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商埠古城的文化底版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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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忽然闯入的外来者,宜昌人的心情极端复杂。
对于封闭的宜昌人来说,外来者所做的这些还是具有一点点新鲜感的,包括他们的奇装异服。
然而,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对外来者的警惕,却是一种本能。
这种本能几乎主导了宜昌民众在开关之后数十年的情绪。
在弱者们眼中,外来者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一种显摆,一种居高临下,一种盛气凌人。
1882年,宜昌城里出现流言:
民间盛传洋教士和驻宜的外国人,绑架中国儿童并将眼睛挖出来做药。
虽然宜昌官方出面辟谣,可民间传言所表达的那种仇外的情绪,却是不可忽视的。
1891年的“宜昌教案”就是这种情绪的一种宣泄。
是年5月,英国太古洋行雇船挂英国国旗,装载黄丝,白腊由重庆下驶,又装火油、海带由宜昌上驶。
长江上空飘扬的异国旗帜深深刺激了宜昌人的心。
就在这个月,江南祈雨的农民队伍进入城内,为进汉景帝庙与占用该庙的海关洋人发生冲突。
农民队伍被清军驱散。
6月,宜昌城内出现了反帝标语。
山雨欲来风满楼。
9月,宜昌人民这种情绪找到了宣泄口。
宜昌乐善堂街天主堂玛利亚方济各教会圣母堂,为办孤儿院收买了一个中国人吴有明拐带的游姓小孩。
小孩家长探得消息,到圣母堂要求交还小孩。
一时,围观者甚众。
官府随之带兵到堂检查。
家长要求归还自己的小孩在情理之中,法国圣母堂花钱买来小孩并且是为了办孤儿院,似乎也有某种道理。
况且,你是不是小孩家长还有一个取证调查的过程。
照理说,这种事,是可以通过宜昌官府调解并得到妥善处理的。
可就在这时,住在隔壁的美国圣公会的洋教士向聚集的群众开枪,并击伤一个,这便引起了公愤。
数千宜昌人烧毁了美国圣公会、法国圣母堂、法国天主堂、英教士和商人住宅数处,并毁英国领事馆,还打伤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籍教士四人。
史称“宜昌教案”。
现在看来,烧毁美国圣公会有些冲动(揪出伤人者就行了),但还有理,那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可殃及其他国家的教堂及英领事馆,仿佛就就有点“扩大事端,株连‘无辜’了”。
事件的最后结果,当然是不利于宜昌人民的。
九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压,英、法军舰上驶宜昌。
驻汉口的英、德、俄、意四国战舰也举行“联台演习”,放炮示威。
清政府除了赔款外,还捉拿了带头参预闹事的12个宜昌人,将他们充军或鞭笞。
盲目仇外和狂热爱国,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人无可奈何的表现,是一种弱者的行为。
如果我比你强大,我会冷眼看你对我的挑衅。
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让你没有好下场。
可我比你弱,我就只能骂人和蹦大街了。
想想今天的宜昌,“仇外”又变成了“炫外”。
英领事馆旧址开了一家餐厅,老板堂而皇之地将“英国领事馆”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
宜昌市政府批准,将英国亚细亚公司在宜昌的一个残留的油罐作为市级文物,聪明的房地产老板立即以“保护文化”为由,将其作为楼盘宣传的绝妙好辞。
传媒也不甘示弱,借某政协委员之口,批评当局对这个“人类近代工业文化遗产的文物见证”保护不力。
其理由居然是“没有恢复原形(缺顶)”(见2008年6月25日《三峡商报》)。
很显然,他们已经忘了这个油罐的来历――一个不请自来的外国公司的赚钱工具。
把它当作文物也可以,但你得真实地告诉今天的市民:
它见证的还有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工业文明!
当然,如果你把这类行为和百年前的“宜昌教案”联系起来想想,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历史滑稽感,在你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究竟是今日之是,品昨日之非;
抑或是昨日之非印证今日之非?
苍天无语,大江东去。
文明的冲撞,甚至激烈的冲突,最后的结果却是文明的融合。
哪怕是强大的征服者,也不可能从根本改造宜昌人。
面对强大的外来文明,中国的古代文明仿佛只是一种文明的化石和标签了。
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影响我们,只是这种影响是内在的。
古人的血液流在宜昌人的血管里。
宜昌人在接受外来文明时,所表现出的种种形态和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不同,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宜昌人特别的“味道”。
巴也罢,楚也罢,今天多谈其实已无意义。
不论楚曾如何辉煌,巴如何有其特殊的文化形态,都与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
今天的宜昌人,受近代文明的影响远甚于受巴、楚文明的影响。
在生理方面的遗传和变异之中,遗传是主要的。
变异的作用缓慢,而且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
但就文化形态而言,很多东西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想想三十年前的中国,看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通商:
码头文化的兴起
宜昌一旦成为了通商的码头,她的变化,自然就会印上浓厚的码头文化色彩。
码头是货物的集散地,宜昌人也就在“左手迎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的生存状态中,养成了自己的性格。
俗话说,无娼无盗无码头。
这话不论在新旧时代,都有其可信性。
民国年代,宜昌城里有三多:
“烟民多、乞丐多,妓女多。
”这是上了宜昌府志的。
这个特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当局给予沉重打击。
此后的一个时期,“三多”基本绝迹。
没想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三多”又会沉渣浮起,而且大有泛滥之势,只是名称“与时俱进”了。
烟民现在叫“吸毒者”,妓女改称“小姐”。
至于乞丐,更成为某些人的职业。
不要小看了这“三多”,它对宜昌人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寄生在宜昌码头的“三多”,既是宜昌人生活形态的一种反映,也是这个城市的需要。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宜昌城,还有些礼仪之邦的色彩。
外来文明在影响宜昌的社会风气时,不得不受传统文明的束缚。
至于新旧中国的说法,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过于概念化。
一无所有的革命者进入城市,他们接受了一个贫穷的中国,同时也接受了一个更为庞大的文化系统。
贫穷的中国可以变富,沉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却让政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麻烦。
就如一个在外流荡多年的游子,他见多识广,满嘴的新名词,对家乡经年不变的习俗忍无可忍。
于是,他用强力将习俗打破,将一些他一知半解的东西当作新文化灌输给他家乡的乡亲。
于是,传统被割裂了,习俗中好的和坏的一同被抛弃了。
这种分裂的文化必然导致分裂的人格。
革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根本性的。
宜昌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受到了它的冲击。
想想文革时的浩劫,我们就不能不在灵魂深处“告别革命”。
可心灵上伤痕的愈合是几代人的事。
最近,我正在撰写宜昌的文化革命史,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
文革时,宜昌中学生中虽有斗老师、斗学生的行为,也有个别打人的行为。
但比起其他地方将老师活活打死的情况,还是要温和得多。
宜昌的武斗较之全国其他地方,规模也要小得多。
这要归结于这个城市浓厚的人情味。
总的说来,宜昌人还是温文尔雅的。
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宜昌城内的居民,不过十多万。
抗战前的三十年,是国民党统治的黄金时期。
那时的宜昌城,为典型的商业码头。
占川鄂咽喉之利,拥黄金水道之便,宜昌的确繁荣了一阵子。
到了四十年代初日寇占领宜昌时,城内商家大多外迁,昔日繁忙的码头也就萧条下来。
不论是繁荣还是冷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宜昌这么个小城的格局并无本质改变。
生活在城内的十多万居民,细数他们的成份,多为小商小贩、码头工人、三轮车夫,走船水手。
他们的后人,虽说当了工人,但血液里流淌的,也还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东西。
总之,多数宜昌人是靠着码头、吃着码头:
他们在小城内过着悠闲的日子,虽无巨富,但也极少赤贫穷人家的孩子,到码头上去拾破烂、挑“散扁担”(相当于重庆人说的“棒棒”)、打起坡、拉边绳,总能混碗饭吃。
发大财的机会少,饿死人的事也不多。
天长日久,这也就养成了宜昌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一总有指望,但也要求不高。
既为码头,宜昌人也就不闭塞。
甚至说,有点赶时髦。
宜昌人接受新事物的热忱和能力都是超前的。
遗憾的是,生活节奏的变化更多是体现在宜昌人的穿着和语言上。
走在宜昌街头,你会看到上海新近流行的服装款式。
宜昌人是外“急”内“懒”。
温和的、相当好懂的宜昌土话被我们说得又急又快,结果弄得外地朋友们一愣一愣的。
如果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语言速度相匹配,那就没人敢小看我们了。
宜昌“土话”,可说是宜昌人最值得骄傲的一种资本。
宜昌方言属北方语系,宜昌人说普通话是比较容易的,宜昌话和普通话主要就是四声的区别,卷舌和不卷舌的区别。
我的一位学弟,三峡大学文学院院长王作新先生写了一本关于宜昌方言的专著。
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得知,现在流行的所有宜昌土话,基本上都可以从古代汉语中找到出处。
而且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中的生活用语,不是现在的北京话,而和宜昌人的习惯用语基本一致。
码头边的人总是热情好客的。
重情重义的品质,在楚人的血液里长流不衰。
只是经过近百年来商品物化的浸淫,当今宜昌人的热情里,似乎有了那么点算计的成份,那么点小家子气的味道。
宜昌这个小码头,很难培养那种对朋友豪爽大度,两肋插刀的人了。
先贤的风骨被近代的风雨洗刷得几近变色。
现如今,宜昌城区的失业人数,在湖北占第二位,加上二十岁左右的无业人员,以及买断工龄的各种人等,城区的闲人,总数在二十万以上(这和外地在宜的常住人口大致相当)。
人人都喊钱少,可没见几个人在想法挣钱。
打一块钱的麻将“倒倒胡”,斗三毛五毛的“小地主”,宜昌人乐在其中。
至于擦皮鞋、卖小菜、做家政,给人通下水道、修理自行车等等事情,绝大多数是外地人。
几个大型棉纺厂的合同工,差不多也是周边农村的孩子。
我们宜昌人的大姑娘小伙子,宁可在家呆着,或是找父母要十块钱,在网吧里泡着,也不愿去干这类事情。
街头巷尾,或是酒楼茶座,若有一伙人在高谈阔论,说着某事可以挣钱,那多半也是我们宜昌人,不会是外地的打工仔。
外地人在宜昌做各种生意,而宜昌人在宜昌坐以论道。
宜昌人喜欢“日白”,不大喜欢实干。
“日白”不花本钱,又能显示我们的聪明;
干事是要付出精力的,何况还有风险还有失败的可能。
而我们宜昌人最爱面子、最怕失败。
我们经常见到一个人被说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却极少看见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
于是,我们就喜欢用一些小的幻想来安慰自己,总以为明天会有奇迹发生;
若明天和今天一样,则一边指望后天,一边用一些小的欢乐来麻醉自己。
长此以往,就形成宜昌居家混日子的小男人多,拼命干事业的大男人几乎不见。
我们经常吹嘘宜昌“人杰地灵”。
实际上,“地灵”倒是不错,“人杰”就说不上了。
至少最近几十年,不见一个宜昌人干出了什么大事业。
在全国各行各业中,很难找到一个值得一说的宜昌人。
这并不是我们宜昌人笨,恰恰相反,宜昌人灵光,只是灵光的宜昌人过于小家子气。
在一个小圈子中斗斗心机,玩玩心眼,较一个你长我短;
或者,跟在一个成功者后面,指点评说,做一个事后诸葛亮,同时证明自己比成功者更高明。
至于海阔天空,叱咤风云,敢为天下先,就不见了我们宜昌人的身影。
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是缺乏拼搏精神。
说白了,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这才是我们多数宜昌人的写照。
这才是我们的“宜昌精神”!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宜昌小码头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葛洲坝水电站的兴建,不仅扩大了宜昌城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大批移民。
想想当今住在宜昌城内的人,老宜昌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少,这是宜昌发展的大好事。
移民:
码头文化的迅疾“变脸”
1969年,葛洲坝水电工程开工。
可以说,没有葛洲坝工程,也就没有宜昌城的今天。
宜昌的沿江大道就是用开挖葛洲坝的土石方填起来的。
这条大道的修建,大大改变了宜昌城的风貌,为宜昌城的扩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宜昌城区的人口,也一跃而发展到近三十万。
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宜昌改变了相对单一的人口结构,开始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移民城市。
宜昌城内居住着全国各地的人,很自然,宜昌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当然,在葛洲坝建设的初期,宜昌城的居民也曾抱怨过飞涨的物价,也承担了建设过程中的所有痛苦,也在飞扬的尘土、乱哄哄的环境中极其不安地度过了十多年。
1992年宜昌地、市合并,宜昌城的文化格局和地理格局同时膨胀了。
宜昌从一个小城,向中等城市过渡。
可是,宜昌人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被动接受的。
宜昌人用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调侃,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来捍卫自己“城里人”的尊严。
在宜昌老城居民中,开始流行两个有意思的词汇,一个叫“弯管子”,一个叫“葛普”。
“葛普”专指生活在葛洲坝工区人的语言。
的确,他们的普通话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你一听就能明白他们不是宜昌人。
而“弯管子”就是专指各种乡下口音了。
如果说“葛普”的说法,只是表示了宜昌人的精明和一种不乏善意的调侃,那么“弯管子”则是宜昌老城人对所有进城乡下人的蔑称,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自慰。
宜昌地、市合并让老城人最感失落的,是一大批说乡下话的人当了他们的头儿。
自视清高的宜昌人看不惯他们,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被领导的现实,于是,他们就发声感叹:
现在是农村包围城市,“弯管子”们掌了权。
其实,这个革命性的变故在宜昌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正是因为在宜昌城里说各种口音的人多了,才给宜昌城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农村进城的人,他们都是经过一番苦斗(少数人是因为机遇)才成为城里人的。
因而,他们的能力,普遍比那些安于现状的老城人强。
文化的生命在于文化的融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批移民涌入宜昌城,发展到今天,城区里居住的80多万人中,老宜昌人所占比例已不足二分之一。
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宜昌小码头的格局被打破了,宜昌人的眼界也渐渐开阔起来。
纵观人类进化的历史,移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和中国的深圳了。
三峡工程的上马,给宜昌城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机遇。
其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筹备成立三峡省开始,宜昌城就渐渐为全国众多的媒体所关注。
宜昌城曾内定为未来三峡省的省会。
这个消息被宜昌人当作事实,让不少人为之欣喜若狂,不少人为之蠢蠢欲动。
荣升为省会城市让宜昌人似乎有了一种成就感。
可惜好梦不长,随着三峡省的夭折,让那些骚动的灵魂又回到了先前的生活轨道。
现在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宜昌错失了一种快速发展的机会,但可以说,历史的灵光一现,还是让宜昌人看见了未来更好的前景。
1992年全国人大会通过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决议,宜昌便成为一方热土,吸引着四海的有识之士。
随着三峡工程的进展,宜昌城也扩建成拥有100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就在三峡工程是利是弊的争论日益国际化,三峡工程却一天天变为现实之际,宜昌老城也逐渐被改造,那个小巷众多、街面窄小的旧城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淡出,只在我们这些老城人的心中,勾起某些温馨的回忆。
当然,在城市建筑中,今人的短视也是令人痛心不已的。
宜昌城内众多的湖泊被急于卖地的当局者几乎全部夷为平地,就是一种极大的罪过。
宜昌城因少了那些湖泊而失去了不少的灵气。
美女:
栀子花般的清丽
在不少人心目中,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往往会和那个城市的女人联系起来。
二十年多年前,有朋自远方来。
酒足饭饱之后,在灯火长明的解放路,他忽然对我说,宜昌美女如云啊!
朋友是见过世面的,绝不会信口开河。
然后,他补充说,中国的美女就在长江流域,主要在重庆,宜昌,还有扬州。
朋友的抬爱让我惊讶。
重庆妹娃之美,有口皆碑;
扬州自古就出美女,更是有史可稽。
民国年代,宜昌美华里的扬州妓院,在宜昌曾独领风骚。
宜昌虽出了个王昭君,那毕竟是远离城区的兴山乡下。
将宜昌和重庆、扬州并列,是不是太给宜昌人面子了?
说实话,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半个世纪,就没有朋友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久入芝兰之室,不闻其香?
抑或是我熟视无睹,审美疲劳?
朋友走后,我真正地过细看了一遍城市的女人们,所谓过细,也就是上街时,特别留意而已。
很遗憾,我没有朋友那种感觉。
粗看之下,宜昌女子多数风姿绰约,招人眼球。
那大抵是因为水色好,身材不错,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习惯。
可你过不得细,一句话,宜昌的女人多数不耐看,五官柔和可经不起推敲。
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选美了。
你看看报上登出的美女照,多数会贻笑大方。
看到报纸上的她们,我不得不佩服她们的勇敢,佩服她们的“重在参与”。
从那些并不怎么美的相片上,你会觉察到宜昌人那种什么也不在乎的神情。
也许是小圈子里的溢美之辞让她们滋生出如此的自信。
当然,平素她们走在街上,回头率也是有的。
就是说,她们给人的感觉,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美的。
可那是身材、气质和肤色以及会打扮等综合因素决定的。
她们就是不上镜。
一上镜,她们五官的毛病全暴露无遗。
有一年,为了找一张美女照做杂志的封面,我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几乎跑遍了城区所有的照相馆,可就是选不到一个能上封面的宜昌女孩。
正当我准备放弃之时,在中山路,我忽然见到对面走过来一个女孩,穿着打扮极其普通,不张扬,不耀眼。
过细一看,她的五官匀称,秀气中透出一种淡雅的古典美。
于是,我上去打招呼。
她先是有些紧张,等到我说明来意,并且弄明白我不是玩“马路爱情”的色狼后,才同意我到由她指定的照相馆去拍了一组照片。
效果果然好。
在流行美女做封面的年代,她的照片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雅致的古典美,一点也不粗俗。
当然,她也不是美得洋气和夸张的那种。
在我的眼中,她的美正好和我们这个城市的风格相容。
可惜,这样一个颇能代表宜昌形象的女孩,却死于一场车祸。
所谓红颜薄命,这位在大街上邂逅的女孩,让我为之惆怅许久。
假如一定要用某种花来比喻宜昌女人的话,我想用栀子花比较合适虽不富贵,却有浓烈的香气。
自得耀眼,亦能清热解毒。
至于今天,宜昌大街上满是外来的乡下妹,你想从她们身上认识宜昌女人,那就是无稽之谈了。
外表柔弱的宜昌女人,大都有一颗比较坚强的心。
这个坚强,当然不是指她们在打击和灾难面前的从容不迫,而是在对人生的选择和算计方面,太符合这个码头城市的内在品性了――实在而且极少浪漫。
现在的女孩子绝大多数都很实在,全中国大抵如此。
在商品化物质化的年代,人们都觉得可以理解。
可宜昌女人的实在,是有传统的。
从小到大,几十年了,在宜昌城看到的,听到的,极少有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女人。
偶然听说到一个,心里就会敬佩有加,恨不能一睹芳容,结为知交。
这一切都归结为宜昌是一个小码头城市,她缺少浪漫情怀。
当然,传统的宜昌女人,一旦结婚生子,基本上都是比较贤惠的。
她们给丈夫面子,在人多的场合会维护丈夫一家之主的形象。
哪怕她们是家中实际的老板,也不会表现得那样飞扬跋扈。
在做妻子方面,她们的名声绝对好过邻近的武汉女人。
她们一生都会守着那个她们自己挑选、自己辛苦营造出来的家。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是有某种气质的。
宜昌城的气质虽说不上是高贵或者优雅,那样太贵族化。
她也不像上海那般小资,她还高攀不上。
宜昌城是平民化的,充满了市民气息,但她决不粗野。
有点小家碧玉的味道吧。
这是浸透了码头工人血汗和小商小贩艰辛的十足的城市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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