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俄罗斯形势例行研讨会综述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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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梅—普”组合的前景，多数专家学者给与了比较积极的评价。

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梅氏将忠实地执行普京的路线，而普京也不会培植一个他准备推翻的继任者。

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杨心宇教授着重分析了梅德韦杰夫的个人经历和背景，认为在所有的候选人中，只有梅氏最能忠实执行普京路线，而普京选择梅氏也正是为了使自己的政策能够继续下去。

这样的安排同时也是俄罗斯政治高层的共识，而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协议。

中联部六局副局长钱乃成研究员认为，在“梅—普”组合的形式之下，依旧是普京掌权，同时，二人之间是紧密协作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提防。

中联部特调咨询小组成员俞遂教授也指出二人是同声相应的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左凤荣研究员认为，梅普是在共同政治目标下的合作，而不是斗争，总统和总理各司其职，并不发生冲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所长冯玉军研究员的分析是，梅普都把自己政治生涯的重点放在俄罗斯复兴上面，这种共同的政治追求可以弥合梅普之间的分歧。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潘德礼研究员的评论是，梅普组合不会出现内部的权力争斗，二人是一个团队，不存在发展道路的争论；

而且这条道路是上层精英的共识，得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新明教授对梅普组合也比较乐观，他认为这代人对于宪法的尊重，应该肯定，与上一代人毕竟不一样，这样的安排，不光是普京个人，也是普京团队的共识。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认为梅普的合作有可能维持较长时期。

他们虽然有区别，但是在主要方面还是一致的：

如自由主义，普京说得不少，梅也说，二人都赞同加强国家的管理，梅德韦杰夫非常赞成普京对商业精英的处理以及取消地方领导人的直选等措施。

　　也有的专家、学者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安排，实际上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普京八年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钱乃成研究员认为，有些国内问题，普京自己解决比较难，让一个没有包袱的人来解决会比较容易；

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普京说过头的话，梅德韦杰夫可以作些调整。

　　但是也有的学者、如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李兴教授认为，政治目标相同，也可能出现政治斗争，单凭个人道德难以保证。

在下一次选举中，如两个人都想当总统，矛盾就可能出现。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也认为，虽然二人是非常一致的，特别是梅普都讲自由、竞争，但是冲突也会有；

在俄罗斯，总是一任反一任，而且难保梅氏团队成员不会有别的想法，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安排，“梅—普”组合有可能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对于“梅—普”组合，会不会成为一种长期的制度性的安排，学者们大多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组合仅仅是为普京量身打造的一种安排。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总理权力的上升，会对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改变俄罗斯以后的政治体制。

左凤荣研究员的观点是，在“梅—普”组合下，总统和总理的权力有了比较合理的分工，二者之间互相制约的机制初步形成。

总理也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这对于总统制是一个进步，俄罗斯有可能修改宪法，保证这样的体制。

关于中国如何与“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领导人交往的问题，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是对于梅、普都应高度重视。

杨心宇教授指出，梅氏目前对总统岗位缺乏自信，有时过于谨慎，自卑，敏感。

但他并非傀儡，而是事实上的总统。

我们与普京也应保持良好关系，奥运会上应给与他原来的待遇。

钱乃成研究员指出，不应该矮化梅氏，从近一个月来梅的举动来观察，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总统，梅氏是敢于拍板的。

同时，也需要看到普京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作为全民领袖的普京，所拥有的权力很大，但是不是每天都用这样的权力；

还有一个日常的普京，是作为总理的普京。

　　二、“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与会专家、学者们基本上认为，“梅—普”组合走的仍旧是普京路线。

但是在“梅—普”组合下，俄罗斯会不会由总统制变为内阁制？

俄罗斯会不会修改宪法？

普京会不会再度出任总统？

围绕着这些问题，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杨心宇教授指出，不排除梅氏修改宪法的可能，如把总统任期由四年提到五年，这样普京就可以再度出任总统。

左凤荣研究员提到，俄罗斯也有可能修改宪法，使总统制向总理议会制发展。

　　更多的学者认为，在“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很小。

冯玉军研究员指出，有很多技术性的手段可用，没有必要修改根本的宪政体制。

潘德礼研究员认为，虽然现在统一俄罗斯党掌握议会多数，并且普京出任党主席，但其主要作用不一定是制约和威慑总统，虽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也未必会出现1992、1993年的对抗；

对于俄罗斯，实行议会制是一个灾难，俄罗斯不会那么健忘。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尚文教授从政党方面探讨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他认为，俄罗斯无执政党的现象还没有改变，总统本人也不是执政党的成员。

统一俄罗斯党还不能成为执政党，它的任务，主要是作为维护“梅—普”组合的稳定砝码。

　　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健研究员探讨了“梅—普”组合时期的俄罗斯外交。

他认为，梅氏将延续普京的外交路线，在捍卫俄罗斯利益方面，二人都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但不能认为梅氏外交就是普京的方法，梅氏不是简单的执行者，而是一个有自己独立主见的政治家。

.梅氏外交在形式上表现为坦诚和透明，梅德韦杰夫提出要加强在国际法的框架中解决分歧，强调国际制度；

坚持以自由和法制塑造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梅氏会把能源作为奖励的工具，而不是惩罚的工具，这与普京不同。

从外交空间来看，在东方，梅氏只要守成就行；

近邻，主要是要调整与格鲁吉亚的关系，需要政治智慧。

最有可能施展的外交空间，是西部，是欧洲。

一旦同西方的僵局被打破，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会略有下降，梅德韦杰夫总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经营与中国的关系。

冯绍雷教授从俄罗斯的一个有趣的历史循环中分析了俄罗斯可能的外交走向。

他提及，有两段历史可能会重复：

其一，叶利钦下台前期，正值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冰点，表现为英国与俄国闹翻，但这不妨碍普京上台之后，与西方大幅度改善外交关系；

其二，在普京执政后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又落到了低点。

新的“梅—普”组合，是否会回到原来的循环，即梅德韦杰夫也大幅度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冯绍雷教授认为这是可能的。

但他接着指出，俄罗斯现在已经羽翼渐丰，实力大增了，与2000年普京就任时完全不同。

　　三、“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经济与社会

　　关于“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发展，学者们的讨论很积极，同时也有很多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俄罗斯的转轨与转型、俄罗斯经济、俄罗斯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如何来认识俄罗斯的转轨与转型？

俄罗斯转轨与转型的程度如何？

“改革”、“转型”与“转轨”这些词汇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学者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张仁德教授认为，转轨与改革是有区别的，研究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特别应该区分这两个概念，否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转轨。

他把俄罗斯的转轨定在90年代以后，中国是在92年以后。

张仁德教授提出了“转轨度”的概念，并提出了测量转轨度的指标。

传统上，测量转轨的指标是市场化程度（或者叫经济自由化程度）；

他提出了测量转轨度的新指标：

市场自由化，政府职能，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转轨度指标（72%）高于俄罗斯（60%）。

　　杨成具体分析了“俄罗斯第二次转型”的理论、目标和内容等问题。

他指出，“第二次转型”这个概念已经逐步被国内、国外学者提出和使用。

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是以第一次转型为基础，同时也是为了克服第一次转型的弊端和制度陷阱。

俄罗斯第二次转型，不是以2000年普京上台为明显的标志，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在不改变第一次转型形成的基本制度的情况下，以加强国家能力为主要手段，克服制度陷阱。

俄罗斯第二次转型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是以增长为目标的，更为强调转型的效能。

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实现第二次转型，还与其资源的丰富以及国际能源价格的上升有关，这些有利的因素使得普京有机会对第一次转型的弊端与陷阱加以克服。

从具体内容来看，第二次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外交等方面的转型。

从第一次转型的自由民主，到第二次转型的行政主导下民主，是普京根据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稳定繁荣所进行的调整。

政治上的第二次转型的内容包括联邦制度的重新安排，选举制度改革，政党制度改革等，从而克服了一些叶利钦时期的制度陷阱，为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从经济上看，在第二次转型中，占主导的理念是“国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一方面，国家积极干预，加强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

另一方面，给自由经济留有很大的空间。

这是兼顾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经济模式。

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个团结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

在外交上，跨越帝国心态，出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学者们对第二次转型的问题尚未形成广泛的共识。

首先，对“转型”、“转轨”、“转变”、“改革”等术语有各种理解，有些名词还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接问题。

其次，从这些概念的内涵上来看，也缺少共识性的认识和定义。

胡健研究员认为，“改革”是在原有制度内部的一种改善，主要是考虑增量的问题；

“转型”是不考虑绩效问题的，是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整体变迁，如果这样的话，不存在第二次转型的问题。

潘德礼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叶利钦时期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摧毁，是一种“革命”，是“转轨”，而普京时期不是摧毁什么，所以不是转轨与转型的问题。

杨成认为，国际上公认俄罗斯还是一个转型国家，那么如何区别不同的阶段？

所以第二次转型是一个阶段划分的概念。

转轨与转型不同，现在不存在转轨问题，但是存在转型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讲师、俄罗斯东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景宇也认为，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还没有结束。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徐坡岭教授认为，对于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的起点、内涵、目标等，需要进行充分的界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研究员特别介绍了相关概念在俄罗斯社会学界的使用：

реформа，переход，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这三个词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Переход”反映了叶利钦时代把西方的东西移植过来，是目标很明确的转折。

后来产生了“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即不对总的目标加以改变，而是加以反思和完善。

以前都用“Переход”，而现在则是用“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除了这些较为宏观、长视角的对俄罗斯经济的分析之外，学者们还对俄罗斯具体的经济形势进行了探讨。

学者们基本上认为梅德韦杰夫将继承普京的经济政策，俄罗斯经济将会持续发展与繁荣。

但是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俄罗斯的经济性质等方面，学者之间还存在着分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田春生教授分析了“梅—普”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认为这段时期可能会奠定俄罗斯崛起的经济基础。

她认为，在“梅—普”时期俄罗斯经济将持续增长，支撑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因素是：

（1）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形成，已经进入了正常运作的轨道。

（2）俄罗斯的分工格局已经建立起来。

（3）第三产业的比重占到了50%左右。

（4）拉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向好的。

（5）资源潜力能够支撑经济崛起。

（6）科技潜力很大，俄罗斯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居国际领先地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景维民教授则从俄罗斯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角度，对俄罗斯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能力作出了理论和经验的分析。

他认为俄罗斯治理国家经济的能力，将在“梅—普”时期继续加强，俄罗斯有可能实现大国复兴和崛起。

徐坡岭教授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出现了良性的增长趋势。

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俄罗斯进入了投资拉动性的经济增长阶段，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自我良性循环。

2005年以来，制造和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原材料开采。

在梅德韦杰夫时期，俄罗斯将推进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增强经济的竞争性，这符合普京的政策理念。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不确定性：

（1）受国内市场结构和国际能源市场良好趋势的影响，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2）如何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干扰，是一个难于解决的体制性问题。

（3）能源价格的高企，加上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使通货膨胀长期化。

（4）创新型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奏效。

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东北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米军也指出了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利弊。

他认为，在梅普合作时期，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会增加，会更多挖掘民间实力，俄罗斯内需导向型发展会增强。

随着国际机构对俄罗斯的信用程度的提高，流入俄罗斯的外资也会增加。

但俄罗斯的金融体系不发达、创新经济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形成的。

能源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俄罗斯的经济是不是能源型的？

围绕这些热门的话题，学者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比较大。

米军教授认为，能源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贡献依然很大，能源起着巨大的启动、支撑性的作用。

如果油价下降，俄罗斯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也会下降。

没有庞大的外汇收入，俄罗斯的投资也不会有强大的基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研究室主任李新研究员认为，在俄罗斯经济中，能源的影响依然很大；

俄罗斯的能源战略，仍然支持这种能源经济结构；

俄罗斯的创新方案，是以能源、石油价格为依据的。

东北财经大学郭连成教授认为俄罗斯经济是资源型的，普京、经济学家、俄罗斯能源部长等都自己承认过。

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但不是根本性的；

普京政府四大任务之一，是调整经济结构，说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戚文海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能源工业使国民经济进一步畸形化，给未来的调整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军梅副教授认为，资源型国家容易忽略经济结构调整，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但是俄罗斯与阿拉伯等资源型国家不同，俄罗斯有自己的科技基础，如果俄罗斯能够对能源收入进行合理分配的话，就可以实现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但是如何分配很难。

杨心宇教授持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要判断能源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多大，需要了解能源的收入是进入了市场，还是进入了民生和对企业的投资之中，这样才能判断是不是能源经济。

他的观点是俄罗斯的能源没有对市场带来冲击，因为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主要是用于补充稳定基金和社会保证基金，用于投资大的公司之中。

这种使用方式，不会干预市场。

关于“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社会，虽然讨论的范围不是很大，但是一些观点很有启发意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男教授特别指出应该加强对俄罗斯社会心态、民众心态的研究，因为这与政治问题有很大互动关系。

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民族认同危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情绪，是俄罗斯需要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梅普都重视历史的传承性与延续性，如强调沙皇时期、苏联时期的俄国都是俄罗斯历史的一个部分，他们也都注意培养国民的民族自豪感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良性的民族认同和社会团结。

但是宗教和民族问题依然十分棘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黄立茀研究员介绍了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的发展情况，认为虽然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水平。

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政府的资金支持不够，这一点在“梅—普”组合时期，也很难有大的突破。

　　四、“梅—普”组合下的中俄关系

　　在新阶段、新时期的俄罗斯，将会与中国发展怎样的关系，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内容之一。

专家、学者们针对中俄经济合作、外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在中俄的经济合作中，能源合作仍然是重点，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

同时在这次会议中，学者们也针对其他方面的合作，如中俄地区间合作、中小企业合作与高科技合作等，提出了中俄合作的突破点。

关于油气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丁佩华副研究员指出，梅普在中俄油气合作上是一致的。

从长期看，中俄油气合作会保持发展，合作规模和权重也会上升：

到2020年，俄罗斯对华出口石油将达3000万吨/年，占俄总出口的10%左右；

天然气将达到600-700亿立方米，中国的比重在27%左右。

但是近期的突破和进展不大。

我们要多元准备，尤其是中亚。

与中亚的合作要扩大，不要忌讳俄罗斯的反对，而且合作的扩大反而会促进与俄罗斯的合作。

　　冯玉军研究员重点分析了中俄的能源合作。

他建议，不要对俄方寄予太多的希望，从客观上讲，在最近两年内，中俄能源不会有大进展：

（1）远东的能源开发存在很多困难，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俄远东不能成为大的增长点。

不断提高的油气出口税收，使得俄罗斯大公司无力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2）俄罗斯原来单纯的出口原材料的战略发生变化，在远东建立了新的原油加工厂，这也会影响出口。

（3）我们在中亚取得的进展，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刺激了俄罗斯。

从去年开始，俄在94中亚取得了重大进展，普京倡导的中亚地区天然气联盟已经形成。

俄借此已经与中亚国家建立起了能源卡特尔，在未来，可能影响对中国出口的天然气的价格。

（4）限制外资在俄罗斯能源投资的法案，对中国在俄的能源投资消极影响很大。

（5）利益集团（如亚库宁的铁路运输集团）的因素会成为合作的障碍。

因为如果远东管线修通，俄铁巨大的铁路建设投资，显然将损失很大。

（6）从长远来讲，俄油气出口的重点，要从欧洲转到东方，但近期突破性不大。

冯玉军研究员指出，与俄罗斯的合作思路要改变，这次梅访问中国，凸现出俄罗斯对华合作的新特点，即要在高科方面进行合作。

中国应该在俄罗斯国内的发展重点方面，即高科技领域与之进行合作，通过溢出效应，再对能源合作实现突破。

而且俄罗斯的高科技，在欧洲、美国没有市场，只有中国才有市场，而且非常大。

学者们认为俄罗斯远东开发与中国东北振兴之间的衔接，存在的一个障碍是俄罗斯对合作带来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中国人进入远东的担心很大。

　　戚文海研究员指出，在中俄合作中，应该重视中小企业的合作。

俄罗斯已经向中方发出了积极信号，但我们的准备还不够。

另外是信息产业的合作，俄罗斯搞创新经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产业，但我们的认识并不客观，实际上俄罗斯的军用计算机技术很先进，有一部分民用技术相对于中国落后，但是总体上还是很先进。

我们对此了解不够，会作出错误判断。

第三是教育领域的合作。

原来的传统合作停留在学者互访等方面，未来能不能把教育合作与研发合作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合作能够提高经济的依存度，也能为政治上的互信提供一个支持。

　　商务部须同凯司长介绍了中俄2007年经贸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中俄经贸关系近年发展势头很强：

从1999年到2007年，中俄经贸年均增长率大大超过同期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

2007年，双边贸易额的增幅超出中国全国外贸增幅21个百分点，这是中俄经贸合作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目前，俄罗斯是我国第8大贸易伙伴，我国是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俄贸易呈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1）我国对俄罗斯出口强劲增长，但从俄罗斯的进口没有出现明显的突破。

（2）贸易结构失衡仍然突出。

近年来，俄罗斯对我国出口仍然是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机电产品占比持续下降，而我国对俄罗斯机电出口增长很快。

（3）双边贸易指数明显改善。

自2006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加大整顿灰色清关的力度，我国对俄罗斯大宗商品出口经历了一个调整和恢复、增长的阶段。

2006年以后，我国企业纷纷转向开展规范贸易，轻纺类，家电类及消费类电子产品贸易快速上升。

（4）我国对俄罗斯的投资领域稳步拓宽。

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投资国。

我国对俄罗斯的投资流向，除了传统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开发、轻纺贸易以外，还有对房地产、农业和物流等新领域的投资。

（5）由于诸多因素，当前中国边贸出口中，旅游购物在萎缩，农产品出口也呈下降的趋势。

我国对俄罗斯的边境贸易亟待调整，寻求新的增长点。

（6）中俄地方间的合作步伐在加快。

除了边境省区以外，东南沿海已经进入了对俄罗斯合作的前列，中西部地区对俄罗斯的贸易也出现快速增长。

（7）中俄经贸合作的走势，总的来看，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还是很强的。

中国对俄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增势将比去年有所回落。

对俄罗斯投资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

俄罗斯对中俄合作心态比较矛盾，一方面希望中国更多的资金进入其生产制造领域，带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又设置了很多限制。

须司长还提出了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1）如何在俄罗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扩大我国的市场的份额？

（2）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和领域给中方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是什么？

合作的切入点在什么地方？

如何在战略领域进行高层次的合作？

（3）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考虑中俄经济的长远利益和战略目标？

双方如何正确地相互定位？

（4）中俄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的时期产生利益冲突时，如何在双方之间实现互利共赢，减少摩擦，加强合作？

（责任编辑李敏焘）

肖辉忠，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