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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寒(1933―),男,山东章丘人,《求是》杂志社编审,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近年以来,理论界对我国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存在不同的认识。
有的认为,“国有企业委托链长,效率低下”;
有的认为,“国有企业处于垄断行业,影响市场化程度”;
有的认为,“国有企业处在亏损状态,即使有少数盈利的国有企业,也是由于其特殊的垄断地位,需要通过政府的保护和救助才能存活”,等等。
最近,又有人提出,“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而且构成了对民营企业的拖累,从而拖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的增长拖累”,说“忽略这种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人们便不能进一步深入理解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危害”,“认识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并把这种观点作为进一步搞“民进国退”的最新理论根据。
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刘瑞、石磊两先生,见之于《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一文(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这种观点是否能成立呢?
我们先从总体上进行分析,研究其分析判断方法上的问题;
然后再对此文提出的几个论据作剖析,看看文章所说的“拖累”是否能成立。
一、怎样判断国有企业的效率
国有企业经济效率,概括地说,是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的产出和对社会的实际贡献。
但是这里所说的投入不能仅用固定资产投资量一项来衡量,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的投入量;
不能仅计算它的固定资产和其他因素投入总量,重要的是要计算它的实际使用量,即考虑到它延续使用和发挥作用的年限;
考虑到它是投入哪些部门的,因为投向不同部门的要求和效果有很大差别。
衡量它的产出和贡献,也不能只讲获利多少或产值多少,而应全面衡量之,即在计算它在生产力方面贡献的同时,考虑它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贡献;
在考虑它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贡献,还应考虑它在精神文明、上层建筑方面的贡献;
在考虑它在生产力方面的贡献时,不能仅看利润和产值,重要的是考虑它产出了些什么,这些产出对社会全面长远发展能带来多大影响。
离开社会生产关系,离开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支柱作用,是弄不清楚国有企业的效率的。
只静止地片断地衡量一二个指标,就得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结论,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背离实际的。
我国国有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先进,管理比较严格科学;
它占领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领军者。
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生产力和实力,它才能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居支配地位,对国民经济起控制和引导作用,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批拥有巨大实力、巨大创造力和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实体来带动、引领和做基础,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是发展不起来的。
我国国有经济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和地位,给它创造更好的条件,支持它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当然,任何时候我们不可忽视其他中小企业的发展。
大总是由小转化而来的,而且大小是相对的,小企业往往有很大的创造性。
但由小变大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国有经济的优势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所无法取代的。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具有调控作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主体。
从这次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可以看出这一点。
2007年以来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漫延到全世界,也影响到了我国,给我国造成严重损失和灾难。
但我国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将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并迅速决断,采取重大措施,投资几万亿元,扩大投资,扩大内需,就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主体地位,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作支撑,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具有宏观调控能力。
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贯彻按劳分配为主原则,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
生产资料私有制与两极分化是联在一起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才能占主体。
不存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是不可能的,只会出现收入差距日益悬殊,走向穷的穷,富的富的两极分化,社会就难以安宁了。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重视发展国有经济,才能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精神文明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
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在兴旺发达的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生产关系的基础,也为它们的丰富提高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上层建筑激励人们的斗志,提高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知识、智力和技能,保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排斥剥削和不劳而获,也就从根本上排斥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
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占主体。
反之,资产阶级腐朽观念和各种腐败落后行为必定蔓延增长。
有的同志可能认为上面说的这些是老生常谈,但这是真理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客观现实。
离开这些,判断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判断不清楚的。
刘、石两先生离开生产关系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研究国有企业效率,在方法论上出了毛病,所作推断就不能不与实践出现偏离。
二、是“双重效率低”,还是“双重效率高”
刘、石两先生引用别人文章中在理论界还存在众多质疑和有很大争议所谓“国有企业效率十分低下”的论点作依据,做了两个假说(“1.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整个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2.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民营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然后又设定国有企业存在道德风险,存在大量减免和补贴,使私有企业多交税补贴给了国有企业,从而得出了“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双重增长拖累”的结论。
事实是否这样呢?
观察研究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观察国有企业本身产值大小、获利多少和投入产出比,更重要的是要观察研究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观察研究它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延伸效率,即观察它的总投入产出比。
国有企业效率有两种形式:
一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投入产出比。
投入为人财物全部投入中使用和消耗部分;
产出主要表现为产出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性质和结构,纯收入量,积累转化为再生产部分新形成的生产能力。
国有企业本身效率称为国有经济效率Ⅰ,以AⅠ表示。
设投入为a,产出各项分别为a1、a2、a3、a4,那么AⅠ=a:
(a1+a2+a3+a4)
二是国有经济延伸效率,即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在全社会所起作用的效率,是国有经济宏观投入产出比。
其中投入是国有经济全部投入;
产出表现为:
通过控制掌握经济命脉,引导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实施重大发展战略,调控经济运行的情况;
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发挥效益的情况;
建成重大工程和高科技项目,推动全社会技术进步的情况;
改变产业布局,实现社会范围平衡发展发挥效益的情况;
为社会培育和输送人才智力发挥效益的情况;
由效率延伸引起的增加的物质产品价值量及增长速度;
由国有经济发展引起的人民生活提高情况等。
国有企业延伸效率的特点是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全面受益,多年受益。
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称为国有经济效率Ⅱ,以AⅡ表示。
设投入为B,产出各项为B1、B2、B3、B4、B5、B6,延伸年限为n,那么,AⅡ=B:
(B1+B2+B3+B4+B5+B6)"
国有经济效率,表现为国有企业效率I和国有经济效率Ⅱ的总和,称为国有经济总效率Ⅲ。
AⅢ=AⅠ+AⅡ其中,AⅡ>
ⅠA。
用图表示,即:
国有企业效率,主要表现为AⅡ上。
观察研究国有经济效率,主要应观察AⅡ。
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下降,但通过改革调整,结构改善,质量提高,总规模增大,大企业增加;
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其他经济成分所不可能代替的基础和支柱作用,具有AⅠ和AⅡ更高的效率。
这一时期我国新建的所有重大项目是国有经济完成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关键产品是国有经济提供的,几乎所有重大科研项目和高科技工程是国有经济或以它为骨干牵头进行的。
国有经济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计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例如,为填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制品,缓解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供应不足的状况,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熊源、交通等国家重点项目。
1982~1989年重点建设项目329个,投资2486亿元,其中基础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的项目和投资分别占81%和94%。
2003~2008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4.6万亿元,新建项目60352个,使煤炭、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产量年均增长44.6%和43.1%,基础原材料工业年均增长40.6%。
其中用于西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占66.2%。
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渝怀线铁路、甘肃宝天高速、陕西黄延高速、贵州黔西电厂,都是这时建成的。
这中间有上百个百亿元以上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包括投资1800多亿元的长江三峡工程,投资300多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投资1400多亿元的西气东输工程,投资5265亿元的西电东输工程,以及中海油海上油气田勘探开发工程,镇海800万吨煤田扩建工程,天津港扩建工程,洋山深水港集装箱一期工程、长途光缆工程、大飞机工程以及载人航天工程等,不发挥国有经济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2003~2008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计投资246770亿元,用于能源的占26.2%,用于基础原材料的占17.3%,用于交通运输的占23.9%,用于邮电信息传输业的占4%,用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的占17.9%,用于教育、文化、卫生的占7.7%,平均每年增长24.5%,其中能源和基础原材料工业年均增长15.7%和40.6%,都是国有经济的贡献。
下面先考察一下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效率Ⅰ,并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效率作比较,看看究竟是国有企业的效率高,还是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效率高。
请看下表:
在以总资产投入与工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与工业产值产出、总资产投入与纯收入产出对比的上述五项主要效率指标中,国有企业历年的效率都高于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
如2006年国有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要比后两者高5~7个百分点,总资产贡献率高0.4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低2~4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税率高1.3~1.5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高90.7%。
有的指标(工业增加值率、资产负债率、成本费用率)国有企业几乎年年都比私有、“三资”企业高;
资产负债率有几年比“三资”企业高,但近几年则比“三资”企业低;
劳动生产率一度低于“三资”企业,是由于当时国有企业中富余劳动力多,负担重,后来通过改革,解决了这个问题,劳动生产率就迅速上升。
说“国有企业效率十分低下”是缺乏依据的。
再匡算这一时期的国有经济效率Ⅱ。
由于通过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一阶段国有经济延伸效率(AⅡ)的力度和延伸效果比改革开放前30年要大。
主要表现是:
B1,国有企业在基础产业的地位增强,承担着为私有企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大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产品的任务,使私有企业和各行各业受惠。
如国有中央企业提供了几乎100%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稀,100%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55%的电力供应,82%的民航运输,89%的水运货物运输。
B2,国有制造业大企业的能力提升,承担着为私有企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关键技术装备的任务,使之受益。
这些年来,我国从国外引起了大量设备,“三资”企业的设备主要由外资高价折股引进。
但私有企业使用的技术装备大部分是国产的,其中关键设备80%以上是由国有企业提供的。
引进设备相当部门经过消化实现了国产化。
国有企业有5000多个机器制造企业,在国有企业产值中,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占1/5以上,每年为各行业提供近2万亿的关键技术装备。
国有企业生产的火电设备占全国75%,水电设备占全国70%,黑色和有色金属压延冶炼成套设备、煤矿采掘成套设备占90%。
这些设备成套化,大型化,高科技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下降,效率大幅度上升。
B3,国有基本工业原材料生产企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了大量优质原材料。
国有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原料工业等都是大企业,产品质量高,许多优质原材料一般非公有制企业生产不出来,50~80%以上都由国有企业生产供应。
由于这些产品的矿产资源由国外进口,价格受外商制约,外商操纵价格使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微利经营,时常面临亏损,国有原材料生产企业顾全大局,稳定生产,保证供应,使非公有制企业利润增长,效率提高。
B4,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对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给非公有制企业输送了相当大规模的资产和众多干部、技术工人和智力人才。
1978年全国有上百万家国有企业,目前仅剩下11万家,其中中央国有企业只剩下100来家。
除2000来家属于破产外(其中有不少属于假破产),90%以上都转化为私有企业,或国有只持少量股份的所谓股份制企业。
转化中由于国有资产被低估、漏估、错估、不估,遭受巨大损失。
几万亿的国有资产被无偿地半无偿地转到私有企业主手中。
在与外资合资的过程中,同样由于国有资产被低估、漏估,劣质资产剥离,只捡优质资产“合资”,而外资投资的设备、材料高估,收取高额专利技术费,国有资产也遭受巨大损失。
仅据这四个因素,匡算这一时期的国有经济效率Ⅱ:
(1)由于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通常占产品成本的70%,而国有企业提供了非公有企业所需要材料的50~60%,能源的70~90%,交通运输的90%,国有企业提供的这些基础性产品因质量、安全、可靠和价格使非公有制企业受惠的部分,至少占非公有制企业产值的10~15%,以2004年私有和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97242亿元)计算,为9724~14586亿元。
(2)B2因使用国有企业提供的新型装备使私有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技术进步受惠,以技术进步对产值的最低贡献(20%)计算,约14818亿元。
(3)B4只计国有资产低价无偿转化为私有财产的部分。
私有企业资产以70%转化计,为25356亿元,以65%计,为23545亿元,分别相当于当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56.7%或52%。
这里未计低价或无偿转化为三资企业的部分及因人员转移使非公有制企业受惠的部分,加上受惠率更高。
以上B1~B3合计,使非公有制企业受惠24542~29404亿元,相当于非公有制,经济工业总产值的21~25%。
当年国有工业总产值为23519亿元,依此计算,AⅡ中B1~B3的延伸效率大于1,为1:
1.04~1.25。
B4的延伸效率更大。
它是私有企业的最初奠基性的原始积累,这笔由国有企业无偿半无偿转化来的财富,会在私有企业中长期起作用。
以年度计,其作用相当于用以70%由国有企业转化来的私有资产为基础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了占总产值和总利润70%的产值和利润,尔后再将利润转化为积累,继续在再生产中起作用。
这样,BB1~BB3和BB4相加,国有经济效率Ⅱ使非公有制经济直接受惠部分,要比国有企业效率Ⅰ大1~2倍,从BB4的连续发挥作用的效率看,大得更多。
国有经济效率之所以高,主要是由于,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基础,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控制经济命脉;
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建设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和关键工程,攻克关键科学技术,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支持、促进的支柱基础性作用。
这些方面的效率是宏观的,全面的,根本性的,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多年延伸受益。
这种效率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所特有的,是具有主导支柱作用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优越性的最重要的表现和特点。
国有经济具有支柱主导地位,发挥支柱主导作用,才有这样的表现和特点;
主导支柱地位和作用削弱,这样的表现和特点就会被削弱;
主导支柱地位和作用消失,效率就会消失,以至走向反面,变成负效率。
三、关于“软预算约束”
刘、石文所论述的国有企业存在“企业亏损”和“减免国有企业应付税收方式的政府补贴”,“会对税收和公共服务产生挤出”,“从而使经济效率受损”,“使公共服务挤出所带来的效率拖累越大”的情况,也不符合事实,所得出的“双重拖累”结论也不能成立。
我国国有经济中,确有部分企业出现亏损。
但长时间亏损企业在全部国有企业中仅占少数。
亏损率很低,通常只有5%左右。
1985年前整个国有经济全部亏损额不过二三十亿元,1987年为61亿元,亏损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低于10%,高时也不到15%。
2007年亏损率为17.8%,盈利面为56.5%。
国有企业不是“普遍亏损”,也不是“注定亏损输光”,而是盈利率较高。
上面我们说过,新中国建立以来,国有企业的产值利税一直高于20%,固定资产利税率接近30%。
2000年以来的总资产报酬率高于3%,2005年以来高于5%,2007年达到6.4%;
净资产利润率2000年以来高于4%,2005年达到11%,2007年为12.1%。
国有工业实现利税额,1988年前每年高于1000亿元,1988年后每年高于2000亿元,2000年后每年高于5000亿元,2003年后每年高于8000亿元,2006年达到1.6万亿元,其中利润8485亿元。
整个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2004年为7368.8亿元,2005年增长到9579.9亿元,2006年增长到12193.5亿元,2007年达到17741.8亿元,2007年比2004年增长了1.36倍,比1998年增长了80.8倍,增长是很快的。
2004~2007年国有企业的获利倍数分别是4、5、5.3和5.8,亏损占盈利的比例为29.3%、8.2%、22.3%和15.9%。
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1990年以后)曾一度产生大面积亏损,亏损面一下子反常地达到33~46%。
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国有企业一下子变差了,而是宏观政策调整造成的,主要是有以下政策因素在起作用:
(1)拨改贷,使企业负担加重。
过去国有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拨款,利润全部上交。
在对企业未拨足资本金的情况下,1985年开始实行“拨改贷”,企业支付高额利息,利润转化为利息,利息率高于利润率,使企业一下子陷入亏损。
1990年国有企业支付利息1107亿元,比利润额高1.8倍;
1997年支付利息额4000亿元,比利润额高10倍。
(2)利改税,税负不平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所得利税率为55%,国有小型企业按8级超额等进税征所得税;
而私有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5%,“三资”企业税率更低,并可三年免税,二年减税,大大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税负,将非公有制经济应该交纳的税金转嫁给了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把国有企业创造的一部分收入转给了非公有制企业,增加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剩余收入,却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积累水平,人为地制造了国有企业的亏损。
上表告诉我们,在1985年以来的近20年的时间中,国有企业的税负要比非公有制经济高2~4倍,有的年份高达10倍。
这是账面上的数字,如果加上不断变换花样的“三减二免”(三减二免五年到期后,再改一个牌子继续“三减二免”),以及私有企业大量普遍的偷税漏税,国有企业负担更高。
以1995年为例,国有企业所交税金占销售收入的9.82%,乡镇企业为3.5%,“三资”企业为3.98%,私有企业为2.8%,个体经济为1.1%。
如果按平均税率算,当年国有企业多交税1437亿元,相当于1995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的1.1倍。
这笔钱,是国有企业替非公有制企业交的,增加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却使国有企业盈利转化为亏损。
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额为665.6亿元,亏损额为639.6亿元,按平均税率交税,国有企业利润额应为2138亿元,固定资产净值利润率会由3.1%上升为10%,不会出现亏损。
1992年,国有企业上交税金1559亿元,占全国税收的67%;
私营经济上交4.5亿元,占0.2%;
其他经济上交109.8亿元,占4.7%;
国有企业上交税金是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上交额总和的12.6倍。
1993年,国有企业上交税金2608亿元,占全国税收的65.7%;
私营经济上交10.4亿元,占0.3%;
其他经济上交341.7亿元,占8.6%;
国有企业上交税金是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上交额总和的4.8倍。
这种情况直至2005年还未改变。
2005年国有企业上交税金6219亿元,占产值的7.4%,私有企业交税1221亿元,占产值的3.4%,“三资”企业交税1804亿元,占产值的2.7%,按产值计算的税率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高1.1倍,比“三资”企业高1.7倍。
按平均税率算,国有企业多交了1.1~1.7倍的税。
1998~2005年,国有企业交税31639亿元,占产值的7.8%;
私有企业交税4795亿元,占产值3.5%,“三资”企业交税4661亿元,占产值的3.2%,国有企业税率比私有、“三资”企业高1.22倍和1.43倍。
这8年,按平均税率国有企业应交税12655亿元,实际交31634亿元,多交了18974亿元。
这近2万亿元的税,也是国有企业替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交的,使国有企业利润转化为税收,增加了成本,成为亏损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率是由政府规定的,是政府考虑到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降低非公有制企业的税率,是减免了它们的税负,怎么能翻过来说成是“政府减免国有企业应付税收”呢?
参考文献
[1]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
(1).
[2]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3]中国财政年鉴[M].北京:
中国财政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黎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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