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第三章农业地区的形成与发展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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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汾涑水下游的晋西南平原、伊洛河下游的豫西北平原与黄河谷地、太行山东南侧的冀南豫北平原、泰山西北的济水两岸的鲁西平原。

上述平原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密集区域，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证明，原始农业已经由仰韶文化时期的锄耕阶段发展至犁耕农业阶段，所饲养的家畜种类也见增多。

2、黄河中下游地区原始农业相对发达的原因何在

其原因就在于七八千年前黄河中下游5个平原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先民们的辛勤耕垦。

A、气候温润据相关古气候资料，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至三千年前的西周初年，黄河流域的气候接近于今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比今天黄河流域的气候更为温暖湿润。

这种气候环境历经夏、商二朝，延续了二千多年。

举例来说，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出土了生活在亚热带气候下的獐、竹鼠、貉等动物的遗骸，今天这些种类的动物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秦岭以南地区，黄河流域业已绝迹。

竹林的广泛分布也是当时黄河流域气候温湿的物证之一。

B、地形平坦黄河中下游地区五个平原与河谷地带，地形平坦，为远古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相互交通提供了便利。

例如关中盆地，中有渭河横穿而过，河流两侧的一、二级阶地，平展坦荡，是垦殖的良好场所；

又有秦岭北坡的诸多河溪汇入，可资灌溉。

渭北的黄土台塬也是农业垦殖的理想所在。

黄河下游冲击平原，地势开阔，一望无垠。

平原上分布着一些平缓的台地，古人以“丘”相称，如：

商丘、帝丘、陶丘等等，同样有利于农业生产。

C、河湖众多在那遥远的上古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着为数众多的河川与湖泊。

除黄河干流之外，还有渭水、泾水、北洛水、汾水、伊水、南洛水、沁水等重要支流，以及黄河最大的支津——济水。

它们挟带的泥沙物质塑造了广阔的冲积淤积平原，也提供了灌溉农田的丰富水源。

古代黄河中下游平原上，湖泊星罗棋布，如：

大陆泽，位于今河北束鹿、巨鹿一带；

大野泽，故址在今山东巨野北；

菏泽，位于今山东定陶附近；

雷夏泽，位于今菏泽市；

孟渚泽，在今河南商丘东北；

荥泽，故址在今荥阳一带；

圃田泽，故址在今中牟县西。

这些湖泊既可提供丰富的水生动物、植物资源，也成为灌溉与水运的水源，还在一定范围形成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小气候。

D、土壤肥沃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壤中腐殖质含量丰裕，土地肥力饱满，成为发展农业经济的物质基础。

主要是由于那时候植被茂盛，河流泥沙含量少，尚不至于造成诸如后世黄河决口泛溢之洪灾，引起土地肥力下降。

E、林草丰茂新石器时代迄西周初年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湿润，植被生长旺盛。

山地、丘陵、平原分布着茂密的森林和草原，既为人类提供了采集、渔猎的场所，也为人们驯养家畜、培育农作物提供了充裕的物种资源，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正因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具备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先民们为了生存而胼（pian）手胝（zhi）足地辛勤耕垦，原始农业首先在这些肥沃的平原上兴起与发展，形成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摇篮，成为夏、商、周3个奴隶制国家以及秦、汉、隋、唐等封建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经济区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变迁、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扩大。

二、夏商周时期农业区域的特点

在夏、商、周3个古代奴隶制国家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农耕经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分布不断扩大。

夏朝以今豫西嵩山周边及伊洛河下游、济水以西平原、晋西南汾涑水下游平原为主要农业区域。

商朝亦大体相同。

周朝兴起于关中平原西部，灭商之后政治影响更为广远，但其所依赖的农业经济区则在陇山以东、圃田泽以西的“王畿”区域。

这个区域包括关中、晋西南、豫西等区域。

可见，黄河中下游平原始终是3个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农耕区。

不过，由于这个时期生产工具原始，人口稀少，开垦的农田大多集中分布于奴隶主贵族聚居的都邑——国的附近，呈现出围绕都邑的斑块状分布。

农田之间，存在着许多尚未垦辟的隙地——山林、薮泽、丘陵山阜、草原。

三、春秋时期农业区域的特点

春秋时期，铁制工具的出现和牛耕的使用，推动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

农田灌溉设施的出现，有助于农业产量的稳定，从而加快了农耕范围的扩展。

然而，由于诸侯国林立，此疆彼界的阻隔，农业区仍然分散在秦、晋、齐、鲁、宋、卫、郑、许（今许昌东）、陈、蔡（上蔡）诸国，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带，形成诸多片状的小型农耕区，并未联结成大的农业区。

淮南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仅有少数地方农田较为密集。

（卫，周代封国，都朝歌，即今淇县，660BC迁于楚丘，即今滑县，后又迁帝丘，即今濮阳，254BC被魏攻灭）。

第二节战国秦汉时期主要农业区域的扩大

战国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开始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个体农业生产者愈来愈多，劳动兴趣有了明显的提高。

加上自春秋以来的兼并战争更趋激烈，各国为富国强兵，提升本国在兼并战争中竞争力，纷纷推行“农战”政策，推动社会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这种发展表现在黄河中下游诸多小型农业区不断地合并，不断地向四周扩展。

一、战国时期的农业区域的扩大

自春秋以来，经过长期而激烈的兼并战争，数以百计的小国和部族先后被大国或强国吞并。

随后，大国强国之间也经历一番争斗，弱肉强食，终于形成战国七雄——秦、齐、楚、燕、魏、赵、韩。

各国为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相继推行富国强兵的“农战”政策，“尽地力之教”，“辟草莱，任土地”。

通过扶持农业经济，扩大了农业区域的范围。

农耕范围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表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带各小片农区之间的“隙地”渐被开垦而消失，几个小农区被合并成1个较大的农区。

诸如原来未曾垦殖的盐碱地（淳卤）、丘陵高阜（京陵）、滨临河湖而易受水淹的河滩地或湖滩地（疆潦），以及低洼的卑湿地带（偃渚，沮洳），均已垦辟成农田，增加了农耕面积，并且使诸多小农区合并为1个真正的农业区域。

2、还表现在农业区域以黄河流域为重心而向四周扩展，形成新的农业区域。

例如今河北、山西北部也成为农耕区域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农牧界限向北推移至龙门（韩城东北）、碣石（秦皇岛）一线。

战国时期农耕区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前面提及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方式更广泛地用于农业耕作之外，凿井技术的推广、建筑堤防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开垦那些远离水源的高亢地带、滨临河湖的下湿地带成为可能。

尤其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着某些农业区域的进步。

举例如下：

魏国是战国初年的强国，政治变法首先取得成功。

魏文侯（-446～-397）、魏武侯（-396～-371）时期先后建设了引漳十二渠、大沟、鸿沟等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把太行山东南侧的“河内”地区——今豫北冀南平原开发成为繁荣的农业经济区；

鸿沟运河则为今河南中东部的黄淮平原提供灌溉与水运之利，遂使河、济、颍、淮间成为富饶的农业区。

秦国在战国之初还相对落后，秦孝公时期（-361～-338），经过商鞅变法——全力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就很快强盛起来。

关中地区草莱垦辟，田畴相望，一派繁荣景象，成为最早的“天府之国”。

夺取巴、蜀之后在成都平原修建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第2个“天府之国”（《华阳国志·

蜀志》）。

秦王政时，在泾河下游开凿了著名的“郑国渠”水利工程，长达300多里。

使得渭北黄土台塬上的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高陵、临潼等地四万余顷农田得到灌溉，农业经济水平进一步上升。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对郑国渠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郑国渠渠首业已发现，证明这一伟大工程的确存在。

二、秦、西汉时期的农业区域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更促成大型农业区的出现。

随着原有的边徼消失，战国时期各农业区域间的阻隔就不复存在。

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传统农业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江淮流域的农业经济也在兴起与发展。

西汉时期，由于统一局面的扩大，更开辟出若干新的农业区域。

1、主要农业区域包括关中平原（以及晋西南平原）、黄河下游平原、成都平原。

关中平原位于泾渭下游地带，还包括晋西南平原（汾涑水下游）。

这里是商周以来的传统的产粮基地，支持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秦朝和西汉相继定都于关中中部，就是看中它的经济富庶程度和军事地理优势。

由于是京畿所在地，农业更受青睐。

这充分表现在兴修水利工程方面：

西汉时期，在关中平原先后建成六辅渠、白渠（泾河下游）、漕渠、龙首渠（北洛河下游）、成国渠（关中西部渭北）、灵轵渠（周至县境）、氵韦渠（岐山、扶风一带）等农田灌溉工程，推动着关中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西汉时期最富庶的经济区之一。

关东地区位于黄河下游地域，即今华北大平原（亦称黄淮海平原），主要包括函谷关以东的伊洛水下游平原、济水平原、黄淮平原、豫北冀南平原、北京平原等地方。

本地区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优越，是秦汉时代最大的农业经济区。

秦代在此置16郡，西汉时增至26个郡国，占西汉末年103郡国总数的1/4。

关东地区人口达至2616万，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5767万余）的近一半，即近1/2。

关东地区物产丰富，成为秦、汉王朝的财赋基地。

漕渠凿通之后，每年调运入京城长安的粮食曾达至400万石，主要来自黄河下游地域。

这一主要产粮基地，包括今山东大部、河南嵩山之北之东、苏皖2省最北部、河北南部，其富庶程度与关中相侔。

成都平原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成都平原变为旱涝保收的富庶之区。

秦代，部分旧六国贵族被迁入蜀郡，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

西汉时期，进一步发挥都江堰的灌溉效能之外，以成都平原为重心的农业区逐步向外扩展，向东延展至涪江流域的梓潼、三台、遂宁等地方，开发出大量的“山原田”。

使之成为西汉三大产粮区之一。

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不仅支持刘邦完成统一事业，而且曾数度调出粮食救济其他地区的灾荒。

于此可见成都平原的农业富庶程度。

2、西汉新开发的农业区

秦、西汉时期，我国西北、西南、江南某些地方的农耕经济也获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对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秦朝历祚短促，肇其端而果效未彰。

自汉武帝始，汉朝复积极开发西北地域的农业经济，从而在关中西、北2方相继迅速形成5个新兴的农业区域。

它们分别是：

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银川平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为西汉王朝版图扩张和巩固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亘古荒原变成繁荣兴旺的农耕区。

秦汉封建政府在开发新农业区的过程中采取几方面的措施以保障其成功。

第一，移民实边，大力屯垦。

上述各个地方远离王朝统治的重心地区，属于京都咸阳、长安的外围屏蔽，朝廷对这些地带的防务特别重视。

为就近解决军队粮食问题，多次将内地居民移往当地，垦辟土地资源。

据史载，移往边疆地带的军民数以百万计。

移民在边疆辛勤耕垦，使荒原改变成农田。

特别是宁夏黄河以东的鄂尔多斯高原农业经济相当繁荣，竟被时人赞誉为“新秦中”，比喻为第二个关中平原。

可见这一举措取得了成功。

第二，建置郡县，构筑城郭；

编户管理，督导耕垦。

秦朝在今宁夏黄河以东地域开设6郡，即：

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

西汉时期增置天水、安定、西河、朔方、定襄、金城（治允吾，今永靖西北）等6郡，改九原郡为五原郡，加上秦代六郡，共有12郡。

郡级行政单位的增加，标志着地区开发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

在河西走廊地区，则建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4郡，可见农业区域又扩展至今甘肃西部地域。

第三，兴修水利工程秦汉在新开发的农业区大兴水利，取得卓越的成绩。

例如：

河套平原、银吴平原和河西走廊等地区水利设施众多，发挥着重要的农业保障作用。

汉武帝元狩年间（122BC—117BC），匈奴远遁，汉朝组织军民屯垦，“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也就是从今内蒙古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起，循黄河而上，经历银吴平原而至今兰州市附近的黄河谷地、庄浪河谷地，都从事垦辟农业土地、创建灌溉设施的活动。

西汉在银吴平原不仅恢复了秦代的秦渠（秦家渠）和北地新渠，而且开凿出汉渠、七级渠、光禄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灌溉渠系，极大地巩固了这个新的农业区，增强了其农业经济发展的后劲。

同样，在西河郡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河西四郡所在的河西走廊地带，皆兴建水利设施，“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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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平原分东西两部，东部称前套平原，即土默川平原；

西部称后套平原，即乌梁素海以西、狼山以南的黄河冲击平原。

移民的到来，先进农耕技术的传入，水利工程的创建，政府奖励措施和有效管理的实行，加上农民群众的辛勤耕耘，新的农业区出现勃勃生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农业区域的北界推移至阴山至居延海一线，并维持达1个世纪的繁荣昌盛（117BC—AD5）。

第三节东汉迄南北朝时期农业区的变迁

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国农业区域的变迁呈现出如下特点：

北方农业区不断衰退与缩小，南方地区的农业经济则不断发展和扩大。

东汉王朝建立伊始，采取一系列恢复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的措施，促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之间及江南地区农业得到发展。

但是，农业的分布与西汉有所不同，主要是西北地区诸农业区的萎缩。

魏晋时期，黄河中下游农业更处于衰退状态。

东晋十六国时段，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遇极大破坏。

与此同时，江淮及江南地区因社会秩序稳定，农业经济获得较快的进步。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受均田政策的推动，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但生产水平、农区范围远逊于西汉后期的规模。

由此可知，北方农业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

一、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黄土高原的由农转牧

东汉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在西汉的基础上渐次衰退，逐步被畜牧业代替。

两汉之际的战乱，使朔方、五原2郡所在的阴山、河套平原的农业被放弃。

东汉之初，匈奴牧骑深入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以及黄土高原北部，致使农耕居民颇多内迁，“新秦中”等地农业经济遭到破坏。

继而，南匈奴归附，汉朝开放北边八郡，“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

允许南匈奴诸部进入北方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北地8郡，从事畜牧经济活动。

于是，上述地区农业人口大量减少，呈现出农业与牧业并存的局面。

农业居民数量锐减就充分说明问题。

汉族农业人口变迁比较表

郡名

西汉末年人口

东汉中期人口

人口减少数量

备注

朔方郡

136628

7843

128785

五原郡

231328

22957

208371

北地郡

210688

18637

192051

其它诸郡均有类似情况，北方8郡总人口由西汉末年的343万人降至70余万人，分别减少了近80%。

现此同时，从事畜牧业的民族诸如匈奴、乌桓、鲜卑、羌等族牧民却大量涌入北部地区，人口数量达百万以上（8郡约24万）。

这正是北方8郡所在地经济面貌开始由农变牧的标志。

永和（AD136—AD141）以后，东汉对黄土高原及其以北地域的统治大为削弱，而黄巾起义爆发终于使其统治瓦解。

除陇西、汉阳2郡外，绝大多数郡县或迁或废。

上述地区完全变成牧畜经济占主导的区域。

此时的农牧界限大体退至吕梁山至关中北山一带，以南为农业区，以北为游牧区，略似先秦农牧分布格局。

直迄五世纪初期，北魏完成对黄河流域的统一，安定的政治环境才促使农业逐步恢复。

在黄土高原上，农业经济再度向北推移。

主要是由原来持畜牧业的稽胡人向农业经济转变来完成，由于汉化程度不同，农区扩展也就显得不平衡。

迄隋初，农业已推进至今陕西富县与甘肃庆阳一带，呈现出半农半牧之态势。

至于其北方的陕北、宁南，仍是畜牧业占统治地位之区域。

二、黄河中下游平原农业经济的衰退与残破

关中地区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破坏，长安城失去国都地位，不再作为政治中心。

关中平原人口迅速下降，东汉中期仅有50余万人。

与西汉末年三辅地区人口250余万相比，减少量达200万，即减少80%。

东汉中期，因羌人之乱，关中成为政府军与羌民起义武装交战之地，兵连祸结，动荡不已；

汉末董卓之乱（包括其部将间的混战）；

十六国时期各支割据势力在关中反复争战。

导致关中农业日趋凋敝。

由于关中人口稀少，自汉末起陇坻以西的羌、氐诸族牧民被迁入关中平原，人口构成的变化，遂使关中呈现出农牧混杂的经济面貌。

关东地区本区农业的衰退既有长期战乱的因素，更存在黄河频繁决口泛滥、浊流横溢的影响。

两汉之际黄河决徙泛滥，大片良田被淹没，居民外逃，农业经济远不如昔。

经过汉末军阀间残酷的战争，下游平原农业一派残破局面，城邑空虚，居民稀少，农田荒芜。

著名政治家曹操触景生情作诗一首，曰：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西晋末年之后，腥风血雨笼罩着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

广大百姓为躲避锋镝而大量迁往江淮流域。

据史载：

北方居民竟有60—70%迁往外地。

人口的外流，标志着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生产技术的流失，严重影响着关东地区农业的正常发展。

再加上各游牧族统治者拘于旧习，轻视农业，肆意扩大游牧区域，导致关东地区农业急剧衰退，趋向残破。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关东农业经济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长江、淮河流域农业的发展

在北方农耕区趋于衰退和残破的时期，江淮流域的农业经济却在较快地发展。

早在汉代，九江郡所在的江淮丘陵、皖中平原（巢湖平原）、长江沿岸平原（安庆——芜湖——马鞍山），会稽郡所在的太湖地区，南郡所在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农业较前有长足的进步。

魏晋之后，南方地区的农业继续发展，农耕区域不断扩大。

表现在劳动者数量的激增、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提高、农区范围的扩展——鄱阳湖平原、浙东平原、赣江谷地、湘江谷地均在开发农业。

这一时期，南方农业发展快速的原因可从几个方面分析：

1、江淮地区自汉末以降社会秩序相对安定。

为农业经济的正常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2、江淮地区吸收众多的北方农业人口。

北方长期战乱迫使当地居民大量向南迁徙，为江淮流域输送众多的消费人口和熟练的农业劳动者，而且他们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与管理经验，加快了南方土地资源的开发，农业水平的提高，农耕范围的扩张。

3、政府重视建造农田水利工程。

东汉时，庐江太守王景督导民众修复先秦时期楚国所建的芍陂（故址相当今安徽寿县东南瓦阜湖的位置。

唐代称安丰塘），陂周二三百里，灌溉农田达万余顷。

三国时，江淮丘陵、江汉平原的垦田数量日渐增加，小型陂塘等水利设施大量出现，灌溉面积少者数十亩，多者数百顷。

东晋永和中（AD345—AD356），荆州刺史桓温督筑荆江（枝城至城陵矶段长江）堤防。

南北朝时期，南迁居民聚集的太湖地区（苏南平原）、鄱阳湖平原（豫章平原或鄱阳盆地）、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农田面积迅速扩大，与之相适应的水利设施也纷纷出现。

尤其是在开发临江滨湖的低洼地带时，人们用筑堤的办法将要耕垦之土地与江湖河溪隔断，形成一个个封闭的堤围，称作“垸”。

堤内的耕地叫做“垸田”。

在太湖地区、浙东平原，南迁的豪门势家依靠本宗族劳动群众开辟草莱，围湖造田，创造产业。

4、东晋、宋、齐、梁、陈诸朝偏安江左，所依赖的经济区域唯有江淮流域，因此极度重视农业经济。

5、江淮流域的自然条件优越。

公元初至6世纪，我国历史气候处在第2个寒冷期。

北方平均气温较今偏低，寒冷干燥，不利农作物生长。

南方江淮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雨量丰沛，适宜发展农业。

6、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尤其重要。

土著居民和南迁人口共同开发江淮流域农业经济，共同推动江南农业走向繁荣昌盛。

在诸多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与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域农业经济水平迅速上升。

粮食富足，桑麻遍野。

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进步，丝织业、制瓷业也要南方兴起。

与当时正在恢复的北方农业相比，其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节隋唐时期农业区的继续发展

继南北朝之后，黄河流域传统农业区域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长江流域农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提高和发展，从而使我国封建农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气象。

一、北方农业区域的恢复

1、黄河中游平原隋唐2朝相继定都长安（大兴）城，京畿所在的关中平原和晋西南平原、太原盆地农业经济受到高度重视而快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水利灌溉网，遍及关中各地。

唐代的漕渠仍循隋代广通渠之旧迹，从长安城直达潼关附近注入黄河，除转运关东粮食、物资外，渠下之田亦蒙灌溉之益。

在今华阴、华州和韩城一带，也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

2、黄河下游平原唐代前期，黄河下游地区的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唐朝所依赖的主要粮食产区。

它包括河南道、河北道两大地域。

如此的进步也跟水利事业的空前发展密切相关。

隋朝开凿的通济渠和永济渠，斜贯黄河南北，除了沟通水上运输外，也为沿线农田提供灌溉的水源。

在淮河下游及其北侧支流——颍水、汝水、濉水沿岸修造为数众多的陂塘工程。

这些设施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黄河下游平原成为唐朝前期的主要农业区域。

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兴旺，有史实为证。

据《通典》记载，天宝八年（AD749），全国各地正仓储粮数额接近或超越200万石的地域，仅有河南、河北、河东、关内4道，均分布在黄河中下游。

河南道储粮额达至580万石，居全国十五道之首；

其次为河东道，也达至350万石；

关内道、河北道皆接近200万石。

再据当时各地义仓储备粮食情况而言，超越1000万石的地域惟有河南、河北2道。

这就充分表明：

黄河下游地区的确是唐朝所依赖的主要经济区。

具体说来，河南道产粮区基本分布在今郑州市以东、东海以西、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区域，相当今河南东部、山东省境，以及江苏、安徽北部；

河北道产粮区则主要分布在今河北保定以南、黄河以北区域。

3、其它农业地区唐朝前期为巩固西北地区的统治，相继要天山南北的绿洲地带、河西走廊、河湟谷地、银吴平原和河套平原等地屯驻重兵。

为解决军粮供给问题，大力实施军事屯田，发展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