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未来4部曲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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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又有1979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与美国贸易,还是中国顺差美国逆差。
于是美国就成世界经济中的老大,老大就必须承担起提供国际顺差市场的功能。
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这意味着中国至少目前发展阶段向世界提供的只能是逆差市场,所以做不了老大。
你不可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好处,那你就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美国由于提供了以上这三个国际公共品:
国际安全;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WTO,国际顺差市场,而成为不能挑战的霸权国家。
邓小平讲了,永不称霸,韬光养晦,不要和美国争夺霸权。
你看1979年很有意思的,197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牙买加协议生效,美元泛滥,邓小平就引进外资;
1979年里根上台以后搞新的产业革命,把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搞私有化;
1979年邓小平领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解散人民公社,然后就是改革国有企业,以极快的速度借鉴了英国改革国有经济部门的成功经验,于是就有了中国的起飞。
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前苏联居然决定出兵阿富汗,继续采取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结果在10年以后,这个帝国就解体了。
所以我一直说难忘1979,因为1979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美国、中国、英国和前苏联这四个大国都做了重要的战略抉择,其中有三个国家是对的,那就是美国、中国和英国,于是便有了经济增长,但是前苏联的战略抉择显然是错的,这是很值得我们记取和深思的事情。
我的结论是,从上图的圆心来看,我们今天仍然处在美国为霸权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美国的霸权是不可挑战的。
2、经济全球化与要素流动非对称性
全球化在发展,但在全球化发展当中要素流动是不对称的。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市场经济,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到1989年苏联事变,到1992年印度开放,再到1995年东南亚国家,如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也开始加入到改革与开放的行列中来。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自由的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的贸易。
但是与第一次全球化和第二次全球化不一样。
移民——也就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被控制住了,因此中国的套利机会在减少。
为什么中国不能放弃低端制造业?
因为劳动套不了利了,你必须得本国制造,这样才能解决就业问题。
所以我把非对称性造成的结构性的失衡,叫做基本不均衡,这是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价格调整而达到均衡。
也不要匆忙地去做结构调整,你一做这样的调整就完,因为结构调整不满足现有的禀赋约束,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过剩劳动人口。
3、世界经济中可竞争与不可竞争的领域
这些变化里边我想给出这么几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就是刚才说的,美国霸权不可竞争。
第二个命题,被美国垄断的金融不可竞争。
国际金融自由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是不对称的。
两个都在自由化,在图一的Y轴上半轴,金融自由化是分子,贸易自由化是分母,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超过了贸易一体化的程度。
因为贸易有距离,有语言障碍,有贸易成本,有禀赋差异,有技术差异。
所以贸易可以竞争,金融不可以竞争。
因为金融是一体化的,而一体化的市场必定是胜者通吃的市场。
全球金融交易在华尔街,全球金融创新在华尔街。
我这两年去了两次英国,伦敦的人说,我们伦敦现在不做金融中心了,我们只做金融服务,不做金融交易了,我们为所有愿意到华尔街去赌的人做服务,比如你们做IPO吗?
我帮你做会计审计送你去,你需要从事什么样的金融交易吗?
我给你做代理。
所以伦敦做的是服务,服务全世界到处可以做,但交易是在美国。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被美国垄断的金融不能竞争,这个在国际体系当中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我们现在到处都在讲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我觉得这样会把政策资源大量浪费掉。
我们现在把人才,资金,硬件都给足,做到金融上去,但这个产出效率很低。
如果你把这些钱搞制造,搞城市化,那产生的效率就不是今天这个效率了。
所以我觉得建立金融中心这件事在今天是要反省的。
第三个是美元的世界本位货币地位不能竞争。
原来在金本位条件下,
美元与黄金挂钩,德国马克、日元、美元,三种货币竞争,形成货币篮子。
在金本位条件下,美国没有定价权,因为美元是和黄金保持固定汇价的,这三种货币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相互避险的,背后是实体经济竞争力决定货币的价格。
但是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美元的地位提升了,因为它获得了定价权,其他两个货币成为他对冲的工具。
所以我一直说现在没有货币篮子。
全球汇率是美国人操纵的,美国人要你升值你就升值,美国人要你贬值你就贬值。
所以从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升值,到2002年美元变强势美元为弱势美元,逼得欧元升值升到最后,欧洲的竞争力受到严重打击,导致多个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格局。
今天的世界货币体系实际上是等级制的、定价权控制在美元手里的、以美元为本位的、管理纸币本位的体系。
我们现在天天在讲外汇头寸的组合问题。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你去拿欧元,拿日元就完蛋,美国就对冲,就把你冲掉。
所以我后面会讲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毫无意义的。
你现在不能这么做,而是要牢牢盯住美元,盯住山姆大叔来减少你的损失。
美国现在获得了定价权,而且有存量的网络交易效应和流量的发行控制权。
这是第三个不可竞争的,即美元霸权不可竞争。
第四,可以竞争的是贸易。
贸易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
这要看另外三个象限(图一)。
第一个象限,参与全球化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数量在增加,人日超过了30亿,中国14亿,印度12亿,加上前苏联、中东欧、再加上越南,缅甸这些国家。
这30亿人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
世界总人口从战后约25亿人口,增加到现在超过80亿人口,增加的大都是穷人。
这个一定要想清楚,分子上的人口是在增加的,分母上的人口是在下降的。
所以中国作为第三批工业化国家和第一批第二批相比吃亏就吃亏在这里。
当时英国和德国第一批工业化时期,全球市场都是他的,都是处女地。
第二批工业化的国家是19世纪,1861年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他们当时所面临的状况是全世界穷人少富人相对多,富人是第一批工业化国家的人口。
当初穷人为什么少呢?
医疗条件差,营养不够,出生率高死亡率更高。
所以那个时候是穷人少,富人多。
所以美国和日本一个花了100年,一个是70年,就进入稳态,很快就实现经济起飞,因为他们有市场。
这是两个在19世纪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到了20世纪中国人和印度人起来的时候,这两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命运就要差很多。
因为世界上的富人相对变少了,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的人口都是负增长的,增加的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
穷人缺乏购买力,但是为了增加收入都在生产工业制成品。
如果再进一步从第四个象限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工业化国家仍然是少数,基本没变,而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多。
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多,意味着全球工业制成品的产量在增加,但消费需求并没有同步跟上,所以贸易竞争是空前的激烈。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低价倾销的原因所在。
有此可见,中国千万不要去提高生产成本,因为我们的经济显然是属于成本竞争型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弄清楚这些基本道理,天天想着法子要提升出口产品的价格,汇率要升值、利率要上调、工资要上调、环境成本也要上调,其结果很可能是少数城市,少数行业搞上去了,然而绝大多数产业将会因为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而失去生存的空间,老百姓将会因为失去就业机会而重新陷于贫困。
于是,就会要求你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而政府再分配的结果极有可能导致体制的回归。
所以这幅图(图一)只是想说明这些道理,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你这些象限都要会看,以便准确地找到我们所面临的约束条件。
不弄清楚中国所面临的这些约束条件,你就弄不清楚在今天中国,什么政策是对的?
什么政策是错的?
乔依德:
两个框分别代表什么?
华民:
里面这个框代表的是79年以前的状况,外面这个框代表的是最近的变化。
为什么下面这个轴没有变化?
下面这个轴没变,因为分子(后工业化国家)数量几乎没怎么增加,所以没有往外扩张,不仅没变,甚至于还有可能在缩小,因为分母(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增加了许多。
潘英丽:
这个会不会缩回去呢?
会的,相对比例可能会反而变小的。
我画得不是很准确,只是想表达一下这个我所采用的分析方法。
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存在大量的结构问题,以美国为圆心的、美元为霸权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的体系。
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在这个背景下一定要读懂这个世界,然后去找政策,否则真的会犯大错。
4、结论
第一个大问题的基本结论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非对称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
这意味着所有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都是不适用的。
由此可以推导出我想讲的主题是,我们千万不要搞平衡,我们是要在失衡的经济当中抓机遇。
我们现在花很大的气力去搞平衡,就将失去大量的机遇,从而失去发展的机会,这绝不是理智的选择。
中国经济的未来
(二)
——中国内部经济失衡下的政策选择
刚才是关于世界经济背景的第一部分,现在第二部分就讲中国内部经济失衡。
我把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分成四块,一块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第二是居民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差距拉大;
第三是区域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分配趋于失衡。
这些差距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认为主要是体制和不当的政策造成的,要么体制是有问题,要么是政策出错,从而导致收入差距分配过大,并使社会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下。
(图二)内框是03,04年宏观调控以前的,外框是宏观调控以后发生的问题。
和前面坐标系的时间有一点区别。
当然,这样的时间划分不一定准确,只是想表示这么一个意思。
点击放大查看原图
我觉得从03年以后政策问题比较多,从而导致了图中所揭示的内部经济的失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以及不同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
现在西部GDP增长得很快,肯定比上海快,所以区域增长差距在缩小;
但是区域人均收入的差距还在扩大,为什么?
因为你到西部一看,所有投资下去其实没有创造就业,因为到西部投资肯定是投资本要素密集型的,原因就在西部本地没有市场,有远离国际市场,除了投资于资源产品之外,很难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
下面我就来分析这些差距趋于扩大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选择问题。
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与政策选择
在二元结构状态下,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必定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原因在于城乡生产率的差别。
这可以通过两个比较来说明。
一个是工业和农业的比较,经济高速增长,农业报酬是递减的,工业报酬是递增的,这是导致两个部门和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国家之间的比较,美国现在是800万人口,30万个的农场,耕种着世界22%的耕地;
中国的耕地只占世界可耕地7%,是美国的1/3不到。
然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少说也有4个亿(中国农村人口还有7、8个亿)。
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民为何收入水平很低,说来说去还是中国农村人口太多,换句话说,农业产出这块“馅饼”太小,而要分享这快馅饼的人实在太多。
针对这种状况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政策呢?
我们选择的新农村建设。
这样就会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私人不会去投资,既然土地是国家所有的,谁会到农村土地上去投资?
所以私人不会投资基础设施,不会投资农田。
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投也没有投资机会,因为土地是分散的。
如果要建农场,土地必须是可以流转集中的,而且一定要集中到15公顷、最好是30公顷以上,那样的农场才能有投资回报。
土地不能流转一定没有投资机会。
而且所有权又是国家的,那么谁来投资,只有政府了。
政府能投资什么呢?
一定是公共基础设施。
但是在农村制度不变,农村人口数量不变,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些基础设施投入都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小户农业不需要高速公路,因为他的生产方式与产能规模都决定了他不会去使用这些基础设施。
为什么国家电网在农村全是亏的?
一个高压变电站一拉几千公里,拉到乡村里落地,但农民不点灯啊。
所以固定投资下去了,边际收益为零,国家电网一定是亏的。
因为他仍然是小农生产方式,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在农村投了那么多的基础设施,但没有形成回报,原因就是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有问题。
你如果到美国、欧洲的农村去看看,就会知道它们的基础设施投下去必定是有回报的,因为在那里通行的是大规模农田耕作的生产方式。
我前年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看到那么大一个薰衣草农场,里边一个小车间,生产薰衣草香精油,旁边一个小别墅,门口有一个游泳池,边上还停了几辆车。
一个农民到泳池来游泳,然后起来喝杯酒。
那公路和电力设备对他就有用了,所有基础设施就对他有用了。
但你把这些基础设施拖到中国以小农生产为主的乡村去,可能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最近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是没有效率的投资。
换句话说,不做体制改革,不去变革农业的生产体制,光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改进是没有用的。
生产方式的变革,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硬件(基础设施)更重要。
现在因为体制不匹配,所以这些要素,投资下去的功能全部放空。
由以上的分析,我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最近几年的新农村政策效果是比较差的。
那么正确的政策又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当然还是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来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不应当补贴回去种地的人,而是要补贴进城的人。
在这方面江西省的做法就值得推广,政府拿一个亿财政拨款来培训30万农民工,这些经过培训的农民就有能力进城务工,然后在务工一年后回家过年的时候,就可带会近几十亿的现金流(即银行存款)回去,江西省马上就增加了几十亿信贷。
一个亿的财政拨款增加了几十亿的信贷,这个做法多聪明啊。
我们从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内专家实证研究结果看到,一个农民进城后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10倍。
由于劳动报酬递减,假如农村里一小时劳动的产出可能只有1块钱,但是当同样的农民进城务工,进入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那么至少可以创造出10块钱以上的产出。
既然补贴农民进城就能提高10倍左右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不通过提供廉租房,提供技术培训等方式来对进城的农民加以补贴呢?
我们现在的政策恰好是倒过来,整天补贴回家种地的人,其结果不是让农民富起来,反而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财政负担,所以这样的政策肯定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见,假如我们执意要推行建设新农村政策,那就实际上等于把人口重新配置到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当中去,这是一种极不经济的做法。
结论是明确的,既然农业部门具有边际报酬率递减的性质,那么你怎么可以推行补贴他回去种地的政策呢?
你说投资在农村没有增加产出,其实也有增加。
这个增加表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农民每天搓麻将的时间多了。
原来农民一年300天都有事情干,现在一年只要用83天把所有事情干完,剩余时间都是打麻将,娱乐。
因为他没有土地也没法干,又没有劳动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出路还是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这个是绕不过去的。
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想实现二元结构社会向一元社会结构的转型,缩小城乡差距几乎没戏。
逻辑很简单,土地制度如果不改革,人就出不来;
人出不来土地就无法集中;
土地无法集中钱就进不去,机械进不不去。
所以我们现在天天讲机械化种地,你小块土地怎么弄?
你到欧洲看,原来也是沟沟渠渠的,后来集中了,用推土机一拉土地就平整了。
你到我们农村看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边界的地方,有坑的地方,没有人会去填它的。
如果你集中了以后,一填就是一整块。
机械化种地其实也是有的,但机械化种地他给你割一亩要收50块钱,结果农民本身钱已经不多,机械化以后他还要增加支出。
农民有的是劳动力,但劳动力没有给他创造收入。
这在北方的自然条件下是可以的,像东北地区收割小麦,河南等中原地区收割粮食,都可以采取机械化的方法,因为其土地相对平整,但是到南方这种丘陵地带不先推平肯定不行。
另外我要反驳现在一种非常流行的关于农村劳动力人口已经枯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说法。
我在图三中,把9亿农民做两种分类。
第一种分类方法是从风险偏好角度把中国的农民区分成三个3亿。
第一类是偏好风险的3亿农民,他们有技能,一进城就能找到工作,小平一说深圳改革开放他们就出来打工了。
对于这一类农民政府只需要放开管制,给他提供流动的机会就可以了。
第二类是风险偏好中性的,他有一点技术和本事,但是他进城可能找不到工作,没有信息,也有可能是因为找不到住的地方,城市化成本太高,他怕到城里吃亏,所以不敢进城来打工,政府对这类人就要提供补贴。
最后第三类是风险厌恶的农民,是那种做电工把自己电死、做建筑工把自己摔死的、缺乏劳动技能的农民,对这些人政府要所要做的就是提供技能培训。
这样通过不同的办法,就可能动员更多的农民由乡村流向城市。
假如我们以美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为标准来算一下,如果中国能够在100年以后达到美国农业现在的生产率,那么留在中国农村的农民就不会超过1000万。
那就是说中国基本上还是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
只是现在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当中国还没有能够出清农村剩余劳动的时候,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却已经快速启动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30年之内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否则当老龄化时代到来时,我们就将没有可能最终实现从二元社会结构向单一的工业化社会结构的转型。
现在被学界热炒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其错误之处就在于只看看流量(新增)人口的下降,却没有看到存量人口仍然大量滞留在农村的事实。
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只要我们真的想要去解决农民问题,并且参照美国的标准算一算,在几十年后中国农村最多只需要1000多万人干活,那么你就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把目前还滞留在农村的8、9亿农民转移到城市来。
你现在不以最快的速度去做这件事,那么等到这批人老了以后,就不再可能进入城市就业,于是就要依靠政府补贴救济,这样问题就会变得很严重。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说法是非常有害的,它对于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将会起到非常不好的影响。
所以这个风险真的很大,千万别小看这个问题。
我们千万不能等到中国全部存量人口都成为老年人口的时候,再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
因此,目前的政策必须是不能让仍然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闲置起来,一定要给他们创造就业的机会,并让他们为自己创造出足够的养老金,否则国民的养老基金必定会出很大的危机。
另外一种分类是根据能力来划分的。
第一种是极少数,他们是那些既会种地又会经营的农民,一块田地到他手里不仅丰收了,而且粮价每次卖到最高点,这样的农民就应该成为农场主,土地在他手里就赚。
其实现在土地平均分配是最没有效率的,很多土地是在不会种地的人手里拿着,这样绝对是没有效率的,应该集中到种田高手,经营高手那里。
美国把全国的农地集中在30万农场主手里,他们都是农业生产的里手行家,所以其土地使用的效率是很高的,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类农民是种地专家,也是少数,他们只会种地但不懂经营,土地到他们手里一定丰收,但是每次粮价却卖到最低点,因此他们应当成为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管理工作。
绝大多数农民属于第三类,他们不会种地也不善于经营。
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就要允许他们把土地变现,土地变现后的现金流进入他们个人的社保账户卡,这样他们就可以带着个人的社保账户卡以移民的身份、而不是民工的身份直接进入城市。
所以总的结论很简单,城乡差距缩小一定是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推行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来解决的。
依靠补贴是不可能缩小城乡差距的,反而会导致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因为补贴永远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补贴,以今天中国50%左右的城市居民去补贴另外50%左右的乡村居民,这只能是再分配,而再分配必定是没有效率的。
2、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与政策选择
怎么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个问题?
首先,收入差距扩大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公;
其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符合小平同志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所以我们应该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看成是改革的动态成功,而不是失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正确方法和错误方法。
先说一下基尼系数,很多人以基尼系数为依据说中国收入分配有问题。
其实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差距的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不能解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所以你根据基尼系数认为要搞再分配那就搞错了。
就像我摸一下你的体温,发烧了,那我就给你退烧药,其实很可能你是内部什么器官坏掉了。
所以先要搞清为什么,然后再来动手术就不会出错。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原因,主要是能力和机会。
不要把贪污腐败这些东西放进去,这都是非法收入,不属于收入分配讨论的范畴。
就收入分配讨论范畴里,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一定是能力和机会。
能力的差别主要在于教育机会不均等,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大概是城雨居民的1/4不到。
所以城市化首先就让农民工二代有教育机会了,这是很重要的进步。
好的老师都在城里。
所以收入分配差距会不断扩大,一个是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可能还要再加上政府最近几年推出的不当的产业政策。
先来看一下产业政策。
比如这是一个原来可以接受的,比较平衡的收入分配结构,所有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收入处在一个相对要高些的水平上,因为他们有人力资本投资,而农民工的收入则要处在一个相对低些的水平上,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过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图四)。
然而最近几年中我们鼓励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打破这种平衡。
产业升级,人力资本不够了,人才三个,岗位七个。
那就会发生七个锅、三个盖的情况,于是市场就会争抢高端技术人才,结果又会进一步引发高端人才频繁跳槽,工资越炒越高的严重后果。
在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过快升级,势必会造成普通劳动的下岗失业,这就会进一步引起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下降。
所以今天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是由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产业政策所造成的。
更为严重的是,当不恰当的产业政策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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