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丰田正子延安精神万岁1967年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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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中国来,是为了亲身体验历史上第一次的、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访问被称为革命泉源的延安,就会吸收到革命的新生命,而精神大振!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日起连载日本作家丰田正子写的访华纪行的第一部《不灭的延安》。
《大公报》的按语说:
“丰田正子是日本著名女作家。
她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于今年一月和十月两次到中国访问。
《不灭的延安》是她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中国纪行》三部曲的第一部。
“她到中国访问时日本作家江马修同行。
”
现选登如下:
一、北京之雪
在被称为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的最高潮到来时,我和江马已经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
我们从羽田机场出发,在一月十四日晚间到达北京的时候,上海已经实现了革命左派的大联合,夺权斗争一步一步胜利,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了。
同样的斗争不仅在北京进行着,在黑龙江省、山东省、山西省、贵州省,以及在其他各省的全国范围内,也都燃起了熊熊烈火,势如燎原。
从被安顿在北京饭店五楼房间的那天晚上起,我们的所见所闻,十分刺激地、强烈地、深刻地,有时甚至超过了理性和判断地汇集到头脑之中,每一天的日记尽管极为简单,可是很容易回忆得清清楚楚。
而且,我们从在东京的时候起就着了凉,咳嗽不断,相当恼人。
按照常识来说,到冬日酷寒的华北去旅行,是一种冒险。
许多人劝我们,不如将访问中国之行延期,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再动身。
可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迅速发展,人家也绝不会等待什么冶天、热天或不冷不热的天气;
我们一想到这里,等到护照一发下来,马上就启程了。
怎知,到了北京以后,两个人的咳嗽都没有减轻,而且由于身体劳顿,自己觉得反而有些恶化。
既然如此,那时便打算为了暂时休息休息,疗养疗养,离开已经停留了十天的革命的首都,动身前往西安转道延安。
这是很早以前就有了的殷切期望。
“不过啊!
”江马面对着我郑重说道。
“我们到中国来,不用说,是为了亲身体验历史上第一次的、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为了亲身触摸它的实态。
由于身体的关系,虽然说是因为休息休息而到延安去旅行,无论怎么说,还是不能单纯地把它当做观光和游览。
就是在文化革命里,已经经常有人提到,不要忘记延安,要发挥延安精神;
这是为了什么,我想你是了解的。
”是啊,访问被称为革命泉源的延安,就会吸收到革命的新生命,而精神大振!
接待我们的中国作家协会,也同意了我们的计划。
而且,立刻与西安的作家协会进行联系,制订了旅途日程表。
出发的头天晚上,我着手整理随身携带的不多的行李。
把行李全部整理完毕以后,身上穿着中国棉衣的我,已是一身大汗。
这是因为,这家北京饭店的暖气开得相当大,寒暑表总指着二十五度。
两三天以前,曾经向饭店交涉过,希望关掉卧室里的暖气,服务员虽然答应下来,面上却颇有难色,我于是仔细追问下去。
“旁边房间那位客人,就是这样,还说冷啊冷啊,要是把暖气关掉,就不大合适了。
我忽生奇想,便问旁边房间住的是那一个国家的客人。
原来是从非洲中部来的黑人和他的一家。
话虽如此,我倒觉得,迎面扑着严冬的寒气,心情却十分舒畅,因此打开房门,站在平台上。
对于就要离开北京的街头夜景,颇觉依依,很想多站在那里眺望一阵。
饭店的前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长安街,红卫兵曾经提出来,把它改名为东方红,而且已经这样叫了,可是还没有得到正式批准。
这条宽阔、漂亮的大街两旁,坚立着葡萄式的街灯,不是节日的普通日子,只亮着一半的灯光。
尽管如此,青色的光亮还是把夜空照得明耀。
而且,万也没有想到,在亮光之中,白雪确确实实的白雪,飘飘荡荡地飞舞下来。
冬天的北京,气温非常之低,低到零下十几度也并不稀奇,可是很少下雪。
雨就更少了。
所以,中国人一在初春见到雨雪,就看成是贵如油,认为是丰收的预兆,非常欢迎。
我因为已经听到了这一说法,便也满怀高兴,在平台上伸出两手,迎着雪花,甚至想张嘴将雪片吃进两口。
当天深夜,特别是这条长安街上,还有行人往来。
虽然没有早晨上班的时候那样热闹;
可是深夜也好,天亮也好,也一样有人来往。
而且,纵然是在下雪,打伞的人一个也没有。
还是像往常一样,市民们穿得厚厚的,安闲自在,但也迈着大步,充满着自信向前走着。
夜已深了,扩音器的声音及车辆的声音都已停了,然而,在这里,在那里,像是办公厅的几层高的大厦,还有无数窗口透出灯光。
不过,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颓废的、华丽而庸俗的霓虹灯。
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附近的灯光就更加令人感得优美、清澄、充满了生气……
小心仔细地披着大衣、穿着带领冷衫的江马走出来到平台上,突然对我说道:
“喂,这样就到外面来,太不小心。
感冒不是要更加厉害了吗?
“看啊,下雪了。
冰凉凉地落在脸上,舒服极了。
可是,下了雪,明天早晨的飞机还能起飞吗?
“那有什么,不能飞,最多再留一天。
到了中国,就不能像在日本,乱急一通,乱忙一阵。
否则,中国朋友们会笑的。
他立刻回房间去了。
紧跟着,我也告别了北京的夜景,从平台进内。
二、在飞机上
一月二十七日,天还没有大亮就起身了。
大雪已停,大概是夜里停住的。
早晨七点半,我们两车相连,驶向飞机场。
一行人除了我们两个之外,还有作为招待人员的作家S先生,翻译G先生,总共四人。
在汽车里面,S先生转述了昨天晚上播放的新闻。
从东欧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数十人,途中在莫斯科下草,进谒列宁墓,敬献花圈,正要朗读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不仅遭到苏联官方有计划的阻挠,而且被警察殴打,有十人以上受了轻、重伤。
我对于已经沦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心里早就充满了难以言宣的鄙视和憎恶,现在又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更加从心底里翻起了激烈的憎恨和愤怒。
同时,对于一方面与革命的中国为敌,一方面主张与美帝的走狗苏修“采取共同行动”的、毫不知耻的日本修正主义者,不禁更为鄙视和憎恶。
飞机场上,飞往兰州的双引擎旅客机,却已准备停当,等待客人登机了。
刚在候机室里坐下,扩音器里就响起了响亮的革命歌声。
大门口,几名带着造反团臂章的青年走了进来。
两三个人把红色、蓝色、白色的折成四折的大纸摊开,又一个人提着浆糊桶。
他们是在候机室里张贴大字报的人。
革命歌曲嘎然而止,宣布上机。
我们站起身来,上了飞机。
从小圆窗孔望出去,送行的人,还在冷风里遥遥招手。
我们也把语录的红书放在窗前摇动,表示惜别。
身穿朴素的浅蓝色棉衣,宽脚裤,短头发的乘务员姑娘们,每逢起飞和降落,总是要端来装着糖果和口香糖的盘子,一一分发。
我拿了四五块口香糖,连忙把一块放在嘴里。
八点五十分,马达声音响了起来,飞机开动了。
送行的人群好像向后流动一般,越来越远,一下就看不见。
跑道形成了无数线条,在飞机下面奔跑。
转眼间,飞机已到空中。
刚才的那位乘务员,用浅绿色茶杯,端过来一杯喷香的茉莉花茶。
我把滚热的茶杯放在膝盖上,两手捧着,紧闭双眼。
今天早晨七点钟,在旅馆房间吃早餐的时候,完全没有食欲,连一杯牛奶都没有喝完。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双腿有如加上千斤砣。
可是,也许是上路的关系,直到上了飞机,还不觉得辛苦。
等到飞机起飞以后,心里踏实下来,才觉察出身体不十分舒服。
哒……哒……哒……哒……,什么声音轻轻地敲打起来。
我睁开沉重的眼帘。
女乘务员站在过道中间,一只手拿着“快板”的竹板,有节奏地敲打着。
另外一只手则拿着《毛主席语录》,配合着竹板的节奏,朗读其中一节。
S先生,G先生,以及其他的乘客
——解放军战士、干部等等,也都打开红色语录,随声朗读。
我也跟着学习。
于是把茶杯放在小桌上,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中国版的语录。
语录朗读完毕。
接着,乘客争着起立,唱起敬赞毛主席的歌曲。
翻译G先生也从隔壁的座位上走出来。
一会儿,G先生的低音传出来了。
小个子的G先生经常眨着大眼睛,唱得大概非常愉快。
唱完之后,大家热烈拍手。
可是,我连拍手的气力也没有,一直忍受着轧轧机声和透过窗帘照进来的依然强烈的阳光。
一曲既毕,G先生高高兴兴地回到原座。
他发现了我们的情况,愕然问道:
“你觉得不舒服吗?
他和作家S先生商量了一下,连忙直奔乘务员所在的机尾而去。
转眼间,G先生回来了。
告诉我们说,飞机在下一站太原降落的时候,会有医生来看病。
三、太原机场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
我掀开窗帘,眺望下面。
没有想到,下面竟是一望无垠的雪景!
十一点三十分,在跑道满铺着白雪的太原飞机场降落了。
下了飞机,小雪随风飘舞,扑到脸上。
我们走向一座朴素的候机室大厦。
只占大厦一部分的候机室,大致有小学校两间教室合并起来那么大。
先来的旅客,有的在门口的小卖部浏览,有的坐在沙发上阅读《人民日报》。
是一处极为安静的候机室。
我们走进去,空沙发前,有一个把大口罩直戴到眼睛的年轻白衣女士站在那里。
为了我们,果真有一位女医生在等待了。
可是,如果白衣的口袋里没有装着听筒,就绝不会想到这个人竟是医生。
也就是说,与在日本所见的医生完全不同类型,她们充满了朴素的风格。
首先向江马简单地询问了情况,开始诊查。
把江马的上衣打开,放上听筒,十分慎重,十分仔细。
女医生俯下前额,沉静地观察,我在旁边看着,心想由她来看病,真是件好事。
给江马试了温度表,他虽然汗水频出,咳嗽不断,却没有发烧。
下面就轮到给我试温度表了。
女医生从我手里接过表去,只瞥了一眼,就在口罩中小声地“哎呀!
”了一声。
G先生向女医生问了一句之后,也跟着“哎呀!
”起来,对我说道:
“丰田女士的温度到三十八度呢!
这一次轮到我吃惊了。
怪不得这么不舒服。
不过,我只是喉咙疼,别的地方并不大痛。
女医生静静地听了我的病情之后,稍微考虑了一下,便叫我跟她到医务所去。
跟着女医生走出候机室,沿着走廊走了几步,向右一转,就是医务所了。
一间整洁的细长房间,墙角上铺着一张干干净净的床铺。
她让我躺下,然后准备注射。
一会儿,注射完毕。
我从床上站起身来。
回到候机室不久,女医生就配好了江马和我的药送来。
她的大眼睛依然带着娴静的笑意,特别嘱咐我,刚才的注射,只是到西安以前的应急措施,等一下就会出汗,温度稍退,可是病还没有好。
到了西安,要马上找医生诊治。
又到了上飞机的时间。
江马在我耳边说道:
“无论怎么样,还有一个半钟头就到西安了。
一定要顶下去,打起精神来。
“不怕,顶下去。
不要让大家这样担心,一定要顶下去……”
我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对他回答。
到了西安,一定要把病治好,要精神百倍地完成这一次意义深刻的对革命中国的访问。
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在引擎声中睡了三十分钟。
睁开眼睛,果如女医生所言,不仅发汗,温度似乎也下降了一些。
四、到西安
没有多少时候,飞机就越过了山西省的群峰,横过黄河,进入陕西省。
刚才还是在灰色的雪空飞行,现在则是蓝天晴朗,从圆窗照进了阳光。
按照预定时间,在靠近两点钟时降落在西安飞机场。
从飞机里出来,纵目四望,阳光更显得耀眼,气温更觉得和暖。
上面没有白雪覆盖的赤红土地,一望无际,令人突然感到春天已经来临。
慢慢走下机梯,有三位中年男子并排站着,迎上前来,与我们热烈握手。
在飞机场的候机室里喝了一杯茶,我们就动身进入西安市。
接机的三个人里面,那个又高又瘦,戴着黄边眼镜的L先生,好像是负责人,先让江马和我与翻译一同上车,自己侧身向后,坐到司机的身边。
在汽车里面,L先生一丝不苟地对着江马,把给我们订好的旅途日程表提出来。
L先生说,在去延安之前,我们先在西安停留三天;
去延安,则不按一般人的办法乘坐飞机,而是汽车往来。
西安延安相距三百七十公里,如果赶路,一天也可以赶到,可是,为了仔细浏览风光,而且为了重踏当年革命青年男女前往延安的道路,为了要沿着红卫兵长征队络绎步行前往延安的道路,所以途中在黄陵歇脚一晚,两天的工夫到达延安。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夺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而且被安排了如此完满的节目,一定要努力完成,非全力以赴不可。
五、八路军办事处
第二天早晨醒来以后,温度已经降了下来。
精神很不坏。
喉痛也差不多没有了。
“照现在这样子,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去延安了。
”我说。
“现在更不用着急了。
不要勉强。
说这话的江马,在这里治疗了两三天之后咳嗽已减少了不少,身体也强壮了很多,似乎颇为放心。
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他跟L先生、S先生去看与延安有密切关连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的北城,原来叫做红军联络站,一九三七年八月,由于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二次合作,才改为这一名称。
纪念馆中有三个院子,原来是地主住宅,党出了高价租过来的,地点在行人不多的小巷,要转过好几个弯子才到,是旧中国式的朱红大门,左右还有两座不小的石狮。
门外挂着纪念馆的大木牌。
一九三八年,山西省南部被日本军队侵占,西安地区就成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中心,同时,这里又是通往延安的要路。
那时候,要求抗日和革命涌往延安的青年人,从中国各地以及远从国外,络绎聚集延安,寻找联络。
联络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延安。
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八月,经此到延安的有二千二百五十人,其中三成是女性。
这个办事处一直维持到一九四六年九月国共关系最后破裂。
在这么长的期间内,一定送出了大量革命者——恐怕有数万人之多。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从最初起,在表面上是董必武、林伯渠负责,其实,林彪和周恩来时时暗中在此处停留,指导活动。
不过,这地方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地区的腹心,办事处的活动非常困难、危险。
到处被特务网监视,就是靠近里院的邻家的窗口,也不断有特务探头窥探。
工作人员有时被特务绑架,下落不明,甚至有被杀死的尸体在井里出现。
不仅如此,从西安到延安之间,洛川、三原等等地方也有监视哨,逮捕前往延安的革命者,不但投入狱中,而且有人从此失踪。
江马等人由女解说员带领,在办事处内仔细参观。
林彪同志住的房间,周恩来同志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都很朴素,床铺和家具都照原样保存下来。
当时两人的年轻时代的照片,作为纪念品,分别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
特别是周恩来那时相当瘦,口上、腮上长满了胡须,初看时觉得与现在判若两人;
但仔细再看,又浓又粗的眉毛,锋利的眼神,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的确确是现在的周总理。
尤其使江马感到惊异的是,这里还有一个房间,纪念伟大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白求恩前往延安是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事,他所率领的国际医疗团,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安排,在这里停留了十几天,才继续登程。
在这个小房间的墙壁上,悬挂着白求恩的照片,一同悬挂的还有他撰写的赞扬毛泽东同志的文章。
江马不禁肃然起敬,直立在门口,带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把里面的简单的床铺和家?
h,慢慢看清。
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女士第一次前往延安,也是由办事处安排的,其他颇多的外国革命家和新闻记者,大致上都是由这里安排,才得进入中央红色根据地的。
这里也有地下机密室和秘密发电机、无线电发报机,充分表现出当时又进行合法斗争、又进行非法斗争的苦斗情况。
还有为了反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由陈伯达同志在一九四三年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也是在这里的地下室里印刷出来的。
在这房间里,江马的视线停留在当时从西安到延安的简图上,并且抄绘下来。
晚上,他回到旅馆,把在红军联络所参观的所见所闻,绘声绘影地讲给我听。
最后,他把抄绘下来的去延安草图拿出来给我看,带着感动的声音说道:
“事实上,如果不是刚才在办事处听到,我还不知道,那位伟大的白求恩同志也是由那里安排,前往延安的。
我们现在就是要沿着当年白求恩所走的道路,前往延安。
真是高兴极了。
撑着上身靠在床上的我,也眼带光辉说道:
“我的喉咙已经不痛了,热度也下来了,所以,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动身去延安。
六、前往延安
早晨,很早就醒了。
沿着长长的走廊,再上一层颇高的楼梯,直到饭厅去。
好久没有吃东西了,这次早餐吃得虽然不多,却是很香。
回房间时,在走廊上遇到L先生,我连忙问道:
“L先生,下了雪,还能出发吗?
“像这样大小,还可以走。
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怎么样?
旅馆的医生又来给我检查,只说要当心,却没有说不能旅行。
于是决定,十一时动身。
在旅馆服务员们相送下,我们的车子出发了。
阴沉沉的天空,透过一丝阳光。
市民还是那样摩肩擦踵,在刚刚溶雪的十字路口上,匆忙来往。
白杨树引领下的大街,一直往北。
汽车从大街急往左转。
在转弯的小山丘上,有一座相当大的黑色建筑物,形状是过去没有见过的,三四个又粗又黑像是烟囱一样的东西并排矗立着。
虽然几乎看不到工人们的踪影,却呈现着一种说不出的活跃气氛。
一问之下,才知道是西安有名的火力发电厂。
我所知道的火力发电厂的烟囱,只是东京千住的烟囱,但它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西安这座烟囱的巨大。
前面出现了一条单线轨道,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开往西安车站的货车,“呜——”地一声,拉着汽笛,就要通过铁路公路交叉点。
原来是望不见尾的石油罐草。
我不禁点起数目来。
十,二十,三十,四十……这一列车连得真长。
我到底无法再数下去,只好放弃。
“都是中国的石油。
从兰州来的。
G先生这样说明。
那双大眼睛,为了夸耀祖国的自力更生,充满了喜洋洋的兴奋。
我听了这几句话,一边深深点头,一边想起了在日本的立川车站时常见到的石油罐货车。
那是运往美军基地的,这一列车也好,下一列车也好,都绘着美国石油公司的商标。
石油罐货车不断地前驶,一直驶过不停,我们的汽车只好在交叉点前面停留半天。
那地方,已经有了二十几个年轻人凑成一堆,中间的人打着红旗。
我打开窗子,跟他们谈话。
“你们几位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新疆……”
新疆自治区不用打开地图就知道,对于日本来说,那地方简直是远得很,远得很。
而这批青年却是从那里徒步来到此处。
七、过渭河
汽车在郊外奔驰。
江马从到西安那一天起,就希望眺望西安附近的群山,因为终南山和秦岭等等,都是从长安时期开始就名传遐迩。
遗憾的是天气不佳,始终未能望到。
怎知,今天上了路,关中平原还留着一片残雪,山上却如春天一般,霞雾缭绕,依然看不到山峰。
右边的远处,看到一座大建筑物,高高的黑房顶,据说那是半坡遗迹——半坡村石器时代的居民遗址。
保存有无数古坟和文化遗产的关中平原,吹起了新的革命风暴,到处充满生机。
对于道路本来颇为熟稔的司机,也有时不得不小心识辨,因为新的岔路越来越多了。
公路上的交通相当繁忙。
自行车几乎连绵不绝。
年青的小伙子们骑在前面,用红头巾包着头的姑娘坐在后面,向前飞奔。
对面来的自行车,也有些老大娘像姑娘们一样,坐在后面。
这样一来,每一辆自行车上都几乎有两个人。
途中,又遇到一些有篷子的手拉车。
又看到了把红瓦堆得高高的三驾马车。
仔细一看,原来三头牲畜之中,有一头是长耳朵的驴子,其余的两头是马还是骡,我就分辨不出来了。
总而言之,这三头牲畜毫无争端,任重致远。
车上坐着的老年农夫,扬起系着红绳的鞭子,“唰——唰——”连声,赶车前进。
路边上的村庄,总是人头涌涌。
挂着某某人民公社大木牌的建筑物前,在靠街的那一面,竖起贴满标语和大字报的布告牌。
离开西安市直向北进,走出了十多里路,村庄和行人都转少,风景也都是农田模样了。
我发现了一条黄色大河分成两半,横在眼前,岸上芦苇丛茂。
江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不断地说:
“离着渭河还远。
你看,前面可是已经看到了。
他的心情,我颇为了解。
江马对于唐代大诗人杜甫极为倾倒,凡是与杜甫的生活有很深切关系的地方和事物,他都是满怀兴趣,什么都要问个清楚。
汽车驶上了一道仅容通过的又长又老的木桥,刚刚走到一半,江马要求临时停车。
“这就是渭河了!
”他满面感慨之色。
“唐代称之为清渭,那意思是说,河水清澄得很,可是现在呢,一点也说不上清澄了。
接着,他给我念了杜甫的两首诗: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
然后说道:
“不管杜甫是多么伟大的诗人,那已经是很远的过去的事了。
他的工作也无非是基于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儒教精神。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把杜甫作为自己的榜样。
是啊,我们是生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的时代的唯一正确的救星。
好,够了,不要再让大家在这里停住脚步了。
请开车前进吧!
汽车在木桥上前进了。
江马带着与刚才略有不同的明朗愉快的脸色,对我这样说:
“在我来说,固然也不能不想起杜甫的《北征》,但是我又想起了白求恩博士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前往延安的,于是内心有了新的冲动。
八、为人民服务
不知道什么时候,S先生的吉普车不见了踪影。
离开西安大概已经有一个钟头了。
我们停住车略事休息,等吉普车追上来。
汽车里的暖气相当热,到了车外,冷风扑面,精神反而一振。
我们站在路边,伸手臂,深呼吸。
汽车行驶时,车轮下边的小石块不断跳跃,司机非常小心,立即仔细检查全车各部分。
这时候,有三名二十岁左右的女长征队员缓缓经过。
其中最高的一个,用一顶咔?
\军帽遮住一头散发,背上的背包覆盖着一块浅蓝色的尼龙布。
她们大概是中途掉了队,既没有打着红旗,也没有手持毛主席肖像。
我立即通过G先生跟她们搭话。
原来是刚从延安回来,就要追同队的人,步行前往河北省农村。
我们亲亲热热地笑着握手而别。
正在这时,S先生的吉普车到了。
一看,除了原有的两个人之外,多了一位上了年纪、有些佝偻的老农夫,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青年农妇。
后来总是这个样子,S先生遇到自己的车辆有一个座位时,无论如何也要寻找一位走得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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