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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历史原因造成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了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首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采取的是先沿海后内陆,先东部后中西部的阶梯式发展战略,在开放的时间、程度和优惠条件的差别,使得先开放、先改革、先搞活的东部地区得到优先发展,这样东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更加失衡,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建国后为了改变一穷二自的落后面貌,我国实行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抉择。
在国家财力匮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通过“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使农民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重任。
同时还采取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禁锢子农村和农业。
城乡在资金、技术等发展上的失衡,政策上的差异,造成城乡发展机会和条件的不平等。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是造成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另外,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教育资源集中在经济发达、资金充裕的地方,而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教育水平的状况与居民收入差距相关。
个人收入与个人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政治身份等有关系,其中受教育水平对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65.4%的水平,小学文化程度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5%,分别高于城市23.8%和4%的水平。
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无疑是中国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也是影响城乡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2.2体制改革方面的原因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1)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
农村第二、三产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其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而来自第一产业种植业的收入增长缓慢,从事不同产业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均,这是造成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随着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代表现代产业技术水平的高效率产业部门比重不断增大,朝阳产业不断增加,夕阳产业或被淘汰或被创新。
夕阳产业的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大量职工下岗分流,成为低收人群体,这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2)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后,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相适应,在分配上就要采取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因此,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收入必然要高于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的收入;
在不同的企业,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不同,使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报酬不同,造成劳动者的收入不同;
有些劳动者由于能力低、技术差,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被迫下岗或失业,从而中断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了收入差距。
(3)体制改革带来的新体制是双轨制。
虽然双轨制为我国改革的平稳过渡起了缓冲器的作用,但却也成为租金的温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简言之,双轨制是指同时存在两种价格,两种利率、两种汇率等,一种是官定的,一种是市场的,而目.后者通常高于前者。
2.3经济制度及政策方面的原因
一是市场体系和机制方面制度尚不健全,使不合理收入拉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
比如部门的垄断和行业保护是造成部门和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收入较高的行业,如通信、银行、保险、电力、煤气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具有垄断地位而获得垄断利润。
在总体上,我们还未形成充分的、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身处行业不同而带来的较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不合理的。
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存在垄断经营、非法经营、地方保护等诸多社会不公平竞争的制度性保护,这也从根本上造成了竞争起点的不平等。
二是管理制度和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导致非法收入问题非常突出。
由正当合法的途径获得的高收入已被人们接受,而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和法制外的黑色收入。
非法非正常收入对经济的副作用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这是体制改革的伴生事物,但是很多时候监督制度不健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些社会成员通过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攫取财富,加剧了分配矛盾。
其中反映最为强烈、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最为突出的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某些领域行政部门仍具有大大超越其职权的审批权,从近年来发生的经济大案要案来看,政府官员索贿受贿多缘于手中把持了种种可以带来“寻租”利益的行政审批权,社会上的一些“暴发户”也大多是打通了行政审批的“关节”而获得了巨额的“寻租”利益。
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有的国企负责人打着MBO(管理者持股)的旗号,把全民的国企变成自己的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个人暴富。
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也是加剧收入差别的―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另一方面是在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是缺少―套有效的制度监督其实行。
此外,公共财政制度尚未建立。
税收制度是调节居民收入再分配的一项重要环节。
然而,我国的税收制度并没有紧跟时代的步伐,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渐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漏洞百出。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原有的分配格局被打破,而新的制度还不成熟。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造成政府职能的越位或缺位服务于农民和低收入者的非政府组织不足,社会慈善事业滞后,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
2.4其他原因
腐败的具体数额往往难以直接度量。
南开大学的陈宗胜教授提供过一个间接的数据,即不计非法收入,1997年中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是0.42;
计人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人后,上升为0.49――二者之差为0.07。
0.07看似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据一些经济学家估算,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全国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达30%左右。
虽然1992年以后,商品价格放开导致一部分租金消失,但信贷资源的配置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级政府的影响;
规模极大的土地批租权力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
而且,行政部门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在世纪之交再度加强。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几乎无处不在的寻租活动的温床。
因此,腐败活动猖獗的形势也就不可能得到扭转。
另一个使得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是某些垄断部门或垄断企业利用自己对市场或公共资源的垄断权力取得高额收入。
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中国各级政府曾在大约30个产业分别设置了程度不等的进入限制,部分企业由此获得了大量垄断性暴利。
虽然近十年来,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产业和市场领域要对私有企业开放,但实际进展并不顺利。
与此同时,某些企业拥有很大的市场权力,而当局的反垄断执法不力,甚至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以上种种,都造成了收人差距的扩大。
在这样明显的事实面前,把我国收入差别的严重扩大完全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显然是做错了诊断。
至于不是把缩小收入差别的文章做在铲除腐败、消除垄断上,而是做在限制合法收入上;
不是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而是对准企业家、经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则完全是不对的。
3、治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
居民收入差距的过大,加剧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控制。
3.1体制改革
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创造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环境。
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的不完善,甚至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产生了许多非正常的收入差距。
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消除不合理、不合法的高收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比如,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制假贩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行为;
打破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为各市场主体站在同一起点上进行竞争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消除由于行业垄断而带来的收入差距。
3.2经济均衡发展
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虽然不可避免,但差距长期过大和现在的加速扩大是由政策措施不利造成的。
必须提出和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虽有自然地理因素,更有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特殊的优惠政策支持下经济迅速腾飞的原因。
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除了中西部自身的努力以外,还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投入,同时要给予比东部更为宽松和优惠的政策。
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对一系列相关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这是解决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性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
3.3收入分配制度角度
建立和完善规范的收入分配制度。
一是不仅使个人而且使企业的收入分配尽快实现透明化、货币化,弱化反市场的实物化分配;
二是在保护合法的个人收入的同时,应尽快建立个人收入、个人财产应税收入申报制度,加强对个人收入的税收征管工作,堵塞偷税漏税渠道;
三是加强和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分配制度的管理,适当抑制非按劳分配收入增长速度;
四是健全国家和各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有效调节个人收入、防止个人收入失控的基本保证。
3.4社会保障体系角度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条件的措施,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一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仅要覆盖全体城镇居民,并适时将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到广大农村;
二是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中实际上已出现和形成了一个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的现实,必须尽快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是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法》,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形成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基金征缴、使用、发放和监管的法律体系。
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国民收入进行强有力的再分配,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3.5税收制度角度
完善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用税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普遍采用的手段。
在我国,要发挥个人所得税收入的调节作用,还需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所得税制,合理确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健全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制和申报制;
二是完善存款实名制,建立个人基本帐户和全面的个人收入核算体系,为个人所得税创造完备的稽查平台;
l三是尽快开征消费税、遗产税和赠予税,对过高收入者也有很强的调节功能。
这些措施可以大大减缓社会财富分配的过分集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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