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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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志》8卷,即《资治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曰: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
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
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
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顷臣曾以战国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
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
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
[4]
同时,以刘恕、赵锡君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
“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
”其后,赵君锡以父丧而不赴,命刘��代之。
据司马光后来所写《资治通鉴进书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
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1067)十月,亲制序云:
“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令书成后写入,司马光立即写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
同时,“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5]。
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请以范祖禹同修。
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卒,十月请以子司马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
其后,神宗又“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
参预全书编纂者,前后总共5人,即进书表末所列名单:
检阅文字――司马康,同 修――范祖禹、刘恕、刘��,编集――司马光。
同修三人,刘恕、刘��先入局,刘��负责汉,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
熙宁三年范祖禹入局后,负责唐及五代,如司马康所云:
此书(《资治通鉴》)成盖得人焉。
《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
[6]
自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刘��负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刘恕负责五代,范祖禹负责唐以来,两种说法长期并存。
近30年来较为通行的说法是:
刘恕、刘攽先入局,刘��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调整分工,刘��接替刘恕负责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卒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
[7]
分工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
所谓丛目、长编,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书信中“梦得今来所作丛目”以及“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等内容知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明确指出:
“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
丛目既成,乃修长编。
”[8]据此书信,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无日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
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
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
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
”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
长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
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
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
此并作大字写。
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其基本原则是:
“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9]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司马光一手完成。
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回忆:
“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长�附注有歧异的记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
全书经司马光刪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
具体情况,可从其写给宋次道的信中窥见一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
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
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
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
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
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10]
由此可以知道,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光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
正因为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治通鉴》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
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11]。
这里先谈一谈《目录》、《考异》。
关于《目录》30卷,《进资治通鉴表》中这样写:
“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
”目的――以备检寻,编纂――略举事目。
具体形式:
上方,首载岁阳、岁名纪年,并载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以及各史所记七政(即日月与五星)之变,补《资治通鉴》书中历法及天象之不足;
目录仿《史记》、《汉书》年表,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提纲挈领,颇似《资治通鉴》简本;
下方,标注明《资治通鉴》卷数,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
清四库馆臣评论说:
“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立。
《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也。
”[12]
关于《考异》30卷,进书表如此说:
“又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此即“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的考辨。
所谓考异,即上引司马光《答范梦得》中“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凡时间、地点、人物、史实有疑点者,或各书记载不同,均加考辨,说明取舍。
考异内容,包括考证时间、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事件。
考异方法,一是以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文献错讹,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记载,或驳斥荒诞不经的妄说。
“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还规定了“考异”的具体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
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人们所见《考异》文字,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格式书写。
循此格式,既便于阅读、对照,也有助于对史事进行深入研究。
《考异》30卷,历来颇受推崇,被认为“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
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
”同时更认为:
“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
有之,实自光始。
”[13]30卷《考异》最初单行,据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资治通鉴序》,在浙东骚乱过后,“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异》或单行,或散入《资治通鉴》,两种形式并行于世。
司马光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那么《资治通鉴》究竟采用多少旧史、小说呢?
对此,自宋以来不断有人进行统计。
南宋高似孙在《纬略》说:
“《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14]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
”[15]此后,多以高似孙所说“二百”为“三百”之误。
不过,高似孙在另一书中对引书作有详考,明确指出:
“司马公《通鉴》,今人但以为取诸正史,予尝穷极《通鉴》用功处,因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则其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
乃以其所用之书,随事归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
”[16]同时,详列书目,起《史记》,至《武威王庙碑》,共计226种(其中《唐列圣实录》仅为一目),与《纬略》所说“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并非“二百”为“三百”之误。
若以《纬略》222家加正史19家,也不过241种。
清同治、光绪中,胡元常依《通鉴考异》所见书目作《通鉴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则不列其目。
”[17]其所列书目,较高似孙《纬略》多31种,并注明作者、卷数。
民国年间,张须“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以究温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共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杂史诸书”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
[18]20世纪80年代,围绕张须的统计,又有过不同的考辨。
陈光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
高振铎认定为339种,周征松认定为356种。
[19]上述各家统计,除对具体书目认识不同外,主要是统计标准不一,究竟是以《通鉴考异》引书为标准,还是以《通鉴》引书为标准?
尽管如此,但说《通鉴考异》引书约340种还是完全可信的。
通过《考异》引书,可以探索《资治通鉴》的史源。
这里仅作简要提示,以见其取材的基本原则。
战国至秦统一,共出“考异”5条,基本源于《史记》,都是用内证和本校法。
西汉一代,主要源于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纪》。
汉高祖至汉武帝,若史事没有异说而《史记》、《汉书》有异文,一般依《汉书》,或互有取舍,综合采用。
昭帝以下,以《汉书》为主,《考异》引书仅荀悦《汉纪》、伶玄《飞燕外传》(一作《赵后外传》)、葛洪《西京杂记》等数种。
因荀悦《汉纪》改《汉书》而来,当二书有异文时,通常从《汉书》而舍《汉纪》。
东汉一代,史书渐多,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采袁宏《后汉纪》,其他则更次之。
三国时期,以陈寿《三国志》为主要依据,叙汉献帝事多取《献帝起居注》,叙孙策事多依虞溥《江表传》。
两晋史以《晋书》为主要史源,晋统一之前多以《三国志》校《晋书》,晋、宋之交多与沈约《宋书》参校。
东晋、南北朝,加之十六国,记载既多又各异,从《考异》情况看,通常以事发地史书为主:
即南朝史事,多取宋、齐、梁、陈各史及《南史》;
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齐、周、隋各史及《北史》。
隋唐时期,《考异》引书约占全部引书的3/4,史源纷繁,因而《考异》占23卷,文字明显增长,往往超过千言,甚至有长达2500余字者,取舍情况最为复杂,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中又以取《旧唐书》为多。
五代时期,同样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则以取《旧五代史》为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
[20]
最后,从《资治通鉴》书名说两个历来多未注意到的问题。
其一,司马光最初名其书为“通志”,而且成为《史记》之后“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的鸿篇巨制,比郑樵以“会通之法”编纂《通志》要早77年。
要不是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或许后人会见到两部《通志》,一为北宋时司马光所修编年体《通志》,一为南宋时郑樵所修纪传体《通志》,或许郑樵另为其纪传体通史取一个书名。
其二,司马光自名其书“通志”,而英宗却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与真宗景德二年令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两者“圣意”全同,真宗赐前书名《册府元龟》,神宗赐后者名《资治通鉴》。
不同的是,前者为类书,直录原始文献原文,后者为编年史,博采、详考而后重加撰写;
前者“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21],后者不仅“遍阅旧史,旁及小说”,还强调“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22]南宋洪迈有一比较两书取材的论述,指明《册府元龟》不取“异端小说”,并列各类书目存在的问题,其结果造成“遗弃既多”。
紧接着,举《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的情况,反而事实“皆本末粲然”: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
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
魏郑公谏争,用《谏录》;
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
睢阳事,用《张中丞传》;
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
李泌事,用《邺侯家传》;
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
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
韩��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
平庞勋,用《彭门纪乱》;
讨裘甫,用《平剡录》;
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
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23]
充分肯定“杂史、琐说、家传”的史学价值及史料意义。
二、编纂特点
从《记历年图后》、《进通志表》看,司马光编著目的最初只是患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使“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治”用意。
当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之后,才进一步表示“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有了为帝王提供鉴戒的意图。
至神宗“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确定其著书主旨。
因而,《进资治通鉴表》中才有这样的完整叙述: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显然,这是在前三次(进《历年图》、进《通志》、编“历代君臣事迹”)的基础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意愿和希望,这无疑与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有关,但还要看到与其政治主张的关联。
一、非有正闰之辨,止为纪年衔接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编年记述1362年史事。
因其“记国家兴衰大迹”,所以是一部以政权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具体分卷情况如下:
周纪(前403-前256)5卷 秦纪(前255-前207)3卷
汉纪(前206-219)60卷 魏纪(220-264)10卷
晋纪(265-419)40卷 宋纪(420-478)16卷
齐纪(479-501)10卷 梁纪(502-556)22卷
陈纪(557-588)10卷 隋纪(589-617)8卷
唐纪(618-906)81卷 后梁纪(907-922)6卷
后唐纪(923-935)8卷 后晋纪(936-946)6卷
后汉纪(947-950)4卷 后周纪(951-959)5卷
如此分卷,三国时不见蜀、吴纪年,南北朝时不见北魏、北齐、北周纪年,五代时不见十国纪年,特别是三国时没有蜀纪,在当时以至后来均有议论。
刘恕写信表示:
“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
……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
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
”[24]南宋周密说:
“正闰之说尚矣。
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
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
”[25]司马光特别在卷69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观点:
“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
……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指出正闰之说的产生,并以历史事实点明其不能自圆其说,进而阐述自己的编著原则: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
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周、秦、汉、晋、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号纪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分裂时期以三国魏、南朝宋、齐、梁、陈年号纪年,是因为它们的年号不仅与汉、晋、唐前后衔接,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年号也是衔接的,并不存在“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的意思。
如果三国时以蜀之年号纪年,历史纪年将会出现空挡:
曹丕废汉献帝称帝,东汉政权不复存在,时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蜀先主刘备称帝在章武元年(221),则公元220年既无东汉年号,又无蜀汉年号,只有曹魏年号――黄初二年。
若“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则历史纪年于此无年号纪年。
蜀亡于公元263年,西晋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同样无年号纪年。
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与十六国,五代时期又十国,情况更为复杂,年号相互交错,如何纪年既能“不诬事实”,又能见到“事之先后”的顺序?
断代为史,不存在这个问题。
纪传体通史,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惟有编年体通史才会遇到这一难题,必须在“不诬事实”的前提下妥善解决。
司马光提出的上述原则,是符合客观历史进程的惟一可行方法。
司马光的以上论述表明:
一不仿效《春秋》“立褒贬之法”,二为解决纪年连贯、“不诬事实”的问题。
胡三省最得其要领,点评也最为简要:
“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论。
”这的确集中反映出司马光编写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思想,而宋、元以来多为人们所忽视,或为理学家们所歪曲,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一论述的历史编纂学意义。
二、“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
通常谈《资治通鉴》,大都强调其“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上面已指出这是在神宗赐书名之后司马光才明确增加的意愿。
就其初衷而言,“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不仅治平三年四月奏、《进资治通鉴表》,就是书中的“臣光曰”(卷69),都一再强调这十个字,足见司马光对“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高度重视。
明确将“国家兴衰”与“生民休戚”并列作为叙事的基本内容,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特点和突出成就。
1、“治世至寡,乱世至多;
得之甚难,失之甚易”
司马光之前的十七史,自《汉书》始,以叙各朝各代之兴为主,用大量篇幅记其创业、治世、盛世的辉煌以及相关君臣的嘉言美行,而记其衰败、衰世、乱亡及其相关君臣的种种事迹则往往简单从事,几乎都是“虎头蛇尾”。
司马光以其“通识”审视1362年史事,十分清楚地看到,后一皇朝的创业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进而总结说:
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
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
[26]
因此,《资治通鉴》叙事,在“关国家兴衰”方面,注重“兴”的同时,更关注其“衰”。
全书编纂充分体现了这一通识,叙各朝各代,均是乱世篇幅超过治世篇幅。
叙汉、唐“治世”,其末世篇幅超过盛世篇幅:
西汉文帝、景帝约4卷,而末世平帝、王莽、更始亦4卷;
东汉光武约5卷,而献帝却多达10卷有余。
唐太宗7卷,玄宗开元4卷,僖宗5卷、昭宗8卷。
“治世”的两大帝国――汉、唐,其末代皇帝(汉献帝、唐昭宗)所占篇卷,较任何其他帝王都多。
在所谓“乱世”,也有“治”与“乱”之别,西晋武帝3卷多,惠帝亦3卷多,“八王之乱”至西晋亡4卷。
至于宋文帝8卷、梁武帝18卷,并非因为他们是“乱世”之中的小“治世”,主要因为其在位期间正是北朝的“乱世”(十六国中西秦、北凉、北燕、夏与北魏并存,北魏正分裂为东魏、西魏),所记内容实际是头绪最乱的一个时期。
卷122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记事,完全是北魏之事,其叙“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u、鄯善、焉耆、车师、粟特九国入贡于魏”,确如其所说“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类似情况非常普遍,只不过用南朝年号,纪北朝史事而已。
“专取关国家兴衰,为编年一书”的著述宗旨,决定《资治通鉴》以叙皇朝兴亡之迹为主线,无疑是一部政治史。
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往往决定国之兴亡、盛衰,因而书中用重墨描写关系政权存亡或政治格局变化的重大战役。
昆阳之战决定王莽政权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刘秀的命运。
赤壁之战关系三国鼎立局面能否形成,肥水之战关系南北对峙及北方政局。
这三次战役的胜负,对于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而这三次战役,又都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自然为司马光所瞩目。
他如袁、曹官渡之战,高欢、宇文泰沙苑之战,李�逖┮瓜�蔡州,朱温、李存��A寨之战等,无一不是事关时局的战事,无一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事。
司马光不仅描写战争生动翔实、本末分明,而且十分关注用兵之道。
卷1记吴起善用兵、“与士卒分劳苦”的同时,又于安王十五年记吴起与魏武侯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问对。
卷2记孙膑、庞涓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盛赞孙膑军事天才。
晚唐藩镇跋扈,朝廷姑息,司马光大段大段摘录杜牧《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原文及注《孙子》序:
“兵者,刑也。
刑者,政事也。
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
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
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
呜呼!
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27]顾炎武称《资治通鉴》“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28],足见司马光对于兵事的重视。
总之,《资治通鉴》叙国家之兴衰,瞩目的是“治世至寡,乱世至多”;
写战争、用兵之道,同样围绕“治世至寡,乱世至多”。
“治世至寡,乱世至多”的客观历史实际,必然引出“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历史经验教训。
2、“系生民休戚”
在司马光看来,与“国家兴衰”紧密相关的是“生民休戚”。
“治世至寡,乱世至多;
得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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