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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陈著《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②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已有很多,较重要的有:
《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③张光直:
《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④李伯谦:
《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其他差别还有,但以此为大。
本文即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夏文化向北方的传播及其与匈奴人的关系。
一、夏文化向北方传播
夏朝灭亡后,夏族人四处奔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以为是向北迁移了。
文献与考古方面都有丰富的材料证明。
(一)先是夏桀自伊、洛迁至晋南。
《竹书纪年》云:
“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①有学者直说斟寻即二里头遗址②。
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夯土建筑,具备作为都邑的条件。
再由“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③看,说桀都斟寻(二里头)是可信的。
夏桀因为荒政无道而遭到东方大邑商的讨伐。
《诗商颂》说,“韦顾既伐”,即是商先进攻夏的与国。
韦与顾遭伐,东方屏障解除,夏桀遂“徙都安邑”④。
商人继续追击,“汤伐桀,升自 ,战于鸣条之野”⑤。
战于鸣条事,各书所说略同,惟鸣条所在地,学者间颇有异论。
《帝王世纪》谓安邑“西有鸣条陌,汤伐桀战昆吾亭”⑥。
此地今仍名鸣条岗⑦。
由“升自 ”⑧及《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绒之墟”⑨看,鸣条在安邑西是不错的。
夏桀败之,古书多谓奔于南巢。
南巢何在?
《史记夏本纪》之《正义》云:
“庐州巢县是也。
”学者至今多以为是b。
周秦至汉魏文献所记“巢父”、“巢亭”、“巢门”、“巢国”、“南巢”之名很多。
南巢在庐州说大概是根据《左传》文公十二年、定公二年所记吴、楚间小国“巢国”之名,附会而成。
实际上春秋时,河南还有一个巢地bl。
夏桀败绩鸣条,是在商人一路追击包围下战败的,南逃巢县的可能性显然不大。
《太平寰宇记》卷四三晋州襄陵县条有:
“巢水源出县东南,巢山在县北15里”。
以事理及地理推之,此巢山、巢水与夏桀败逃处应更相近。
夏、商王朝中心经常迁移,周代殷又封古帝王苗裔于各地,迁封诸侯事也时有发生,古地名因此屡变,造成异地而同名的很多。
两汉经生多据春秋战国的传闻及地名,注疏古书古事,反不如魏晋隋唐各地方志书,根据当地故老相传而记下的可信。
夏人事迹多在山西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①《史记周本纪》之《正义》引。
②吴汝祚:
《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严耕望:
《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1980年第5期。
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又《战国策魏策》略同。
④《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
⑤《尚书序》。
⑥《续汉书郡国志》注引。
⑦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
⑧,《太平寰宇记》卷四六谓即雷首山。
⑨有绒,《史记》之《正义》谓在蒲州,《淮南子地形训》谓在“不周之山北”,皆在今山西境内。
kb南巢在安徽巢县,至今为多数教科书所采纳。
bl《左传》哀公十一年文及杜预注。
(二)山西地面多有大夏、夏墟的名称。
如《史记晋世家》之《索隐》引《世本》云,唐叔虞“居鄂”。
宋衷注:
“鄂在今大夏。
”《左传》昭公元年有“迁实沈于大夏”。
杜注在今晋阳县,服虔说在汾浍之间。
春秋时齐桓公“西伐大夏”①,学者多指在山西西北部。
秦刻石记功碑也有“北过大夏”语。
据刘起 考证,古书所记仅晋西南就有大夏、夏墟之名7处之多②。
由此可见,以夏相称的地名遍于晋境各地。
徐中舒说,“地以大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如大月氏小月氏、大梁小梁、大东小东等③。
大夏应即是从夏人原居地迁出的一部分。
(三)《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索隐》引《括地谱》云: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中国谓之匈奴”。
又张晏曰:
“淳维以殷时奔北边”。
这里直说夏桀之子率众北徙。
(四)与夏人一同北迁的还有昆吾。
昆吾,商人曰鬼、鬼方,周作虞(吴)氏、禺氏,楚则曰昆吾、昆仑。
《国语郑语》云:
“昆吾为夏伯”。
徐中舒说:
“他们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④。
《左传》语:
“昆吾夏桀同日亡。
⑤《诗商颂》也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他们是同宗伯国,因此会协同作战。
《说文》云:
“ ,昆吾圜形器也。
”夏亡以后,圜形器多出土于山西、陕北、内蒙中南部地区,正是他们向北迁徙的明证。
(五)卜辞反映的情况。
有商一代,直接说到夏的文献没有留下来。
卜辞见到的是方、土方、羌方、鬼方等,许多时候他们是商的敌国。
《诗商颂》说,“禹敷下土方”。
土方的地望,邹衡以为在山西石楼县⑥;
李伯谦说“当在太行山北段左近求之”⑦。
两说近。
胡厚宣还考证土即夏,土方即夏人居处的地方⑧。
说明到了公元前15、14世纪,夏在北方还是一个强大的方国,与商人经常处于对抗之中。
正因为此,卜辞常有征土方、 方(方、鬼方,董作宾以为系同音假借字⑨)的内容。
武丁以后他们被打败,从此少见于卜辞。
①《管子封禅》。
②刘起 :
《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一辑。
③徐中舒:
《再论小屯与仰韶》,《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④徐中舒:
《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⑤《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语。
⑥前揭邹衡书,第280页。
⑦李伯谦:
《从灵石旌介商墓之发现看陕晋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⑧胡厚宣:
《甲骨文土方为夏族考》,《殷墟博物苑苑刊》1989年第1期。
⑨董作宾:
《殷历谱论 方即鬼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以上是文字资料的反映,考古文物方面也提供了不少证据。
山西地面,相当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分布比较普遍,“文化分布范围往往都在二里头文化的区域范围内”①。
晋南地区以东下冯晚期为代表②,晋中地区有太原光社③、汾阳峪道河④、忻州游邀⑤等文化遗存。
东下冯类型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最深,这是大家公认的。
“东下冯遗址文化层..(晚期)一般在年代上比河南二里头相同类型稍偏晚”⑥。
显然东下冯类型晚期宜属于夏末或夏亡以后。
晋中地区,“从目前发表的晋中地区(包括吕梁山区)的资料看,相当于夏商阶段遗存其主体成份应属于二里头文化”⑦。
邹衡把它分为四类,其中第二、三两类时代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⑧。
从文化面貌上看,以二里头文化成分为主,如单把鼎、简流爵相似于二里头类型同类器,平口蛋形瓮、鼎、碗形豆见于东下冯类型的地区。
纹饰以绳纹为主,至于圆腹罐等更是二里头文化的标志器。
游邀遗址晚期的许多特征,据发掘报告说,“与其说与龙山文化有所差别,莫如说与更晚的商代接近”。
其实这种急速的变化,正是由于先进的夏文化向北传播造成的。
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到夏后期两者日益接近,到商代夏而起后两者在考古学上已很难区分了⑨。
孔子说过夏、商、周相因相革的话,《礼记礼器》也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
或青或素,夏造殷设,周坐尸”。
说明他们也觉察到这一点。
另外,在太原狄村、东太堡等地出土的陶器鼎、爵、盆、豆等与二里头同类器也相似bk。
夏文化对于北方的渗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向北推进。
如位于内蒙古中东南部的朱开沟遗址第五段(早商),其中大型房址四周均有垫土墙基,居住面用黄粘土铺地,其下铺有烧烤过的细砂。
据发掘报告,造型与建筑方式“与二里头九区的相似”。
不光如此,第五段文化特征的许多方面表明,二里头文化已深入到这里。
①王克林:
《晋国建国前晋地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前揭邹衡书,第136页。
③《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4期。
④《山西汾阳县峪道河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11期。
⑤《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4期。
⑥仇士华等:
《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⑦田广金等: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⑧前揭邹衡书,第272—274页。
⑨田继周:
《夏代的民族与民族关系》,《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又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7页。
《太原狄村、东太堡出土的陶器》,《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如自第三段开始出现的圆腹罐,到第五段时,“这种罐无论在遗址还是墓葬中,均占有显著的位置”。
发展序列极明显,口沿由侈口矮领→直口高领→叙直口矮领,腹部由微鼓→鼓腹→圆鼓,底部由平底→圜底或圜底内凹。
陶器大多数为灰陶,呈灰褐色,绳纹猛增到80%以上。
发掘报告还说,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间有明显的变化。
这同游邀遗址的情况相仿,是由夏文化的深入造成的。
属于第五段的四座出土青铜器的墓葬,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四墓共出土铜戈四件,短剑、铜刀、铜鍪、铜耳环各一件,铜圆牌四件,带纽圆腹罐二件,陶簋、陶豆、石刀、石斧各一件和石串珠等①。
显然这四座墓与其他墓葬颇有不同。
没有花边鬲,而这一直是朱开沟遗址墓葬中最多的器物。
也没有蛇纹鬲,所有的都与二里头的相似。
铜器水平与前期相比,提高过多,看不出连续关系。
相反与二里头、尸乡沟出土的环首刀②、虎头纹③铜戈、短剑等渊源极明显。
结合房址特征及整个陶器变化情况看,说二里头文化的主人已到了这里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北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朱开沟一地。
在陕西北部出土的玉石、陶器④,内蒙古喀喇沁旗发现的石磬⑤,以及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陶爵、 等⑥,都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特征。
内蒙古中、东南部地区可能是夏文化向北推进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夏文化向北推进,与前文提及的与商殷的战争可能有关系。
卜辞有“贞 大邑于唐土”(《金》611),“乙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乙》570)。
就是说战争胜利后,在唐地筑城以监视镇压各部族。
北方地区在受到夏文化影响之前已有自己的文化创建,但是青铜制器水平不高,夏文化推进到这里与之融合,创造了独具特点的新文化,这就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
有人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
夏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影响是很明显的,正是由于夏文化向北发展,推动形成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
朱开沟墓葬的青铜刀、戈、鼎等与圆腹罐、豆、簋伴出是最好的说明。
朱开沟文化到第五段后突然消失了,既看不出战争毁灭的印痕,也看不出自然摧残的迹象。
看来只能用继续迁徙来解释朱开沟最新文化创造者的归宿问题。
殷墟卜辞也透露有这方面的信息。
“己酉卜,贞,鬼方 ,亡囚(祸)?
五月”。
(《乙》
①《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②《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③《偃师商城初步勘探与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④《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⑤郑瑞丰:
《喀喇沁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文物》1983年第3期。
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页。
6684)丁山、于省吾释“ ”为“ ”,“鬼方 ”即鬼方远 之意①。
武丁以后他们不见于卜辞,也说明他们可能移徙了。
他们去了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这前后北方地区有一部分人向西迁徙了,后来被称为大夏、月氏②,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夏家店文化区③,或者留居于河西一带④。
其中一部分我以为去了遥远的西北方。
下面一节是对这一历史变迁的初步考察。
二、夏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卡拉苏克文化是公元前14世纪前后开始出现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沿岸的一种青铜文化。
关于这一文化的渊源,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很大。
本世纪40—50年代,苏联一些学者如吉谢列夫认为,“卡拉苏克文化中,有东南方向中国北部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⑤。
但后来,吉氏转向于肯定塞伊马青铜文化对卡拉苏克的影响。
但是塞伊马青铜文化没有陶器伴出,单用青铜器来推断绝对年代不能令人信服。
一些苏联学者就把塞伊马文化的年代断在公元前11—前8世纪,即不早于卡拉苏克文化。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卡拉苏克文化的发源地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西南、接近于帕米尔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认为卡拉苏克文化创造者的祖先由此渗入蒙古、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同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卡拉苏克文化和鲁加夫卡文化。
卡拉苏克文化的个别器物向南传入中国殷(迟至周)文化中⑥。
此一说法明显不实之处太多,仅是指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在商代早期即已初具规模就足以令其结舌了。
从卡拉苏克文化与其前期安德罗诺沃文化比较及多数学者的意见看,卡拉苏克文化是受外来影响而形成的一种青铜文化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问题是它到底渊源于何处?
我觉得首先分析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然后进行综合考察不失为弄清其来龙去脉的一条路子。
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陶器方面以圜底形器为代表,占绝大多数。
这是和前期安德罗诺沃文化平底形器大不相同的。
圜底器中又以颈部陡直而高度适中的球形或①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8页。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释“鬼方 ”》。
②余太山:
《大夏和大月氏综考》,《中亚学刊》第三辑。
③杜金鹏:
《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④张映文等:
《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吕智荣:
《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崖文化》,《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⑤吉谢列夫: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第4章“卡拉苏克时期”(以下凡引此章不另注),有莫润先等人译本,新疆民族研究所1981年刊印,可参考。
⑥参见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
(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芜菁形”陶罐为最常见(占83%)。
纹饰有乱划纹、杉针纹、几何纹、三角形花边和素面的。
青铜器中弧背弯刀最典型。
吉谢列夫把它分为曲柄刀、凹背刀和弧背刀几种。
不过这几种刀在曲柄、弯尖、有段和有格等主要方面非常相似,说明它们的渊源是一致的。
有学者分析后期以析背刀最典型,是前期发展的形式。
兵器方面有短剑和戈。
短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齿下有凹槽。
铜戈有銎管,近圆锥形,援部扁平。
戈有的呈三角形,有的较方正仅在末端变尖。
工具方面以铜锛为典型,都是有銎锛。
这几样以后期出土的为多。
另外还有一种用途不明的弓形器,苏俄有人叫它“牛轭模型”,主要出土于卡拉苏克文化后期遗址(或叫它“石峡期”)和塔加尔早期遗址中。
以上是卡拉苏克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器物。
很显然能给这一文化以深刻影响的文化族体至少要具备这样三个条件:
一是它的发展水平相当高,因为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制器水平不低于中国北方的青铜文化,某些方面还超过黑海沿岸晚期青铜铸器水平;
二是陶器系列上必须是使用圜底形罐器为主;
三是时间上必须是在公元前14世纪以前已经达到这一水准。
放眼望去,整个欧亚内大陆的广大地区,公元前14世纪以前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文化族体,我以为除了推进到中国北部的夏文化再无第二个。
也就是说,是夏遗民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商人的压迫或其他原因,不远万里向北迁徙,最后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在那里留下了他们民族文化的标志物:
圜底形罐和青铜器。
当时的戈壁沙漠比现在小得多,也窄得多,穿越过去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①。
气候的转变也是有利因素,从夏代后期开始气温变暖,商代大部分时间里气温暖湿②。
这就容易促使原处暖温带的人群向北移徙。
那么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能否在夏文化中找到它的渊源流变的情况呢?
卡拉苏克文化的圜底形罐大多数呈球形,夹砂,灰褐色,往往有三角形花边。
在朱开沟文化中这种罐是在第四段(夏末)开始出现的,到第五段(早商)大有增加。
这种花边罐在偃师二里头出现不少,东下冯类型中已经很多。
陶罐的形状,二里头类型是圆腹、长腹占多数,到朱开沟文化晚期已是“器腹圆鼓,近球状”。
这和卡拉苏克文化的球形罐相差无几,演变序列分明。
铜锛的使用,我国可以追溯到偃师二里头,锛为实心,到商代早期(二里岗)出现了銎管。
这种有銎锛在我国广大地区甚为流行。
卡拉苏克文化的铜锛形状和我国殷周期北方出土的铜锛标本完全一样③。
①吴兴勇:
《论匈奴人西迁的自然地理原因》,《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
②张善余:
《全球变化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③林 :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的再探讨》,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
(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关于剑和戈。
从形制上说,早期的铜剑和铜戈是从玉戈演变来的。
我国北方出土的戈和剑,有人认为是受商代的影响,实际上商代的戈与剑都是继承了夏代的传统。
有学者指出,夏民族本是“柄戈尚武”的民族,商代凡有“戈”之图徽的族体都是夏后氏苗裔①。
《潜夫论五德志》直说,“戈”为“禹后”。
戈的发明者大概是夏人。
《越绝书》卷一一说,夏人“以铜为兵”。
这个“兵”大概即是戈。
二里头三期发现有铜戈②,其中一件直援曲内无阑,援中起脊,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而下,到近刃处又凸起增厚,形成一道沟。
安柄一段有一单面孔似的圆穿,穿以后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有凹槽。
这件曲内铜戈制造精致,偃师商城的戈、剑是它的发展形式③。
朱开沟出土的铜戈与偃师商城的铜戈一样,铜短剑环首,有格,柄部也有纹饰加工。
我以为也是二里头三期铜戈的改造形式。
卡拉苏克的戈和剑和我国商周时期北方的标本大致相当,基本方面没有什么差别④。
弧背弯刀,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这种刀的最初形式是环首刀。
环首刀在偃师二里头.区2号墓曾出土一件⑤,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环首刀,背部有凸棱,柄部饰有斜线纹和凹槽。
这件铜刀被学者们认为最具北方文化的特色。
实则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正是由于夏文化向北推进造成的。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刀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出土最早的青铜刀,照报告图形所示:
曲柄、凹背、环首,其承续二里头刀的印迹很明显,边和卡拉苏克的铜刀极相似。
年代上朱开沟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相首尾。
关于弓形器。
上引乌恩、林 文都有深入的研究。
弓形器以殷墟出土的为早,也很精致,北方地区的弓形器保持了较原始的形式。
卡拉苏克的弓形器都出土于后期,林指出它是受中国影响的结果。
此外,吉谢列夫书中提到的白玉环、典型中原式的带菱形铤的矛,“商式”铜箭、三足陶器及战斧等,都是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关于卡拉苏克文化创造者的种属问题,吉谢列夫曾毫不怀疑地把它看成是中国北部居民迁入的结果。
前苏联有人认为卡拉苏克文化的居民属于帕米尔—费尔干纳人种而非大陆蒙古人种⑥。
这一观点的论证我没有看到,但说是新观点则未必尽然。
著名人类学家捷别茨早年也曾认为卡拉苏克人属帕米尔类型,但经过多年研究,捷别茨最后放弃了这一看法。
他说,“高脸、圆而高的眼眶、中等高度或甚至于扁平的鼻子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特征在欧罗巴人种是看不到的,它们表明这一类型可能起源于蒙古人①曹定云:
《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②《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③《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
④乌恩:
《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⑤《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⑥乌恩:
《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
(二)。
种,..卡拉苏克人脸型略近中颌面,额部中等倾斜,这表明它们接近于远东人种的华北类型”。
同时捷别茨还在专门的注释中承认自己过去错认为卡拉苏克人头骨同帕米尔类型相似,后者具有蒙古人种外貌是“晚得多的混血结果”①。
我认为捷别茨的意见是可取的。
关于新石器时代以及早期铜器时代生活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集团的人种学特征,韩康信、潘其风研究的结果是:
“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眼眶,较宽的鼻型,比较扁平的面和上齿槽突额,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②。
两者间基本方面的相似是明显的,说明卡拉苏克人和华夏集团的密切关系超出它与其他人种的密切程度。
卡拉苏克文化遗址分布的特点也是有利于说明我们的意见的。
在阿凡纳谢沃和安德罗诺沃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是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东部地区。
在卡拉苏克时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卡拉苏克的器物只有几件作为一种偶然远离故土的东西出现于西部,然而在东部、东南部的贝加尔湖沿岸、蒙古和中国长城地区,都有大量卡拉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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