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地处理及其影响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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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公报》1月22日的新闻报道中也提到“欧和议会之宗旨——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又云和议会之宗旨即世界之和平，吾人应努力从速进行云云”。

会议名义上拟定对德和约、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一场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

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团参加会议。

代表团由北京和广州派官员联合组成，有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的王正廷等。

其实，早在和会召开之前，北洋政府就规定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

因为1914年8月，日本不顾中国反对，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对德宣战，强行控制了山东，并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迫使北洋政府签定了有关条约。

所以此次会议对于中国来说，重中之重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

中国舆论界也一直对于和会表示密切关注。

《大公报》1919年1月7日登载的《巴黎和议会之期》谈到：

“一月十三日业经公认为英法美意在巴黎外交部举行和议预期讨论会之日期，以便解决条件。

巴黎第二次开会时即与敌国及其他协约国之代表商议协约国之条件，最后决定时即于维尔萨勒和议会提出交与敌国和议会之事，现益简单易于解决……”1月8日，大公报刊发《西报论我国应提出之和平条件》指出：

“日本现抱有一种信心，以为彼能在欧洲和会推翻中国欲保其领土完全与主权独立之计划与希望，此殆无可疑者。

……日本与会允许中国赞助其取消合约之提议，惟日政府以二十一要求所夺取中国之种种让与权则需中国助日本取得列强之承认以为酬报。

”

由此可见，在1919年1月13～1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之前，中国社会已经对于与会各国及自身的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及时的关注，其实也悄悄地为日后的中国社会努力争取赢得自己的权益而爆发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山东青岛问题的关注从巴黎和会召开前便已未雨绸缪。

当谈到胶州问题时，梁启超郑重指出：

“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与德条约已遭废弃，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之说法，自是已无根据。

”

但无疑，在会议的开头，帝国主义列强们都打着和平的旗号，而我们也被这样的光环所蒙蔽。

在1919年1月22日的《大公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又云和议会之宗旨即世界之和平，吾人应努力从速进行云云。

”可见当时的中国当局，对于当时的帝国主义是抱有强烈幻想的。

而广大中国人民在舆论的引导下，也纷纷表示出支持顾维钧率团前往巴黎，作为战胜国从战败国德国手中，取回对山东的主权，并且对此充满信心。

一直到2月7日的大公报上，我们都仍能看到巴黎和会被亲切地成为“世界和平大会”。

总的来说，这时的巴黎和会还是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在中国社会来讲，群众与官方的立场也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由于各大国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

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这就为英﹑美﹑法等国操纵会议大大提供了方便。

二、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经过

1月27日，当五大国在讨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处置问题时，日本突然提出要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坚决主张不把山东问题划入讨论议题，意图由日本独占原德国的权益。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十人会”便临时通知中国代表前来陈述意见。

1919年1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国直接收回青岛的长篇申请，全面论述了中国收回青岛主权的正义要求。

然而大会迟迟不作决定。

这使得国民普遍对中国能够收回山东主权表示担忧，由当时的著名报刊《大公报》刊载的漫画和时评可见一斑。

从2月15日到5月5日的大公报漫画中几乎均能看出民众对失去中国在山东的主权的担忧和对外交代表团的疑虑。

2月15日，该报发表第一篇有关新闻漫画，题为《国外情形势将如此》。

在画上，“欧洲和平大会”专使的口中封着日本旗，暗示中国外交代表团必然被日本收买。

次日漫画题为《亲善目的》，描绘外国代表在交换青岛的情景。

4月1日的漫画题为《善吞》，一个日本人装束的魔术师口中吞入铁路，火车上写着“青岛胶济路”。

4月24日的漫画是《已成幻境》，寓意日本交还青岛无望。

5月2日的时评指出，意大利国务总理奥兰多因与威尔逊产生了争执而离开和会，引起了和会的波动。

可见，帝国主义在相互争夺利益的途中，渐渐暴露了其丑恶本质。

国内对于巴黎和会中青岛的处置已经对我国立场不再坚定，在担忧了太久之后，国家实力的低微弱小已经导致国民对国家未来方向的徘徊。

4月29日，美、英、法三国作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权利让与日本，在天下华人同声抗议的高潮中，北京政府屈于日本压力竟于5月31日及6月9日先后秘密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

陆征祥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4月30日，在没有经过中国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即《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

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问题，日方只肯做口头承诺而反对在和约中明文规定，因此这三个条款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这样中国不仅没能收回山东的权利，反被日本帝国主义将它在山东的侵略用《凡尔赛和约》合法化。

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

“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至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

中国的命运因为渐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

这种不信不义之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山东为京津咽喉，山东不保，北京亦不可保，形势十分危岌。

三、和会对青岛问题的处理引起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和会召开的过程中，当局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大公报》于1919年4月28日报道说：

“青岛问题有关各国共同管理之说传来本埠，一般人士引为国辱，人心大受刺激。

而当局赞同之，因其有利于维持东洋永久之和平。

”此时舆论的主调是抗议西方列强，抨击政府当局。

1919年5月2日，梁启超于《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

“青岛者，中国领土也。

中国人不能有是，而德人有之。

中国不能攻是，而日人攻之，我国四万万之众，果何暇为德人攻之而为日人贺也？

为德人悲，胶州湾之处分，实为世界问题，眈眈环视者，岂为日本？

中国所自为者，唯当和平之时，努力以图保持自己之权利耳。

”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观点，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和当局的软弱，极大地震怒了中国人民。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国内的五四运动。

经过数月的酝酿，国内抗议浪潮终于在5月4日爆发，这是长期国内外矛盾累积的结果。

这场运动由学潮进而发展为全国性罢工罢市，从北京到上海、四川，都发起抵制日货风潮，并要求政府惩办国贼，要求外交得胜。

此时，舆论也完全倒向群众一方。

5月6日，《大公报》“北京特约通信”栏目发表《学界争青岛风潮之昨闻》，是对“五四运动”的首篇报道，对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日的漫画《努力瓜分》，画上五头牛在抢一只鸟，寓意主宰巴黎和会的五大国在觊觎青岛，表达了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不满。

16日刊出漫画《坚不退让》反映民众坚决不放弃青岛主权的决心。

24日刊出《手腕外向，坐失断送》，画中人左手将“矿山”，右手将“铁路”送与外人，而一只穿西装者的手拿“鲁岛”（即青岛）来换，这是抨击当局对国家利益的出卖。

25日刊出的《闭门拒客，胡贪误国》画着驻外使馆，狐面人身的外交官在数外币，这幅漫画与胡政之从巴黎发来的通讯《外交人物之写真》相互呼应。

6月，随着抗议行动向全国波及，漫画也趋向密集，几乎每日都有刊登。

而在全国民众抗议下，当局不得不表明态度。

《大公报》6月25日发表《政府致巴黎专使电》，文中说，根据国内山东代表及人民之要求，政府发电报给巴黎专使，要力争山东问题。

可见，中国代表团最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很大程度是由于国内民众的愤怒和反抗。

迫于人民压力，北京政府被迫于６月７日释放被捕学生。

１０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

7月3日，《大公报》发表外电报道，中国代表团终未签字。

次日，总编辑胡政之也发来巴黎专电，说我国代表团“只得不签字”。

至此为止，可以看做是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之一，也可以看出最后的结果是当局对人民作出妥协的群众议员的初步胜利。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四．巴黎和会前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看到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列强的欺压，我们必然会想，中国为什么会在列强面前受到如此欺压呢？

哲学上说，意识影响行动，中国社会在外国人眼中的印象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对华政策，那么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1919年《大公报》上的报道，以及一些外国主流报纸上的报道，我们不乏看到一些字眼：

贫穷，战乱，饥荒，疾病，甚至中国人的大脖子病成了外国人眼中中国人的代名词。

弱国无外交，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列强对我们的欺压。

据一月份的《大公报》披露：

列强亦将向中国要求若干以为报也今中国可以博得列强诚意与注重者第一在飞出厘金，第二在严剿土匪和种种恶势事，而中国又常先谋国内之和平中国而不安静者试实其代表能在欧洲告成大功。

他们完全将中国视为可以随意谋取利益的场所。

而中国在他们眼中，同样是一个遍布“土匪与种种恶事”的国家，平定匪患，并不是真正维护中国社会安宁，而是更好牟取自身利益！

社会混乱，更多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黑暗，当时段祺瑞控制下的中国政府，对外献媚，对内镇压，控制舆论，全国上下无不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就是一个黑暗无能政府控制下的匪祸灾祸横行的混乱社会。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社会如此羸弱，那么中国人呢？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的性格感到悲哀。

外国人更是不屑一顾。

梁启超于《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

”这句话令人激动的是国家尚有人具备主权意识，但更令人悲哀的是国人对于侵略者的冷漠与麻木，对于自己国家的漠不关心。

这样的国民，在外国人眼里，如何保全自己的领土？

1月20日的大公报披露出的日德盟约，最终也给了那些为日人贺德人悲的人一个大大的讽刺。

我们现在反思外国人的如此嚣张从何而来，不难看出，来自于我们国人自己悲哀的性格。

不仅这样，在当时《泰晤士报》的一份报道里，把中国人描述成:

矮小，懦弱，面无表情的亚洲人。

这样的人民，难免不会引来外族的入侵。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的不公待遇很大程度上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

国民民族性的丧失，国家意识淡薄，诸如此类，无疑为外族入侵提供了便利。

四、结语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的这句话道出了山东地位之重；

“即令日本有驱逐山东德国势力之功，中国断不能以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播将来战争之种子”，这句话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日本对中国山东的意图无疑是狼子野心，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对中国人民的挑战，对中华民族的示威。

古老的《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狼在河的上游，责备下游的羊把水搅浑了，羊说，他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

狼又说:

“但是你去年骂了我爸爸。

”羊回答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

狼于是对羊说:

“即使你善于辩解，我还是要吃了你。

” 

这段寓言就是对旧中国外交的最好注脚。

今人回看那段已随风远逝的历史，不免为就中国的屈辱外交感到深切悲哀。

“弱国无外交”，这是个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

要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续发展，除了强大，别无他途。

常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屈辱史，一段血泪史，满是伤痕，不堪回首。

悲哀，是后来人赋予那个时代独有的情感名词。

但除了悲哀，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历史那样的演进，我们无权去责备。

我们能做的，该做的，就是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

参考：

《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