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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体系重构的动态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互不相容导致了难以避免的冲突，俄主要的权力机关围绕着权力架构的核心支配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代表各种利益的政治力量又加剧了政治冲突的对抗性。

【关键词】权力机构制度冲突对抗性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不断分化组合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政治冲突具有强烈的对抗性而且旷日持久。

政党运动及其领导人争权夺利的激烈搏斗，在国内外接连不断的各种事件的冲击下，形成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一次又一次危机，充分表现出俄全面转型时期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艰难性。

对抗性的政治冲突已成为俄政坛的一个突出特征。

本文尝试从制度因素入手来分析俄权力机构政治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论证对抗性冲突的不可避免。

一

从俄罗斯政治制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来考察，它是在政治剧变、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和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之下，多种政治力量兴起并且积极构筑各自的政治地位的进程中，经历了大规模激烈残酷、甚至是流血牺牲的争斗，根据特定时期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构成的。

社会转型过程中，缺少制度保证的脆弱力量平衡很容易被政治力量的此消彼涨、甚至是偶然的突发事件所打破，这就为后来的尖锐不断的政治冲突埋下了祸根。

俄罗斯新的政治体制是在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背景下，由于两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因素——延续的集权制度的政治影响和强大的反对派并存——的作用而形成的。

由于俄历史上长期的集权统治，剧变后俄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政治成长的现实基础。

政治剧变启动了社会全面转型，激发了俄民主化大跃进的愿望，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社会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猛烈地碰撞交锋也就在所难免，政治制度变迁中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就是集中反映。

在制度转型中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也就决定着政治架构的变迁，包括行政和立法机关之间的职权配置。

1990年6月12日，俄联邦人代会通过了主权宣言，公开宣称俄联邦宪法在其境内至高无上，公然同苏联中央政府对抗，这就使俄实行新的政治制度和构筑新的政治体制成为可能。

俄总统制就是作为斗争的工具、以改变苏联国家结构和整个权力体制为目的、在与苏联中央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的。

因此，总统制从一开始就担负重任，是俄罗斯向苏联体制“发起冲锋的据点，是准备为了个人成功而牺牲苏联国家的、日益增[i]长的后苏联精英们自负象征的具体表现。

”1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俄联邦人代会及其常设机关最高苏维埃的立法行政合一的权力体制，与在同联盟中央对抗中设立的俄联邦总统行政权力体制并不衔接，而且重叠交叉，形成了俄独立后双重政权的复杂局面。

由于在苏联时期法院总是被忽视，现实中能够控制最高权力的或者是行政机关、或者是立法机关。

在没有得到新宪法重新确认并划清职权之前，它们都具有合法性，这种体制架构必然会导致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最高苏维埃为首的立法机构在公开争夺权力过程中的激烈冲突与尖锐对立。

普选产生的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和政府成员，人代会及最高苏维埃也可以对政府不信任并要求其辞职，通过弹劾程序解除总统职务。

在俄社会深刻危机的条件下和错综复杂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这种体制导致了极端的政治对抗行为，炮打“白宫”的武力解决争执的方式也就是其符合逻辑的结果。

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形成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竭力从中谋取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和最佳位置。

宪法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的不是具体的政治行为准则，而是政治活动的基本权利架构和制度框架，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要由不同政治力量及其精英在具体的政治理念、决策及实施、调整、监控的互动作用中形成。

政治机制、活动范围和行为准则是在这个进程中、经过长期的冲突磨合而逐渐得到确认与遵守，也就是说权力运作机制中的职权划分和职位配置并非宪法明白无误地细化设置，而是在特定的政治活动中渐渐形成、设置和完善起来的，是对这一动态进程中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实力状况、影响大小、控制能力和现实地位的制度化确定和法律上认可。

因此，各种政治派别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更多的政治职位的愿望特别强烈，行动非常积极，不同利益和主张的分歧就导致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

俄政治制度转型期间的混沌无序、社会矛盾的极其尖锐、党派林立的政治组织思想上的不成熟、行为上缺少约束和规范，就使得这种矛盾冲突更富有对抗性。

1993年俄联邦宪法确立了总统制的权力架构，但宪法广泛采用了保障总统一切权力的规定，总统在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过于广泛的巨大权力远超过一般民主国家治理国家的需要，总统行使权力缺少监督和制约，政府听命于总统，事实上将总统凌驾于议会、政府和法院之上，从而影响到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的平衡与稳定。

国家杜马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规定不明确，代表的行为没有责任约束。

宪法规定总统应向国家杜马提出总理候选人，总理向杜马辞职，议会有权监督政府并确认总统对总理的任命，但总理和政府却对总统负责，由总统任命。

宪法对权力机关权责划分不清，造成了权力机关之间职能重叠或不负责任，对政治行为缺少规制和必要的约束，这种权力架构为政治冲突提供了制度前提。

不切合实际的激进民主派主张的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引发了俄国社会矛盾的“爆炸”，围绕着对改革结果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是权力的争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俄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经济转轨的不顺利和社会转型所伴随的混乱状态，加剧了制度冲突因素的表面化和激化了政治力量的对抗。

总统制的初步形成启动了政治制度化进程，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和分布状况形成了某种暂时的平衡，急风骤雨般的运动式政治趋于缓和，斗争方式从街头游行示威转向了议会里的党派权力争夺，但冲突的制度性因素并未消除。

虽然政治力量的相对分散和地方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制约着政治活动走向极端和失控，宪法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自己参照和约束对方的行为标准，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利益的再形成和重新分配，使得政治力量处于连续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利益冲突也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长期过程。

二

从俄罗斯权力机构的演变和权力运行的实际过程来考察，总统、政府和议会不协调的政治机制难以避免对抗性冲突，三个权力机构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抗以及机构内部的分歧、争执、纠纷是其制度性矛盾的外在动态表现，这一过程贯穿了俄独立以来的历史。

俄权力机构就是在与苏联中央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中充实、扩张和完善起来的。

俄社会转型进程中政治体制成为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都是可能的，反映在名称上的政体设置取决于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建立在普选基础之上的总统制和议会制都具有民主合法性。

“这些差异对所创立的民主体制的稳定事关重大，而对导致民主的过程则无关宏旨。

”2一般认为在议会政治模式下，政府对其负责，能减少议会与行政机关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在总统政治模式下，总统任免总理，政府对总统负责，由于总统和议会相互独立，任何一方无权消除另一方的权力，这就为彼此之间的冲突制造了较大的可能性，争夺权力的斗争逻辑就是排挤对方。

总统制的完善取决于社会的政治成熟，强有力的总统权力常常具有专制倾向。

俄新的政治架构形成时，由于反对派刚刚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并且缺少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过程，因而，总统处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被赋予极其广泛的权力，这非常有利于总统控制局势，稳定政局。

但其后果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完全处于总统的控制之下，总统权力之大使人感叹“要不是还有选举就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君主制度下”。

3总统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生活基本的秩序，但总统总揽国家大权并不能消除权力机构之间的对抗性冲突。

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有权颁布法律，任命总理和内阁，还可以解散杜马，政府向总统、而不是议会报告工作，在必要的情况下总统令可以代替法律。

而国家杜马同样可以投票表决对政府的不信任，发生冲突的制度前提依然存在。

如果取消杜马对政府的信任表决权，那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新体制将政治过程和政策执行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消除权力机关之间冲突危险的目的并未达到。

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俄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失范无序，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地分化组合也使得政局动荡不定。

就权力机构的设置而言，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力量进入和把持各级不同的权力机关，从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到国家杜马都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斗的场所，支持总统派和反对总统派、右翼和左翼、激进派和务实派、亲西方派和民族主义派以及不同政党之间的交锋从未停止。

强总统、弱政府的政治架构下，总统得不到大部分联邦主体领导人的支持，政府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就无法发挥其正常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不稳定的经济政策，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总统令和政府的频繁更迭而愈发混乱，使俄政坛的冲突关系错综复杂，冲突富于对抗性，而政府往往成为政治对抗的牺牲品。

在新的政治架构中议会地位被降低，其职权也大大地缩小。

这种制度性的规制因素使议会在主导政治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下降。

也正因如此，议会的权力制约职能得以凸现，反对派政党在议会选举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这是选民对总统和政府及其政策不满的“抗议”结果。

4对议会权力的过分削弱就使之难以制约总统的独断专行，议会沦为各种政治势力表示不满、发泄情绪争吵不休的讲坛，而国内连绵不断的各种事件也为政策争论提供着机会。

或许正是议会的决议无法约束总统，议会里的政治对抗才有增无减，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选民对政治的失望和和政治热情的下降。

社会中间力量分化加剧，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深刻反映了俄社会的矛盾与不稳定，成为权力机构之间对抗性冲突的深厚社会基础。

从政治力量结构来看，国家杜马里的“民主派”、“左派”、“中派”和“民族主义派”四大板快中的各个政党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各派内部也处于不断分化过程之中，这种格局又充分反映在外部的表现形式上，显衬出政治冲突更加激烈。

俄在急剧的社会全面转型时期，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交锋必然会影响其政治体制的构筑与架构。

在新旧体制的交替中由于缺少了制度规制和法律约束，政治组织行为失范，为争夺权力主张急功近利的政策，顾此失彼且多变不定，社会力量不断地分化重组。

难以遏制的经济衰退，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政治、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不断降临，大国地位一落千丈的心理反差，这也就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动荡，政局的的不稳，群众情绪高涨，政治组织众多而且行动活跃。

抓住一切有利机会打击对手、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也就成了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的当然选择。

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具有某种激烈的对抗性自然成为扩大影响的适当形式，这深刻反映了俄多党制和民主体制的极不成熟，政治架构还没成型，政治运作机制正在形成之中。

俄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权力机构的设置就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的，不同政治力量把持的权力机构在行使政治权力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本党的利益和它党的得失，目标是获取更大更多的权力，社会公众利益则被置于次要地位。

所以，在俄政坛发生不顾社会舆论的坚决反对的激烈的政治对抗和采取不负责任的冒险极端方法都不足为奇。

权力机关之间从一开始就缺少协调，机构设置重叠交叉，权责不清，相互对立，权力的行使缺少规范和必要的监督，结果造成了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不断。

这成了俄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和政坛一大奇观，也成为激进改革不成功的标记。

三

从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动态过程考察，由于缺少法律为依据的政治决策制度与有效的运行机制，政治力量及其精英在选举和政治运作的冲突过程中也都表现出难以避免的对抗性，俄权力结构的形成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相互作用的后果。

在迅速摧毁旧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围绕着争夺权力这一核心，以激烈政治斗争和危机的形式构建着新的政治权力体系，逐渐形成着俄政治运作的新机制和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法律包括宪法在内都是对政治现实的追认。

1993年俄联邦宪法规定：

“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经历了政党林立的“独特的政党浪漫时期”后，在政治运作进程中的激烈碰撞与不断磨合使俄的多党制渐趋稳定，政党结构和政党体系初步形成，但是远没有成熟。

政党数量过多，缺乏成熟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价值观，政党组织本身还不够稳定且不停地在分化组合。

社会全面转型期间广阔而急待填充的政治空间为各派政治势力活动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面临的迫切复杂的众多问题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创造了机会和切入点，使得政治组织之间的分歧难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对抗关系也很难得到缓和。

影响政治格局的国内外因素众多并且难以预测，脆弱的政治动态平衡关系很容易被打破。

国家杜马选举中没有一党能够取得稳定多数，每次选举中约１／３的无固定倾向、随机性很大的选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进程深刻地反映了俄政治结构的失衡状况，政治机制运作中充满难以协调的矛盾，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无法及时体现在权力结构和政策制定中，政治组织之间因缺少妥协和调整的机制而无法缓和矛盾，反而促进了长期的对抗和不断激化，俄政坛每次发生政治危机都与政治力量步步升级的对抗有着直接关系。

对抗各方利用一切机会要削弱对手，缺失政坛之上的妥协忍耐禀赋，总是试图以独活替代共存，这使对抗成为符合逻辑的结果。

因缺少制度的保障，错综复杂的对抗关系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下、随着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互动作用而演变，变数奇特且变量大，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令人难以捉摸。

俄政府在政治体制中缺全面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职权，每当危机来临之际显得无能迟钝，在政治对抗中常常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成为冲突的牺牲品。

如1998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俄共为首的杜马左派乘机发难，批评总统的对南联盟科索沃政策，反对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提名，施加压力迫使叶利钦解除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独联体会议执行秘书的职务，并且对其发出通缉令，趁叶利钦生病住院之际要求交出强力部门管辖权，再进一步要求叶利钦辞职，并且积极准备弹劾总统。

反对派的步步紧逼严重威胁到总统现有的政治地位，叶利钦的政治权威性受到严峻的公开挑战和考验，只能孤注一掷，祭起总统“特殊权力”法宝，解散普里马科夫政府，任命亲信斯捷帕申为总理。

体现在少数精英身上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对立冲突只是外在的表现形态，不同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操纵的权力机关之间的体制矛盾才是造成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政治架构为对立的各方提供了行为的空间。

它们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而所能获取和拥有的政治资源多少由在全民普选中的地位决定。

绝大部分国民不是政治制度的直接建设者，他们只是形成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氛围，影响体制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只有政治精英直接参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以不同的思想价值为背景的政治党派之间的交锋是其政治本性使然，而在俄政治上层可更新的资源和潜力是极其贫乏的。

5政治精英努力使国家的政治进程转向自己设计的轨道，争取权力职位就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必由之路，思想是构筑政治优先地位和决定竞争力质地和等级的要领。

独树一帜、坚持己见是政治生存之道，“民主反对派”的不妥协精神往往是政治家气魄的体现。

1993年在议会选举中胜利的政党除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外，都公开表明其反对派立场。

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异军突起，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正是其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和“反制度”的态度使该党在杜马选举中获胜。

1995年杜马选举中有４３个政党集团参选，结果却仅有4个政党和联盟跨过了5%的门槛线。

俄共以22.31%得票率获得99个政党席位，占政党席位的44%，俄自由民主党以11.8%选票获得50个席位，占22.22%，亚博卢集团以6.89%选票获得31个席位，占13.78%。

杜马选举制度使小党难有作为，而进入议会的反对派势力则被放大强化，更加鼓舞了对立情绪和不妥协的态度，加剧了政治进程中的对抗性。

一般来讲，总统派和议会派之间的思想意识差距缩小时，他们相互的对立气氛会大大地缓和，但是差距的迅速或完全消失不符合其政治利益，因为这是争取权力的资源之一。

6

虽然叶利钦时代已经永远留在了20世纪，但导致俄政治冲突的制度因素至今仍未消除。

到来的普京时代虽然政治冲突的对抗性有所下降，但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宪法架构缺陷在政治变迁的复杂进程中短期内不会轻易消除，政治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经过十余年的政治演进和运作磨合，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进程有了很大地进展，政治体制趋向于完善，政治行为趋于规范，政治权力的运作也限定在法律范围之内，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大大减少，联邦体制得到巩固，但政治冲突的对抗性却依然如故。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走向

【摘要】俄罗斯体制转型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

俄罗斯体制转型是在苏联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毕露及苏联解体的特殊背景之下，以大体上和平方式推进的一次复杂而内容深刻的社会进程。

俄罗斯体制转型以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路径选择，却得到了一个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寡头集团与平民主义兼容的混合型体制的结局，给其它转轨国家的改革以深刻启示。

【关键词】俄罗斯体制转型路径走向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一直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在今天，显然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和更为深入的视角，重提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话题。

这里所说的“俄罗斯体制转型”，专指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一党垄断的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历史性转换。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起自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迄今已有10年，这10年体制转型的实践无论为社会转型问题的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延伸中作纵向剖析都提供了一定的积累。

十年的历史沉淀也多少使人们有了一个较为冷静的心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一番较为客观的评判。

近年来，无论是俄罗斯本身，还是国内国际学术界都有不少以这一内容为主题的重要著作与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问世，为研究转型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其次，就俄罗斯体制转型这一问题本身而言，在当前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就俄罗斯自身来说，随着普京总统的执政，一个重新思考过去、重新定位未来的过程正在俄罗斯政界学界自然而然地展开；

就国际社会而言，以苏联解体为最终标志的冷战体制瓦解迄今也有十年，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变迁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

几乎在各大国，当然尤其突出地表现于美国，正在展开一场全面的外交政策大争论，其中在判断未来美俄关系及其它大国关系走向时，又不可避免地把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提了出来，需要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成功，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全面观照，尤其是当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向国际社会开放和深入考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思考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一、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问题包括转型的动因、转型的前提，以及转型的起始方式等内容。

转型的动因是指：

从1992年起俄罗斯全面地推行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转变是有一系列深刻起因的。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苏联到底为什么会解体的问题。

转型的前提所指的问题是，1992年开始的体制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先前体制基础上发生的。

以另一种表达，也即是苏联解体所结束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会的问题。

转型的起始方式所指的问题是，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转型以制度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那末这样的一种变化为何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生。

显然，上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叶利钦时期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

首先来看1992年叶利钦体制肇始的起因，这一问题密切关联着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

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浩如烟海的著述，但如果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作一个鸟瞰式的概括，大概可以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把苏联解体视作为是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国际社会一系列重要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市场化与民主化浪潮的扩展，包括军备竞赛高度抗争中苏联的失势，包括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这样的重大国际事态，也包括苏联式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

第二，把苏联解体看作为是70年苏联历史延续的结果，或者看作为是一个更长过程中一个帝国兴起与衰落的自然过程。

在这一视角之下的分析既包含有“扩张过度必然导致败亡”的帝国兴衰逻辑，也包括着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背景之下，俄国历史独特性尚未找到使之能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的制度化的现代表现方式。

第三，把苏联解体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社会转型的自然表现。

这种比较肯定的表述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这里包括：

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斯大林之后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庚续；

是倾向于西方文明的一个历史长时段中的一个环节等等分析。

最后，侧重于从偶然性事件、或者从宏大结构中的某个侧面或某些要素方面来描述苏联的解体。

比如，从1991年8.19事件乃至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心理；

比如，从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制度转换，实现个人所有制，来确保个人与集团利益等等来分析苏联解体。

有人认为，如果这些偶然性事件得以避免，那么也许苏联的解体问题可能完全会以另一种方式，或在另一个时间出现。

也许十年的时间不足以对苏联的解体问题作出全面分析，但看来上述四个方面中任何单独的某一方面都不可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

更为现实的判断是从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交融与综合中去得出结论。

任何宏大社会的历史变迁，看来只能从比较复杂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找到真谛。

与90年代俄体制转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转型的前提，即如何断定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形态问题。

综合起来看，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来加以观察。

第一种方式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划分方式，也即把解体前的苏联社会形态认同为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的一种认定既是前苏联宪法法律制度的规定，同时，也是西方学术界相当普遍的一种认同。

问题在于，前苏联最后几十年这样的一种在利益划分上倾向于特权阶层，在资源分配上绝对地以军重工业为优先，在意识形态上凝固僵化而又落后于时代发展，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又以扩张称霸为政策原则的国家，能不能简单地以“社会主义”相称许。

也许人们未曾忘却我国当年还把前苏联称作为“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还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苏联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质疑。

总之，解体前苏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个人们所向往的公正、进步、繁荣、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苏联解体更不是，也不应该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

第二种方式是从政治学范畴出发对前苏联时期社会型态的断定。

俄国学者在这方面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

认为从前苏联体制向“后共产主义体制”的转型早就开始了，最早可追溯自赫鲁晓夫，最晚也是自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

就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言，有人将其称之为是后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时期，也有人称其为是“横向层面上日常政治领导与管理的非全权主义和垂直层面上确保功能与价值统一的新全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联合。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表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形态的特点是，第一，民主转型没有任何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