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王实甫第一节《西厢记》故事的演变和封建道德藩篱下的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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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样“与台臣议不合”的情况不得而知。
但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所以他才会借张生之口说出:
“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的遭际,面对残酷的现实,为了自保,他只好抽身回避了。
他在《商调·
集贤宾》散套《退隐》中说:
“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事休”。
可以反映出他正值壮年,“四十余即弃官不仕”的郁郁心情。
在蒙古人统治下,汉人做官本身就是一条险路,何况又与台臣议不合,弃官也许是明智之举。
明朝李玉在《北词广正谱》中抄录了王实甫的另一首曲子,其中有:
“再不把名利侵,且须将是非躲”,以及《退隐》中“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的诗句,说明他确实做过官,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激流勇退的决心。
根据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自序,可知道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以前已经去世,由此可知他属于元代前期的杂剧作家。
而《文稿》中所记的王德信在惠宗至元二年(1366)仍在世,两下对比,两个王德信就不是同一个人了。
我们的疑问是:
如果王实甫是前期作家,那么元曲四大家中为什么没有王实甫?
前期的杂剧作品,都是一本四折,一人独唱,而《西厢记》是五本二十一折,多人演唱,很显然受到南戏的影响,南戏是元代中期以后和北方的杂剧共存,互相吸收借鉴,到元代晚期重新回到城市的戏剧舞台的,那么,王实甫也许是元代中期的作家。
很多文学史对王实甫的生平确定留有余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王实甫生活的情状已不可知,但据明初贾仲明增补《录鬼薄》时曾作“凌波仙”词追吊王实甫: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
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
翠红乡,雄赳赳施智谋。
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可见他还是个风流才子,对戏曲、戏班艺人、舞台演出十分熟悉。
王实甫创作杂剧十二种,除《西厢记》外,现存的还有《破窑记》、《丽堂春》两种。
王实甫作《西厢记》在元代《录鬼簿》和明初《太和正音谱》中都有明文记载,但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出现各种异说。
一是关作王续说。
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中所收无名氏的[驻云飞]云:
“汉卿能文,编作西厢曲调精,”又云:
“王家增补,补足西厢音韵周”。
这是此说最早的资料。
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重刊印行的《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所收无名氏的《满庭芳》曲,有类似说法。
正德八年(1513)都穆的《南濠诗话》记录了关作和关作王续两种说法:
“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
”
一是王作关续说。
最早见于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
“《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
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关汉卿补也。
初以为好事者传之妄,及阅《太和正音谱》,王实夫十三本,以《西厢》为首,汉卿六十一本,不载《西厢》,则亦可据。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词说起于嘉靖年间,虽然为后起,也没有确据,但一些著名文人,如明代王骥德、胡应麟、徐复祚、凌濛初等,近人王国维、吴梅、王季烈等都从此说,原因在于,这些文人看来。
第五本和前四本的文字风格不同。
从考据学的角度讲,仅仅从文字风格来判断作品的归属,是不能构成信说的。
到目前为止,《录鬼簿》和明初《太和正音谱》的说法,还是可信的权威的说法。
二、《西厢记》故事的演变
崔、张的爱情故事,最早来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唐贞元中,崔莺莺随母寄居山西蒲州普救寺。
和张生产生爱情,后来张生赴长安应试,以莺莺为“尤物”“妖孽”而抛弃了她。
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
这是颠倒是非。
到了宋代,《西厢》故事广为流传并进入说唱领域。
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
他们的歌舞曲容量都比较小,秦观只写到崔、张月下私期,毛滂写到莺莺答书寄怀,内容都没有超出《莺莺传》。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官本杂剧”有《莺莺六幺》。
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上卷有《张公子遇崔莺莺》,说明崔、张故事已经进入了说话领域。
北宋赵令畤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
鼓子词》。
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结尾处说:
“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明确指出张生“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
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
宋金时代,在我国的北方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董解元,他将崔、张故事改编为有十四宫调、一百九十三套组曲、洋洋五万言的讲唱文学作品《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与《莺莺传》最大的不同是,它将张生“始乱之,而终弃之”的悲剧结局改变为和莺莺相爱私奔,最终团圆的美满结局,对张生、莺莺的形象都赋予了新的内涵。
董西厢的出现为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写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莺莺传》,衍变为反对封建礼教的《西厢记诸宫调》,崔、张故事经历了内容上的变革;
从传奇、诗歌、鼓子词到诸宫调,又经历了文体上的嬗变;
杂剧《西厢记》的出现,是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挥惊人的艺术才华,为这一题材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创作出彪炳千古的绝世之作。
三、张生和崔莺莺在封建藩篱下的自由恋爱
中国封建时代婚姻的基础是门第、财产、权势,需要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封建官僚、贵族子女的婚姻又基本上是政治和权势的联姻,青年男女的婚姻和感情并不相干。
《西厢记》正面提出以感情做为婚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正面表现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自然结合的合情合理,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婚姻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藩篱。
追求两情相悦和心心相印的爱情一直是传统社会青年男女的梦想。
《西厢记》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厚的文化意蕴,把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搬上艺术舞台,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观众长久的共鸣,激励着封建时代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理想,并为他们提供着希望和动力。
张生和莺莺在佛殿邂逅时,一切是那么自然。
此时张生是一个“书剑飘零,功名未遂”赴京赶考的白衣秀才,莺莺是一个暂时寓居普救寺的相国小姐。
张生乍见莺莺便一下子爱上了她:
“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
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
”张生自见了莺莺,便不再想着考试了,“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
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
”“倘遇那小姐出来,必当饱看一会。
”当张生听说莺莺要在和他一墙之隔的花园里烧香时,就隔墙口占一绝:
“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
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听红娘说吟诗者就是她曾见过的张生,莺莺对张生之诗称赞不已,马上回应一首: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
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向张生表达自己渴望爱情的心迹。
在众僧为超度已故相国亡灵做法事事,二人再次相见,二人之心并不在仪式上,莺莺关注的是张生“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
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
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张生的心思也全在莺莺身上:
“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
”二人的行为正式青年男女互相爱慕,互相吸引的真实表现。
张生和莺莺自由恋爱是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被视为亘古不变的纲常大理的,封建时代“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观念束缚了多少渴望爱情的心灵,张生和莺莺对这些不屑一顾。
莺莺自和张生一见钟情,相思成疾,“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
”本来是春天美景,但丝毫引不起莺莺的兴致:
“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
池塘梦晓,阑槛辞春。
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
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
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突然遇到孙飞虎要抢亲,依靠张生及他的朋友杜确之力,解除了危难。
老夫人亲口许婚,正和二人心意,但老夫人的突然变卦,一下子把两人置于相思的悲苦之中。
此后,隔墙听琴,月下私期,经过不断的误会和曲折的过程,二人终于实现心灵的默契,突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私自同居,越为夫妻。
这种惊世骇俗的“非礼”之举,是爱情的冲击力量,击破了封建道德对张生、莺莺的心理约束,也击破了封建纲常礼教所构筑的社会心理习惯的高墙。
在缺乏自由的时代和社会,这无疑是一曲最优美、最动听的爱情的赞歌。
在封建时代,科举关系到一个人身份地位和荣华富贵等前途命运,因此参加科举考试是众多士子一生的大事。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生醉心科举,一直到了七十岁还要顶风冒霜参加考试。
在《西厢记》以前或以后的其他戏剧作品中,有不少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的作品,最后的圆满结局都是青年书生高中状元,然后夫妻团圆,皆大欢喜。
《西厢记》则改变了这结局方式,把《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取应和莺莺劝勉张生“必登高第”的情节改变为“逼试”。
《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始终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
张生见到莺莺,就将关系自己“云路鹏程”的科举放到了脑后。
二人同居之事被老夫人知道后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老夫人说:
“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
得官呵,来见我;
驳落呵,休来见我。
”在老夫人的逼迫之下,张生被迫去进京参加科考。
莺莺对张生取应的态度是:
“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
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
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传统的“夫荣妻贵”,在这里被莺莺改为“妻荣夫贵”,可见,莺莺对张生是否取得功名是不在意的。
这里的“妻荣夫贵”,也透露出莺莺心中朦胧的男女平等的新意。
如果两个人能够相亲相爱,至于谁跟谁荣,谁跟谁贵,都是不重要的,所以莺莺才说:
“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这是多么真挚深沉的爱情啊!
唐王昌龄《闺怨》中有言曰: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少妇看到春天美景,自己一人形只影单,才后悔不应该让自己的夫婿为了外出寻觅功名。
莺莺对张生离开自己赴京取应,没有高兴,而是食不甘味,充满了担心和忧虑,和张生的暂时分离在她看来倒像是生离死别。
所以当张生询问她有什么话需要叮咛交代时,莺莺唱到:
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
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此一节君须记:
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她担忧的原因就是不要为一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
”张生高中状元的喜信递到了莺莺的手里,莺莺非但没有兴高彩烈,而是忧心忡忡:
“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儿症候。
”在琴童等候莺莺给张生的回信时,莺莺让琴童捎给张生的物品是“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
”汗衫儿是为了张生和衣卧时想起她们一处宿自己的温柔;
裹肚是为了使张生时刻把自己系在心头;
送袜儿是拘束张生不要胡乱走,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七弦琴提醒张生二人因缘琴成就,不要忘二人琴瑟和谐的艰难;
送玉簪“则怕他撇人在脑背后。
”斑管则是提醒张生:
“都一般啼痕湮透。
似这等泪斑宛然依旧,万古情缘一样愁。
涕泪交流,怨慕难收。
对学士叮咛说缘由,是必休忘旧。
”从中可以领会到莺莺的深情厚意,也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莺莺接到报喜的书信会“添些儿症候”。
徐渭在评《北西厢记》中的评语是:
“得书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诚重恩爱而薄功名也。
”这是对莺莺非常准确的评论。
《西厢记》以典型生动的形象,曲折动人的故事,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时代呼声和思想内涵,反映了元代社会对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冲击,显示出以感情作为青年婚姻基础的家庭观念的抬头。
这种意识,在关汉卿《拜月亭》、白朴《墙头马上》、李好古《张生煮海》等杂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为后代众多青年所仿效,成为青年追求自由的爱情生活的动力。
《西厢记》与文学史上其他表现男女爱情的同类作品相比,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
1、莺莺和张生的婚姻结合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作为传统的封建婚姻基础的门第、财产、权势被摒弃。
2、歌颂了崔、张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婚姻方式,打破了封建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纲常大理。
3、崔、张始终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全剧贯穿着“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这种思想具有离经叛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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