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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不仅成为保卫党中央的可靠屏障，而且是中央内外联络的中转站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

石家庄的解放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国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石家庄的解放打破了蒋介石的战略王牌

　　石家庄，处于扼燕晋咽喉、据南北通衢要冲的交通要道，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到了近代，平汉、正太、石德铁路在此交会，石家庄由此成为重要交通枢纽。

加之石家庄物产丰富，轻纺工业发达，商业兴隆，先后取代正定、保定，成为华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谁占据了石家庄，谁就在华北地区取得了主动。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割断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扑灭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烈火，将侵占华北日军的三分之一兵力摆在石家庄正太路一带。

对于石家庄更是高度重视，不仅派重兵把守，而且连年加修工事，抢修石德铁路，使之成为日军在华北的兵营和重要基地，并妄图把石家庄建成其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和大本营。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深知石家庄地位的重要，国民党抢占了石家庄，派一个军驻扎在此，在日军修筑了八年防御体系的基础上，继续加修工事，把石家庄搞成了一座碉堡林立，沟渠纵横，明堑暗壕如蛛网的坚固设防城市，妄图长期固守。

在国民党的苦心经营下，石家庄成了不折不扣的军事堡垒。

这时的石家庄，成为隔断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一大障碍，也成为了国民党夺取华北的前哨阵地。

因此，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军能否守住石家庄高度关注，他在北平华北军事会议中要求固守石家庄，以阻止解放军的强大攻势。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1947年，中国两种命运的搏斗到了一决胜负的关头，石家庄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一跃成为敌我双方博弈棋局上的一枚非常重要的棋子，成为当时中国两大政治势力最高决策层的关注点。

　　在华北战场，随着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有效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只剩下保定、石家庄等几座大城市。

而清风店大捷，歼灭了出城增援的国民党第三军1万7千人，使石门守敌兵力空虚。

解放石家庄的战机已经到来。

晋察冀野战军在中央工委，特别是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指导下，经过慎重决策、周密部署、充分准备，于1947年11月6日至12日，一举攻克华北战略要地石家庄。

　　石家庄的解放，打出了华北战场的新形势，拔掉了插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的钉子，使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切断了国民党的南北交通，使华北的南大门洞开，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失去了重要的一翼，北平变得岌岌可危，国民党从攻势完全变为守势，蒋介石妄图靠控制大城市来控制华北的战略目的破灭，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

　　石家庄的解放，消除了共产党打不下大城市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增强了解放军攻打大城市的信心，坚信以后可以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及许多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

新华社在评论中指出：

“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②。

　　石家庄的解放同时动摇了国民党防守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非常害怕。

蒋介石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

”③这是对国民党以城市为基础统治根基的动摇，形成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强大士气。

　　石家庄的解放提供了解放大城市的成功经验

　　攻克石家庄，推动了解放军军事理论的发展，积累了城市攻坚战术的经验，为后来攻取一系列大城市提供了借鉴，大大减少了战争后期解放军攻取城市战斗的伤亡，对于全国解放战争，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

　　对于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没有强攻占领过的记录。

我军长期以来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并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经验。

但是对于攻取一座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则无攻坚战先例，无经验可循。

因此城市攻坚战对解放军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

正如朱德所说：

“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经过三次革命战争的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

打下石家庄，只是上了第一课，而更大的课题、更艰苦的实践还在后面。

”④为了总结城市攻坚战经验，指导解放战争全局，中央工委专门在束鹿县（今辛集市）召开了攻克石家庄的经验总结大会，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全面地总结，上报党中央后被转发各地学习参考。

　　朱德总司令谈到打下石家庄的经验主要有四点：

充分的准备，很好的动员工作，讲究战术和善用俘虏。

其中对战术的使用总结了六点：

挖好工事缩短冲锋距离，炸药的使用，炮炸结合，集中突破，分解小组掩护前进和巷战艺术。

这些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胜利的进程。

　　石家庄战役，朱德称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⑤，其军事意义在于，通过此战，“我们提高了技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 

⑥，石家庄这样的城市被解放，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达到相当水平。

　　石家庄的解放使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石家庄解放之后，原来被分割开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成为一体，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

　　石家庄解放后，华北解放区共发展到279个县，12个市，共有4500万人口，解放区也已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从而使华北解放区得到巩固发展。

因此，合并两区机构，统一领导、统筹安排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鉴于客观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2月16日，时任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从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考虑，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建立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进一步加强华北解放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实现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一个正确的提议。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指出：

“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

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

这样做，可以有利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

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

”⑦经过认真反复研究和讨论，中共中央做出决定：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从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考虑来制定的重大决策。

　　石家庄的解放为毛泽东、党中央顺利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党中央就开始考虑向华北作战略转移，并选择适当地点作为最后决战的指挥部。

只是由于战事发生变化，几次动议未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局发展很快，在华北战场，随着我军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尤其是攻克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建立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广大的华北解放区，这样就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移驻了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

从此，西柏坡的火炬照亮了华北，照亮了全中国。

　　从1948年5月26日到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毛泽东在西柏坡度过了200多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

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正是由于石家庄的巩固和安定，使中共中央有了稳定的环境，可以集中精力，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策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这里谋划了新中国建立的一系列大政方针。

　　解放了的石家庄成为支援全国解放的大后方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中央已经确信在未来几年内可以打败国民党。

中央更清楚，城市中发达的工商业对我党完成革命和进行国家建设的重大价值。

石家庄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军事方面，同时也在经济方面。

“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发展交通、工业、商业、发展生产，支援战争。

”⑧ 

（下转A13版）

　　（上接A12版）

　　石家庄解放后，中央给石家庄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人民城市，支援全国解放。

当时刘少奇指出：

石家庄市的“机器特别重要，我们现在就缺乏机器生产”。

“石家庄机器不一定多，但哪怕是很少一点，对我们都关系重大，不要嫌小嫌少，实际关系很大，对于目前战争与人民生活有极大关系。

有一个纺纱厂，一万个锭子，一天能出14000斤纱，出1400匹洋布，这就能解决全解放军的穿衣问题、戴帽子、绑腿子问题，这是何等重大的问题呢？

！

”“不能很快把所有铁路修起来，但就修一段二三百里的也可，或很简单地铺设轻便铁路，那么也要节省多少个老百姓的毛驴、人工、民兵呢？

”在中央工委直接的领导下，石家庄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以“多挖一吨煤、多织一匹布、多产一个螺丝钉”的精神，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成为支援全国战场的后方基地。

大兴纱厂、井陉煤矿等厂矿加紧生产，支援前线。

各厂矿还利用民用机器设备生产武器弹药，抢运军用物资。

各县农民也把土改后丰收的粮食交给政府，送往前线。

各县还动员了大批民兵民工，组成了民兵队、担架队、运输队，根据部队作战需要，随时准备开往前线。

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中，石家庄现辖区各县支前大军先后参加了正太战役、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解放元氏、晋中战役、察南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解放西北等十余次大小战役。

共出动民兵民工12.5万人，担架1.2万副，大车1.8万辆，牲口4.9万头，运送粮食等军需物资1672万余公斤，搬运弹药18万箱，做军鞋25万双，做军服2万套，从而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下篇

　　解放了的石家庄对新中国创建的历史贡献

　　61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全新的视角，更深入地审视1947——1949年发生在石家庄的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石家庄的解放不仅影响到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对新中国的创建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这里全面规划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孕育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雏形；

新中国的多项事业从这里起步、发展，石家庄是新中国诞生的摇篮。

　　在这里，全面规划描绘了未来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阶段，在石家庄市平山县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普通山村——西柏坡，党中央、毛主席在紧张指挥战争的同时，还开始谋划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新中国的蓝图，就是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绘制的。

从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九月会议”到1949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幅蓝图从逐步明晰到最终成型。

　　——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方针。

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全面掌握了城市，才能真正掌握这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敌强我弱，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

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明确要求全党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否则，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同时，我们党也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

应该说，城乡统筹兼顾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遵循和借鉴。

　　——全面确定了未来新中国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在政治方面，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同志对此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说，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这个政权的组成，必须是个联合政府，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是确定不移的。

在经济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方针。

对新中国的经济性质，毛泽东认为，“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对于占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

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采取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外交方面，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

毛泽东把它称为“另起炉灶”。

关于外交承认问题，提出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对于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后来毛泽东把这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及时向全党敲响拒腐防变的警钟。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我们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执政后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即：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这一郑重告诫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警醒。

　　在这里，制定并探索实施了一系列崭新的管理国家的基本制度，拉开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序幕

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执政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用什么样的方式管理国家的课题，历史性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作为当时华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仅有80多公里的石家庄，自然成为我们党进行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实验田，成为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先行者、探索者和样板。

历史已向世人证明，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石家庄人民，同样不负厚望，在解放后短短的两

年间，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提供了城市接管与管理工作的样本。

石家庄是我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在此前，我们党没有长期管理、建设大城市的经验。

石家庄的解放为我们党实践和检验自己的城市政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对石家庄非常重视，甚至直接领导石家庄的工作。

石家庄在解放后的两年间，经过艰苦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城市工作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体现在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

如，明确提出了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民主人士、建设人民的石家庄的工作方针；

明确了城市政权的性质，逐步建立了由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体现民主、联合性质的地方性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抓住了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确立了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方针，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使城市迅速从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中恢复生机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石家庄1947―1949年的城市工作，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范本。

1949年2月25 

日中共中央在《 

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指出：

“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从总结石家庄的经验开始，我党城市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逐步形成与完善，学会了建设和管理城市。

　　——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城市复杂的环境中，能在极短的时间得到城市各阶层群众的理解、拥护、支持和参与，为城市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经验，具有非凡的意义。

特别是1949 

年7月，遵照华北人民政府的指示并经其批准，石家庄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法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提案以及涉及民生的重大事项、选举市政府组成成员。

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市民参政议政，行使人民当家做主权力的重要形式。

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石家庄在全国第一个运用民主选举建立地方性人民政权，既为全国各地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了地方政权建设的样板，也为全国实行人民民主提供了新鲜经验。

《人民日报》以《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为标题，介绍了石家庄市的这一成功经验。

《石家庄日报》发表题为《从一个会议看一个人民城市的成长》的文章，介绍了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盛况及石家庄市解放后一年多来的巨大变化。

两篇文章的推出，使石家庄市政权建设的经验传遍全国。

　　——孕育了新中国人民政权的雏形。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经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探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途径。

从《论联合政府》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理论走向实践。

特别是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适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实践中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礼堂召开。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各项报告并对各项法案、提案进行表决。

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法大纲》等法案与提案。

大会选举组成了华北人民政府。

（下转A14版）

　　在这里，制定并探索实施了一系列崭新的管理国家的基本制度，拉开了新中国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