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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主要面临的是通胀威胁,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2009年底开始,国内的CPI同比与环化均已出现上涨的趋势,它的变化与2003年和2007年的趋势非常相似;
二是2009年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如果货币中性原理有效,今年下半年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
三是国内工业产能释放,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使近几个月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攀升;
四是央行测算的国内产能缺口,已处于12年来高位,缺口为正,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潜在经济增速,预警过热苗头;
五是工资整体上升,消费者信心不断上涨。
所以,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着可能的通胀局面。
而且有人提出,未来通货膨胀最大的威胁可能潜伏在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吸引了大量资金,2009年有3.1万亿新增信贷流向个人住房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全国住房交易金额超过6万亿元,2010年一季度又增加了8000多亿元。
可以推算,2009年近10万亿新投放货币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吸收了。
房地产市场在政策密集调控下面临调整,上述巨量资金可能出逃,将大量释放流动性,从而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可能面临着通缩的局面,主要依据是:
一是在《华尔街日报》5月份进行的调查中,10位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中有8人认为,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第三季度慢,他们大多数人还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慢至9%左右;
国内部分投行认为二季度GDP会掉到9.5%,三季度大概为9.9%,四季度为8.8%,把单季GDP增长率画一个图,就是向下走的M形走势。
二是一些经济领先指标,如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已有高位下调的迹象;
三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编制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四月份的55.7%回落到五月份的53.9%,生产指数从四月份的59.1%回落到五月份的58.2%,新订单指数从四月份的59.3%回落到54.8%,出口订单指数从54.5%回落到53.8%;
四是投资动力下降,除了2010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外,如果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福建这七省市单列的话,会发现这七省市占中国GDP比重的一半左右,但从投资增速来看却比其他地区慢上10个百分点左右;
五是从长期来看,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正在消失,劳动成本上升,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期有可能很快结束。
由上述结果可以推断,防通缩比防通胀更紧迫。
中国真的会在上述结果中选一个吗?
笔者以为,这雨个极端状况不会成为现实,中国走的可能是中间路线。
我们的判断依据为:
第一,虽然从短期看,经济维持在10%以上的增长率有些困难,但是应该看到,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加速上升通道内,按照我们的计算,这一过程将维持到2035年附近。
采用“三和法”估计中国增长Logisitic增长模型,其结果如图6,由模拟的中国人均GDP
Logisitic增长曲线大约在49至50期(2034~2035年)出现拐点。
同样按我们的计算,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峰值人口为10.2亿人(第一次峰值),劳动力总供给估算为7.9亿。
但是,此后劳动力年龄人口不会马上持续下降,在2022~2030年之间将有一个短暂的上升(第二次峰值)或缓慢下降阶段。
至2035年左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以此推算,中国人口红利的最终消失,将发生在2030年之后。
在此背景条件下,中国经济当前有强劲的内在增长动力,所以,只要政策操作不失误,经济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2009年CPI为负,2010年价格会出现恢复性的上升,但幅度不会太大,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货币中性即使在市场已经完善的发达经济体也只是长期有效。
2009年国内信贷确实放的比较多,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土地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信贷相当于开发了一个潜在的资源库,是一个潜在资源的货币化过程,它并不一定就会在短期影响价格的变动。
从图2CPI变化的环比看,我们也看不出价格有不断上升的明显趋势,而且当前的价格上涨具有结构性特征,是否会扩散还有待观察。
在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国内商品总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出现大幅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三,各种先行指标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目前都在比较正常的范围内波动,它们现在的高低变化,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对宏观政策变化的一种反应,只要宏观政策本身是稳定的,这些指标应该也不会大幅度波动。
第四,外部环境现在情况不明朗,但总的趋势应该不会比金融危机的时候更严重,如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足,外需也不能过度看好。
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比想像的要小。
第五,目前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受外部冲击后的恢复过程中,很多统计指标显示的结果是矛盾的,人们的预期也并不稳定,这时,我们不能确定经济的趋势性变化。
所以,通胀与通缩的结论都不一定符合实际的经济情况。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尚处在一个方向的选择过程中,没有出现向某一个极端发展的趋势。
我们预计,2010年的价格水平会有一个相对温和的上升,但幅度有限,并不会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然,应该注意到经济进一步上涨的动力确实有可能衰减,但也不会出现掉头快速向下的情况,只要宏观政策操作上没有大的失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有可能在潜在增长率附近波动,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所谓滞胀的局面也不会出现,但过紧的宏观政策,有可能放缓经济恢复的步法。
二、为什么反复出现农产品价格引发的通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没有出现过达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但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却屡次引发整体价格上涨。
今年以来,粳米、玉米等粮食品种,大蒜、蔬菜、绿豆等农副产品,以及三七等中药材价格上涨较多,从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看,包括利率水平、生产资料、水电油等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及政府税费的变化等,也存在着一些非市场因素,如西南地区旱情、中东部地区持续低温等不利天气影响,更与极少数经营者捏造散布不实信息、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相关。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以小农经济的经营形式为主,生产、加工、销售等许多环节都非常落后,而在近几年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许多城市的农产品市场面积缩小,经营户减少,从而使得农产品销售环节更加不畅。
虽然政府在不断鼓励农超对接,但超市却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一是布局不合理;
二是大量超市的规模偏小,无法大规模收购农产品,而且储藏、物流、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
可以观察到,同样品质的农副产品,在超市的价格比农副产品市场的价格要高,城市百姓主要是在农副市场采购农产品。
所以从农产品的生产、销售链条看,都是低效率的,而且生产和销售各方的风险都非常大,价格容易受到冲击。
近几年,不管是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还是蔬菜价格的上涨,都与这个体系的低效率运行有关。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蛛网理论,它所刻画的就是原始农产品市场供应的不合理波动,我国目前的农产品市场变动就符合这一理论,价格涨时农户大量生产,价格跌时产量不断萎缩。
为什么这种跟风式的生产方式一直存在,恶性市场循环得不到扭转?
问题的根本在于,分散的农户经营无法与市场对接。
众所周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信息来源少,无法对行情做出准确判断;
生产经营停留于低水平状态,难以做出科学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
农户的生产经营处于无组织状态,市场行为难以沟通协调。
为了应对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国家一是严格监控物价信息,二是动用国家储备增加进口释放库存粮,三是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四是给予城市低收入阶层临时补贴。
但是从整体看,这只是暂时解决了价格过度波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农产品市场的深层次问题。
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但都缺少农业这样一个涉及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的产业。
如果农业产业发展长期与现代化的工业与城市脱钩,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在所难免,并可能引发农产品危机。
三、政策选择
上面的分析表明,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宏观政策选择的敏感期,为了使刚刚恢复的经济得以平稳运行,我们认为,政策选择应谨慎。
1、避免出台过激的宏观调控政策。
目前,国际经济局势不明朗,国内的若干经济数据也相互矛盾,这说明,国内宏观经济也处在一个选择时期,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依赖数据有很大的风险。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表明,宏观政策与人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现实经济就是政策与人相互之间博弈的结果,在博弈各方信息都不完善的条件下,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会使博弈各方行为更加谨慎。
政策上小范围的试错及信号的释放,有利于引导市场向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走;
而剧烈的宏观政策变动,则可能造成市场预期混乱,加剧市场波动。
国内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证明,稍缓一步的调控政策,效果要好于过激的宏观政策。
因为市场本身是有恢复能力的,只有市场真的失控了,政府强烈干预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现在市场正在恢复中,如果政府过度干预,则可能使得市场信号混乱,宏观经济失控。
目前,货币政策的退出已是大势所趋,因为市场价格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稳定,但退出也不宜过急。
2009年增发的大量货币,事实上大部分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它对价格的推动力已经在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中体现出来了,下一步如何传导,是否真的会推动整体物价的上涨,其实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并没有完结,如城市化就是一个重要的货币化领域,货币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其对价格的推动力也不明确,所以过度收紧货币没必要。
财政政策可以考虑适当延期退出。
因为东部的工业化已处于中后期阶段,工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降低,社会投资意愿不强,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一块市场化程度低,风险较大,还需要政府引导和实际的投入。
如果财政退得太快,增长动力更显不足。
2、要密切关注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
近几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的格局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新世纪以来的经济高涨,确实与房地产业的兴旺有很大关系,它不仅带来了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而且使城市化的步伐加快。
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业当成了摇钱树,甚至以为,只要房地产业得到了发展,则经济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尤其是将巨额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都寄希望于通过出卖土地来解决。
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使得城市土地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价格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城市发展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些地方政府,将发展城市的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
我们知道,城市是一个建设和使用周期都很长的经济和社会混合体,许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回报是慢而长的,但许多项目回报却是确定的,而且能为投资者带来稳定而长期的现金流。
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低,回报不确定,而且许多项目完全由政府垄断,从而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了政府一手包揽的项目。
为了使地方政府从沉重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解脱出来,必须将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通过社会建城市的办法来解决城市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使地方政府对城市的发展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使城市房价得以合理确定。
目前的工作,是政府的土地拍卖,不能继续实行价高者得这种方式,而应该综合考虑土地的实际价值与城市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开发商获得土地的价格;
另外,在加大土地供给的基础上,控制房价的投机行为,不但打击过度炒作,同样要打击囤积居奇,使房价尽快回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在此基础上,使地方财政与土地脱钩,以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尽快将农业产业化。
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二元结构,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的效率,而且使农业生产长期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经营状态,使农业越来越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这其中,政府的失位是一个核心问题,如生产设施、信息服务、储藏、物流等严重滞后。
在农产品生产的组织上,政府也基本上是袖手旁观,投资严重不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
要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就是让农业生产规模化,而且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扶持下实现的。
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使农业生产建立在一个更为科学的生产结构之上,这一点其实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低价工业化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应该认识到,农业并不必然就是天生以小农经济的形式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做到这一点,靠农民自己的自发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和管理上的投入,真正将农业作为一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来对待。
只有中国的农业在一个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运作,才能使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才能稳定农产品的供给,当然价格也就相对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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