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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赞干布做赞普时,“开拓荒地,划分良田牧场”,畜牧业与农业分别发展。
牲畜有牦牛、马、羊、骆驼等,家畜有猪、狗等。
当时畜牧业生产,春夏季逐水草而居,秋冬季有固定的牧场,这比单纯的游牧,有了很大的进步。
吐蕃社会中,有专业的冶铁、硝皮等手工业匠人,尤其是在冶铁方面,吐蕃能用铁制造各种兵器。
汉文史籍《册府元龟》记载吐蕃“惟以淬砺为业”说明当时制造刀剑等兵器,已掌握淬火和磨砺的技术。
后来,吐蕃在云南漾、濞两条江河上,架起了铁索桥,沟通两岸交通,证明吐蕃的冶铁技术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
生产力的发展,使吐蕃社会很快地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吐蕃王朝的实力也随之强大起来了。
紧接着,松赞干布把邻近一些较有实力的诸部,如苏毗、羊同、白兰、党项、吐谷浑等,一个接连一个加以兼并,然后,分别把它们变成吐蕃的属部,用传统的盟誓办法,和这些属部确定领属关系,从而结束了以往分散落后和不统一的局面,促使他们和吐蕃结为一体,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也为松赞干布制定的一系列施政措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制定兵制、官制、法律
在军事制度上,松赞干布仿照唐朝的府兵制,在吐蕃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组织。
据藏文史籍《五部遗教》的记载,当时吐蕃全境共划分为四个如:
藏如、约(左)如、卫如、叶(右)如。
如,藏语部的意思。
每个如又分为上、下两个支如,共八个支如。
每个如应各有八个千户所和一个下千户所,但卫如仅有七个千户所和一个下千户所,四个如共有三十一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
此外还有四个禁卫军千户所分镇四个如。
每个支如设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
每个支如内的马匹有统一的颜色,不同支如的马匹颜色不同,旗帜色彩也各不相同,以示区别。
军队以一百人编为一单位,设百夫长一人。
一个“大五百”统领五百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领两个大五百;
实际上每个千户所有兵约一万人上下,统率二十个大五百;
千户所成了万户府,千夫长就是万户长。
千户府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军队的百夫长,千夫长等平时就是地方行政长官。
当时,吐蕃四个如的兵力,计四十万二千四百人,与《新唐书》“胜兵数十万”
的记载是相符的。
其“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
重兵死,恶病终。
累代战没,以为甲门”
。
松赞干布为了避免贵族豪酋势力霸踞一方,不听王命节制,采取了把他们调离开自己的领地,去做外任军官的办法,他们所统辖的兵丁,也不完全是自己部落的成员,而且各部分军队之间又相互牵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贵族豪酋的势力,而且有利于吐蕃王朝的集权统治。
吐蕃的兵制,深受唐朝的影响,与府兵制有不少相似之处。
在政治制度上,松赞干布也模仿唐朝的官制,设置了各级官府,建立了健全的行政官僚机构。
赞普是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有生杀予夺之权。
据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
三岁一大盟,夜有诸壇,用人,马,牛为牲。
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
渝盟者有牲”
,赞普与群臣每年举行一次小盟,三年举行一次大盟,通过盟势,使臣下保证世代无条件地效忠王室。
赞普以下,总管王朝政治事务的是大相(论茝)、副相(论茝扈莽)各一人,但副相不是一个常设职。
主管王朝外部,即管理属部及对外侦察,征讨事务的官员是都护(悉编掣逋)一人。
主管王朝内部事务的是内大相(曩论掣逋)、内副相(曩论觅零逋)、内小相(曩论充)各一人。
主管王朝司法事务的官员是整事大相(喻寒波掣逋)、副整事(喻寒零觅逋)、小整事(喻寒波充)各一人。
整事大相一职,在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会盟碑”中又译作刑部尚书。
以上各种朝臣,以大相(论茝)为最尊重,事情无论大小,必须经过大相批准。
各官都是父死子代,无子则由近亲承袭。
在吐蕃王朝担任官职的人,往往在他们名字的前面,标明“论”或“尚”的字样。
论,一般指和王室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大臣;
尚,是和王室通婚的各大贵族出身的官员,原义是舅舅。
上述赞普以下四部分官员组成的政治机构,藏语叫“尚论掣逋突瞿”,意思是由王室和贵族掌握着的吐蕃全部政权。
另外,松赞干布还用不同质料制成的臂章,区别官阶的高下。
第一等是瑟瑟(翡翠),二等是金,三等是银镀金,四等是银,五等是铜,最低的六等是铁。
臂章钉在方圆三寸的粗毛布上,悬于臂前。
这是吐蕃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职官制度方面的一个反映。
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松赞干布在大相禄东赞的协助下,还制定了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严酷法律。
这些法律明确地规定了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特权,对待广大奴隶群众,则是实行残酷的镇压,而且还规定所有臣属王民都必须效忠赞普,不准侵犯私有财产,不准与贵族、官员相争。
稍有违反,就要受到严酷的惩处。
“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
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
,便是真实的写照。
第三,统一度量衡,创造吐蕃文字。
随着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原来各地使用度量衡互不一致的现象,再也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
松赞干布做赞普后,规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制。
度量衡的统一,是吐蕃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一措施对促进吐蕃农牧产品的交换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吐蕃各地的经济联系,为此后奴隶制社会经济的继续高涨,都开创了便利的条件。
藏文的创制,也是在松赞干布做赞普的年代里完成的。
据说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派遣他的大臣吞米桑布札到克什米尔一带留学,学习梵文和西域各国文字,学成后,进行比较,创制了一种有三十个字母的拼音文字,在西藏推广使用,改变了吐蕃“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
的原始状况。
但是,王辅仁、索文清等人核实史料后,对吞米桑布札这个人物创制藏文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藏文创制的年代,还应稍微提前一些,甚至怀疑吞米桑布札是否真有其人,尚难遽下结论,不过在藏文创制的过程中,总会有类似吞米桑布札这样的人物,起到了组织者和整理者的作用。
藏族自从创制了文字,接着就有了本民族文字的著作和译述,藏族文化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的时期,正处在吐蕃奴隶制社会上升和发展的历史阶段。
松赞干布顺应了当时历史前进的潮流,他的一系列施政措施,符合了这一历史阶段的需要,因而他做出了有利于人民的业绩,对当时藏族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建立吐蕃王朝和祖国中央政权的政治联系方面,松赞干布主动求婚于唐朝,接受唐朝的官职和封爵,奠定了吐蕃和唐朝二百多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他推动了古代羌人诸部的合一,加强了藏族和汉族,以及祖国各民族人民之间互依互存的亲密关系。
松赞干布在我国历史上做出的可贵贡献,是值得后人称颂和充分肯定的。
三、文成公主入藏
公元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
由于采取了休养生息,利乐百姓的政策,经济、文化有了高度发展,引起了松赞干布的极大注意。
公元六三四年(贞观八年),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得到了唐朝的公主,于是派使者到长安请婚,但唐太宗没有答应。
于是松赞干布大举进攻唐朝的属国吐谷浑,据《新唐书》记载,“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
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
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命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
不久唐军在松州大败松赞干布,“斩千余级”
,至此弄赞才引兵而去。
为了加强同唐朝的亲密关系,学习汉族地区先进的中原文化,松赞干布派出大相禄东赞(《旧唐书》作噶·
东赞)携带贵重礼品到长安再次请婚,“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多两,它实称是,以为聘”
,唐太宗才接受了松赞干布的请求,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
公元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
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
文成公主在唐朝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蕃,行途中经过月月山,倒淌河(这些地区都和文成公主的故事有关)等地,到达黄河源附近的柏海,这时,松赞干布也从吐蕃远道赶来迎接,并且以子婿之礼和李道宗相见。
然后,李道宗返回长安,文成公主则由松赞干布亲自护送到吐蕃。
一路上,吐蕃人民热情洋溢地欢迎文成公主的到来,途经青海玉树时,文成公主教当地人民垦田种植,发展生产,至今玉树南面的巴塘地方,还保存着文成公主的塑像。
四、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
文成公主是一个献身于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团结事业的女性,就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值得歌颂的。
但是,文成公主的成就不只是如此,她还在那个时代,充当了沟通汉藏两大民族的经济、文化的桥梁。
通过她的出嫁,不仅从内地带去了大批的生活日用品,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大批的汉族各色工匠和各种菜蔬的种籽,以及医药历算等书籍,从而使西藏人民的生产技术和物质生活都起了显著的变化。
据《新唐书》记载,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结婚后,看到汉族的“服饰之美”
,非常羡慕,首先由他自己做起,“自裭毡罽,袭纨绡,为华凤”
在文成公主入藏以前,西藏人民“以毡帐而居,无有城廓屋舍”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以后,“自以其先未有婚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
据《卫藏通志》记载:
最初的布达拉宫,就是松赞干布创建的。
松赞干布还修建了现在的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以供奉文成公主从长安请去的释迦牟尼佛像。
文成公主自己又修建了小昭寺。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文成公主当时从内地带到西藏的大批汉族工匠中,包括建筑工人和裁缝工人。
松赞干布对于汉族人民的先进的文化非常羡慕,为了向汉族人民学习,他“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
又请儒者典书疏”
吐蕃贵族子弟在长安学习汉族文明的情况,唐宋两代的一些书籍中也有记载。
如宋人著作《册府元龟》载称:
吐蕃大臣仲琮,“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
《全唐诗》中也说,唐中宗时为柏梁联句,吐蕃舍人明悉腊也参加,他联的诗句是:
“玉醴由来献寿觞”。
可见这些贵族子弟在长安学习以后,对汉族的古典文字,得到很深的造诣。
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后,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还不断地源源传入西藏高原,如《旧唐书·
吐蕃传》载称:
唐高宗时,松赞干布派人到内地“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
,就是一例。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以后,唐蕃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很大的增大。
松赞干布不仅“以子婿之礼”恭敬地对待江夏王李道宗,而且对唐太宗自称为“臣”,当唐太宗征服辽东等地,回返长安时,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到京京祝贺,并上书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丽特远,弗率于礼,天子自将度辽,隳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
据《新唐书》记载,这只金鹅“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
公元六四八(贞观二十二年),唐朝王玄策出使天竺(今印度),途中被劫,退入吐蕃境内,王玄策向吐蕃军队求援,松赞干布当即派兵协助王玄策击败天竺,并献礼于长安,据载“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徙玄策讨破之,来献俘”
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皇帝位,授给松赞干布“擢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松赞干布受封后,向唐朝上书,表示愿意效忠于朝廷,并且说:
“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
唐高宗为了表彰松赞干布的忠心,又“进封賨王,赐饷蕃渥”
;
还给他刻了石像和其他王公将相的石像,同列于唐太宗陵墓旁。
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早在公元七世纪时,吐蕃王朝和祖国中央政权的臣属关系,就已经确立了。
公元六五0年(永徽元年),松赞干布病死拉萨,唐朝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带着盖有皇帝玉玺的诏书前往拉萨,参加吊祭仪式。
但唐朝派遣官员到吐蕃去,并不始于鲜于匡济,早在公元六三四年(贞观八年),当时文成公主尚未许嫁吐蕃,唐朝就曾派遣专人冯德遐到拉萨,对松赞干布派官入朝,进贡献忠表示抚慰。
唐蕃之间的政治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双方互派官员来往,而不断得到加强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六三四年(贞观八年)开始,直到八四六年(会昌八年)吐蕃王朝崩溃,在长达二百一十三年间,双方来往共达一百九十一次,平均每一年零一个月,就有官员来往一次,其中唐朝官员入吐蕃的六十六次,吐蕃官员到唐朝来的一百二十五次”
这些友好往来形成了“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亲密关系,为此后藏汉两族人民之间更进一步的频繁往来,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继续致力于汉藏两大民族友好的伟大事业,和西藏广大人民一起又生活了三十年,到唐永隆三年(六八0年)才去世。
在她在世的三十年当中,虽然汉藏两族的上层统治者之间,也曾有过失和战争的发生,但友好仍然是主流,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期间,不仅汉藏友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通过西藏,唐朝人民与天竺(印度)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有了加强。
义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有,唐朝僧人玄照等八人,通过吐蕃前往天竺,又从天竺回来经吐蕃回内地,来去都得到了文成公主的资助,就是明显的例子。
在这之后,唐景龙四年(710年),唐金城公主西携带着锦缎各数万匹,多种工匠以及一个龟兹乐队进入吐蕃,出嫁给弃隶缩赞赞普。
吐蕃还通过互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
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密切,许多汉族人进入西藏,一些吐蕃贵族子弟也进入长安的国学学习汉族文化。
汉文化的输入对吐蕃社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吐蕃文化对汉族也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等物品不断地传到内地,甚至吐蕃的赭面风俗也被汉族妇女所模仿。
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加深了汉蕃人民之间的情谊。
开元十七年(729年),弃隶缩赞赞普向唐玄宗上表说: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逐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
这说明在唐代汉蕃人民的关系已经是不可分离的了,而文成公主为缔造这一关系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文成公主去世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但西藏人民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纪念她。
例如西藏著名的萨迦历史学家索南坚赞所著的《西藏王统与佛教历史》(汉译名《西藏王统记》)一书,专章叙述了文成公主。
在西藏人民的歌曲中,每个藏戏团都以能演出《文成公主》为极大光荣。
这些都反映了西藏僧俗人民对于文成公主有崇高的敬仰。
,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为加强唐蕃之间的政治联系,沟通汉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吐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增进汉藏两族人民亲密、友好、合作的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总之,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汉藏两大两族就已经结成了深厚友谊,并在此基础上,缔造了统一的伟大国家。
这种友谊是不容置疑的,是血和肉的关系,而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为缔造这一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吐蕃传》卷216,中华书局1975年版,P6071
《新唐书·
吐蕃传》卷216,P6071
吐蕃传》卷216,P6072
后晋刘昫《旧唐书·
吐蕃传》卷196,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P5220
吐蕃传》卷216,P6073
《旧唐书。
吐蕃传》卷196,P5219
《新唐书。
吐蕃传》卷196,P5221
吐蕃传》卷216,P6074
吐蕃传》卷196,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P5222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2
吐蕃传》卷196,P5231
参考文献:
《藏族史要》王辅仁、索文清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民族史》(中)江应梁主编,民族出版社1990版;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苏晋仁、萧鍊子校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古代史》(上),朱绍候、张海鹏、齐涛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新唐书》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
《中国古代民族志》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华民族》田晓岫主编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民族史》吕思勉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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