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社会关系视野下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的基本特征与重构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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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著名社会科学家都卷入其中,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经济社会关系中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基本特征的阐述,来把握两者论战的本质及意义。
在此基础上,展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在范式论战中的呈现,简述社会科学界试图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尝试,探索本土社会科学范式重构的可能性。
把握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内涵,是我们展开问题讨论的前提。
社会科学范式并不等同于某位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观点,也不等同于其信守的方法论原则。
它呈现的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群体现象,涉及的是一个由某个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所信守的环环相扣的知识连续体。
在这条知识之链上,包含了从非经验世界到经验世界的一组由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范例与理论硬核、研究视角等形成的结构性要素。
因此,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指在某个学术研究领域中,由一群社会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进行经验研究后积累的知识财富和看待问题的基本方式。
在同一范式主导下从事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必将分享着共有的价值信念、理论命题和概念系统,遵循着相同的方法论假设。
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指导着社会科学家共同体认识和观察社会经验事实。
因此,社会科学范式具有公共性与群体性、科学知识积累的连续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等理论特征。
“学术生活首要的是冲突和分歧”(柯林斯,2004:
1),不同范式之间的论战是社会科学知识的常态,成为了学术生活的能量来源。
社会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波普尔,2009:
122)。
不同范式的论战既可以针对彼此的价值取向,也可以针对相互间的范例与理论命题,还可以就方法论原则展开。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科学知识往往是在范式论战中得以增进的。
某个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往往是从这些结构性要素的亲和性和社会经验事实中呈现的共有信念和研究共识,是一种“意会知识”(库恩,2003:
172),“一套科学习惯”(黄光国,2006:
173)。
从某种程度上,理论范式的基本特征能再现范式论战的共性或差异性。
二、形式主义范式的普遍性特征
追求普遍性是形式主义范式的基本特征。
在认识人的经济社会关系时,形式主义者进行高度抽象和提炼,将“实际的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多样的历史关系”(汪晖,2000:
5),用简单、抽象的方式去说明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认为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普遍的、超越时空限制的行为模式。
他们将追求普遍的知识形态作为其理论诉求,而不顾这种普遍性距离真实的人类行为究竟有多远。
普遍性诉求的目标是生产非语境化的观念,“这些观念被认为具有独立于任何地点和任何具体地将它们运用于实际的人的真实性和意义”(柯林斯,2004:
3)。
因此,形式主义者在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探讨时,忽视了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意义,忽视特定的历史范畴和社会形态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如在对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时,韦伯尽管主张社会科学要面向个体的经验世界,接近真实的人类生活。
但当他将经验实在置于纯粹的形式—逻辑的概念体系即理想类型之中,试图通过“可能性认识现实性”(苏国勋,1988:
247)时,经验实在已经脱离它本来的面目,远离了“真实”。
因为理想类型仅仅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仅仅是经验实在构成的形式要件。
在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形式主义将个体的理性选择上升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一种普遍的知识形式。
由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涉及到参与者之间手段—目的选择关系。
因此它为形式分析提供了重要舞台。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做出选择,这将导致各种要素之间的配置与流动。
所有产品和服务,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运用,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卖,都可以明码标价。
因此,“利息是使用货币的价格,它形成了那些货款提供者的收入;
地租是使用土地的价格,它提供了土地提供者的收入;
工资是使用劳动力的价格,它形成了劳动力出卖者的收入”(波兰尼,2007:
50)。
形式主义者指出,市场是交换的场所;
市场与交换并存,经济生活可以被还原为所有体现在市场中的交换行为。
于是,“交换被表述为经济关系,市场被描述为经济制度。
市场的定义在逻辑上源于这样一个前提:
所有交换均可视为市场交换”(KarlPolanyi,1992:
47)。
这种交换不仅体现在现代的经济贸易关系里,还再现于部落社会、农业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甚至在家庭生育、亲情关系、邻里关系里①,都无不受到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制约。
在形式主义视野中,诸如家庭关系中的伦理型经济、国家与社会中盛行的再分配经济、邻里和朋友之间的互惠性交换,都被视为次要的社会交换方式。
正是这一过程,使基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经济行为获得了一种普遍性属性。
形式主义者所建构的“经济理性人”,是一个脱离文化传统,没有社会和地理边界,能够自由穿梭于时空流变中的人。
在其视野中,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仅仅是一个次要变量,是“个人在追求他们自身的最大化利益的理性活动中积淀成的”产物,各种社会习俗仅是“拜物教化了的功利”(萨林斯,2002:
4)。
不论是现代社会中的资本家和商人、农业社会中的农民,还是处于各类初民社会中的部落民族,都被赋予了工具理性的属性。
在市场交易中,这些人是独立的个体,其交易行为是一种追求短期效益和利益最大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独立于群体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限制”(StuartPlattner.1989:
210)。
在看待人的行为动机时,形式主义者一般不会去关注这些人来自哪里,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中,受制于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和国家体制的限制。
如,奥尔森指出,个人的经济社会行为本质上是理性的,“个人基本上只关心自己的福利”(奥尔森,2007:
150)。
每个成员在集体行动中都想搭便车,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因此,在缺乏一定激励和奖惩机制的前提下,个人不可能去为公共利益贡献任何力量。
亦即,集体行动是不可能的。
同样,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关系网络理论,虽然强调社会关系对于个体经济社会行动的意义,但其理论出发点依然是个人,是理性个体。
尽管他强调个人经济行为嵌入于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Granovetter,1985:
481),但这种关系嵌入体现的是一种形式嵌入,服从于个体理性的调整。
关系网络的存在是为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服务的,是个人追逐私欲的工具。
社会关系网络犹如一件披在个体经济行动之上的美丽轻裘,只要一阵清风吹过,便会随风而去,理性经济人的本性依然未有实质性改变。
社会网络不仅未取代市场机制,反而被市场所俘虏(Krippner,2001:
805)。
因此,形式主义者对普遍性的强调往往想象多于真实,逻辑推论重于经验事实。
追求普遍性的特点是抽象,强调的核心是形式。
当他们将普遍性视为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时,呈现的仅仅是人们理解事物的共性方式。
所谓普遍性,不过是由符号所产生的,以约定来表示某一意义,而赋予很多事物以共同点(陈庆德,2006)。
这种追求知识普遍性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倾向,“体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沃勒斯坦,2006:
92)。
这便是他们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行为方式为模板,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和理解非西方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行为。
这正如萨林斯所言,“形式主义经济学的体现,就是认为土著人中也存在资本主义的物质追求,其在西方表现为意识形态,在非西方则表现为民族中心主义”(Sahlins,2004:
xix-xx)。
形式主义追求普遍性时,不自觉地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论调。
最后,普遍性意味着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
形式主义者认为,“以普遍规律的形式人类通过理性可以达到真理和确定性”(沃勒斯坦,2008:
31)。
也就是说,“从经验现实的描述开始,人们可以归纳出抽象法则的公式,超越时空的真理”(沃勒斯坦,2008:
226)。
如韦伯指出,社会科学是一门“价值无涉”的实在科学,追求客观性是其最基本的学科品质。
社会科学家“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能说明他能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韦伯,1998:
6)。
因此,避免对经验事实做价值判断,避免为现实社会问题开处方,是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遵循的职业伦理底线。
他强调,“价值无涉恰恰是一切纯科学地对待政策、尤其关于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做法的前提”(韦伯,1998:
179)。
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求“真”,以研究对象的“存在”为任务,而不是求“善”,以追求“应当”的知识为前提。
社会科学需要智识诚实的人,而不是先知和煽动家,“专业研究者必须使自己同一切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尤其是所有政治的价值判断保持距离”(韦伯,2005:
131)。
在一定程度上,形式主义者往往模仿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路径,将个体经济社会行为客观化和物化,认为人的行为犹如原子,能够加以量化和清晰化,可以按照科学理性的逻辑进行研究。
他们假设:
在研究主题和方法方面,社会科学应当仿照自然科学,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获得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这样,在经济分析的形式主义视野中,“关于科学知识的分析就必须有一个说明的逻辑,也就是说,分析两组断言之间的关系:
一组陈述进行说明,一组陈述描述被说明的现象”(博曼,2006:
1)。
这便是其所坚持的演绎——推理法则。
这种法则通过将人类行为类型化、客观化,对研究对象进行因果性说明,从而形成新理论观点,并将这些知识视为科学理性知识,用于解释任何独立于时空背景的人类行为。
故而,他们假定有一个普遍的人类本性存在,“这个前提允许我们设定人类/社会行为的法律,一旦设立便是普遍的、可认知的。
这一点就允许我们可通过更新关于社会实在较为复杂的观点来接受牛顿的科学模型”(沃勒斯坦,2008:
112)。
通向普遍化精确之路是量化和类型化,这是寻找与定理相联系的一个必然步骤。
因此,对数据的寻求,特别是复杂数据的寻求,成为了形式主义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实质主义范式的特殊性特征
与形式主义相对,实质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特殊性。
实质主义者指出,社会科学的最终发展不是简单化,而是对复杂性的解释,“社会现实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性”(沃勒斯坦,2006:
11),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必然意味着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不仅体现在交往方式上,还反映在经济社会交往方式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体系、社会形态和制度关系的逻辑中。
亦即,社会形态、文化价值、社会制度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社会关系。
因此,经济分析的实质主义范式,源于人类对其所生存的环境及其群体关系的理解。
它强调,经济活动“不仅是生理的,而且也是精神的,这首要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柯林斯,2004:
它进一步指出,人的经济社会行为,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只有从整体上考察人类社会,深入到不同社会各自的深层结构中去,才能洞见经济的本源,再现“人—社会—经济的系统关联,从而揭示经济活动背后的真正本质”(栗本慎一朗,1997:
2)。
实质主义者彰显经济行为的社会特征,强调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
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形态和制度背景下,人们也会依据交往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经济交往方式。
这意味着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性。
如果说经济分析的形式主义源于逻辑推论,实质主义分析则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经验。
多样性和差异性本身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
这种性质必然规定着实质分析强调“社会现象的特殊性”(沃勒斯坦,2006:
9),强调“可能的东西比实在的东西更丰富”(沃勒斯坦,2002:
237)。
实质主义者指出,市场经济仅是人们经济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整合方式而已。
建立于共同体中以义务为基础、以对称组中的关联点之间的运动为特征而形成的互惠经济,以满足家庭成员之间的需要和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家计经济,以存在一个分配中心、并以支付和返还为特征的再分配经济,都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社会经济交往方式。
初民社会中,以礼物交换为基础而形成的互惠经济可能是最重要的经济交往关系。
在这些社会中,通过馈赠—接受—回赠的循环链条所构成的义务性系统,礼物交换往往被视为一种总体的社会事实,再现了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之间基于互为主体性基础上的社会互动过程。
人们正是通过礼物赠与关系,建立社会联系,增进社会团结,维系和促进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与期待。
因此,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的礼物经济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的基本纽带,成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
因此,其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传统农业社会中,以自给自足和为家庭需要而生产的家计经济可能是较为重要的经济社会关系。
农民从事农业种植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是为了家庭的自足。
生计的原则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生存伦理的考虑胜于对利润的考虑。
小农经济往往是一种“为生计而挣扎而不是为追求利润的经济”(黄宗智,2000:
176),是一种基于互惠、情义、“生存伦理”、社会理性基础上的伦理型经济。
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成员之间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惜,互相负责;
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
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服从于伦理的调整,“人情为重,财物斯轻”(梁漱溟,2006:
73-74),清晰表现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特征。
因此,家庭成员中的情谊、伦理远远重于对私利的考虑。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②中,建立在高度的指令性控制和“软预算约束”基础上的理性再分配经济是该制度的典型特征和主要的经济分配模式。
这种再分配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依靠的不是横向的市场协调机制和供求关系,而是纵向的、建立于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僚协调”机制。
企业和政府能否得到资源,关键在于他同上级之间的联系,因为上级官僚往往是资源的控制者和输送者。
同时,企业内部也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体制来控制企业的活动,从而出现从上到下都连续贯穿着一条纵向锁链。
通过官僚协调机制,整个国民经济完成了自己的基本功能:
生产、分配、向消费者提供产品。
在再分配经济中,下级机构从上级机构接受到的计划指令是命令,而不是建议。
下级机构执行上级机构的计划指令是命令和义务。
因此,可以将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称为‘指令性计划经济’,‘强制经济’或‘命令经济’”(科尔奈,2006:
107)。
在这种官僚协调机制下,“每一位领导都有他的上级领导,没有真正的所有者,业绩的好坏与所有者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科尔奈,2006:
117)。
这必然使社会主义理性再分配经济蜕变为典型的资源约束型经济。
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即便企业亏损,也照样维持经营。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受国家保护的。
软预算约束机制以“依附、垂直性关系、紧密的关系网络为特征”(华尔德,1996:
xix),使企业的需求几乎不受偿付能力的限制,企业即便毫无效益也可以获得资源和投资。
这促使社会主义企业家都有难以抑制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对投资的需求几乎不可满足。
这种几乎不可满足的投资需求自然影响着要求者和分配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科尔奈,1986:
201)。
这必将引发严重的资源短缺,使短缺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常态,成为理性再分配经济的典型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人类经济行为具有多样性,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关系本身是“象征理性”③和制度实践的产物。
实际上,即便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其运作模式也并非完全按照市场逻辑进行,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大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垄断行为,均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常态。
法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布罗代尔(1996:
1-3;
1997:
7-8、33-38)基于对资本主义进行长时段和比较历史的分析后指出,资本主义犹如一栋三层小屋,由三层结构构成,即处于底层的日常生活世界,处于中层的市场和处于顶层的资本主义。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和邻里与社区之间的互惠性交往,这种交换的本质并非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为了维系和扩展人们之间的情感和纽带,因此经济关系是嵌入于社会共同体之中的。
在市场中,人们的经济行为表现为自由竞争,这种经济关系往往是基于利益和理性的考虑。
而在顶层,经济关系则表现为垄断经济,即对资源、对各种商品和价格的垄断和掠夺。
他的结论是: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垄断,因而是反市场的。
最后,时间和空间是实质分析的两个重要变量,是特殊性知识形态的重要体现。
实质分析在强调经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时,突出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理解人们经济行为的意义。
实质主义者指出,任何经济社会关系都是发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空间中的现象,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区域环境和社会空间,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经济行为总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
正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强调,我们看到了经济行为的动态关系。
时间和空间往往是同时出现的现象,每一个时间都有一个空间,因此,沃勒斯坦(2008:
164)将它们合称为“时空间(TimeSpace)”。
布罗代尔(1997:
202)指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
同时,应当将任何社会实在归结为他所占有的空间。
因此,在研究经济社会关系时,不但“要思考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而且要“思考地域和空间的关系”。
因为,空间的模式是至少能部分地解释社会实在的地图,“它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时间运动都有真正的规范价值”(布罗代尔,1997:
203-204)。
在实质主义者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犹如尘埃,转瞬即逝,只有将这些事件纳入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中,才能真正获得社会现实的意义。
四、范式论战中呈现的二元知识形态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构成了经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
这种二元对立的知识形态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的知识形式,体现了实践理性与象征理性、科学主义与建构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
在对人类经济社会关系进行解释与建构过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呈现于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范式论战的各个层面。
无论是在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所信守的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中,还是基本的理论原则和核心命题上,我们均能深刻地感受到范式论战中所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知识形式及其对人们思维结构的意义。
价值信念上,形式主义者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强调“将个人看做目的”(波普尔,1999:
353)。
他们试图从个人行动的目的、动机、价值和意义出发,思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个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主要推动者,社会运作依赖于个体经济行为。
这样,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成为了形势分析的理论起点。
而实质主义者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立场,强调社会群体、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经济社会行为的制约,主张个人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受社会环境、社群关系的制约。
因此,应从群体与社会层面来解释个人行为,经济社会关系是一种制度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必须强调指出,学理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信念同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追求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信仰是两种具有明确区别的概念。
前者体现为一群学术共同体观察经验事实,看待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群、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等所信守的价值立场,再现于研究者观察和分析社会经验的理论视野中。
学术研究中,个人主义中的“个人”往往是系统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个体”,是社会科学家按照一定的理论模式建构起来的“理念人”。
这些个体不是经验世界中的真实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原型,而是社会科学家所建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
同样,集体主义中的“集体”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统化的产物,他们所表述的“社群”、“社会”、“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同真实的人类社会现实本身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产物。
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人们所信仰的一种价值追求,并由此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
如欧美国家的人民大多信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和社会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而东方国家的人民更倾向于信仰集体主义,强调社会与个人的融合,社群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优先于个人利益。
在政治生活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往往会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一种治国理念,影响国家对人民的治理方式和各种抉择的制定。
因此,从学术上说,学者所持有的价值信念与国家及其社会生活中人们信守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和距离,不能将两者混为一团。
方法论原则上,经济社会关系的形式分析范式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传统。
该社会科学共同体成员往往从理性个体出发,并依据个体经济社会行动的目的、意义和主观心理来解释个人行为与群体、社会的关系,主张“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制度的运行,应当永远被理解为产生于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波普尔,1999:
165)。
因此,个体成为了社会的真正实体,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
实质主义者则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原则,从群体、组织、社会与制度的层面,来思考和认识个体经济社会行为。
他们指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受社会结构要素的制约。
研究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应该是个人,而应该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社会现象(王宁,2002)。
亦即,个人的经济行为只能在社会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是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力量。
基本理论立场上,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存在根本分歧。
如在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时,形式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建立在市场调节机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而实质主义者则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从根本上说不是竞争,而是垄断。
在看待人的行为动机时,形式主义者赋予人的行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属性,并将这种理性视为人性的普遍形态。
实质主义者则认为,所谓理性,本质上是文化习俗、社会环境、社会形态和制度实践的建构物,理性只有置于真实的人类经验中才能理解。
两种范式关于人的经济社会行为认识的差异,最具代表性的是体现在“理性小农”与“道义小农”的论战。
这场论战的焦点是:
传统农民的经济社会行动的逻辑究竟是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还是遵循“社会理性”标准,农民是以“生存伦理”为动机,还是以“理性计算”为前提。
“理性小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舒尔茨和波普金。
舒尔茨指出,传统农民在对农业生产要素进行资源配置时,始终关注着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表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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