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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和产业政策,企业理论和实践以及当代中国经济。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产业经济学》、《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变迁》、《要素分配理论与实验》等等。
主持人:
石教授,看过您的简历我知道您是在安徽出生的,我不知道在上大学之前您是不是一直生活在安徽。
石磊:
大学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徽。
也大部分时间是在共和国处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那就是我想可能从自然灾害到文革结束那一段时间。
是。
小时候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吗?
就是念小学的时候整天没有作业可做,倒是因祸得福。
没有作业做总得耗磨一些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练书法,用来唱歌。
每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无忧无虑。
也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倒是积累了一些个在现在看来仍然有用的东西。
我想您可能是属于那种能写得一手好字,能唱得很多好听的歌的人。
那后来进入大学之后选择经济学,其实和您原来这些棋琴书画的爱好相差得很远啊。
我最初选择的倒还真的不是经济学,是法学和中文。
选法学是因为自己虽然玩了很多年,但是真的到了冷静思考问题的时候发现中国缺法律。
当时痛感这个社会上很多问题应该用法律来解决,是出于一种少年热情就选了法律。
第二个专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那就是文学。
结果没想到两个专业都没取,倒是被录取在经济学专业。
因为分数考得比较好,就把我强塞到经济学里边来了。
那今天您给我们演讲的这个题目是《整合中的中国社会》,其实听上去会觉得,它是一个更加人文感觉的题目,更加像社会学的题目,您研究经济学怎么会关注这样的话题呢。
最初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多的考虑。
后来对中国的问题,对东西方问题比较研究多了以后,才发现有两个因素是我们忽视不了的。
一个是当我们把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之内,我们要能够学会跳出来看问题。
这样你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看现实生活,看大家所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
你选的角度可能跟其他学科的专家有很大的区别,而这个区别恰好是我们发言权之所在,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中国的问题没有哪一个方面是单一的,经济生活背后,包括政治、社会与文化。
当我们考虑中国社会整合的时候,实际上它远远超出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它涉及到的是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生活、政治体制、政治哲学。
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结构,包括居民的文化心态,社会的文化走向,以及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中国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困惑。
后面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好,谢谢石教授,下面我想我们就进入今天我们的正式的演讲,欢迎Cf6洱吧下载-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
石磊教授来为我们进行演讲《整合中的中国社会》。
《整合中的中国社会》,首先我们要理解“整合”这个词。
社会演化包括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是分化,第二种机制是整合。
分化与整合概念上的区别其实是人为的,事实上分化与整合从来都是发生在同一个过程当中。
“分化”,社会为什么会分化?
就像早期人们向生物学家提出一个问题,我是从哪来的,我最初是怎样一种物质存在,我的父辈怎么跟我有那么深厚的血缘关系,我跟他却有那么大的差别,这就是生物系统演化过程当中的分化。
人与人后来有很多的差别,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有很大的差别,然而我们都被两个概念统一起来了,人和一定性别的人。
那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这就在生物系统演化过程当中,由于生物体的分化导致了这种差别。
社会又是生物体的组合,生物体按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组合所形成的叫做社会。
那么这个社会在它的长期演进过程当中,我们一般用演化、用发展来表达。
其实呢,更具体的实际上是两种机制,一种是分化,一种是整合。
最初社会的单元可能是区别很小。
后来人们活动范围大了,人们交往的空间大了,人们的独立性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单一的社会群体演化为更多的社会群体。
再后来人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了,人就按照一定的财产状况、社会地位、偏好,等等,划分出了不同的社会层次,甚至社会等级,这就出现了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这就是分化。
但是分化只是一种机制,如果这个社会只有一种分化的机制,那么它将不可能在分化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共同的因素,这就要求整合。
分化过程当中始终伴随着整合。
中国传统文明有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现在也都在进行整合。
首先一个支柱是由农耕文明派生出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
农耕文明它远远超出通常意义上的小农那个耕作的方式,其实它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很小单位的几个人的组合,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一种组合。
它既是生活单元又是生产单元,所以它既是生产方式又是生活方式。
既然是这样,人更多的受制于自己生产的方式和生活交往的空间,于是就形成了与这个农耕小生产文明相一致的交往的方式和交往的空间。
这就是第一根支柱。
第二根支柱就是以儒教为文化本体的社会哲学。
现在大家常常有一种疑问:
我们的哲学本体到底是什么?
传统社会,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儒教。
虽然我们讲儒佛道三教合一。
但是真正构成中国文化本体的,构成中国社会哲学本体的,在传统社会里边其实只有儒教,其它都是边缘化的。
第三个支柱就是集权政治。
这个集权政治几千年来一以贯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但是基本的内核是一致的。
但是这三个本体随着中国的改革,或者在改革之前,更早一些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比方说上溯到“五四运动”。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上述三大支柱都已经发生了部分的改变。
可以说它叫做改良,也可以叫做社会结构的演进。
这三个变异导源于三个主要因素。
一个是市场化造就了二元社会。
这个情况在中国的改革以后越来越显著。
二元社会主要就是指传统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同时并存。
它的经济基础就是传统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
这两部门的关系也叫做二元经济结构。
但是农耕文明正在解体。
传统农耕文明状态下面形成的数辈遵从的种种价值观纷纷遭到了置疑和否定。
当然被置疑被否定的再过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可能有一些是非常有价值非常珍贵的。
这就是社会大分化过程当中往往难以避免的一个情形,就是有价值的跟没落的,有的时候常常捆在一起。
以至于取缔了A,也同时淡化了B。
这就是在分化和整合当中,当我们面临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商业伦理冲击传统的儒教伦理。
那么我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哲学将走向何去。
说得更具体一点,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哲学。
中国传统社会有自己的国家哲学。
从1919年前后,中国一部分进步思想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试图要建立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本体的国家哲学。
这一努力很有成效,为改善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
但是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土壤里边生长出来的,要是让它能够成为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社会哲学的本体,它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十分艰难的改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过程现在仍在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艰难,面临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所以目前似乎有国家哲学,但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又似乎显得有些迷茫,人的自我意识之中缺乏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价值基础,这是一种困惑的状态,一种游移不决的状态,这都与儒教伦理受到商业文化的冲击有关。
第三个导致重大变异的因素就是集权政治正在走向中国式的民主政治。
中国式的民主政治还有待更长的实践来加以定义,而不是现有的十分有限的实践就能够充分界定的,所以对此不宜操之过急。
从传统的集权政治走向中国式的民主政治。
这是一个回避不了也不应回避的自然趋势。
第一,它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走向,中国当然回避不得;
第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的实践,逐步把微观利益主体独立出来,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当中,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那么如何构建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政治生活体系和政治体制,就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必须努力探索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社会整合当中,大家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感受到了很多文化上的冲突。
有的时候就表现为心理上的压力和暂时理解上的困惑。
我把这些个困惑、压力、冲突,综合为两个方面,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需要解决两大困局。
哪两大困局,其一,就是西方强势经济为基础的世俗文化,在强烈地冲击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基,那么中国将做何选择。
这个问题最早不一定是以这样的语词提出来的,但是类似的问题早在“五四运动”之后就已经提出来。
比如是“西为体,中为用”;
还是“中为体,西为用”的问题。
到底是以“主义”为主,还是以“问题”为主,等等。
事实上大家在这样一个由“五四运动”开启的社会大变迁过程当中,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些个深层次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困局。
第二个大的困局,就是工业化与现代化在中国客观上被置于同一个过程当中。
目标与现实常常处于冲突之中。
那么我们怎么协调?
按照社会演进的一般理论程式,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完成资本积累进入现代社会。
这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论逻辑。
然而中国却没有可能按照这样一个理论逻辑,一步一步地先完成农业文明,然后进入工业文明,最后再过渡到现代文明。
我们其实是一方面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同时并存,我们更多的是在追求工业文明。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参照系却是现代社会。
跟我们进行比较,与我们相竞争的,是已经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
所以中国总体上是在实现工业文明,但是你不得不同时兼顾如何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我说现代化与工业化事实上处于同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把这两种社会状态放在同一个过程当中来建构就一定会存在冲突呢?
这就涉及到两种社会的两套核心指标的问题。
工业文明主要是三个核心指标,一个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GDP,包括它的总量和个量。
即使理论界、政界反复强调,要淡化GDP的重要性,但是很多行政官员心里想的还是这个,这不足为奇。
因为你处在一个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
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GDP指标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这两者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
工业文明的第二个核心指标,那就是工业在GDP当中的比重。
第三个指标就是城镇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
考虑工业化问题主要就考虑这三个核心指标。
现代化核心指标跟刚才讲的三个核心指标有本质上的差别。
首先是现代化意味着最小化的污染。
大家都说要以人为核心建构一个和谐社会。
那么人显然希望自己所吸进的空气是干净的,喝进的水是安全的,吃进的食物是可靠的。
然而在工业化当中这些问题其实是很难兼顾的。
这就出现了我们在出口贸易当中和国内生产体系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当中经常出现的纠纷和法律案件。
它的客观基础就在于:
我们的能力、技术进步的方式,我们的投资和技术,都主要集中在工业文明当中,然而我们的评价体系却是一个现代化的评价体系。
这就出现了目标与现实的冲突。
再一个核心指标就是资源最优化的消耗。
中国目前还处在工业化中期。
在这一阶段我们技术进步的水平,不足以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让每百元的产出所消耗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降到最低限,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然而我们又要求做到这一点,这就是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如果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不必考虑这个问题,然而大多数自然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只有存量,没有增量,所以这个问题十分严峻。
这就是现代化与工业化处于同一过程所难以化解的难题,当用现代化的标准要求最低量地使用自然资源的时候,我们却面临一个工业化中前期客观上所存在的过度消耗资源的问题。
现代化的第三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这就涉及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教育资源总量增加的问题。
一是总量增加,一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而处在工业化中前期,更多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里更多的教育资源又集中在高等教育。
现代社会来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良好的素质,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
但是在工业化中前期要想做到这一点,在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又很难兼顾。
所以它要不就是总量不足,要不就是相对集中。
由此就带来了工业化过程所形成的人口素质与现代目标所要求的人口素质之间的差别。
现代社会的第四个核心指标就是社会公开、公平、公正。
公开是前提,公平是过程,公正是结果。
这里边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四个环节。
比如我们讲信息公开,你要选拔某个人,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公开自己私人信息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他?
给你了平等权,但没有给你信息公开的条件,这个所谓公平的选举其实是不公平的,因而结果也不可能是公正的。
这就是三公之间的关系。
这里边更多的体现了一种现代社会所要崇尚的政治文明。
过去中国人所理解的文明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好像有了物质有了精神就一切都有了。
后来发现有了物质,有了一定的文化生活,人们还有政治诉求,需要追求政治文明。
一是适应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走向,二是适应中国社会结构的演进和整合的趋势。
这就提出了政治文明,甚至把政治文明的地位排在精神文明之前。
而且这个政治文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构架、一种政治生存状态、一种政治生活、一种表达自己意志的体制环境。
与此相关,在未来的社会整合当中,我们还将克服许多既来自传统,也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矛盾和问题。
现代化的第五个核心指标就是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三个层次,一个是和谐社会的自然基础,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
那么我们的生产生活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周遭的河流是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都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之河。
然而黄河如果被弄枯竭了,那是什么原因,是黄河自己没水了?
仅仅是因为全球气温提高,等等?
恐怕主要的还不是这个,是我们从母亲这里取得太多,回馈给母亲的太少。
是你的母亲之河你都不能珍惜它爱惜它?
所以这个问题要把它放在建构和谐社会这个大概念下面去理解,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和谐社会的自然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推广开来,人与一草一木,进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
这就是第二个层次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
传统中国社会为了形成这种人际和谐,文化上实际上是大有建树的。
从孔孟对利和义的理解,到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再到程朱理学对理的界定和推广,事实上都始终有一种价值追求,即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现在这仍然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但是损害人际和谐的因素却在增加。
人们可能会想一个问题:
搞商业社会,人际之间肯定有利益关系的竞争,以至于最后可能是相互都不合作,就出现了政治学家所讲的那个“霍布斯丛林”:
所有的人不喜欢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反对每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和谐社会可言。
建构了商业社会,我们就必须能够找到一种与这种商业社会相对应的社会和谐的机制。
这就靠商业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之间关系的协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关系的协调、法律、信用、制度等等。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仅就人际和谐这个层次来看,它涉及到的问题,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要多得多。
社会和谐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公民与政府。
这就涉及到依法成立的政府,如何基于三公的原则,来行使好自己的公共权力。
居民,当我们把他放在商业社会,放在公民社会的“公民”这个层次来理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要反复地追问自己,我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损害公众的利益;
我的行为,比如我的纳税行为,或者偷逃税收的行为,有没有损害公民社会其他人的利益。
这是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来看。
这就是和谐社会的三个层面。
由此来看,工业社会与现代社会既然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核心指标,而我们又是处在工业社会的中期,所以会出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冲突。
而且把这两个文明放在一个过程当中去处理,这是中国社会既回避不了,又不得不加以正视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分析的中国社会整合当中的两大困局。
好,我今天的主题讲演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石教授。
我刚才听到您是从中国的传统文明一直讲到了今天中国社会转型当中的困局,是用非常新颖的观点来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别的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学者有一些探讨,这里呢有一种观点,其实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像您所说的一直是集权政治,所以呢,为了要控制这个幅员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总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这个稳定牺牲了很多东西,包括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像儒家思想其实一直也是教育臣民要去听话、要去稳定。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把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它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它的生产力相对落后,是不是和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及我们传统的这种儒家思想方式有关系呢?
石教授:
从传统集权政治来看,就是因为长期由帝王、由计划者来配置资源,导致全社会每一个微观个体,不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资源的配置效率肯定是很低的,这样有很多人需要少数人去监督。
在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情况下,少数人监督多数人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监督费用非常高,历代的经验事实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文化与西方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自己的儒教传统与其他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
如果我们刻意地把自己封闭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我们将没有办法适应现代社会;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
如果我们只是强调了适应现代社会的一面,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根基,那么中华民族将是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
这两者相比下来,都是非常危险的。
没有前者的融合就谈不上适应现代文明进程,没有后者就没有民族文化根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别人给什么我们接受什么,我们适应什么。
结果我们把我们自己一切的生活方式,一切的政治价值观,统统转化成别人的东西,自我消失了。
所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也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这个原因。
好,谢谢石教授。
学生:
石老师好,Cf6洱吧下载-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
主持人好,我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学生。
听您刚才的讲座以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和谐,或者说人分化以后上升到阶层以后,阶层与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和谐,那么我想知道一下,这种不和谐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或者人本身的原因,或者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原因,或者是其他,谢谢。
谢谢你提出这样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
前面讲过,和谐涉及的层面比较大,那么与您这个问题相关,当客观上存在着人际不那么和谐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应该相应地把这个与之相关的因素放在一起来加以考虑。
所以它既有经济上的原因,又有文化上和体制上的原因。
那么我就从这三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从经济上来看,商业社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社会,而商业社会又是一个普遍交往的社会。
在普遍交往当中来竞争,在一定时期利益总量为已知的情况下,那么人们可能都会为了在现有的总量当中得到自己更多的东西。
这个更多的东西既包括货币意义上的利益,也表现为名誉意义上的显示度。
比方说谁应该当这个处长?
在没有更好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面,每一个人都不认为自己是差的,因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应该得到这一切的。
这样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常常甚至因为一个蝇头小利,而失去了惯常所拥有的那种和谐。
这就提出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我们要建构什么样的合作文化,才能够淡化这样一种人际之间的分歧。
经济利益上有竞争,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好还是坏,它就是一个事实,它是中性的。
但是呢,当这个利益分歧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没有效率。
我们不得不放下手中更重要的工作去为一个蝇头小利去吵架,去诉诸于司法程序,去痛苦地想了很长时间。
那么怎么办,我们借助于一种文化的力量。
这个文化就是建构在相互理解和多元化选择基础上的一种忍让、一种宽容、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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