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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皮毛理论”的来源。
第三,是思想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创新者。
他们也以此自踞,所谓“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
作任何事情往往是从自己的理想,或既定的道德原则出发,所谓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②第四,是时代的精神和灵魂,是人类基本价值体系的保守者、维护者,所谓“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忠实于自己的价值,所谓“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任何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不论是否与自己有没有直接关系,都要用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评价,表达自己的好恶、观点,被称为“社会良心”。
第五,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即使他们自称“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实际上,是“进亦忧,退亦忧”,“夫召我者,而岂徒哉?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③
第六,还必须超越个人利害,超越社会的各种表象,对社会、对人类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具有一种普遍而永恒的关怀和同情,即所谓的“宗教精神”。
也就是青年路德所说的:
“当常人犹懵懵懂懂时,这种人却已早发慧悟,究心于兹:
如何避免生活上的腐化,如何透过死亡以获得生命的意义。
”④就是常人所的知识分子爱作“无病呻吟”。
根据上所述知识分子的特点,结合中国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实际,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的形态、地位和作用,从而展示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二、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态
纵观中国历史,知识分子经历了:
由与君权较短量长的至高地位(巫觋)到降为贵族之下,平民之上、联结平民与贵族的中间环节的“士”;
由“无恒产”的“游士”、“养士”,到“以言干禄”、“以谋取位”的仕大夫;
由潜心学问,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学者,到获取一技之长,以求养家活口的专业技术人员四种历史形态。
(一)神圣与卑贱——从“巫觋”到“巫师”
夏商时的知识分子表现为“卜”、“巫”和“巫觋”。
那时他们的地位极高、权力很大。
因为夏商的政治是刚由图腾崇拜进化而来的“神巫政治”。
正如司马迁所说:
“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
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
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⑤那时,要决定国家大事,如举行重大的农事活动、出兵打仗、等,首先就要听神、听上帝是怎么说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⑥上帝不能和人类通话,“卜”、“史”、“巫”、“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听上帝的话,实际上就是听“卜”“巫”等的话,连国王也不例外。
从很多史籍都还能够看到卜、巫、史、祝和国王争权夺利,甚罢免国王的记载:
“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
…桀纣之时,与天争功,拥遏鬼神,使不得通”。
⑦在周初,知识分子主要还是表现为“卜”、“巫”,但其地位已下降,成了王国的宣传工具。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⑧“神道设教”观念的产生,意味着最高统治者对“卜”“巫”等精神领袖权威的绝对性的否定。
周代商后,能够留在宫中,继续作当朝的“卜”“巫”的毕境有限,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被周王封为最低一级的“贵族”——“士”,也可以说是高级“平民”因为他们没有封地,甚至也没有固定的收入。
为了谋生,“士”还得靠出卖自己的专长、技艺来维持生存。
所以就产生了“巫医工匠”这一称谓:
“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
巫匠亦然。
故术不可不慎也。
”⑨“南人有言曰: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⑩把本来就是空渺玄幻的纯理论的东西,用于最具体、最琐碎的维持生计之用,这就难免生出很多荒诞离奇的笑话。
所以,“卜”“巫”很快就被作为一种贬称:
“儒者饰辞曰:
‘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⑾在西汉初年,“卜”、“巫”等知识分子走向市场,替人算命、消灾以糊口的现象相当普遍,近于泛滥。
(二)悲哀与悲凉——从“士”到“仕大夫”
如前所述,自周王朝建立,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即“天之长子”;
宣传“以德配天”的神学政治理论;
推行“神道设教”,的政治教育政策。
使得过去充当上帝与王权中介的“巫”、“祝”等知识分子,失去了和君主抗衡的理论基础;
周王大封同姓弟子和功臣的“分封制”、“井田制”等经济政策,使得国家所有、领主占有的财产制度一统天下,“巫”“祝”等失去了经济基础。
知识分子从此就成了一张皮或者说皮上的毛。
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第一次分化:
一部分人留在君主身边,成为传达君主旨意、阐发最高统治者宏旨的文臣谋仕,行使宣传教育的职能;
一部分人则被封为贵族中的最低等级——“士”。
大体说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虽然下降,但还是能够生活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社会机制全面紊乱:
“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第二次开始分化:
一部分难耐贫穷凄苦的“士”,发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大于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⑿的不平之鸣后,游走四方,纷纷说君干禄,迎合君主的所好以求富贵显达。
以苏秦、张仪、李斯,张良、叔孙通、贾谊、王叔文、王安石、刘基、张居正,以及清末的所谓“三大中兴名臣”等为代表。
他们形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
他们有的曾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兢兢业业地工作,小心翼翼地辅佐君王,也做出过辉煌的成就,干出一番不朽的事业。
但是更多地却居官获禄后,作了“大隐于朝”的官场混混。
但当他们卷进政治旋涡而不能自拨之时,又产生出对“入仕”前生活方式向往的悲叹。
李斯和其子被押赴刑场,临刑前对他儿子的一段话,实在令听者悲哀;
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虽是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却又坚持自已的信念,试图找到一个理解自已的君主,实践自己的理论篮图。
以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和韩非,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唐代的韩愈、宋代的二程、朱熹和范仲淹以及清代的龚自珍、魏源、章太炎等为代表,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传统在他们身上体现最多,对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这一部份“士”,他们与君主以及取得高位的“士”的关系,形离而神聚。
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许十分馈乏,人生道路充满坎轲与不幸,尽管他们自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⒀“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⒂……但是从以“达生”见长的庄子所发出的感叹来看: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
父母岂欲吾贫哉?
天无私覆、地不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
”⒃还是令人感到心酸而凄凉的。
(三)、寂寞与无奈——从学者到专业技术人员
科举制伴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而进入历史的陈迹,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却并不尽是福音。
一方面他们失去了一千多年来固定的“学也禄在其中”,“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的缙升之道。
他们的思想虽然自由了,但同时也意味着可以自由地挨饿;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教育内容、方法的丰富和多元化,读书人的视野也空前的开阔起来,现代知识分子才真正产生了。
王韬、严复、张謇是这类知识分子的早期代表。
独立性、自主性,是这一期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
正是因为这独立性,使得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胡适、陈独秀、鲁迅,……一大批思想家如繁星闪烁于中国的天空。
异族的入侵既掩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割断了历史的自然演绎。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大学的院系专业调整,将知识分子都按行政隶属关系进行再编和归类,把学者朝着专业技术人员的方向转变,新生的所谓读书人几乎都成了专业技术人员。
“文化大革命”冲掉的不止是知识,更冲掉了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信仰没有了,价值失了衡。
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知识界感受到春天的来临,但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以汹涌滂薄之势,冲击着整个社会,气势之大、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
当前,知识分子既受到商品经济的挑战:
教授上街卖起了冰棍;
又受到“知识经济”的挑战:
经济成为知识价值的准绳。
三、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和时代使命
对于“商品经济”,知识分子似乎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而“知识经济”这一新问题却又产生了。
人们宣布人类将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据说,所谓“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时代,它将会对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社会的各个成员,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企业不采用新技术将面临破产,个人不掌握新技术将被迫‘下岗’,国家不发展高科技产业将陷入困境。
”真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时代的这一挑战?
当年的“科学救国”理想之所以破产,并不在于科学救不了国,而在于他们把科学看成是万能的。
将知识用于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知识的重要用途之一,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经济固然离不开知识,但知识却不一定都能带来经济效益;
且经济也罢、知识也罢,最终都离不开人,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恩格斯指出:
“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
⒄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抽象思维,失去了好高骛远的秉性,势必犯近视眼的、泛经济主义的错误,如果失去了固有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造成人欲横流,将全部理想的追求置换为贪婪的聚富敛财。
正如罗素所说:
“当没有一种原则是重要的或者能有稳固的胜利机会时,就不需要坚持一种原则了;
…一个人德行若是除了纯粹的现世计较而外便没有别的根源;
那末如果他有勇气的话,他在这样一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冒险家,如果他没有勇气的话,他就会只求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怯懦的混世虫。
”⒅面对目前的世界,知识分子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呢?
首先,知识分子面临自己角色二重性的挑战。
“知识”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具有超阶级、超民族的特点,作为知识拥有者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就具有了超然于任何集团利益之上的是非和真理标准。
正如巴勒斯坦作家赛义德(Edward.Said)所说知识分子应当“质疑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集团思想,以及任何阶级、种族和性别特权的意识”。
马克思曾指出: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同时,对“人类普遍之忧”本是知识分子的本性之一。
但是,知识分子也是人,也生活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不能离开具体的民族而存在;
同时,只有民族的才真正是世界的,任何文化,只有从本民族自身中发掘其深刻的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再者,如果本民族自身都难以独立于世界,又怎能去解放全世界呢?
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借口“人权高于主权”,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践踏其他民族人权的霸权主义行径。
第二、价值、信念等理想面临生存问题、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挑战。
灵与肉、理想与现实、信念与生存,一直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百慕大”。
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就免不了挨饿、受馁的凄凉;
与现实妥协,又可能有损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
庄子曾经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发明了界于“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人生哲学,但还是在饥饿的驱使下,忍俊不禁“向监河侯借粮”;
李斯的话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但同样是这个李斯,小心翼翼、委曲求全,被迫作了一件又一件有悖自己良心的事,也享尽了成功的喜悦和人间的荣华宝贵之后,而将受车裂之刑时,他又是多么希望能象当初一样作一个平民!
“不患人不己知也,患不知人也”,⒆“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本也无可厚非,但那售后服务的成本却是非常的高昂!
孔子曾说,“富贵,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为也”。
但又有多少人能够象梁鸿、王充、王符、李贽那样终身“寂寞”,甘受清贫之苦呢?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清高就更意味着挨饿。
第三,独立人格面临专业化、职业化的挑战。
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知识的经济化,市场经济的深度和广度还会发展,社会分工会更加深入和细化,所以真正对知识分子独立性最大的最大威胁,还是来自知识分子本身发展的专门化即职业化。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更会可能把知识朝着专业化和技能化,经济化和市场化方向推进。
当知识的唯一价值就是为了某种现实的目的、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时,知识分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金钱的仆役,传统和知识分子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到来了!
死亡本身就是新生,传统知识分子的死亡,意味着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
新型的知识分子,正如赛义德所说:
“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业余爱好者,他要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社会一分子,就应当在哪怕最技术性和职业化活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问题,尤其在这类活动牵涉到自己的国家及其权力,牵涉到其与本国公民和与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时,更是如此。
此外,知识分子作为业余爱好者的精神可以深入我们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职业化常规,将其变得更有生气,更具激进意义;
于是他做任何事就不只是按部就班地去做,而是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样做对谁有利,怎样才能重新与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想联系起来。
”⒇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要成为现代新型的的知识分子,就得先脱去旧知识分子过去的特点:
要在不依附于具体的政府、不固定地依附于某一类团体、某一个企业就能生存的前提下,能够优裕的生活,知识分子才可真正变成一种业余爱好。
这样,将其特点、秉性与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利益和得失分离开来,灵与肉不再在非常狭窄的范围里发生碰撞,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风尚就会真正形成。
“涅盘”后的知识分子才能够获得新生,这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创世纪,让我们展开双臂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吧!
①(《夏丐尊散文全编》)
②(《论语.述而》)
③(《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④(〈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
⑤(《史记.龟策列传》)
⑥(《礼记》)
⑦(《史记.龟策列传》)
⑧(《周易.观卦》)
⑨(《孟子.公孙丑上》)
⑩(《论语.子路》)
⑾(《韩非子.显学》)
⑿(《史记.李斯列传》)
⒀(〈论语.述而〉)
⒁(〈孟子.梁惠王〉)
⒂(〈王勃.滕王阁序〉)
⒃(〈庄子.大宗师〉)
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
⒅(罗素《西方哲学史》)
⒆(《论语.学而》)
⒇(〈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王小波著,祝勇编)
“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
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
”(《史记.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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