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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
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
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
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
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
〕
【3】
我在写孟子时,极严厉地批评他的“性善论”,同时,对“性恶论’给予一定的好感。
但是读到荀子的“性恶论”,这好感又没有了。
这怪不得我。
我对“性恶论”寄予的希望,让荀子一一给我毁灭了。
是的,
“性恶论”可以引出分权学说,如亚里士多德;
也可引出专制理论,如荀子。
“性善论”与专制结合,还有劝人向善的意愿,
“性恶论”与专制结合,只能是血淋淋的暴政。
“性善论”与专制是孪生手足,不可分离,所以,要避免专制,必须在政治学领城内反对“性善论”。
“性恶论”则可以有两条走向,只可惜荀子走错了!
他从“人性恶”的前提中,引出了冷酷无情的君主专制理论,并由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使之又变成了血淋琳的政治现实。
并且这种血淋淋的政治体制竟延续了两千多年!
不过,荀子也有他的杰出处,比如他指责孟子不知道分别人之本性与后天习得的区别,这是先秦人性论中的一大进步。
孟子有著名的“四端”说,说礼义仁智都是人的本性所生,而荀子则明确地说,礼义,是生于圣人们的文化创造,而不是生于他们的本性。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说法一一“化性起伪”:
圣人变化了恶的人性,发起了改造人性的行为,改造人性的行为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了,又催生出法度。
那么,礼义法度这些东西,乃是圣人的创造。
所以,圣人与人相同而不异于一般人的,就是人性;
与人不同而又超过一般人的,就是改造人性的人为。
【原文:
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
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
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性恶》】
“伪”就是人为。
礼义法度都是人为,而不是人性。
这一点又显然较孟子为可信。
倡“人性恶”,却又为何没能走向民主与法制?
我以为,这里还应当具备两点才行:
一是对人欲的肯定,
二是对权力的约束。
而这两点,又恰为荀子所不具备。
以下分述之。
既倡“人性恶”,须有对“恶”的肯定,才能对人性抱有善良意味,也才能走向尊重个性与感情,也才能相信人的自律,相信人民能自己管理好国家和自己。
而荀子却没有这一点。
他把人的诸多自然本性定义为道德上的恶,然后又用礼法锄而去之。
这实在是开了后世理学的方便之门。
我们看他在《性恶》篇中作为“恶”而列出的“人欲”都是些什么:
1.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
2.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
3,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
4.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
妻子具而考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
从上四例中,除了第四项勉强可以算作人类的毛病外,其他三项,应该都是人的正常欲求。
而荀子一律把它们看作是万恶之源,他这样定义“善”
与“恶”:
思格斯说: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马思选集》第四卷,第233页)
十八世纪前后,当人们以科学的态度来探讨历史时,发现了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被中世纪贬斥了千余年的人性、人欲,竟然是历史的最有力推动者!
历史的原动力,往往竟是一直以来被人们当作“恶”的东西!
霍尔巴赫认为:
“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
”可见,灭人欲,往住也就是摧毁历史前进的动力。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对人性是怀疑的,没有信心的,但从理论上如此周密地对人性作有罪的判决,荀子还是第一个,而他的学生韩非,就拿着这纸判决对人性实行拘办刑罚了。
荀子是法官,韩非子就是狱吏。
我们看这法官的判辞:
我们看看荀派的《礼记王制》: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这就干脆走到人类幸福的对立面去了。
荀子的这种反人性思想,后来在朱明理学那里达到了顶峰。
比如南宋陆象山就说:
“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己,非有为也。
”《陆九渊集·
年谱》)这种学者,还不如一个空心泥菩萨!
【4】
既倡“人性恶”,还有一点也应该明白,那就是,“恶”往往借权力来实现,因权力而肆虐。
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使恶绝对地实现。
而荀子为了防止普遍的恶(这一点他也开后来理学家的先河,认为人民的人性中普遍地、大量地、每时每刻地存在着、产生着恶或败德的欲念),他竟天真而荒唐地想出一种方法:
用绝对的权力来防止世俗之“恶”。
这就出现了荀子“性恶论”的第一大恶果:
绝对的君主集权与集权政治。
他说——
树立一个绝对权力的君主,以便昭明礼义,是因为人性本恶(必须有所镇压)。
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
《性恶》〕
因为“人性恶”,所以要立一个可以“为人师”的君上,用礼义的方法来对付人性这个毒蛇猛兽。
这样,君为体,礼为用,荀子的政治蓝图就一笔而就了。
反过来——
荀子的“尊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制天”。
陈炎先生指出:
“生活于黄河流域的古中国人的天职不是去海上冒险,而是要兴修水利,这种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的社会组织结构”(陈炎《积淀与突破》)。
荀子也正是从“制天”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及其代表“君”的产生的。
人……气力比不上牛、奔跑不及马,但牛马却为人所用。
为什么呢?
是人能合作,它们不能合作。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王制》〕
正因为人能群(合作,组织起来),才能在生物界中一枝独秀。
而这个群,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君主,是善于协调人群的人。
君者,善群者也。
君主是什么呢?
答曰:
能协调人群。
能协调人群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善于生养人,善于治理人,善于显扬人,善于文饰人。
善于生养人,人也就亲近他;
善于治理人,人也就安顺他;
善于显扬人,人也就喜欢他;
善于文饰人,人也就称誉他。
这四者具备了,天下就归顺了,这种能力就叫能协调人群。
君者何也?
曰能群也。
能群者何也?
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
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
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
《君道》〕
孟子是倡“民贵”而“君轻”的。
荀子显然要颠而倒之,要贵君而贱民了。
《战国策·
齐策》记赵威后问齐使,以为民为本而君为末,苟子又要颠而倒之,以君为本以民为末了。
你看:
荀子提倡“尊君”“隆礼”的理论归结也就一目了然了。
应该说,荀子的这种理论,其产生是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贫瘠的黄河流域,能够接受的只能是这种集权理论,黄土高原上能开放的也只能是这朵恶之花。
【5】
陈炎先生曾指出:
“在欧洲历史上,除了英王詹姆士和法王路易十四等少数几个被公认为狂妄自大的暴君外,没有谁像秦始皇以后的历代中国皇帝那样,公然宣布法律的源泉来自世俗的君主或国家元首,而是将其归结为超验的宇宙主宰,或将其看成是经验的社会契约。
”(《积淀与突破》)
那么,谁使嬴政及其后来的君主们如此狂妄呢?
是荀子!
是他的“法后王”!
是他,赋予每一位现任君主以绝对的权力,而且其自身又是权力的来源
荀子实际上谈了两层关系:
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物”是有限的,而人欲却是无限的,所以必须以“礼”来约束欲,使物与欲保持平衡,而不至于让欲淹没了物: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
两者相持而长。
”
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贫乏的自然环境是礼所产生的首要原因。
另一方面,物的有限,必然引起人的争夺。
这人类内部的争斗会导致混乱与无秩序,混乱而无秩序必然会降低人与自然抗衡的能力,就会更加穷困。
所以,礼的另一功能便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孟子从辞让之心谈礼,属于道德的范畴,其对象乃是人的道德自觉自律,它最终产生的是义务思想;
而荀子从争夺之心谈礼,则显然是属于法的范畴,其对象乃是物的“度量分界”,它最终产生的是权利思想。
“礼”如何使人不争不夺,各安其分呢?
荀子的“礼”的第一功能便是给人分等级:
两人地位相等,就不能互相役使,比如贵者不能去侍奉贵者,贱者也不能去使唤贱者,这是天数——先王厌恶这种混乱而无秩序的状态,就制定了礼义来人为地分出贵贱贫富来,然后让他们互相制约,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两人地位相等,就不能互相役使,怎么办?
分!
用“礼”的方法把他们分出贵贱贫富来!
然后让他们互相制约。
他还引《尚书》中的话说:
“维齐非齐”,不齐才能齐!
他又说“斩(崭)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参差才是整齐,弯曲才能顺畅,不同才是一致——这就是所谓的人的社会等级!
这种等级是由生到死都不能逾越的,在《礼论》中,讲丧礼,天子如何,诸侯如何,大夫如何,士如何,庶人如何,从棺材的厚度到聚丧的范围,都-丝而不能苟。
讲到社会人伦,他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
请问为人君?
“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
请问为人臣?
“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
请问为人父?
“宽惠而有礼。
请问为人子?
“敬爱而致文。
请问为人兄?
“慈爱而见友。
请问为人弟?
“敬诎而不苟。
请问为人夫?
“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
请问为人妻?
“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
”《君道》
除此之外,还有“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他也都一一划定他们的职分。
“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
夫是之谓至平。
”《王制》篇中,荀子不厌其烦地规定百官的职责权力与义务:
司徒、司马、太师、司空、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伛巫、治市、司寇、军宰、辟公、天王,各负什么责,各有什么权。
荀子果真是一位宰相之人!
荀子的“礼治”思想,实在是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纲领,伦理纲领。
直到十九世纪,被人称为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的龚自珍,还在写《平均篇》,还在宣扬“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
而这“平”,又正是荀子式的不平之平。
比如喝汤,“君取盂焉,臣取勺也,民取卮焉”——君喝一大盆,臣喝一大勺,民喝一小酒盅!
对这种礼,荀子宣称:
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
我是“小人”,我“不能测”知荀子的高论。
这不是我的无知,而是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我对这种分配方法,当然是不能安!
【8】
梁启超在《荀子简释自叙》中说: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
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利;
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
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
我还要补充几句:
孟子讲道,荀子讲器;
孟子讲民贵君轻,荀子讲君为邦本;
孟子唯心,荀子唯物;
孟子反战,荀子不反战;
孟子倡辞让,荀子讲争夺;
孟子讲义(务),荀子讲权(力)……
还有,就个人性情而言,孟子天真,荀子老成;
孟子光明磊落,荀子颇有心机;
孟子嫉恶如仇,动辄拔刀相向,荀子视仇如险,往往敬而远之;
孟子书生气重,荀子世故味浓;
孟子之文是少年之激情,而荀子之文是老人之理智;
孟子是理想主义者,道德主义者,专注于理论构想;
荀子是实践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专注于技术操作……
《论语》的简古,《孟子》的激烈,《庄子》的荒诞,都是散文在未成形之前的自然形态,那可真是一个野芳遍地的时代!
我们常常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荀子把散文的野花移入家中,养成盆景,按一定的美学规范来培育修剪它了。
不枝不蔓,端庄严正的经师之文,就是这样剪出来的。
这种千锤百炼的散文,至少为庸人提供了一种规范,俾使我们这些天分不高者,按他的规范来操作,也能糊弄出什么论文来,学诗岂容学李白?
学文也不能学孟庄,那是天才的创造,岂容我们模仿?
但学诗可以学杜甫,作文可以学荀子。
即此一点,我们也当对荀子有相当的感谢!
【9】
荀子在《非相》篇中曾说人有“三不祥”,其一是:
“贱而不肯事贵”,又说“人有三必穷”,
其一是“为下则好非其上”,如此,则不肯事贵,偏好非上的孟子、庄子,其不祥与窘穷,是势在必然了。
我读荀子这样的句子,隐约觉得他就是在骂孟子(他对孟子很反感。
不知这两位前后辈是否在齐稷下有些过节)。
可是,讲究“顺上”的他,遭遇又如何呢?
同样是不得志的,秦昭王不用他,不信他,让他的一张老脸没处搁,灰灰的。
在齐国,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证实的职位;
在楚国,春申君信任他,但两者也有过不愉快,况且后者也只让他做一个小小的兰陵令,也不见有多大作为。
春申君死,他的小小兰陵令也当不成了。
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
(《成相》)
这个“大儒”,春申君一死,他就输了个精光,只好一唱三叹那“自古圣贤尽贫贱”的调子。
一个理论在一个国家受信任的程度,决定于这个理论适用这个国家的程度。
荀子的理论是为来世准备的,兼并的战国时代一如暴秦时代都还不需要他。
他受人称赏,是在汉代,董仲舒、刘向都信仰他。
而他生前,声誉并不很高,以致他的弟子们颇为他抱不平:
孙卿〔荀)为乱世所压迫,为严别所威逼,上无贤明的君主,下又遇上暴秦,礼义不能行,教化不成功。
仁者受委屈,天下一团黑。
行为完善反受打击,诸侯之间互相倾轧。
在那个时代,(对于天下之事)智者没机会思考,能者没机会治理,贤者没机会行使权力。
所以,君上蒙蔽而不长眼睛,贤人也远离而不受支使。
然而孙卿内怀大圣之心,外表则盖着佯狂的神色,向天下展示愚拙的假象。
《诗经》上说: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说的就是荀子的这种做法啊,这也就是他名声不显露,信徒不众多,光辉不远照的原因啊。
孙卿迫於乱世,?
於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
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
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
《诗》曰:
”此之谓也。
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
殚精竭虑地进行理论构想,为君主老爷们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可结果却是“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
真够惨的。
刘向曾感慨地说:
“为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
《尧问》篇也说:
“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
德若尧禹,世少知之;
方术不用,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
呜呼!
资哉!
宜为帝王!
至少是帝王称职的幕僚,缺少的就是一纸委任状了。
(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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