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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以“苗、教为大宗”,其特点是“苗、教、仲、回分合聚散”。
千里苗疆闻风而起,组成了大小数十支队伍,以黔东南的张秀眉起义军和黔西北的陶新春起义军势力最大,此外还有高禾、岩大五、包大肚、潘名杰、李洪基、柳天成等领导的苗军。
“教军”以“斋教”为组织发动形式,因其各支以不同颜色的头巾为号,又称“号军”,分为红号、白号、黄号、青号四支,以刘义顺领导的白号军和何得胜领导的黄号军最有实力。
在此期间,布依族有杨元保起义,侗族有姜映芳起义,水族有潘新简起义,仡佬族有曾三浪起义,回族有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白旗军。
各支义军虽以某一民族为主,但均有其他民族参加,他们在战斗中彼此呼应,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但又不相统属。
起义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直到同治十一年(1972年)才平息下来,前后18年时间。
成千上万的农民,狂飚似地在贵州高原上来回扫荡,使得清王朝在贵州“全省几无完土”。
咸同大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下发生的,与太平天国有诸多联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首先受其影响的是黔南,三年后在独山爆发了杨元保起义,揭开了咸同起义的帷幕。
当时,白号军领袖刘义顺就看见了这种形势,断言“天下不久必有大乱”。
从全国战局来看,太平天国树起了一面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北方的捻军、西北的回民、云南的杜文秀、李文学和贵州咸同起义闻风而起,造成了波澜壮阔的滚滚洪流。
倘若没有其他各地的起义,太平天国就会处于孤立无援。
恰好因为四处起火,弄得清王朝手忙脚乱,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太平天国。
反之,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支撑大局,减轻对贵州的压力,那么,贵州的咸同起义也不可能持续18年之久。
事实证明,在太平天国全盛时期,贵州咸同起义进入高潮,而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贵州就成为清王朝镇压的重点,起义逐渐转入低谷,最后归于失败。
这里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太平军三次入黔。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江,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10万太平军经过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假道黔省,以入蜀疆”。
从这一年开始,先后有五支太平军进入贵州,前后活动五年。
最先是靖王李文茂的部队,活动在黔桂边境。
曾广依的部队,曾经与何得胜的号军、潘名杰的苗军联合围攻贵阳。
余诚义的部队,转战贵州三月而离去。
石达开亲自率领的部队,进入贵州后取道黔北、黔西北而入四川、云南。
李文彩的部队转战黔南和黔东南,与张秀眉的苗军并肩作战,直到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
在咸同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贵州“教案风潮”迭起。
贵州的“教案”在全国是有名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连绵不断,其间发生了十多起较大的“反洋教”斗争,在国内殊为罕见。
影响最大的是青岩、开州(今开阳)、遵义三教案,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并成为中、法两国外事交涉上的争端。
青岩教案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它是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是《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教案。
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哥土耆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派两广总督劳崇光前往贵州查办,双方经过多次交涉未达成协议。
事未了结,开州教案又起。
贵州主教胡缚理立即禀报法国公使,约集英、美、俄等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提出“强硬抗议”,要求“严办官吏”。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商议,决定将田兴恕发配新疆,将贵阳六洞街田兴恕公馆改作天主堂,下令将宣传反教的书籍销毁,有关官员撤职查办,赔偿银1.2万两。
青岩、开州两案结案后,官绅“畏教如虎”,不敢再参与“反洋教”之事。
外国传教士取得“胜利”之后,更是趾高气昂,变本加厉地展开攻势,以抬高教民的手段来争取信徒。
更有一些士豪劣绅、流氓地痞,借教会势力欺压良民,为非作歹,致使“民教相仇”,造成对立情绪。
在19世纪80年代,又爆发了永宁(今关岭)、遵义、兴义、安顺、桐梓、独山、仁怀、绥阳等几起教案,以遵义教案最为突出。
遵义教案发生在同治八年(1869年),在它的影响下,不但贵州又爆发了几起教案,而且推动了四川酉阳教案和安徽的安庆教案。
法国政府见事态愈演愈烈,竟派军舰以相威胁,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屈辱媚外。
清政府处理上述九起教案的方针,就是严惩“煽动之民”,对“平息教案有功”的官员加官晋级,将办案不力的官员正法、充军,赔偿法国银七万两。
但教案风波并未因此平息,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反洋教”斗争再次兴起,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尤为激烈,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对于贵州教案,曾有人用“中西文化冲突”来作解释,认为是“贵州落后”,抵制“先进的西方文化”,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首先,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千年历史,唐代称为“景教”,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明代则有“耶稣会”等,清代前期仍继续传播,但都没有引起教案,为什么在鸦片战后却层出不穷呢?
应当看到,在“文化冲突”的背后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冲突”。
引起一连串教案的真正原因,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凭着他们取得的“传教特权”,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耀武扬威,藐视官府,欺压百姓,霸占田土,唆使一些惹事生非的人挑起事端,并勾结一些流氓地痞仗势欺人。
这些狂妄自大、横行霸道的行径,使人们很自然地把“洋教”与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联系起来,把对列强仇恨的怒火,集中到“洋教”身上。
事实上,在用武力难以征服中国的情况下,列强不得不“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实际上是传教士搭上侵略者的车,侵略者以传教士为其先导,宗教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
还有一点必须提醒,当时所反的“洋教”是天主教,它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失去了欧洲许多地盘,于是罗马教皇便希图在东方得到补偿,挽回它“失去的天堂”,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反动势力,并无“先进”可言。
咸同大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在贵州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尽管在此期间,贵州经济处于残破,文化凋零,但从思想的层面上看却是一次大的跃迁。
这是一次革命的洗礼,人们在血与泪中感悟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政体,谋求中国自立、自强之路。
持续18年的大起义说明,在贵州各族人民心中,已经无视于官府,无视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这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正是贵州近代思想始终处于激进的重要原因。
在“反洋教”的长过程中,贵州人民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
“海外传教”与“海外殖民”,实际上是同一目的的两种手段,“上帝”并不是什么“救世主”,在对待教徒与非教徒的问题上总是偏心的。
贵州人民面对面地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抗争,亲身经历了受外国侵略者压迫之苦,越来越清楚地看见外国传教士的真面目。
事实告诉人们,清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的利益,它对外妥协、屈辱,对内恫吓、镇压,再这样下去,中国将坠入亡国灭种的深渊。
血与火的教训,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对清政府的不满坚定了推翻封建专制的决心。
正是这些原因,贵州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崛起,辛亥革命也走在前列。
(二)、维新思潮澎湃而起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孤陋寡闻,很少有人出国,对西方的情况知之甚少。
黎庶昌是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即随郭嵩焘出国,先后担任中国驻英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使馆参赞,在欧洲五年,游历了十个国家。
他将其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西洋杂志》,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使国人耳目为之一新。
这本书80年代重印,列入《走向世界丛书》。
黎庶昌在欧洲期间,正值洋务运动的高潮,洋务派皆热衷于武备,悉心于制造枪炮弹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外国的技术而不敢触及政体。
《西洋杂志》以新奇的眼光,开放的态度,盛赞西方物质文明,意识到“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所以中国不如西方国家发达。
它以大量事实告诉国人,中国必须走学习西方文明之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他胸怀“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本根,为生人振气节”的思想,亲历其境,在欧洲作了深入的实地考察,认为西方的“民政之国”优于专制政体,赞扬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认为这种政体“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
他的观点,不同于洋务派“中学为体”的主张,更不同于坐井观天的顽固派,显得更加理智,更加务实。
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不可能提出反对封建政体,但事实上是倾向“民政之国”的,下则求“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制度,上则求“无君主上下之分”的民主制度。
他的思想已突破了洋务派的框框,触及政治改革,事实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先驱。
梁启超说:
“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的剧变,前波后浪展转推荡。
”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办洋务并不足以使中国富强,必须变革政治制度,于是,“维新”思潮澎湃而起,终于导致了戊戌变法。
寂静的山乡,此时已不寂静,掀起了阵阵狂涛,激起朵朵浪花,表现出贵州人极大的爱国热忱。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出,全国一片哗然。
中国如此泱泱大国,竞会惨败于区区岛国日本之后,这已是叫人不堪忍受的奇耻大辱。
何况,《马关条约》十分苛刻,不但要赔款,还要把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给日本。
痛定思痛,国人在苦痛的呻吟与沉思中看见了日本强盛之道,在于“明治维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康有为集合十八省举人于北京宣武门外松筠庵会议,到会者1300多人。
与会者要求联盟上书,恳请朝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集千人在京城请愿,在封建时代绝对是“大逆不道”,因此在签名时许多人迟疑、退却,所以在《上书》中签名的只有603人(内缺两省)。
现存《公车上书题名》,记有600多人的姓名、籍贯和科甲。
广西最多,共计99名,贵州为96人,仅次于广西。
康有为一连上了六次书,但都因人微言轻而不能上达。
康有为也曾多次请托朝中大员转呈奏章,但大臣们都感言辞过激,不愿担此风险,婉言拒绝了。
变法的中坚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能进入决策圈子,实际上是贵阳人李端棻密为保荐。
当时,李端棻是二品大员、工部侍郎,有资格面见皇帝,于是秘密引见了这批变法人物。
此事虽然机密,但却瞒不过深谋老算的慈禧太后,所以在她亲政以后,以“竞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的罪名,将礼部尚书李端棻“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敬惩。
”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
在奏折中,他大声疾呼“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在此“需才孔亟”之时,必须兴办学堂,广开民智,培育英才,适应世界潮流。
他提出了“一经五纬”的主张,以学校为“经”,以建藏书楼(即图书馆)创仪器馆(即科学馆)、设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留学生和出国考察官员)为“纬”。
他的奏章被光绪皇帝采纳,进入了政府决策,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从此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也在这种情况下开办,成为北京大学的前身。
这一奏章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指针。
设译书局和仪器馆,引进了西方科学文化。
建藏书楼和办报纸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报纸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选派游历者更具有开放意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主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
尽管戊戌变法仅施行一百零三天就失败了,但由此开创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却继续发展,直接影响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
教育是维新变法的重要切入点,维新派认为:
“变化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成为新学的重要开端。
贵州得风气之先,于当年改革学古书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改革学古书院的是李端棻保举的严修,他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894—1897年)任贵州学政。
他改革学古书院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用之才”,改革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现“泰西之学俱为当务之急”的思想。
他亲自到各府去寻访人才,选拔了48名高材生。
开设的课程有经史、时务、算学、英语、格致(物理、化学)、地理等,打破了以往只读“圣贤书”的教学,开启了贵州的近代教育。
严修又创办了贵州官书局,它比北京强学书局和上海大同译书局稍早,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推动作用。
在此期间,严修上了一道《奏请设经济特科折》。
他所讲的“经济特科”,包括内政、外交、理财、经武(军事)、格物(数理化)、考工(工业制造)等六个方面,目的是培养一批适应社会发展需的人才,他主张“经济特科”与原先的科举并行,纳入国家考试,实际上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的一科尝试,在1901—1906年曾一度在全国施行。
在奏章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才观,极力主张“破格求才”,中心思想是“破常格”、“设专科”、“搜异才”。
“破格”颇具开放意识,主张“录用无资格”(无论官员与布衣或秀才、举人、进士都可以量才录用)、“去取无定额”(有多少合格就取多少)、“考试不定常期”(可随时举行)、“选送无限疆域”(任何地方都可以考)。
他认为地方官吏必须留心搜访人才,发现人才多的要奖励、重用,不重视人才的官要加以惩处,埋没人才的要罢官。
“经济特科”抓住了时代的脉膊,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呼唤新一代人才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贞丰位于北盘江畔,有船与两广相通,商务繁忙,有“小贵阳”之称。
当时在贞丰任百层厘金局总办的吴嘉瑞,与谭嗣同是同乡,在维新变法上有共同语言。
谭嗣同的变法思想集中表现在《仁学》一书中。
这本书是在变法失败以后若干年才出版,而贵州率无传播其思想,在贞丰建立了“仁学会”。
仁学会经常组织演讲,讲述国际时事、国内政治及西方科学文化,敢于“揭穿政治黑幕,言人所不敢言”。
许多青年为之倾倒,一时间,维新思想弥漫贞丰全城。
当时参加仁学会的有数十人,后来有的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创办学校,有的编辑报纸。
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张百麟,年轻时拜吴嘉瑞为师,受其思想熏陶。
由于维新思想在贵州的传播,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以后又出现了《贵州公报》、《西南日报》和《贵州自治学社杂志》,思想逐步开化。
贵阳文通书局始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全国仅比商务印书馆晚11年。
钟昌祚成立“不缠足会”,提倡妇女解放。
白铁肩开办贵阳女学,提倡妇女读书。
贵阳出现了“科学会”,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宣传革命思想。
贵州自治学社和立宪预备会等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在清末产生,在兴办学堂、开办实业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为贵州辛亥革命打下一定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在历史上,有如昙花之一现。
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为止,总共103天,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百日维新”。
一个初生的婴儿,刚满百日,竟被活活掐死在襁褓之中,这是何等凄惨!
何等悲哀!
不过,这“维新”的百日,的确不同寻常,它做了几千年难得的一梦,梦想把自秦始皇以来日盛一日的君主专制就此了结,学习英、俄、日走变法之路。
这是几千年无人敢想、无人敢做的事。
然而,历史像是有意开玩笑似的,留下的,却是一滩殷红的血。
血,使人感到凶残、可怖,触目惊心。
但血的教训,更能发人深省。
(三)、辛亥风云回旋激荡
人们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彻底结束封建皇帝在中国的统治,杀开一条生路,建立“共和国”,于是,革命思想浩浩荡荡地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终于导致辛亥革命爆发。
农历的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也就是末代皇帝的宣统三年。
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首先在武昌举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
往后的历史进程有如疾风闪电,22日湖南、陕西宣布独立,23日江西九江起义,29日山西独立,30日云南新军起义,11月3日上海建立军政府,而就在这一天晚上9点钟贵州即响应武昌起义,与上海同列全国第六。
以后响应武昌起义的,有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在短短一个月内,全国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王朝的统治。
贵州在辛亥革命中名列前茅,是因为咸同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已作了铺垫,维新变法失败的教训进一步把贵州人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贵州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自治学社,在全省有47个分社,最多时有社员十万余人。
在此之前,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贵州有平刚、于德坤等人参加,建立了同盟会贵州分会,同时在省内发展了一批会员,其中有些同盟会员参加了自治学社,自治学社员也有人参加同盟会。
在同盟会的推动下,自治学社迅速转向革命,通过《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和社员的活动鼓吹革命,并运动新军,发动陆军小学堂的学生,联络哥老会,造成很大势力。
贵州的“光复”极富戏剧性,一夜之间便换了“大王旗”。
1911年11朋3日傍晚,起义的命令传达到陆军小学,但事机不密,被巡抚沈瑜庆知道。
陆小向驻在南厂的新军求援,标统袁义保出面阻拦,队官杨树青朝天打响了第一枪,新军在杨荩诚、赵德全的带领下列队入城,沈瑜庆命卫队抵抗,而卫队已经反戈,末代巡抚沈瑜庆长叹一声交出大印,黎明时“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宣告贵州“光复”。
这是一场兵不血刃的革命,起义的枪声虽然打响了,但并末遭到抵抗,没有发生战斗,一声吆喝便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
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咸同时期清王朝在贵州就“已无完土”,而到了清末更是日暮途穷,所以在四面楚歌声中已是不堪一击,不打自溃,因而出现了这种梦幻般的历史巨变,在一阵呐喊声中一命呜呼了。
然而,一夜之间的革命并没有摧毁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作为革命政权的大汉贵州军政府只存在不到90天,便于1912年2月2日被旧势力颠覆了,从此演变为长达24年的军阀混战。
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屠杀,纷纷逃离贵州,组织“冤愤团”上京告状。
可是,那时是袁世凯当权,有冤无处伸,有状无处告。
从贵州看全国,又从全国看贵州,情况都是如此。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改用公历,以这一年为民国元年。
但革命党并无实力,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局面,大权掌握在武人手中,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4月1日把大总统之职交给了袁世凯,前后也只有90天。
从辛亥看戊戌,又从戊戌看辛亥,同样都是百日而终,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封建势力太深,不经过巨大的扫荡就很难改变社会,所以在辛亥革命后全国都陷入军阀统治的深渊。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结束了在中国统治两三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自此以后,任何人想当皇帝都成为不可能。
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然而,历史并不是直线型的发展的,其间有许多波折。
作为封建余孽的袁世凯,在篡夺了革命果实之后,又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
1915年12月31日,独夫民贼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将总统府改为“清华宫”,择元旦为登基之日,并册封皇后、嫔妃及公、侯、伯、子、男各爵,闹得乌烟瘴气。
这是历史的大倒退,是封建制灭亡的回光返照。
然而,封建专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民,再也不容许任何人再当皇帝,于是掀起了反袁的怒潮。
武昌起义后,清王朝为了扑灭革命,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当时,一批思想敏锐的革命党人,在北京组织“暗杀部”,1912年,北京发生了一次震惊中外的刺袁事件,一批革命志士用炸弹轰击袁世凯,刺杀没有成功,有三人壮烈牺牲,时人谓之“刺袁三杰”。
“三杰”中,有两个是贵州人,一个是麻江的张先培,另一个是贵定的黄之萌。
正当袁世凯举兵南下围攻武昌之际,贵阳人熊朝霖在滦州发动兵变,率领敢死队与袁世凯军作殊死战斗。
两年后,锦屏人吴虎头(吴鼐)拟收买袁的厨师在食物中下毒杀袁,不幸被捕遇害。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表明,贵州人民对独裁者深恶痛绝,表明与袁世凯誓不两立的态度。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显露以后,梁启超于1915年底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反袁。
参加策划的有梁启超、蔡锷、戴戡、王伯群、蹇念一、陈国祥、汤觉顿,时人称为“天津七君子”,其中,戴、王、蹇、陈是贵州人。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发难,通电全国反袁,掀起了“护国战争”,维护“共和国”的尊严。
在云南的护国军政府中,贵州人戴戡任左参赞,任可澄任右参赞,陈廷策任政务厅长。
次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坚持“反对帝制,拥护共和”。
当时,云南形势非常紧急,袁世凯派三路大军从四川、湖南、广西三面围攻云南,若不是贵州及时响应,云南首义很可能因孤立无援而被扑灭。
云贵联合组成护国军,解除了云南三面受敌之忧,主动攻入四川,出兵湖南,彻底改变战局。
云贵首义之后,广西、广东、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陕西、四分纷纷宣布独立,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了,仿佛又重新回到“民国”。
可是不久在北京又出现“张勋复辟”的闹剧,三千辫子军又把末代皇帝扶持出来,还将1916年改为“宣统九年”。
螳臂挡车,12天就被“讨逆军”打跨了。
在一片混乱之中,北洋军阀段琪瑞重任国务总理,实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方针,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日本支持,公然拒绝恢复民国建立时通过的《临时约法》,宣布解散国会,于是,孙中山又领导南方各省进行“护法战争”,贵州再一次走在前列。
(四)、一次深刻的文化大反思
从辛亥到五四,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段剧烈的阵痛,在短短的几年间,风云迭起,政局动荡,光明与黑暗、专制与民主、帝制与共国、在此期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引起了人们深刻的反思。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武人专政,军阀混战,仍然是“换汤不换药”,这就引起了思想大反思,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它是对中国文化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新的文化取向,直接针对“愚昧”与“专制”两大社会弊端,具有深远意义。
自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以来,在中国兴起了一个“新文化运动”,请出了“德先生”(德谟克利特,即民主)和“赛先生”(赛因斯,即科学)。
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以“新文化”向“旧文化”猛烈开火,轰击专制独裁,抨击封建礼教,让思想冲出牢笼,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是一股巨大的思想解放潮流,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加速了中国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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