsharpetal.2003):
贫困指标没有包括这些交换数据,因为这些作为替代需求和依赖性的交换是一循环的。
简单地说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没有机会获得它,而那些有机会获得它的人则可能不是最需要它的人。
的确,我们在测量社会资本时候的假设是动员网络的能力,并且履行义务也是一种重要的生计资产,它能够帮助人们避免陷入贫穷或者摆脱贫穷2。
因此,数量化交换的能力后,可以指标化这些人是否能够获得支持。
但是不能测量他们对这些交换物质的需要程度以及他们是如何依赖的。
这个指标也可能将那些没有接受到这些交换而事实上又需要这些交换的人(他们可能就是穷人)。
在下面,将把社会资本作为生机资源的一个指标以及农户获取交换机会的指标来讨论,但是,这并不够测量依赖性。
本章余下的部分将讨论与生产性资产相关的指标的选择。
选择这些指标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为了指标化贫困概念,而在Wollo社会经济范畴内的农户水平上识别最有意义、并完整的资源指标;
第二是确保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而不单是获得产权。
像Devereux2003中讨论的一样,贫困研究引用了DFID的五角星生计框架,这个框架中的资本包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
但是,在这些资本条目下的具体资产分类却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内容。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牲畜资产,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对此分类就不同,有的称之为物质资本,有的称之为自然资本,有的称之为金融资本。
例如,Ellis在坦桑利亚的案例研究中,他将牲畜资产视为金融资本,基于此,牲畜被作为农户的财富存量或者储蓄来看待;
同时,他将住房材料(水泥、砖块)、水管子、发电机、交通工具(自行车、摩托车以及四轮机动车)和贸易用的工具等视为物质资本(Ellis2000,Chapter10)。
在实际操作中,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确是有交迭的,Scoones(1998:
8)并没有区分他们,而是用经济财产或者被定义为资本源(capitalbase:
包括现金、信贷或者债务、储蓄、和其它包括基础设施、生产设备以及技术等)的金融资本这一简单的类标(Category)来替代它们。
显然,在确定如何将生计资源的总体框架转换为具体的测量工具时,社会经济所涵内容是一决定性的要素。
接下来,本研究将对这些类标做出可操作的解释。
物质资本在这儿被理解为生产性资产,这是由农户生产、积累或者用来投资的;
同时,它也具备市场价值,并能够通过买卖来衡量价值;
另外它也可以用于增加收入或者财产的再生产。
在Wollo农村的农户经济中,牲畜就属于这类。
同时牲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区不同和地理位置的不同的基础设施(路、信息交流、保护的水源等)条件来决定的,因此对区分贫困农户来说,没有太大用处3。
自然资本一方面可理解为自然的禀赋或者被给予的资源,它包括水资源、土壤类型、自然林和草地。
同时,当中的一些资源依赖于区位不同而不同,并且在社区层次评价资源时,这些指标更为有用。
对Wollo的农村的农户来说,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在自然资本的选择中,其成为了最适当的自然资本指标。
的确,与其它地方相比,农户的农地更是一种“禀赋”的资源,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有,农民仅有用益权;
并且不能够买卖。
在所有权和获取机会两类指标的使用中,平衡而者的关系将在2.3节中讨论。
当然,既然土地也能够用来投资,有市场价值,能够带来收入,那么认为其满足物质资本或者经济资本的条件也同样合理,就像前面谈到牲畜可以被当作自然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一样。
这种分类主要是为了更好操作而不是只照顾定义。
在3.3节中对合成的指数的建构和分析的描述不会被用来罗列变量的框架栏内容所影响。
当土地可以被投资,有市场价值(土地即便不能被买卖,但能够被租赁出去收取年金),并且未来获益时,就像家畜被认为是自然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一样,很难把土地归类为物质资本还是经济资本,这很可能引起争议。
这里的分类应注重实效而非权威,在3.3节将对这些复合指标进行解释和分析,这并没有受到框架专栏中所罗列变量的影响。
金融资本是指获得金钱的能力,它不同于通过出售农产品、劳力以及其他商品来获得收入。
埃利斯指出,家畜是一项主要的有效储蓄形式,但在本研究论文中,家畜是获得现金的一种不同的、重要的手段,因此应该被单独列出。
我们对社会和人力资本的解释,与前文中提到的卡尼的定义接近。
社会资本,是一个反映获得非正式帮助的指标(也就是说,是从社区或者亲戚那里,而不是从政府和援助机构那里获得帮助),是五角星生计框架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参考17份问卷调查资料,初步确定下了一些指标,如下面的图2.1中所示。
在第2.3部分中将进行更深入的定义和探讨。
图2.1指标的初步选择
满足最低生存需要的能力
食品安全
其他需求
1.饥荒季节里每
天的食物摄取
2.季节性的食物
短缺月数
3.衣物购买
4.住房质量
5.基本支出
项目
获得关键性生产资产的能力
获得交换的能力
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6.家庭人力资本
7.成年男性劳动力
8.家庭外劳动力的获得
9.拥有的农田
10.可耕地
11.牛的拥有量
12.畜力的获得
13.所拥有的全部家畜
14.获得现金的能力
15.获得现金赠与及汇款的能力
16.社会支持网络的进入
17.参与社会团体的情况
注意:
在本文中,术语“assets”,“capital”和“resources”是可互换使用的。
2.2指标的刻度:
确定适合当地的界限
为了不同变量之间可进行比较(例如,土地所有与人力资本之间),需要制定测量指标的一致尺度,这对下面第3部分中将所论述的复合指标来说也是必要的。
另外,测量尺度的不同将导致对指标无意识的扭曲。
当然,应该适当使用原始计量单位的资料(如用土地的公顷数,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月数,等等)来分析个人指标,不过,当指标被进行比较或者组合时,它们应该像下面那样被标准化为0~1之间。
标准化的基本公式:
Xi–Xmin也就是(实际值-最小值)
Xmax–Xmin,(最大值-最小值)
对那些数值大意味着“不好”、数值小为“好”的指标来说(如食物短缺的月数),这一公式应进行反向:
Xmax–Xi
Xmax–Xmin
公式中所使用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可源于实际数据,也可根据指标的涵义及用途来确定其界限。
流传最为久远的例子可能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developmentindex),或是(HDI)(蓝德,申恩,199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
在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框架以及国家的发展能被逐年测量的目标下,(HDI)由数值(goalpostvalue)构成。
例如,根据“获得良好的人类发展并不需要无限的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被设定为40,000美元(按PPP对数化计算),此时预期寿命值的界限为25~85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
240)。
如果将来方法论能够被复制的话,时间与空间的比较(如年与区域之间)将有利于贫困指标的研究。
尽管如此,为了估计现在Wollo村的贫困程度,设定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数值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把数据资料在所选择临界值内进行标准化,需要各个家庭情况的更多细节。
当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一般贫困人口进行区分时,数据的收集范围被截短为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更贫困者。
总的来说,对每个指标而言,最大数值被视为富裕或不贫困的表现(更详细解释请参阅2.3节)。
当然,使用刻度指标的一般意义就是为了把变量转化为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
这增加了可比性。
但必须记住的是,有的指标值在Wollo村意味着富裕但在国际标准下却是贫困的,这应在社会经济学背景下进行理解。
接下来的2.3节,将对初步确定的指标及其界限进行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代表Wollo村贫困的复合指标也包含其中。
在附录1以及前后段落中,将展示调查问卷每一个指标的数据是如何而来的。
这样的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包含了许多当地所特有的情况。
不过,决策的过程、变量及其界限的详细定性说明(有的是指标本身)多为一般意义上的。
2.3对指标的详细讨论
2.3.1基本需求
指标1)在上一个饥饿时期里每天吃饭次数
下面是在上一个饥荒年度里家庭成员每日吃饭的数量变化(见问卷表G1部分,q82)。
原始记录中回答的可能范围是从0(=有时一天没有吃饭)到4(=每天超过了3顿)。
注意调查研究的年份是一个“标准”的丰年(而非特别的干旱或食物危机年份)。
因此,当年饥饿时期的严重性可以反映家庭贫穷程度及慢性食物危机的性质而并非短期情形。
在对于农户的问题中对成人和孩子分别提问是基于以前的的人口学研究中的知识,就是家庭会首先消减成年人的吃喝而着重为了保护孩子的吃喝。
从田间调查的问卷表上一眼就可看出这种假设情况的存在。
在定义指标的时候一个是否(或怎样)来综合儿童和成人消费情况的决定必须作出了。
一个方法是选择二者中的平均数并注意修正没有孩子的家庭。
这将给予成人和儿童同样的消费权重。
然而,如上面所解释的这并没有如实反映家庭的决策。
并使人感到这种方法将歪曲对那些没有孩子的家庭和相对于有孩子的家庭的指标的价值。
第二种选择就是根据儿童和成人的赋值赋予其不同的权重,然而又让人感觉到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决定这些权重以及有孩子家庭和无孩子家庭的可比性问题。
所采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指标中只计算成人的吃饭情况。
因为所有的抽样家庭中都有成人,这样就避免了成人和孩子消费相对权重问题及可比性问题——有孩子及无孩子家庭中在削减消费的动机中和重要性的决定方面很相似。
这是在合情理的消费中的一个“优先者”。
联合国食品安全部门的调查发现削减成人消费的数量是不同环境下人们应对食物危机的一个最普通直接的反应。
在我们的抽样中发现没有孩子的家庭削减消费是为了保护他们长期的生存福利或者资产;
而那些有孩子的家庭除了有这些压力之外,还有喂养孩子的额外负担。
表2.1:
指标的变化(每天吃饭次数)
数据价值
变化价值
上个饥饿季节顶峰时每天吃饭的次数
最多(精减)3+
1
2
0.6
0.2
最少(实际)0
为了记录变化,数据范围精减到3,所以最大的价值就等于每天三餐或更多餐。
在变化价值的计算上(应用上述的普通程式)最小的价值定在0.5,由于“0”在这个表中并非真正的0而仅仅是一个数据代码表示平均每天进食数少于1餐。
表2.1记录数据变化显示。
注意,增加最小的数据价值同样给予最小变化值的强调。
例如,一个家庭把成人消费降低为每天吃一顿饭,在指标上的分值则是0.2。
指标2)食物短缺季节
问卷表(G1部分,q83)记录了农户在上一个饥荒时期缺乏食品的月份。
这些简单持续的变化构成了第二个食品安全指标。
在记录中,实际最小数值为0(无食物缺乏)也被应用了,而最大数则精减为6(即所有家庭都报到食物缺乏达到或超过了6个月)。
再次地应用削减的数据是为了关注记录的贫穷程度。
例如,报到农户缺乏食物在7个月以上则记录为0。
表2.2:
指标2中的变化价值(食物缺乏月数)
(在过去12个月里缺乏食物的月数)
1.00
0.83
0.67
3
0.50
4
0.33
5
0.17
最大(精减)6+
0.00
注意这里用以的反向的公式(见上2.3):
变化的价值与原始数据之间的反向联系,为了能与其它指标相兼容(所以在记录上数值高则意味着积极的或“不贫困”,低则是消极的或“贫困”)。
指标3)最近三年中衣服的购买
指数1一样,分别针对成年人和孩子的衣服问“在过去的三年里,你们家买过多少次衣服?
”(问卷第三部分,第87和88个问题)。
根据国内研究者先前的理论,最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由买衣服来表达,至少为孩子买一次,至少一年买一次(在新年)。
相反的,连一年一次买衣服的能力也没有,那就说明是贫困的或是被剥夺的。
如果一个家庭不能为孩子和大人都买衣服的话,假设他们会优先给孩子买。
表2.3指标3的衡量尺度(衣服)
数值
(过去三年内买衣服的次数)
刻度值
最大值3+
最小值0
这里会出现同样的两难情况,是否要(怎样)结合大人和孩子的回答,,以及怎样对待没有孩子的家庭(见上面的讨论)。
讨论后,可以采用和吃饭顿数一样的方法,大人的回答(第87个问题)作为基础的指数,并将这个基础指数应用到全部的家庭,并不需要给大人和孩子的回答一个权重。
在问卷中可能出现的答案的范围从0到4以上。
为了衡量,这个范围最大值为3(相当于一年买一次衣服或更多)。
指标4)住房质量
问卷的第四部分主要是用来收集住房质量的信息(问题90和92)。
在农户调查中通常运用建筑材料的类型来区分财富,但是在我们研究的区域,建房的地理位置(以及木材、石头或是钢钣的实用性等)和家庭财富都决定了建房用的材料。
而且,不同的地方偏好不同的建筑材料:
比如,在南,钢板的房顶象征相对富裕,但是在WagHamra就认为草屋顶会更好。
在Delanta(Wollo北部的一个地区),钢铁的屋顶不是代表财富,而是为了抵御小偷和火灾。
表2.4指标四的衡量尺度(房屋质量)
分类
屋顶和墙都好的
屋顶或墙好的
0.5
屋顶和墙都不好的
根据这些实证观察得出,在Wollo的农村地区,用建筑材料来区分贫困和不贫困农户是不合理的。
取而代之,用简单的,分别询问关于屋顶和墙壁的质量来作为衡量指数(问题90和92)。
每一个问题都有两个可能的选择:
条件好(代码1),条件差(代码2)。
在挨塞俄比亚的高地,那里的气候不是强烈的日照就是冷风,雨或冰雹,不受气候变化的侵害对人们健康和生活质量有主要影响。
为了度量这个指标,需重新编码2=0,并计算出屋顶和墙壁的一个平均值。
就像表中显示的有三种可能的衡量范围。
指标5)基本开支项目
问卷第五部分(问题93到96),包括了农户当前的消费开支:
盐、咖啡豆、咖啡皮,和煤油。
这个基本原理在于,这些相对小的现金支出,是所有家庭都必不可少的,除非他们实在承担不起。
这些开支都没有的话,就说明这个家庭十分贫困。
表2.5指标5的衡量尺度(基本开支)
(在调查那刻,所有的列举的东西的数目)
数量
最大值3+
计算这个指标,表格中“数值为2”在前面是被编码为0的。
把问题93到96做一个简单的求和,(例如,数一下出现的项目的数量),用一般的公式来从0到1进行划分。
数据范围最大值为3,因为咖啡豆和咖啡皮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会用不同的东西,穆斯林多喜欢咖啡皮)。
结果见表2.5。
2.3.1人力资本
用读写能力或者学历来衡量户主(或者少数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通常被用来作为”人力资本”的代名词。
但是在Wollo的农村地区,它不能作为贫困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因为当地居民的读写能力都非常差,他们甚至不能从邻居中分辨出谁是最穷的人。
因为成为雇员和自己创业的机会都非常小,所以在这里受教育程度也不是生计资本中的关键指标。
从事体力劳动才是获得生计的主要途径(不包括残疾人和长年患病的人)。
因此,选择贫困的指标,应该更注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而不是技能和学历。
指标6)家庭劳动力
在人力资本范畴里,衡量它的第一指标应该是家庭体力劳动的能力。
衡量家庭规模、劳动能力和赡养的一个标准化的办法就是简单统计出家庭中分别处于“劳动年龄”和非劳动年龄段的人数。
但这对本项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拥有最高童工率且老年人通常也会工作到死的国家,“劳动年龄”是没有意义的。
以年龄为基础的劳动力分类也会忽视疾病和残疾这些和劳动能力息息相关的内容。
在家庭规模和构成方面更多的细微差别可以用在营养需求或是消费总量(包括年龄和性别等特征)与“成年人相等规模”来分析。
这一问题在附录3中的非劳动力比例统计中有所阐述,但是因为注重相对消费需求,它们在衡量人力资本中的生产能力方面作用有限。
为了代替这种标准方法,本项贫困研究采取了一种创新的方式来衡量家庭实际劳动力能力(如体力劳动资源),即被调查者自己来评估单个人的体力劳动在家庭生计中的作用。
表2.6显示了先前的这些指标在问卷中的使用情况(A1部分,7题),并且逐一进行了劳动力价值的分析。
这些指标分析主要来源于YaredAmare在北Shewa和南Wollo所做的人类学的工作,以及本项贫困研究中通过观察和实地的定性调查案例。
Dr.Yared的原始年龄比重是:
小孩(不到6岁)和退休者(超过60岁)=0;
童工(6--10)=1;
成人助手(10--13)=2;
成人(超过13岁)=3。
我们的研究使用了相同的比率,但是添加了以下的内容:
1相当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
有劳动经验的人增加一些分数(如增加0.5,在定性调查的基础上),关键是,对这些人的分类不仅决定于年龄且决定于他们自己对自己能力和健康的评估。
表2.6单个劳动力能力的转换因素
类别
解释
转化因素
(劳动力单位)
儿童
太小无法工作
童工
比如:
放牧;
做包括照顾孩子等家务或者被雇佣或在外养大
0.3
成人助手
如:
在田间帮忙但是不犁地的男孩,或者在厨房帮忙的女孩(配调料但不主厨)
成人
能够独立完成一个成人的工作量
1.0
老人
工作,但不能完成成人的工作量
长期残疾
不能工作
长期患病
在过去的三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不能工作
在衡量劳动能力方面(相对于消费需求),与传统标准相比,这个方法有以下几点优势:
●它考虑了健康因素:
排除年龄因素,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统计在劳动力之中。
这些类别包括了精神上的疾病,虽然在问卷中没有单独列出此项目。
●它考虑到了实际的情况,在Wollo的农村地区,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通常也工作,除非他们生病或者初中的学生有可能在学校度过较长的时间(或者在上学期间,去了其他地方居住)。
●它同样注意到了个人之间的差别:
特别是在老年人之间,一个65岁的人也许会愤慨地认为他还处于最好的状态并能和40岁的人一样工作,而一个50岁的人也许认为他自己已经很老了,并且不能完成“一个成人的工作量”了(调查者报道了这两种类型的大量案例)。
尽管有这些优势,这只是一种实验性的方法,其有效性需要我们去审慎地考察和检验。
既然是家庭所有成员收集的数据资料,这些数据有可能用来检验年龄组成和劳动能力的相互关系。
这种方法本身是十分有用的,因为可以包括例如童工这样的影响因素。
一个更需要深入调查的问题是在相对贫困家庭中,儿童和老人更容易出去工作的可能性大。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这里提到的方法可能对调查对象产生偏见,即高估了那些相对贫困家庭的劳动能力。
原始调查问卷中关于上述转换因素的答案被编码之后,就总结出每个家庭总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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