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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资银行拥有广泛的网络和众多的客户优势,外资银行对入股国内金融机构的兴趣由来已久。
自2003年8月银监会主席“在华外资银行负责人会”上说:
“将鼓励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股权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以后,为外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低成本并构中资银行股权“肥肉”大开了绿灯。
外资金融机构惊喜若狂,纷纷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争购中资银行的股权。
截止2005年底,已有30多家外资金融机构购买了中资银行的股权。
在国家严格限制外资对中资银行股权不得超过25%。
在明显不能取得对中资银行控制权的情况下,外资仍然热衷于获得中资银行的股权,究其原因:
一是金融业讲究人脉及政府资源。
先行取得一部分资源深厚的股权,以完成战略性的布局,有利于以后在华业务的开拓。
二是完善的网点,对银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即使不能获得国内银行的控制权,也可通过股权关系,利用国内银行现有的网点,低成本推销其金融产品。
花旗持有浦发4.62%的股权,就明显含有这种目的。
三是陈仓暗渡,由渗透转而谋求更大的控制(张正华,2005年)。
一一外资银行激烈竞争抢滩高端优质客户序幕已经拉开。
外资银行会采取“先吃蛋糕上的奶油,先取皇冠上的钻石”的策略。
金融产业链的最高端部分即能够创造最大附加值的部分,正在逐渐被外资银行蚕食,竞争形势十分严峻。
目前在华已经开展个人理财业务的外资银行中,基本都将客户锁定为存款5万美元以上的高端客户。
其中,花旗银行及荷兰银行的门槛更是规定需存款10万美元。
2005年3月24日,渣打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左自鹏情绪高昂,因为这一天,渣打银行夺得京城首个人民币业务客户一一赫赫有名的大型的中国中化集团,签署了人民币业务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一一外资银行主动推出适应中国客户需要的金融“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境外从来不承诺保本的外资银行却在中国内地推起“保本型”理财产品。
如荷兰银行推出的梵高“石油-黄金挂钩结构性存款”,对外承诺100%的本金保障。
而汇丰银行推出的汇丰“双点触发”外汇保本产品,也提出了100%的本金保障。
在人民币汇改后,花旗、汇丰银行推出了与“一蓝子货币”挂钩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而国际热点一一股市、汇市、能源、各类指数更是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热点。
渣打银行的“指数挂钩投资”产品,挂钩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使中国国内居民的个人美元资产能够通过海外股市来提升其资产回报潜力,并能够提供本金以及1%的最低收益保障。
一一外资“金融航母”在中国的战略是逐步吞并吃掉中资金融机构,企图重新占领控制和垄断中国金融市场。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
“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
这绝不是一句戏言!
汇丰集团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
这就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这位汇丰银行高管“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是老谋深算久经“沙场”的经验之谈。
汇丰银行原是一家亚洲为基础的殖民地银行,从50年代起,开始通过一系列购并活动,不断实现其在产品和地理范围上的多元化经营。
1991年成立汇丰集团控股公司后,同时在伦敦和香港上市,充实了资本实力,进一步在英国、拉美、欧洲、亚洲等国家广泛收购当地银行,以实现其全球扩张的战略目标。
一一VISA国际卡已占据中国市场份额近七成。
VISA国际组织在2005年5月提供的统计表明,2005年3月底VISA国际卡数量已占据中国国际卡市场近70%的份额。
该卡从2005年以来每天在中国市场新增近9000张支付卡,一季度末流通卡数量接近614万,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
3个月内VISA国际卡在中国市场签账总额高达13亿美元。
一一外资银行通过重点开拓网络银行,快速拓展业务。
对于在中国内地没有网点的外资银行来说,开展网上银行业务是一招杀手锏。
在2002年底,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东亚银行和恒生银行同时开通了在中国内地的网上银行业务。
它们利用网上银行是自已审批宽松、低成本、跨地域开设“虚拟网点”的手段之一。
特别是花旗银行还在中国申请了19项与网上银行业务有关的“商业方法专利”,这与当时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专利总和才11项相比,足可以看出它们对中国网上银行必取的决心。
一一外资银行以高薪、高福利待遇争挖中资银行人才。
外资银行进入后,为更好更快地战胜中资银行,在用人上采取本土化策略,既可降低工资费用开支,又可从中资银行手中挖走一批优质客户。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国银行的人才被外资银行挖走最多。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3一5%的高层业务管理人才的流失将对一家银行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一一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散布贬低中资金融机构、抬高外资金融机构的话语权。
使我国一些官员五体投地拜倒在外资金融机构脚下,无视中资金融机构也是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拥有竞争力的。
对策与思考
从上述中外资银行的竞争态势来看,形势十分严峻,已进入竞争的“白热化”阶段。
中资银行必须要牢记温家宝总理的告诫: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对新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
要清醒地研究外资银行竞争策略,以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
要有坚定取胜的信心;
要加倍努力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管理经验,在学习中自主创新。
花旗银行前亚太区资产融资总部总裁夏保罗先生对外资银行在今年年底后的竞争策略作了以下一些描绘:
“外国银行不可能到中国来输,事实上中国银行跟外国银行差30年以上…。
以前外国银行只是布局,尚不能动手竞争,年底限制取消后,外资就要强打猛攻。
2007年开始将出现收购兼并潮…。
大进攻出现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就布局来说会先沿海后内陆,先东南后西北。
外资银行会找最强的土狼(中资银行)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外资银行会先抓优质客户、先抓大客户,先挖中国最好的人才,先做投资银行、先做零售银行、先做无本生意(中间业务)”。
夏保罗先生这番竞争策略描绘是很精彩的。
但笔者对夏保罗先生说中资银行落后30多年的说法觉得是有些过头和跨大其词,是一种抬高外资银行、贬低中资银行的话语权宣传。
如果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竞争能力真比外资银行落后了30多年。
那么请问夏保罗先生:
为什么在2004年12月,落后了30多年的中国招商银行竟能在10余家中、外资银行参加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外币现金池业务项目竞标中,一举中标,并且目前已成为中海集团、中远集团、百联集团、TCL等千余家集团企业的“现金管家”,年结算量逾万亿元,柜面业务替代率达到23%。
这种能为中国民族金融业争光的事绩有关领导部门为什么不进行必要的颂扬?
这些实例是对中资银行落后30多年“唯西方是好”思潮的最好批驳和冲击!
当然,夏保罗先生预言2007年后外资银行就要“强打猛攻”的策略,这是值得中资金融机构重视和认真研究应对竞争措施的。
夏保罗先生说的外资银行到中国不可能来输的预言,将会鞭策中国民族金融业团结奋起应对外资银行进入的严峻挑战,中国民族金融业是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在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中是能发挥后发优势,会力争竞争取胜的。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对策与建议:
一、在银监会提倡下,我国众多中资银行均采取了出卖股权,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
希望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帮助中资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这个美好的愿望能否实现人们将拭目以待。
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博士认为,通过战略投资者来建立市场化运行的企业文化是一个幻想。
笔者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本质是财务投资者,是要追逐盈利最大化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EswarPrasad分析了境外投资者的三种心态:
一是投机行为,入股几年后就卖出;
二是寄生心态,希望借此了解中国消费者;
三是试图操纵这家银行。
这个分析是十分精辟和一针见血的。
远比我国一些官员把境外战略投资者描绘成拯救中资银行的救世主、“活雷锋”为实事求是。
因此,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只能利用,不能依靠。
因为中资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竞争关系和企业文化差异,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拥有自己的商业秘密,中资商业银行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慎地与战略投资者协作,正确稳妥地处理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的冲突,力争求得共赢。
对战略投资者不认真履行原签订的合作协议的,要据理力争;
对其超过协议规定,要求中方提供更多情况的,则应婉言谢绝。
对其渗透、控制应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二、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是依靠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才能提高?
还是要依靠中资银行职工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切实提高国际竞争力?
对此很有必要展开深入探讨和论证。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认为,引进国际型人才比引进外资更适合招行,因为引进人才可以对其进行激励,也可进行约束,引进资金的话有时不得不受制于它。
这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高招!
定能为民族金融业自主发展独树一帜。
笔者从党中央和国务院发的战略性指导文件来看,均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企业发展战略来提出。
现在唯独银监会的官员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提升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选择。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同志在否认没有被“贱卖”时也宣传银监会官员的这一观点,说中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因为缺钱需要引进资金,而是要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帮助中国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金融业的改革战略指导方针应否同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战略指导方针相一致?
银监会官员不强调增强中资银行自主创新能力是提升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选择,而是强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提升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的选择。
为什么银监会的提法同党中央、国务院的提法那么不一致、不合拍?
只有请银监会官员向国人解释清楚了,因为执政民主化、透明化,才能赢得国人的理解、拥护和支持。
二是跨国公司与跨国金融机构的本质是否不同?
从20多年来的开放实践证明,跨国公司为确保其巨额盈利只会对核心技术保密,绝不会向你透露。
难道跨国银行不追逐盈利最大化?
会向中资银行透露他们的核心经营管理秘诀?
为此,笔者奉劝国有股份制银行应尽快丢掉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组织全行职工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把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引导到中央指引的坚持自主创新、全面提升银行国际竞争力方面来。
日本学者说得好:
“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公司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
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还得靠自已卧薪尝胆、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坚定信心、奋发自主创新,才有可能实现赶超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三、今年1月12日银监会发的第2号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7条规定凡今后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境外战略投资者;
这个规定已引起国内外誉论的评击。
凤凰卫视资讯台2月24日新闻,中国银监会规定凡今后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拍卖方式)。
这就是说,凡我国新建股份制银行,可以没有国有、可以没有民营、也可以没有社会公众等股份,但必须有外资股份,否则就是违规违纪。
研究员杨晓陆在“银监会规定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一文中指出:
“银监会此规定令人震惊,因为它单方面放弃了中国新建股份制银行可以是完全的民族企业的选择权,而这种选择权无疑是我经济主权的一种体现。
而外方对我这种放弃自己经济主权的单方面让步却没有对我作出任何让步及承诺,我付出这个代价也没有的得到任何利益。
即今后若我国新建的股份制银行与外方谈判合作引资事宜,不会因为银监会的这个规定得到外方任何让步,而我却因此规定必须将股份卖给外方,否则我就违法。
如果外方不愿意参股,我们还不能成立任何一家股份银行了!
而且外方由此规定也增加了谈判的筹码。
”“金融业是社会经济的核心部门,而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
…核心命脉若被他人控制,则经济主权和宏观调控能力皆失!
害莫以此为大!
”“因此,银监会的这个规定无疑是以损害我经济主权的方式而片面有利于外国。
是个对我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绝对有害而对外资绝对有利的规定。
是个胳膊肘明显向外拐,并将我经济自主权捧手相送的卖国规定。
”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说,银监会这个规定下来,是对内资的歧视。
世界上各国大部分银行都是本国民众银行。
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营银行非合资不可。
银监会这个“创新”未免有些离谱。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主任曹红辉对此规定非常惊讶,政府做这样的限制性规定是极不明智的,它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即自由意合原则,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按其逻辑,向外资畅开大门成了中国银行改革的必须前提。
众多法学者、金融界学者和从业者对此都表示极大的不理解、忧虑和震惊。
笔者认为,银监会这个崇洋轻中的规定是极其错误的。
一是违背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的。
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指出:
“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金融业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金融机构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要激发全体员工的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建立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但银监会这个规定是要中资金融机构依赖境外战略投资者一一“洋教头”。
是同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战略方向唱反调。
二是违背世贸组织的五项基本原则,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上设置了众多条条框框,阻挠中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理应坚持对等开放原则。
银监会这个单方面的规定,是有损于我主权。
三是这个规定只给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国民待遇,而不同时给国内民营资本以相同的国民待遇,这不是崇洋欺中吗?
四是《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六条国家公务员义务中明确规定:
“必须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银监会的这条规定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因此,笔者认为银监会这个错误规定必须删除,并做出深刻的检讨,以获得中国公众的信任和谅解。
四、中资银行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迎接外资银行进入竞争的挑战,必须要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上从“形似”实现“神似”。
鉴别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标志是:
一是银行董事会的决策机构能提出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达标的策略,要有实现战略目标的良好控制,银行内部各个组织机构要具有清?
的职责边界。
二是建立了独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
三是建立在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基础上的考核机制。
这个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必须要与股东价值相挂钩,要与董事会所决定的价值取向相挂钩。
四是要建立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各级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得以调动,促使短期行为、本位主义行为和违规违法行为得以有效遏制,银行经营者自觉关注银行价值和股东回报的提高。
五、中资银行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迎接同外资银行竞争的挑战,必须要尽快以垂直化、矩阵式和扁平化为目标,推进内部组织架构的改革和再造。
比如我国交通银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组织构架的主流模式,并结合本行实际情况,确定了较为先进的组织构架模式并稳步加以推进。
目前总行层面九大板快的组织架构已基本成形;
以“下管一级、监控两级”为特征的省分行管理模式改革已经基本到位;
以增强内审工作“垂直性、独立性、有效性”为目标的内部审计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成立了六个由总行直接管理的地区审计部;
为强化授信风险控制而成立的五个地区授信审批中心已经开始运作。
内部组织构架的改革将为交通银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实现全面风险管理打下坚实的体制基础。
六、中资银行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迎接同外资银行竞争的挑战,必须要尽快建立现代银行核心业务系统。
现代银行核心业务系统之所以在全球被广为接受,因为它既能够对数据、风险和客户资源进行统一配置,还能塑造出各个银行富有个性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业务系统背后有着一串串、一层层的定量数据,而且基本都可以在银行的IT平台上自动生成。
这些数据包括:
全行风险结构、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
每条业务线的利润贡献度、每个产品的利润贡献度、每个客户的利润贡献度;
还有产品价格、客户价格、风险价格等等。
只要这些数据相对完整而又准确,银行管理层完全可通过科学的参数化管理,来调整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七、中资银行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迎接同外资银行竞争的挑战,必须要集中精兵强将,深入调查客户的需求,不断推出新的金融服务产品,满足客户特别是高端客户的需求。
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金融创新呈现出日益深化的趋势,已成为金融机构保持竞争力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经营效益的关键。
银监会已将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作为提升银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今年的一项工作重点。
目前,中资银行对高端客户的理财金融服务产品的品种太少,严重不能满足客户特别是高端客户的需要。
而今,中资银行均还未开办“一篮子货币”挂钩的保本型投资产品、“石油一一黄金挂钩结构性存款”、“指数挂钩投资”等产品。
中资银行必须要大大加快这些新的投资产品的推出,才能吸引和稳住原有的高端客户。
金融衍生产品可以用来锁定成本,管理风险。
为适应利率市场化,中资银行要及早准备好适应利率市场化,发展能锁定利率风险的衍生产品,以满足客户防范利率波动的风险。
八、提倡中资银行之间、中资银证之间、中资银保之间广泛开拓业务合作的战略联盟,抵御外资银行进入的冲击,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
在2003年10月,北京市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总行营业部、深圳发展银行和兴业银行的北京分行结成战略联盟式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合作协议,在符合国际惯例、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资金业务、外汇业务、金融产品开发、票据业务、信贷资产转让业务、银团贷款、现金业务及人才培训等方面展开合作。
四家银行将实现资源共享,形成统一的结算平台。
这不失是一种联合起来抵御外资金融机构冲击的好形式。
九、随着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要尽快为中外资银行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财税部门应取缔外资金融机构的超国民待遇。
目前,中资银行的所得税税率为33%,而外资银行仅为15%。
很多外资银行的所得税可以享受减半的优惠税率,在一些开发区注册的银行还可以享受一定时段的免税。
综合各种优惠,外资银行的实际所得税率平均仅有11%。
税负差距使得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同样的税前利润下,中资银行的盈利水平大打折扣。
十、由于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谁控制了该国的金融业也就控制了该国经济。
从世界各国来看,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对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绝多数均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我国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博士针对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超过发达国家,建议金融对外开放必须要坚持对等的原则,理应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为保护本国金融业不受外资银行的过度冲击,均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据有的国家研究材料显示,在135个WTO成员国中,有122个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有众多的限制。
号称最自由化的美国,对外资银行的政策朝着逐渐加强限制的方向演变,美国于1978年通过《国际银行法》,1991年又实施了《强化外国银行监督法》,从市场准入和业务经营等方面加强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和政策限制。
我国资深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博士针对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相应阶段的开放程度,特别是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的情况。
他指出与此相反,中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方面却非常缓慢。
对此,他建议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考虑国外对中国银行业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银行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
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
一是合理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
许多国家都采用适当方式控制外资银行总数以及每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确保本国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份额,防止外资银行对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经营或控制。
二是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扩张速度。
对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和经营业绩提出严格要求,实行有效监管。
这是西方一些国家通常采用的措施。
这是这次贱卖争论中向我国监管部门提出的建设性的建议,是应该引起我国监管部门重视、研究和采纳的。
十一、我国金融领导和监管部门必须要纠正重洋轻中的偏向,要严格对外资金融机构违规违法的监管;
同时,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对中资金融机构实行必要的保护措施。
日本、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极为严格的。
日本金融厅在对花旗银行在日机构检查中,发现该行有违法从事银行之外的业务、违法诱导个人投资者进行交易、丢失顾客数据信息文件等,涉及在日的25个分支机构。
在2004年9月17日,日本金融厅宣布对花旗银行的处罚决定,最严厉的是取消4家分行的营业资格(收回执照),对25家经营个人存款业务的分支机构,停办客户外币存款1个月等。
2004年底,德国监管当局发现了花旗集团涉嫌操纵欧元区国债期货市场的证据…,并引发欧洲各国政府的震怒。
从多年来看,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形见绌,究竟何因,还需监管部门深刻反省。
目前,中外资银行的业务竞争,是一种绝不对称的竞争,是我国幼稚的民族商业银行同拥有300多年发展史的丰富竞争经验的国际跨国银行的竞争,在竞争实力相差十分悬殊、十分不对称条件下的竞争,是无公平可言的。
对于这一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竞争的结局理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估量。
在这种极不对称、极不公平条件下的竞争,我国金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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