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苏东地区政局和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研讨会观点综述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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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公决以后，叶利钦得到了新的动力，他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推行他的改革政策。

第二种看法是“不能估计过高”。

全民公决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总统还是那个总统，议会还是那个议会，他们都没有得到新的权力，也没有失去任何权力，一切保持原状。

叶利钦鼻然获得了投票人的多数支持，但在有选举权的公民中，他得到的支持率只有35%，他的改革政策的支持率只有32%。

他要想在全国推行他的政策，困难还是相当大的。

他如果把小胜当大胜，胜利冲昏头脑，可能重蹈1991年“8.19事件”以后忘乎所以的筱辙。

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都需要有一个权力中心。

目前，俄罗斯有两个没有权力的中心。

全民公决并没有解决这两个中心之间的矛盾，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今后斗争的焦点是新宪法间题。

斗争的实质是经济改革怎么搞。

叶利钦的胜利是相当大的胜利，转折性的胜利，变被动为主动的胜利。

全民公决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总统还是那个总统，议会还是那个议会，他们都没有得到新的权力，也没有失去任何权力，一切保持原状。

叶利钦虽然获得了投票人的多数支持，但在有选举权的公民中，他得到的支持率只有35%，他的改革政策的支持率只有32%。

　　关于俄罗斯今后发展的前景。

一种意见认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人民的认可，这个方向是不可改变的。

两权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但总的趋势是不会逆转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俄罗斯政局的发展是世界上最难预料的问题之一，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经济上转轨很难，政治上转轨也不容易。

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模式未必成功。

俄罗斯的出路在于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对叶利钦的政治能量不能估计过低，但也不要认为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目前，在俄罗斯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不现实的，但是要用军队来镇压反对派也不可能，因为军队内部也很混乱。

大规模的内战一般不会出现。

　　由前苏联分解出来的其他国家，从总体上来说，目前都处在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阶段，经济危机尚未过去，生产还没有降到谷底，在政治上，除了塔吉克斯坦有过动荡之外，其他国家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可能引起动荡的因素特别是民族矛盾依然存在。

　　在东欧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和德国东部地区情况特殊，其他国家已基本上完成了（波、匈、捷）或即将完成体制转轨的任务。

具体表现为：

在政治上，基本完成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从议行合一制向三权分立制、从间接选举制向直接选举制的过渡，政府职能发生了变化，马路上的群众政治斗争已转变成议会斗争。

在经济上，市场机制已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源的配置、生产的调节、收入的分配，都是通过市场进行的。

市场的主体基本形成，价格体制的改造基本实现，金融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金市场的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税收制度基本形成，经济法规基本制定，市场秩序基本建立。

在社会结构方面，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已被打破，独立经营者阶层发展很快，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还出现了失业者或受失业威胁的人。

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说波、匈、捷已基本上完成了体制转轨任务，只能说为市场经济准备了初步的基础，原因是那里的金融市场和劳务市场还很不发达，还处于起步阶段。

　　东欧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虽然经济已降到谷底或者已经接近谷底，但回升的速度不容乐观。

体制转轨的任务完成以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改造的任务还很重。

政治路线开始从激进走向温和，各派政治力量都希望从妥协中寻找出路。

政治、经济的总趋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

二、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

（一）关于目标模式的选择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

但是有两种类型的市场经济，有的国家选择的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国家选择的是德国、瑞典式的社会市场经济。

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

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要求全盘私有化，社会市场经济国家要求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微观调控，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保障少一些，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保障多一些。

有的发言者指出，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共性是主要的、本质的方面，如市场的主体都是企业，经济运行机制的原动力都是竞争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等，它们的差别是次要的、非本质的、量的方面，如国有成分多一点或少一点、国家调控多一点或少一点、社会保障多一点或少一点，等等。

　　有的学者在发言中指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变革前的儿十年中都是实行的中央集权型的计划经济体制。

实践已经证明，在这种体制下，资源的配置不合理，造成很大的浪费；

商品普遍短缺，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要消除这种弊病，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全为位的改革。

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高度分散的市场经济就一定能够带来高效益，特别是对于赶超型的经济来说。

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模式，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来确定，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关于过渡方式的选择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式也不同。

理论界把它们分为激进方式和渐进方式两种。

有的学者指出，不论是激进方式还是渐进方式，都不是国家领导人的自觉选择，而是被迫实施的。

一般说来，最高领导人基本未变的国家，大都采用渐进的方式，而最高领导人全部更换，由新的政治集团领导的国家，大都采用激进的方式，早期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民得到一些好处的国家，大都继续采用渐进的方式，而早期的渐进改革失败、搞不下去了的国家，大都采用激进的方式。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初期不一定要以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为前提条件。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形成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机制已很成熟，这时它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三权分立。

这种政治制度确立以后，反过来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另一种是赶超型经济国家的政治结构，如韩国、新加坡、巴西等，他们是先在专制制度下实现经济的腾飞，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进入民主体制。

再如日本和德国，艾哈德改革和道奇计划的出笼，实际上是在占领军的控制下进行的。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的变化。

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但又不是简单的同步关系。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把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作为经济转轨的先决条件，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一是因为过去的改革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们就得出结论，认为政治体制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就无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他们看到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种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三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虽然市场机制不发达，但同发展中国家相比，他们都完成了工业化，公民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接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也较大，所以有较强烈的民主要求。

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所建立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有许多特点：

①这种政治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

因此，他们的民主政治体制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

②因为没有市场经济作为基础，所以他们的各种政治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形成一种利益集团领导核心的成熟程度，那么多政党的出现，而且素质都很低，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③公民的参与意识很强，但对现代化政治体制的了解又很少，对大变动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很难作出客观的分析，对发展前景缺乏预测性。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范围大、时间长的动荡性的特点。

波兰在三年内换了四届政府，俄罗斯目前的动荡局势，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样的政治结构严重地制约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①每一种政治力量都希望掌握政权，战胜自己的对手。

所以，每届政府上台都说要把经济放在首位，实际上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的发展都要服从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些国家都发表过无数个改革方案，但都过快地估计了方案见效的时间，过低地估计了改革的困难。

这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为了战胜对手，拉选票。

②政治的动荡导致经济政策的多变和社会的不稳定，这就使他们的公民和外国投资者对前景缺乏预期性，行为短期化、投机化。

③政治斗争的长期性，使经济体制的转轨缺乏一种稳定的外部环境。

这是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

④长期的政治动荡必然大大削弱政府控制经济的运作能力，同时导致民众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⑤政治的动荡阻碍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情况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剧政治的动荡。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所谓同步，并不是指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环境，而是指同一个阶段。

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就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

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可以适当超前，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已有现成的模式，只要政治体制一变，就可以参照西方的现成模式，不需要从头摸起，迅速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

　　对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搞强权政治、新权威主义是行不通的。

理由是：

①时代不同了。

现在不是30年代，也不是50年代，现在的趋势是民主。

亚洲“四小龙”靠专制制度实现经济起飞，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那是冷战时代的产物。

②所有制不同。

“四小龙”实现经济起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对于国有制企业来说，政府用行政手段干扰企业的活动是很容易的事情，一个电话、一个批件就可以办到。

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企业就没有活力。

③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再是政府的附属品，就要转变政府的职能。

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又是政治休制改革的任务，不可能分开进行。

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调节这种体制的政府职能更多的是人治。

调节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法制，否则，经济活动就会混乱。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⑤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事制度是逐级任命制，各级领导对上级负责，不可能使企业领导人对市场作出灵敏的反应。

戈尔巴乔夫先搞经济体制改革，后来搞不下去了，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包括政党体制。

⑥再从意识形态来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学术自由，先进的思想没有发展的机会。

例如，在苏联早有人提出过市场经济的设想，但是遭到了批判，延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的难点问题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开始经济体制转轨的。

这种经济危机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比起来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例如生产普遍下降、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上升、相当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衰退和萧条以后开始复苏等等。

同时，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危机也有一些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①危机的性质不同。

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市场体制比较成熟。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强制性的结构调整。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历史，多次的经济危机把一些不合理的结构分散地、逐步地解决了。

所以，他们解决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困难相对地要小一些。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危机，也有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主要是一种体制性的危机，因而解决危机的困难要大得多。

②解决危机的方式不同。

西方国家有比较成熟的市场，在危机期间能够迅速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比较充裕的资本，在危机期间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进行结构调整和设备更新。

这两个条件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不存在。

他们没有一个现成的市场，而且都面临着财政赤字问题，没有太多的资金用于投资。

外援对少数国家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③危机的程度不同。

西方国家的危机是单一性的危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危机是综合性的危机，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危机，所以解决起来困难要大得多，西方传统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不适用于这些国家，比如货币政策，利用利率、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这三个金融杠杆对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特别是对于一个市场很不发达的国家，能否起很大作用是令人怀疑的。

再比如财政政策，即扩大或缩小政府的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结构和税率，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轨期间能够实施的范围是很狭小的。

他们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因为他们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对职工增加工资主要是靠印钞票来实现的。

另外，在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收入政策的调整余地也是有限的。

所以，西方国家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在这些国家是很难实现的。

每一个国家都应采取独特的应付危机、稳定经济的方式。

　　在私有化问题上的难点。

东西方国家的私有化都有两个目的，一是搞活微观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二是增加财政收入。

同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同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又有很大的差别。

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需要私有化的企业数量大，西方国家无法与之相比；

②西方国家有比较成熟的市场，前苏联东欧国家没有，③西方国家有比较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足够的执行法律制度的专业人才，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立法刚刚开始，也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④西方有一批对市场经济内行的企业家，这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所没有的，或者说在短期内很难形成一种力量，⑤西方国家在推行私有化时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具备。

私有化不外乎两种途径，有偿私有化和无偿私有化。

如果实行有偿私有化，就要考虑到居民的储蓄数额、对资产的评估、公布信息系统等约束因索。

另外，还有一个政治环境问题。

如果投资者对前景没有一个可靠的预期，他们是不会下大赌注的。

最后，有的企业即使是私有化了，也很难提高它的经济效益，把它提高到有竞争力的水平，这些企业就不会有人买。

所以，有偿私有化可能延续的时间很长。

如果延续的时间过长，私有化的意义就不大。

无偿私有化，从理论上也是说得通的。

但是这种做法达不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

很可能的前景是，大多数人很快将自己分得的一份私有化证券转手，少数人积聚了这些证券，过快地形成两极分化。

如果大量的外国资本涌入，还有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危险。

这两种结果都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政府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政府是领导核心，它必须实施强有力的领导，保证经济秩序在转轨期间不会发生大的动荡，另一方面，政府又是改革的对象，因为政府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方式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的某些职能需要弱化。

既要加弧，又要弱化，这就是一个难题。

在转轨期间，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同时政府的地位又要大大削弱。

这时要求政府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操作能力，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市场经济的知识很少，或者不了解，或者只有书本知识而无操作能力，或者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比较了解，而对转轨时期的市场经济知之甚少。

另外，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反对派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这些都是体制转轨国家面临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过快地放弃政府职能是危险的。

　　（五）关干过渡阶段的时限问题

　　对从计划经济休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间的预测，要从三个转折点来考虑。

①经济什么时候降到谷底?

经济到达谷底，意味着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己经能够抵销由于旧体制的破坏所带来的当年经济的下降。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1995年以前都可以到达这个转折点。

②经济什么时候回升到历史最好水平?

这意味着新体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可以抵销这几年由于摧毁旧体制所带来的全部生产下降。

经济到达谷底以后再过3—5年，即在90年代的下半期可能实现这一转折。

③市场机制什么时候开始良性运行?

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可能在2010年—2015年达到这一目标。

中国的改革虽然开始得早，但可能与他们同时达到这一目标，不会比他们更早。

　　（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同中国改革的比较

　　比较的方法。

既要看到各自的特殊性，又要看到它们的共同性，既要吸取这些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又要学习这些国家改革成功的经验。

前一段时间我们强调差别多一些，忽视了两种改革的共同性，不利于我国的改革。

应该把旧体制放弃的程度和新体制建立的程度、体制目标和发展目标、近期成本和预期成本结合起来考虑。

　　1.目标模式既有共性，又有差别。

共性是：

双方都承认，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变计划经济模式，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调节，都要由市场来承担，计划只承担宏观调节的任务。

在理论上都承认市场经济能够达到均衡有效。

差别是：

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最后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而他们则放弃了社会主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同市场是可以兼容的，而他们则认为社会主义同市场是不可兼容的，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

　　2.市场的主体既有共性，又有差别。

市场的主体都是企业，企业都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他们认为，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公有制同市场不能兼容，因而，他们把私有化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

我们认为，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国有企业的法人化、股份化，通过所有权同经营权的分离，明确产权关系，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这样，企业的经理人员所关心的不再是企业的所有制关系，而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双方在实践中都有尚待解决的难题，他们的难题在私有化过程中，我们的难题在实行股份制的过程中。

　　3.改革的方式和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分歧比较大。

　　多数人认为，我们国家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属于激进的改革。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比较，“休克疗法”是激进的改革，而其他的过渡方式属于渐进的改革。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改革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不能只看最近这几年，而应当把全部改革过程加在一起看。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有的从50年代就开始了，有的从60年代开始，共计有30—40年的历史，而我国的改革只有十几年的历史。

但无论从改革的深度还是广度看，我们的改革都要激进得多。

　　一种意见认为，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式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支付一定的成本，但是，它们的代价或成本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改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或很高的成本，但是，从总体来看，14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没有下降，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月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20%的警戒线。

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却造成了深刻的、全面的危机。

另一种意见认为，单从最近儿年来看，我们的改革比较顺利，但是今后十年会怎么样?

我们的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益问题、农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

渐进式的改革往往容易把很多矛盾掩盖起来，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总爆发，从而加大后期的成本。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把矛盾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一次支付了大部分成本，后期的成本会越来越少。

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后期的成本未必就比前苏联东欧国家多。

，卜国的改革是分阶段进行的，前一阶段的改革就是下一阶段的准备，前一阶段的成本收益可以用作下一阶段的成本。

例如，中国的老百姓和中下层干部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比1988年就强多了。

这些都会减少后期改革的成本。

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前苏联东欧国家也没有解决。

　　第三种意见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危机不能都算在最近几年改革的帐上，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不成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应算在帐内。

　　第四种意见认为，激进的改革和渐进的改革各有优点和缺点。

激进改革的优点是：

①可以比较迅速地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以后也不会出现长期并存的双轨制。

这样可以减少两种体制摩擦的成本，也可减少大量的腐败现象。

②新体制建立以后不会出现反复，不会造成机会成本的损失。

新体制可以迅速地发生效益。

激进改革的缺点是：

①激进的制度变迁必然导致政治的动荡。

因为制度的变化是利益关系的重组，有的集团可能获得好处，有的集团可能受到损害。

原有的平衡突然被打破，没有给各个利益集团留下适应的时间。

这样就必然产生强烈的社会振荡和政治摩擦。

政治动荡不安，政府频繁更迭，政策缺乏连续性，从而加大摩擦成本。

②激进的改革破坏了旧的制度，国有企业不能适应新制度，又不能很快私有化，将长期处于亏损或倒闭状况，造成严重的社会浪费。

这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下降、失业增加的原因之一。

③急剧的制度变迁没有给人们留下适应新制度的余地，使公众对新制度产生抵触情绪，影响新制度的全面推进。

④急剧的制度变迁必然伴随着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为有的人钻法律的空子，迅速成为暴发户提供了机会，导致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的动荡。

⑤急剧的制度变迁使整个国家处于暂时休克状态。

旧制度已被破坏，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这期间整个经济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中国改革的优点是：

①改革是一步一步地推进的，每采取一个重大的步骤以后，都留下一段空隙，使改革措施的能量施放出来，各利益主体也可乘机适应新的政策，从而使改革不断赢得公众的支持。

这样就可减少因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摩擦。

②没有彻底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各种经济成份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不会出现经济倒退。

③中国是个大国，它的政策的惯性是很大的，如果经济改革出现失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可能造成激烈的动荡。

每采取一个重大措施以后，留下一定的时间来总结前一段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可以避免重大的失误，减少损失。

中国改革的缺点：

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先例的创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