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80年代校园诗歌的写作热潮与文化影响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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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80年代的精神将在21世纪显现,人们肯定会以足够的历史距离感对它进行精确的描述,并突显出其不平凡的意义。
可见上世纪80年代文学走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也是一种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只是人们往往觉得要对它作出准确而凝练的描述是相当艰难的。
这也许正应验了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说。
一
感谢诗神缪斯,像一位至性至情的亲人,感召和赐予一代人的心灵洗礼,让人在重新倾听一代人的心灵诉说时,仿佛抚摸到来自大地深处的急促心跳;
让人从那云开雾散的春天里重新闻到走在路上的芳芬诗意,并与青春和生命一起流连,获得一份感动、纯粹和激情。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80年代的诗歌精神及其呈现出的极其纷繁复杂的态势时,“校园诗歌”作为一道奇异多姿的风景线,仿佛是春天里的枝条,它的每一片叶子在记忆中依然闪亮着青翠、朴素和纯美,甚至令人从其摇响的声音中,感受到诗歌在校园的盎然与生机、稚嫩与苦涩、自由与豪情。
何谓“校园诗歌”呢?
著名学者谢冕先生如是说:
“校园诗一般指作者为大专院校学生时创作的诗,此类诗,有的称学院诗,有的称大学生诗。
名目殊异,所指则一。
校园诗不具单一流派的性质,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和大体一致的艺术主张,而且它的创作群体始终呈现一种松散的、不稳定的,而且绝对是流动的状态。
校园诗的作者一旦跨出校门,或者虽未跨出校门,但不再是学生时,即使他们的诗写得再多再好,也不复是校园了。
校园诗的性质,仅仅决定于作者写诗时的身份,而不决定于其它因素。
”[1]325由是观之,校园诗人群体在80年代的中国历史语境下,并非是个内涵弹性、外延模糊的缺乏定性的称谓。
这是一截依照身份和时间而推移的特定年龄线段。
而今认真盘点,支撑这个群体诗歌大厦的中坚力量和风云人物多数是上世纪60年代上下出生的“新生代”诗人。
鉴于时下学术界对“重返80年代”的呼声甚高,学者们用“重返”的方式与“历史”对话,重新梳理和认识这段被公认为独特而辉煌的文学时期,如果这已然成为一种“共识”,那么,80年代诗歌无疑是最为活跃和最具冲击力的文学样式,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的,倘若说80年代诗歌值得重新审视、回望和探讨,那么作为当时“在场”的校园诗群体,只要放置于8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聚光和考察,就可发现校园诗歌作品意蕴辐射绝非各自孤立、纯粹偶然的一般现象。
作为一种特殊的景观,它所呈现的风貌与80年代诗歌整体处于一种什么关系?
它与当下的诗歌写作又能构成什么关系并带来哪些启示和意义?
等等,把握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局囿于“老问题”的纠缠,就难以对“新问题”有所发现。
因为,在80年代诗歌的整体格局中,校园诗歌(或称“大学生诗歌”)现象是“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之间的一个过渡层面。
换言之,“第三代诗人”(又称“新生代诗人”)的主要力量或阵容其实多是从校园诗歌中(走出)产生的。
“所谓新生代诗的冲击,主要来自大学校园诗人的冲击。
”(谢冕语)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校园诗歌中的那些“弄潮儿”,一方面是以继承者的立场受到朦胧诗的精神导引,另一方面又以反叛者的姿态企图“PASS北岛”。
只是这种“青春勇气”并未能撼动北岛不可动摇的地位,相反的,却把诗歌精神和活动推向广大的校园乃至更广大的人群中,形成一种辐射圈,波及到更为广阔的地带,推动和促进了诗歌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更广阔的诗歌人脉网络。
“在当时或者以后,他们以各自的艺术信仰而参与或不参与中国诗歌的艺术流派竞争,再最终为丰富中国诗歌而做出贡献。
……不断给诗歌创作注入新的激素。
”[1]329事实证明,校园诗歌呈现出的某种芜杂而多元的形态,以及造就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均为后来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准备和资源,即将推出的为了“全面而准确地呈现一代人的诗歌理想与诗歌人生”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诗歌选集》便是明证。
从广泛征集而后初选的290位诗人中,大多是80年代校园诗人中的风云人物,主要倡导者即主编潘洗尘正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风起云涌的校园诗潮中,他以极具个性的魅力和横溢的才情引起诗坛的关注,并以异常活跃的身姿始终与80年代诗歌相呼应,在大学就读期间,他主持北斗文学社和《北斗》诗刊,担任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学会理事长,创办了风靡一时的《大学生诗坛》,出版了两部诗集《多情的天空》和《历程》而成为当时大学生诗人中出版个人诗集最多的诗人,并主编了当代新诗史上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版)。
回眸巡视80年代全国各地校园诗歌这一真实而庞大的群体,他们带着各自的声音、气息和记忆,散落在各个角落,以青春般的热情和天真为当时的诗歌所营造的健康氛围,坚持诗歌理想的执着和努力,常常令人感慨万千。
因此,当我们重返80年代时,只有将目光的关注点延伸到校园诗歌的创作,才能更加立体、全面、客观地重返历史“现场”,还原80年代诗歌的整体风貌。
诚然,回到80年代的语境,还有很多问题亟需大量的清理。
重要的是,在重返的过程中如何寻找到更理想的方法来拓展研究空间,为文学史或诗歌史的阐释提供更多新的可能性,并对原有的研究方法和观念加以突破。
或许,对于没有经历过80年代文学生活的后来者,会提出质疑,甚至对80年代诗歌精神表示不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文学现象或校园文化,我们没有理由对80年代校园诗歌加以否认。
其实,校园这个特殊的空间,是培育、输送和产生诗人、诗评家和研究者的生命土壤,尽管不是惟一或永久的土壤,但不可否定的事实是,校园在古今中外都是诗歌发生的重要“根据地”。
远的不说,就说80年代诗歌与当时的校园诗歌,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因为它们彼此间有着血脉相连的必然联系。
哪怕限于经历,80年代校园诗人不可能对我们民族文化中(譬如“文革”)的大劫难有切肤之痛,也不像其父兄那样承担着程度不同的精神负荷。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和文学新浪潮中,校园诗人常常新奇四顾,燃起其不断高涨的热情,伴随经济文化大潮的撞击,使他们的追求、探索和创造力与焦灼、空茫、浮躁感总是处于暧昧状态。
青春期文化心理的共衡与振荡,则构成他们写作的内在旋律。
他们急于创新,渴望艺术拓荒,然而蜕变的过程都得为之付出代价并承受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尤其在改革开放刚刚到来之际。
这种艰难的起飞或许不无建设性,可在80年代诗坛他们只能被视为羽毛未丰的“文学雏鹰”。
然而他们的腾飞姿态和大胆探求的精神以及艺术表现,对于当时的青春诗歌团体和之后被命名为“第三代”或“新生代”诗歌的群体却有着某种前奏意义。
二
青春的情怀总是诗,因为诗歌在本质上是属于青年的、属于年轻的诗心。
就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园都可以称为诗的摇篮。
由于青春的追求和梦想无不充满着绿色的希望、洋溢着美好的情怀,并且总是天然地亲近诗歌。
上世纪80年代,放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中国广大的版图上,许多大学校园的诗歌创作堪称如火如荼、此起彼伏。
无论是庞大的写作群体还是林立的诗社诗刊,几乎遍及各地,形成了一种难以丈量的大学生诗歌写作热潮,从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
作为一个阵容庞大的写作队伍组成的诗歌群体,“大学生诗歌热”的确十分引人瞩目。
这一狂热而奇特的现象,似乎印证了大学校园与当代诗歌的关系紧密相依,证明了缪斯诗神确实对校园这块热土情有独钟。
请允许笔者随意列举部分80年代大学校园里较有代表性或影响力的诗社和刊物,比如北大的“未名湖”、复旦的“诗耕地”、北京师大的“摇篮”、华东师大的“夏雨”、吉林大学的“赤子心”、山东大学的“云帆”、武汉大学的“浪淘石”、福建师大的“南方”、哈尔滨师大的“北斗”、云南大学的“银杏”、暨南大学的“红土”、四川大学的“百色花”、东北师大的“北极光”、南充师院的“金盾”……如果打个比喻,校园诗社本身是一个“江湖”、也有自己的阵地的话,那么,一批才华横溢、年少气盛的风云人物,从此便在大学校园这个“诗江湖”纷纷出道。
网上有人这样形容:
“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武功高强,凭借自身具备的诗歌武艺和独门兵器闯荡江湖、纵横驰骋、扬名立万,写下了中国当代校园诗歌史上迄今为止精彩绝伦、无比辉煌的武林传奇,并成就了大批至今仍纵横在诗江湖上的诗歌大侠。
”的确,80年代的大学校园为诗坛输送了一茬又一茬的诗人,或则成为对当代文学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和贡献的诗人、作家和学者,或则成为当代诗坛重要的新生力量和活跃分子,或则中途改弦易辙从事小说、散文创作或转向其他领域。
这里不妨简略列举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活跃在80年代校园诗江湖的主要风云人物(由于资料等因素制约,只局限于1977级至1984级,即1981届至1988届):
如北京大学的吴稼祥、熊光炯、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戈麦、清平、徐永、麦芒、阿吾、西渡、恒平;
复旦大学的胡平、孙晓刚、王沪宁、许德民、程永新、李彬勇、卓松盛、傅亮、高晓岩、朱光甫、杜立德、张浩、甘伟、朱蓓蓓、陈先发;
吉林大学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刘小波、苏历铭、包临轩、丁宗皓、野舟;
武汉大学的王家新、林白、张水舟、方方、洪烛;
北京广播学院的叶延滨、陆健、余笑忠;
南京大学的唐晓渡、鲁羊、朱燕玲、贾晓伟、高翔;
山东大学的杨争光、韩东、蔡天新、孙基林、刘希全、小君;
华东师大的赵丽宏、戴达奎、李其钢、周佩红、宋琳、张黎明、于奎潮、张小波、徐芳、陈鸣华、于荣健、刘漫流;
北京师大的苏童、陈染、毛毛、马朝阳、林公翔、张立;
云南大学的于坚;
西南民院的吉狄马加;
上海大学的张烨;
四川大学的冉仲景、唐亚平;
四川师大的石光华;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翟永明;
暨南大学的汪国真、沈宏菲、黄灿然;
兰州大学的刘勇、封新城、菲可、普珉;
安徽大学的蒋维扬、曹汉俊;
安徽师大的沈天鸿、叶世斌、钱叶用、方文竹、祝凤鸣、洪治纲;
上海师大的王寅、陈东东、陆忆敏;
哈尔滨师大的李琦、潘洗尘、吴晓东、罗振亚、王爱中;
黑龙江大学的曹长青、张曙光、杨川庆;
福建师大的陈嘉平、庄伟杰、宋瑾、莱笙、萧春雷、黄静芬、黎钟;
厦门大学的金海曙、朱碧森、柔刚、朱圣;
华侨大学的张志平;
漳州师院的安琪;
中山大学的马莉、辛磊、石一宁;
广东外语学院的柏桦;
浙江师大的荣荣、沈苇;
人民大学的程宝林、杨榴红;
西安交大的马永波;
上海机械学院的孟浪;
河南大学的王剑冰、程光炜;
中央戏剧学院的李轻松;
中国科大的简宁;
南京理工大学的黄梵;
南京林大的岩鹰;
南京师大的张鸿雁;
河南师大的易殿选;
天津工大的刘洁岷;
浙江大学的张德强;
杭州大学的黄亚洲、力虹;
上海电力学院的余怒;
华中师大的郭良原、张执浩、胡鸿;
东北师大的徐国静、邓万鸿、于二辉、郑道远;
湖南师大的骆晓戈、张枣、彭国梁;
辽宁师大的林雪、韩春鸣、董学仁;
辽宁大学的马原、任桂秋、尚贵荣、高岩;
河北师大的陈超;
扬州师院的王慧骐、曹剑;
山东师大的张清华、李登建;
西安财经学院的沈奇;
西北师大的彭金山、崔恒、张子选、叶舟、唐欣;
山西大学的李坚毅、周同馨、潞潞、张锐锋、李杜;
西南师大的钟鸣、邱正伦、田家鹏、郑单依;
南充师院的李亚伟、万夏;
重庆大学的尚仲敏、李元胜;
四平师院的薛卫民、于耀江、宗仁发;
中央民院的冯艺;
广西民院的黄神彪;
广西师大的盘妙彬;
内蒙古大学的南野;
青海师院的唐燎原;
湖州师专的伊甸;
湖州职大的柯平;
舟山师专的孙武军;
昭通师专的雷平阳;
重庆师专的梁平;
咸阳师专的耿翔;
西昌师专的林珂;
黑龙江农垦师专的岛子;
哈尔滨师专的王雪莹;
……限于篇幅,加之孤陋寡闻,恕未能逐个说出。
以上存在的事实,足见在校园这个广阔的空间里,集中了众多的优秀诗人和活跃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的集结、吸引、互动乃至相互对抗,往往在写作中形成特殊的诗歌气场。
校园诗人们的写作对当代诗歌进程的影响日益显露,尤其是他们走出校门之后,其写作的日趋成熟,或在一片喧嚣声中,重临新的起点与人们聚焦的中心。
因此,探讨校园诗歌对当代诗歌写作的特殊意义,探究在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校园诗人们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结,无疑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80年代校园诗歌营造的氛围及其重要贡献,堪称代表着80年代诗歌中的另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在当代诗歌中体现为诗人们缔造的成果,一旦获得广泛认同,自然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校园诗群体和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并非是流派性质的,他们诗歌的写作意图、生命抱负、价值取向和文本意识是同异互见的,并以其相对独立的姿态存在着。
由于地理环境、时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使然,80年代校园诗歌中的中坚人物,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批。
第一批是受“朦胧诗”影响并作出感应的诗人,他们与朦胧诗人有着大体相似的人生阅历和体验,曾经上过山下过乡,既对青春的迷茫和失落感同身受,又不乏强烈的向往和期待;
既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又执着地“相信未来”。
就总体而言,他们尽管获得各自不同的创造性成果,却依然未能超越朦胧诗人在情感意蕴和表现方式上所具有的成就。
另一批是更为年轻的校园诗人,他们学会自觉地回到自己身边、回到个人及其内在生活。
一种异样的气味和特别的声音,逐渐在校园里滋长和弥漫,并出现了“生活流”与“冷抒情”两种书写形态。
前者分明是显在的,多见诸于公开的出版物,拥有较广泛的读者群,如198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海星星》,地处西北的文学杂志《飞天》及诸多重要文学刊物和有关青春类期刊,如《诗刊》、《星星》、《当代诗歌》、《绿风》、《青年诗人》、《青年文学》等则专门开辟“大学生诗苑”园地,大致体现了这类生活诗面向身边生活的特征。
之后,即1984年掀起的“宣叙调”,则在大学校园里风行一时,如潘洗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于坚的《节日的中国大街》等最具代表性。
冷抒情的诗作是暗涌潜在的,在诗坛幽深的暗处地带隐秘流淌着,如韩东的《山民》、《海呵,海》等,这类诗更多的是把所感所思和亲历的情境加以描述,其在场当可视为“第三代诗歌”在最初酝酿的过程中,潜在着最隐秘的契机。
总之,在历史的关节点上,80年代的校园诗不但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而且承载着几代人的诉求与冀望,走上了回归个人之后的热切行动和生命征程。
于是乎,各种版本的大学生校园诗歌选集的推出,其数量之繁多、种类之丰富、影响之广泛,堪称是一种前所未有或空前绝后的出版现象。
根据中国80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兼民刊、校园诗刊收藏者姜红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校园诗歌出版备忘录》中的分类统计,80年代大学生校园诗歌选种类大体分四种:
第一种是全国性大学生诗歌选集。
其中出版最早影响最大的当数潘洗尘主编的《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共选发了74位作者的100多首诗作,印数(发行量)达12000多册。
此外,北师大马朝阳选编了四本诗歌选集《中国当代校园诗歌选萃》(内部版本由北京师范大学五四文学社编辑发行,公开版本系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开放的天空——最新中国校园诗歌选萃》(1992年12月版)、《再见20世纪——当代中国大陆学院诗选(1979至1988)》(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尚有董小玉、周安平编选的《当代大学生抒情诗精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叶延滨、魏志远编选的《秋叶红了——校园诗人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
第二种是区域性大学生诗歌选集。
如辽宁师大绿岛文学社编选的、汇集辽宁大学生诗人作品的《大学生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版);
薛建农、徐明松编选的上海大学生诗人作品的《当代学院诗选》(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
第三种是各类大学生散文诗选集。
其中,最有影响的选本首选杨川庆、杨锦合编的《中国当代大学生散文诗选》(1991年5月版),印数13000多册,是中国校园诗歌史上第一本大学生散文诗选集。
较有影响的版本尚有:
农耘编的《当代大学生散文诗选》(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沉思录:
大学生哲理散文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
第四种是各类大学生文学作品选。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张国臣主编的《中国当代大学生优秀文学作品赏析》(诗歌卷上、下册),该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发行。
其他以入选大学生诗歌作品为主的选集还有:
张黎明主编的《高校文学百家》(山东文艺社1990年版),江堤等选编的《全国高校校园刊物文学作品拔萃》(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由于这些诗歌选集汇萃了活跃于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末期全国各地大学生校园诗人风格各异的优秀作品,反映了80年代大学生校园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出版后不仅备受当时在校大学生诗歌爱好者的喜欢,而且获得了社会各界青年的青睐,成为80年代洛阳纸贵的畅销书。
当我们重新返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循着这一代新生力量的纯粹的面貌,在热烈滋生中的诗歌成长历程和轨迹,会发现诗歌在广大校园的各个角落所保持的独立状态。
它作为一种存在,总是悄悄地守护着这个特殊空间的文化自尊。
体现在艺术表现和探索精神方面,起码有几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的地方。
首先,一些诗人将写作重心移向艺术形式上的求异求新的不安分状态,或在冥想与体悟中突显自身的抒情个性。
其次,注重对文化主体意识的强化和开放,烙印着明显的生命本体体验的情绪特征。
再者,创作主体自身的身份、时代和文化境遇诸多复杂因素使然,表现出与传统文学主题悄然悖离的创作倾向。
尽管他们普遍对此生活存有一种真切的感知和炽诚的热爱,求新求变的势头并不满足于此,因而尚不能结论他们在诗歌海拔上拥有令人瞩目的高度。
他们只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和表现方式,试图参与到80年代诗坛最为“喧嚣”或响亮的同频共振。
校园诗歌的特殊创作景观,将逐渐改变我们对80年代诗歌创作态势的总体评价。
诚然,在整体庞大的校园诗人群中,有一部分当代诗人将可能不被历史所拒绝。
那么,历史最终将以什么方式接纳谁并接纳到何种程度,将取决于他们走向社会之后的创作努力和最终成就。
而他们之后的创作成就,则取决于他们中谁能沉得住底气、谁能顶住时代的浮躁之风而独立于世,去赢得历史的垂青和肯定。
重返80年代校园诗歌,在另一层面上,意在让我们不忘校园这片“芳草地”,并与80年代校园文化精神相呼应。
无论是回望巡视还是展望前瞻,诗都使人青春无限。
当年诗人们对诗歌的虔诚热爱、对理想境界的追寻、对诗歌语言艺术形式的探索,所留下的一切但愿不会过时。
尽管当今社会由于进入快节奏化、文化消费的快餐化、精神生活的粗俗化和浅表化的浮躁时代,对整体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校园诗歌也不例外。
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大学里普遍缺乏人文精神(素质),许多人关心的是考研、学业和走捷径等现实话题,对于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意识缺少正确的认知和了解。
可见,在当代大学校园里,在普遍缺失信仰的日常生活中,呼唤和重扬人文精神显得尤其迫切和需要。
譬如相形于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诗歌热,当前校园里的诗歌教育和有关诗歌活动相对落后和疲软。
因此,如何通过诗歌来张扬时代的人文精神,以提醒当代青年学子把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表现出来,让当代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洋溢浓郁的诗意;
如何驱动他们热爱诗歌并参与诗歌写作来丰富内心、深入当代,从中获得某种快乐、力量和幸福感;
如何通过诗歌这种方式证明,用爱和美、用青春激情与思考来滋养自己和提升精神品质乃是个体生存的至高价值;
等等,令人在忧思的同时,也深感诗歌与诗教回归的重要性,也发现到诗歌的生存和发展实际上潜在着诸多的空间和可能。
①参见庄伟杰:
《诗意校园:
心灵对话与审美文化——“中国高校诗歌联展”在当代语境中的价值意义及启示》,美国《中外论坛》2007年第2期。
如果中国诗歌的创作队伍已经开始意识到面向知识化转移的必要性,那就是令人欣慰的一种良好的征兆。
大学校园,作为传播知识、文明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摇篮,与诗歌自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相信校园会因为诗歌而美丽并充满魅力和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并寻找80年代校园诗(群体)的经验、演变过程、价值意义及其文化影响力就显得弥足珍贵。
它是我们重建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发展全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纵深处揭示中国当代诗潮发展的概况、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境遇,以便从多维度视野进行观照、透视和总结,特别是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当浮躁的心态导致人们对生活的不耐烦和对诗歌缺乏足够理解和认知的境况下。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校园诗歌热潮至今尚未完全结束,那么把目光投向80年代诗歌“现场”时,充分利用历史资源反思现实问题,并就诗歌与生活、诗教与校园、诗意与青春的关系展开深入的交流对话,无论是触及社会环境对诗歌发展,还是诗歌发展有利于社会环境,都能为我们带来丰富的启示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谢冕.多梦时节的心律——《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序[M].谢冕论诗歌.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毕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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