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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薄命"

的天才女作家。

她仅以三十一岁颠沛流离、短促悲凉的生命，留下了风格独特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创作总字数近百万字，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

萧红也是一个极富才华和个性的现代天才型女作家。

近年来其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越来越引起国内外评论家的重视。

萧红以《跋涉》为标题的短篇小说集走上文坛，开始了她个人生活跋涉、情感跋涉、精神跋涉相交相融的文学之路，她以中篇小说《生死场》在文坛上立足，受到鲁迅及左翼文学界的极大关注，以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撑起她独具特色的抒情小说的文学旗帜。

《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作品成为解读萧红艺术世界的关键性文本。

本文以这两部作品为核心兼及其他作品探讨一下萧红创作具有鲜明悲剧意识的文学叙述。

萧红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长在日伪统治阴霾笼罩下的东北黑龙江呼兰县破碎的国版图上，生活在那条流淌着泪水与叹息的美丽而又忧伤的呼兰河边。

正是由于环境的落后、愚昧、闭塞，致使萧红的文学天地突出的景观是中国北方所特有的旷渺，精悍的自然以及北方人民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的人生状态，特别是女性人生的难言苦痛。

同时，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进行文学抒写，从而又将这种悲剧色彩涂抹到女性隐秘世界的揭示上。

她展现人类生活的时候，把一种由于她那么敏感而别人意识不到的苦难的细微之处展现出来。

展现得很恐怖、很阴暗、叫人不寒而栗。

她是带着巨大的悲悯来展现这种生活的阴暗和苦痛的，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读者。

在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萧红虽然算不上一个大家,但却是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之一。

她敢于也能够为女性说话，萧红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关爱女性，表现女性，对女性有着深沉真挚的情感。

她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切的是她鲜明独特的女性悲剧意识。

女性问题是她创作的焦点，不但困扰和影响着全部生活，而且也影响和规约着她的全部创作，她在创作中强烈的关注着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生存困境，探讨和追寻着女性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她的那些触及女性生育和死亡的作品，更是被奉为女性表达女性精神性别的经典。

萧红在小说中对女性悲剧命运进行了描写。

一、求生的艰难：

女性遭受着残酷的折磨

萧红的多篇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来反映广大底层妇女的悲剧命运。

《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形象集中反映了阶级压迫下劳动妇女的生存处境。

她成年累月地为地主干活,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1]在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之后,她把丈夫的骨头包在衣襟下,拖着临产的身子继续劳作。

当她因为再也带不动自己的肚子而在地头喘口气时,又被张地主踢了致命的一脚而母子双亡。

如果说萧红叙写王阿嫂的惨死还只是下意识地描写女性的苦难,那么她在随后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描绘女性处在阶级压迫以及民族灾难围攻之下艰难求生的场景,则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表现了女性的群体命运。

萧红用女人的眼泪、沉默、怨恨和坚韧编织起一个个凄凉而令人感慨的故事片段,塑造了一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女性形象,其中浮雕式的女性形象有麻面婆、老王婆和金枝。

文中写到“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

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们扰烦她时，她都是像一摊蜡油消融下来。

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百棉。

”[2]善良本分,面对生活的磨难从来不说一个“不”字,可最后依然无法逃脱悲惨的结局。

老王婆为了生存先后三次嫁人,年轻时她死了女儿,年老时儿子又因为当土匪而被官府捉去枪毙,苦痛悲凄的人生最后彻底摧毁了她生命的信心,她绝望地自杀，但最终战胜死亡活了下来。

在生存面前,女性被迫失去很多东西,甚至包括贞洁。

金枝在丈夫死后来到哈尔滨艰难谋生,连做穷缝衣婆的机会都没有,想着盼望她回家的久病的母亲,金枝“为着钱,为着生活,跟了一个单身汉到了他的房舍”,[3]用肉体换了一元钱。

萧红对此没有进行任何道德评价,而是以客观公允的态度理解女性求生的艰难。

二、生育的痛苦：

女性承受着如同“受刑罚”般的灾难

自古以来生育就被当作女性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然而在萧红笔下,对于身处苦境中的农妇们来说,生育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和喜悦的幸事,而是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是她们沉重人生中的又一大痛苦与灾难,生育的季节也变成了女性受“刑罚的日子”。

萧红对女性“生育的刑罚”场景的渲染描写，无疑强化了女性生存的悲剧性困境。

萧红在《王阿嫂的死》中对生育过程作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描绘：

“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

新的动物在挣扎。

”[4]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只是再由一个新的“小动物”接续自己非人的虽生犹死的生存。

对女性最为隐秘世界的揭示在《生死场》的前十章中有描写，描写了女性身体的种种体验，这些体验集中体现了“生”与“死”的特殊内涵。

譬如在“刑罚的日子”一节中，萧红描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生育世界，在女性的生育过程中，又频繁地将动物的交配繁衍并列在一起：

牛或马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

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做出异样的声音来。

牛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决斗，从牛棚里撞了出来……生活和生育是女性面对的恐怖现实，死亡亦是如此。

萧红自身的经历使她关注女性世界，关注女性最为隐秘的世界——生育。

萧红笔下女性的生产则更多的体现了"

母性"

的被剥夺。

《生死场》有这样的描写,王婆是一个忙着为女人接生的产婆,当她为女人接生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母猪也在生小猪”。

[5]在这里萧红直接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在此融入了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

对于生育的描写可以说来自萧红个人的切肤之痛。

萧红先后两次在贫病无依中产下孩子并被迫送给别人,她亲自“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没有意义的动物般的肉体的苦痛”。

[6]因而她能写出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

一个村子里,女人与动物忙碌的生产相互映照着。

“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

房屋草地上,狗在那儿生产。

”[7]金枝也未能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

[8]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禁不住哭闹，“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

”[9]五姑姑的姐姐却连狗都不如,她不能在草上生产,因为"

压柴"

和"

压财"

音近。

于是,“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

[10]这位“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生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

[11]凶残的丈夫还将冷水泼在她沾满鲜血即将死去的身体上，“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12]那血光与死亡昭示着女人所经受的是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她们怀孕与生产时都受不到呵护与照顾，反而得到的是男人的蔑视与欺压。

这样的触目惊心,这样的残无人道,无怪乎萧红要将女性的生产——履行繁衍人类的神圣使命的时刻,称为"

刑罚的日子"

。

人与动物互为背景的审美思考更揭示了这些女子生命的廉价和痛苦。

生育，这一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的笔下，却成为女性人生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妇女自身的性别因素所造成的“自然压迫”。

这份既不是她们所能选择又不是她们所能拒绝的痛苦是无意义无目的的，在这里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而丝毫没有做母亲带来的精神心理的满足。

“萧红笔下的男人世界则是不论青红皂白地敌视女性。

当然我们可以想到人们在承受重压难以喘息时，不愿再承受任何多一点儿生存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惟有在生育问题上无法如此的理解。

萧红揭示了这是一个男性心理上的悖论：

男性在生活的艰难中可以以女性为发泄的对象，释放男性艰辛劳作和生活郁闷所积累欲念。

女性在同样的艰辛劳作的生活郁闷中，却承担男性释放的工具、义务和结果”。

[13]在《生死场》中，仿佛女人怀孕、生育与男人无关，男人们在这里失掉了人性，女人们却因男人失掉人性而受苦受罪。

这不仅让我们看到女人们“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表象，而且也看到生育这一本来是女人的创造性业绩，却只停留在动物的水平面上和女性身为女性完全失掉了人格、尊严与价值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其中隐藏着女作家深深的思索与不平。

女性是人类新生命的载体,她们从事着人类生命的创造,但是这种创造,到了萧红笔下,相当意义上已经失去了主动的有意识的创造成分,而只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生产。

生殖活动的神圣感消失了,新生命的产生并不是来源于爱情的喜悦和对孩子的向往,而是来自于男人发泄之后留下的痛苦的后遗症,是单纯男性单纯欲望释放的行为结果。

她们似乎是处于一种不得不生育的状态,正是这样,女人天生的母爱也因为生殖的痛苦而变得浑茫,"

爱"

的意识已然消失,"

已经被剥夺。

这正好证明了鲁迅曾说的一句话：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

’母性，即生育的本能确实是女人的一种天性。

但是这种天性却被男权世界异化成生儿育女的物质载体，甚至变相地强化这种女性本能。

”[14]因而《生死场》中的女性她们从物质到精神,从生理到心理都被男性所主宰,她们作为女性特有的精神已经死亡,只剩下工具性的躯体。

萧红通过这类场景的描写，把人性的卑劣、懦弱、自私表现的淋漓尽致。

极无人道的女性生存境况令人近乎窒息，确实写透了女性无法在平等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理智与尊重的痛苦和群体体验。

对生育苦难的体验使她意识到,与男性相比,女性似乎永远无法逃离这种令人颤栗的生育灾难。

三、死亡的悲剧：

女性无法逃脱的宿命

在萧红的小说中充斥了无数的死亡描写，小说中所涉及的死亡描写几乎都是发生在女性身上，而女性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变形与死亡的毁形也是比比皆是。

温和多情的月英瘫痪之后，受到丈夫的折磨。

“从前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在丈夫石头般的冷漠与摧残下，被折磨成了形状可怕的怪物：

“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

”[15]《王阿嫂的死》中怀着身孕的王阿嫂产后与新生婴儿一起死亡，“王阿嫂就这样的死了！

新生下来的小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

”[16]《生死场》中王婆的自杀和自杀未遂时恐怖的情形,“将送棺材上坟场！

要钉棺材盖了！

王婆终于没有死，她感到寒凉，感到口渴，她轻轻说：

‘我要喝水！

’但她不知道，她是睡在什么地方。

”[17]而“小金枝来到人间才够一月，就被爹爹摔死了。

”[18]《呼兰河传》中“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打死、烫死。

小团圆媳妇只因形象和做派不符合传统的礼教观念，一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生命，便被封建观念以及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残害而隐蔽地扼杀了。

小团圆媳妇的非人地位和死亡命运，表层上看是童养媳的普遍境遇，实质上她们是父权制度中礼教观念的牺牲品。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们死于女性性别内部的自我残杀，在她们的死亡魂灵背后有一群因袭父权文化的女性。

“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周三奶奶等都是父权制度的牺牲品，又以父权制度为规范制造另一曲悲剧，残害女性的生命。

这些原本美丽强健的女性,她们美好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被外在的环境所摧残,最终走向了死亡。

年轻的萧红为什么如此迷恋描述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

她曾经感慨的说：

“我一生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我算什么呢？

屈辱算什么呢？

灾难算什么呢？

甚至死算什么呢？

……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19]这是萧红说给聂绀弩的，这句话是萧红一生感受的结晶，浸透了几千年来女子的血泪。

正是由于中国妇女千百年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仿佛从出生就被打上了等级烙印。

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意识用“三从四德”规范了女性的文化视野，摧残着她们的生命力，使她们无法展示主体的生存意志，获得人格的尊严和独立。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卑微，她们隶属于男人。

致使萧红笔下的女性无法逃脱各种形式的死亡，萧红也无法摆脱对女性生命悲剧的书写。

萧红作品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萧红自身的经历和思想因素。

一方面，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一个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灵魂。

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因而在她内心深处，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

萧红的小说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

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抒写着女性的悲剧和普遍人类生命的悲剧。

因而作为一个有着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坎坷曲折的经历和由此而来的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对人生的独特发现，是形成她小说悲剧意蕴的重要基因。

与其他现代女性作家不同，萧红创作伊始，便以先觉者的焦灼姿态去观照现实的苦难人生。

萧红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

她笔下的乡土世界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存在，重复并加固着传统习惯的积淀，世代延续中看不到生命的流动和发展，更没有充满生命活力的改革和创造，而是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生命状态。

萧红紧紧抓住乡民们对生与死的极度麻木与轻视的态度进行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女性,萧红一生艰难跋涉,在极端父权制社会的压制下,一直处于一种寂寞悲凉的状态。

在读书时代,就被父亲做主许配给当地驻军统领之子,在逃离家庭后,遇到萧军,遂结为患难夫妇,但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又时常伤害着她敏感纤细的心灵,即使后来离开萧军,她的婚姻爱情道路由于种种原因也从未顺畅过。

正是这种坎坷曲折,让萧红更多地注意了传统社会中人类,特别是女性的生存状态。

因此,她在关注当时生活在东北农村那些浑浑噩噩的人们共有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尤其关心女性在这种状态下生理和心理上所承受的苦难。

其次，就时代特征而言，首先是新文化思想的渗透。

五·

四新文化形成时期,几位文化巨人,特别是鲁迅的故乡都在江浙一带,这些地区在地域上处于中心,工业发达,思想意识也相对先进,新文化首先就在这些地方开始发展。

到三十年代,新文化的锐气开始由沿海像内地进发,而此时,像呼兰河小城这样的边塞,在几千年封建宗法思想长期积淀下,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旧中国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之中,形成了一个落后、愚昧、闭塞的人文环境。

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转变,更不会对文化、交通都落后、闭塞的乡村小镇发生丝毫影响。

因此,边地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典型范式因袭了更多的传统重负,在现代文明渗透的过程中,它与新文化的历史反差及由此诱发的文化接触中的冲突更为强烈。

同时,新文化在现代积累在深层演进中也注入了新的生气,一些"

四"

时形成的文学主题如批判国民性、人道主义、个性意识等等,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站在这样一个背景上,萧红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审视她所处的环境,目光所及,人的异化状态自然会被提炼到作品之中。

萧红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又成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之家,自小就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在成年后,她流亡上海,又受到了鲁迅等新文化先驱的关怀,在这些导师的影响下,萧红自觉地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俯视“北中国”难以回避的荒凉和蒙昧,这种恋家又无家可归之感,进一步加深了她的悲剧意识。

在寂寞中悄悄长大的萧红，幸运地受到了现代文明洗礼，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

同其他许多现代知识女性一样，她对旧家庭、旧社会的反抗也是从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开始的。

为了恋爱自由，为了寻求温暖与爱的家园，叛逆的萧红义无反顾地冲出家门。

然而，尽管她不算困难地走出了“父亲的家”，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走出父权社会男性中心及其意识形态的阴影。

现实没有给萧红提供一个关于拯救的承诺，萧红的全部人生理想和追求，恰恰是当时历史的匮乏。

正由于这种历史的缺陷，萧红的悲剧沿着她生活的每一转折、每一抉择而走向深入。

以《生死场》中金枝为例，金枝从落入爱情陷阱到沦为妓女以至于最后的无处可去，她的命运仿佛上天注定似的一步步走向悲剧，这正是作者的悲剧意识在写作过程中的铺展。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中间连接的是日复一日的生活。

对萧红笔下的妇女们来说,人生的起点是生育的灾难,人生的终点是死亡的悲凉,中间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的求生。

无论是年幼的孩子、恋爱的少女、生死线上呻吟的产妇,以及经历了所有痛苦磨难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的生活都是同样悲苦艰难,她们有着同样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这些不同女性的不同人生阶段,自然串联成了女性完整的生命过程。

在她笔下，人类似乎永远无法摆脱难产、衰老、疾病、瘟疫、饥饿、自杀等一系列形式的死亡；

似乎死亡才是他们的目的，坟场才是他们永久的归宿与家园。

萧红对女性悲剧的描写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觉。

与受过“五四”新风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经受着爱情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情感的苦闷的其他女作家不同,如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女作家关注的多是知识女性的个性解放,她们思考和表现的多是在“女性与人生”主题下的感情生活,题材局限在知识女性与上层贵妇的情爱生活圈子里,人物也比较单调。

萧红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下层妇女苦难的了解使她无法沉醉于知识女性的围城中,她始终把关注和表现的目光放在下层劳动妇女的不幸命运上,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即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上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

与一般女作家所经历的由抒写自我转向社会的过程相反,萧红所经历的是由寻找社会到寻找自我、由普遍感情形式转向个性化情感形式的过程,因此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更为深重、内涵也更复杂，它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

从萧红作品中一些下层妇女的悲剧可以看出正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反映。

“五四”以来，女性文学中那种女性对爱情的困惑，理智与情感的缠绵不尽的冲突。

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抗衡为目标的，虽然在形式上由奴隶变为主人，但骨子里仍离不开男性社会的依附。

“正如丁玲自己所认识到的：

‘其实对于女人的弱点，我是非常憎恶的……我对于自己文章中的女人，也并同情，即是每一次都不能依照自己的意见写，开头或则还离不得不很远，后来就越写越差了。

有时候竟和我的目的相反。

’这就深刻的揭示了女性意识中的传统意识的根深蒂固，使得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解放的实现程度不得不打上写些折扣。

”[20]

在当时女性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意识对新女性的羁绊，使得经受五四时代风雨洗礼过的“娜拉”在传统意识的磁场中前瞻后顾，犹豫彷徨。

对于“娜拉”的处境，鲁迅先生曾作过这样的分析：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候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否则，就的问：

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梦是好的；

否则，钱是要紧的。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21]由此看来，“不但根深蒂固传统意识以各种变相的形式和手段束缚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这是内在性的，长久的，稳固的制约因素。

传统意识与现代女性意识之间形成两极背反的发展趋势，表面上后者征服前者，实质上是前者支配后者，传统意识以巨大的磁场吸附力牵引着新女性，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此外，“妇女要自立自强，拥有一定的经济地位；

还存在女子就业问题和男女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

由此可见，离开鸟笼的金丝鸟在当时社会经济基础下必然‘堕落’或‘回来’。

”[22]所以，无论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的女性，还是埋葬在没有阳光的峡谷里的女性，她们都只有一个苍凉的结局。

萧红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人生的悲苦飘零及对间接经验的扬弃,形成了萧红深深的悲剧感,这也恰恰成就了萧红,这一坚强的女性没有一味地咏叹个人悲哀,而是以一种更为深广的悲悯情怀去拥抱现实人生、关照民生疾苦,关注普遍女性的生命悲剧和生命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更把关切的目光投注到处于那块土地最底层的女性身上,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

这也是萧红女性生命悲剧意识的具体内涵——既对女性生命悲剧的书写。

写出了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唱出了女性挣扎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悲歌,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冷漠和迫害,为现代女性文学注入了一份鲜活。

萧红通过妇女命运的描写所呼唤的正是一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但是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男女互相仇视,而是为了唤起社会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