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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罪乞恕之。
”在写《与妻书》时,“泪珠和笔墨齐下”。
曾经花前月下的美好,此时已成“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
何情不诉?
”的追忆。
今天再读《与妻书》,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与对爱妻的缱绻深情两相交融。
带着为自由而战的慷慨激昂,带着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缠绵悱恻而又大义凛然。
这种“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壮烈情怀,在百年后的今天变得似曾相识却又遥远陌生,想来不禁让人顿时心生万千感慨。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幼时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为子。
其嗣父是个饱学多才的儒生,以诗文闻名于时;
嗣母黄氏生性善良仁爱,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也算是书香门第,家境优渥。
林觉民天性聪慧,读书过目不忘,深得嗣父的喜爱,自幼就由嗣父亲自教导读书。
13岁时,他应父命参加童生考试。
但林觉民此时的志向已不在功名而在救国,他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便掷笔而去。
1905年,林觉民考入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家乡兴办的新学堂——全闽大学堂(后称“全闽高等学堂”)。
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苏报》《警世钟》这样的进步书刊,他常对同学说:
“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
”林觉民性格刚直,善于言谈,不畏强权,大器早成,在同学中颇具威信。
全闽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叶肖韩曾意味深长地对林觉民的父亲说:
“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
”一次,林觉民在闽县城内七星庙作“挽救垂亡之中国”的演讲,激动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下。
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听罢感慨道:
林觉民渐渐对官立学堂的陈腐守旧心生不满,而力赞邹容在《革命军》中所提倡的“革命与教育并行”,便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闽县(福州)城北创办了一所私立小学,又在城南创设了一家阅报所,其间收纳了许多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这样的进步读物,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在自己家中,林觉民办起一个别具一格的家庭女校。
他首先把自己的新婚妻子陈意映动员起来,又发动堂嫂、弟媳、堂妹等亲友家属十余人入学。
林觉民除了教她们国学,还传授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世界局势,抨击封建礼教。
在林觉民的影响下,她们纷纷放开小脚,走出家门,成为刚建立的福州女子师范学堂的第一届学生。
1907年,林觉民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
这是一所由日本民主革命先知福泽谕吉创办的著名大学。
到日本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期间撰写了《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反对君主立宪,主张革命,实行共和,并出版《莫那国犯人》和《六国宪法论》两本译著。
在留日学生中,林觉民与林文、林尹民(觉民堂弟)的才学引人注目,又都是福建侯官同乡,且同居一处,故有了“三林”的称号。
彼时身处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听到的都是国内时局动荡、起义失败的消息,在他们之中弥漫着一种消极颓靡的情绪。
林觉民鼓舞大家,国内时局危在旦夕,我们既然是革命志士,就应该站起来仗义执剑,戮力同心,以死报国。
只有这样,才可能拯救中华于水火。
1911年初春,病中的林文收到黄兴的信件,称“事大有可为,请偕同志来”,顿时大感振奋,即刻召开了支部会议,决定与林觉民等一起回国筹备起义。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广州起义爆发,林觉民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署。
原计划十路人马一起进攻,由于谋划协调不周,最后只有黄兴所率的第一路义军毅然举事。
当义军攻到总督衙门时,两广总督张鸣岐早已闻风逃跑,起义军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后,遭遇清水师提督李准亲率的援军。
在激烈的巷战中,林觉民被一颗流弹击中,满身是血,力竭被俘。
被俘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亲自提审林觉民。
林觉民拒绝下跪,气宇轩昂,坐地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形势和革命道理,奉劝清吏革除暴政,尽早建立共和政体,英雄本色尽显无遗。
水师提督李准为之动容,下令去掉镣铐,搬来椅子让他坐下讲,始终未曾打断。
后来林觉民虚弱难撑,无法言语,仍向李准要了纸笔,以书代语。
张鸣岐不禁感叹:
“惜哉!
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
林觉民慷慨就义时,年仅24岁。
方声洞:
如花生命,终为革命绽放
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为了寻求救国之道,17岁就赴日留学,投身革命,是中国同盟会的首批会员,广州起义牺牲时年仅25岁。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闽侯人,1886年出生于一个福州富商家庭。
父亲方芷亭,曾任桐乡县令,后经营转运公司,经常辗转各地,思想开明,对晚清政府的腐败专制十分不满。
方声洞的伯公当时虽为朝廷官员,也思想开明,清正廉明。
方声洞的兄弟姐妹中共有7人赴日留学、1人赴法留学,其中6人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方家是真正的革命家庭。
其兄方声涛后来一直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1918年,方声涛募捐继建黄花岗烈士墓园,使其初具规模。
园中所立“七十二烈士之墓”墓碑,其上隶体碑文即为方声涛所书。
方声洞自幼聪明机警,胆略过人,志向高远,长于演说。
听其演讲,声情并茂,慷慨激昂,闻之莫不感慨涕泣。
虽出身富商家庭,却自小鄙视浮华,生活简朴,行不坐轿,食不嗜精。
他在十几岁时就对他人说:
“劳则习苦,俭则不匮,吾辈志吞逆胡,来日艰难,正未有艾,今不勖励,他日何能与士卒忍饥劳涉险阻乎?
”寥寥数语,尽显少年英雄的鸿鹄之志。
1902年,17岁的方声洞随兄姊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成城陆军学校读书。
次年,沙俄侵犯中国东北边境,激起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抗俄运动,方声洞与其兄方声涛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军国民教育会”)。
1904年,恶邻日俄为争夺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燃起战火,腐败无能的清廷选择了保持中立。
方声洞异常悲愤,“逢人便痛论国事”,认为不彻底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实行民主共和,中华便无崛起之日,必将永为刀俎之下的鱼肉,任人宰割。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20岁的方声洞随其兄方声涛、姊方君瑛加入同盟会,成为首批会员。
加入同盟会不久,因母亲去世,方声洞返回福建老家守孝。
清廷专制下的压抑与闭塞,与海外同志的山海隔绝,让他陷入难以名状的苦闷与焦虑。
他出尽家中所藏书籍,在家乡办起了书报阅览所,传播科学、自由、民主、平等的先进思想。
1906年,方声洞返回日本,拟再入成城陆军学校学习军事。
但摇摇欲坠的清廷担心这些留日的青年人起来造**,便与日本政府协商,规定中国的自费生不得在日本学习军事。
这令他大失所望,但他革命的志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为了推翻清廷的专制暴政,他又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志在掌握化学知识以制造炸弹,效力革命。
1911年,孙中山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
在日本的方声洞被福建同志推选为同盟会第十四支部支部长的职务,以接替即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林文。
方声洞对准备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在日同志说:
“诸君不许吾同死耶?
是焉置我也。
我虽不才,习医数载,颇自信有得。
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
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
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耶?
留我奚意?
”壮士为革命抛洒热血、慷慨赴死的凌云壮志,跃然于言语中。
1911年3月中旬,方声洞接到吴永珊(即吴玉章)电报,起义即将发动,但军火不足。
方声洞在日本筹备到军火后,准备密运广州。
临行前夕,他预写书信数封,嘱咐其爱人分期寄给父亲,以安其心。
与朋友道别时,他笑言:
“昔密开会追悼诸烈士时,君曾为文以祭,中有句云,‘呜呼!
壮志未酬,公等卸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凛然慷慨之情怎能不令今人无限感叹?
从日本密运军火入广州后,他不顾劝阻,毅然参加了广州起义。
起义前夕,方声洞留言给父亲和妻子,“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
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
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然奋斗而死,亦大乐也。
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
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
4月27日起义爆发,方声洞在黄兴的率领下,攻入总督署,在战斗中身中数弹而死,年仅25岁。
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时,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喻培伦:
谋刺摄政王,血溅黄花岗
喻培伦,字云纪,四川内江人,1886年出生于内江县文英街一个富裕的糖商家庭。
喻培伦少时聪慧好学,喜好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常窃启钟表及机械器具,察其究竟”。
在西方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喻培伦对清廷专制统治的黑暗腐朽和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深为愤懑。
他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章,署名“世界恶少年”,表明向腐朽制度挑战的决心。
1905年喻培伦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警监学校、经纬学校、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
他在赴日留学的初期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起早贪黑,对学业孜孜以求,还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火柴、制糖等工业。
在考察学习的过程中,他还研制出一种安全无毒的火柴,为以后研制炸药和炸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国内时局的动荡,国运日益衰败,他实业救国的热情渐渐消逝,最终放弃实业救国的理念,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1908年,经吴玉章介绍,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喻培伦加入同盟会后,“舍豪华而尚质朴”,全身心地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
为了掌握研制炸药的技术,他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药科,专攻化学。
经过多次实验,他终于成功制造出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可靠的烈性炸药和多种引爆方式。
1909年初,喻培伦与汪精卫等在北京安置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因事败时正在赴日购买化学药剂途中,才得免被捕,遭到清廷通缉。
喻培伦被迫逃往香港,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是“望光明”、“忧国难”的谐音),一面行医为业,一面继续研制革命之需的炸弹,并著有《安全炸药制造法》,由其弟喻培棣在日本秘印,广送中国的革命党人。
这种制作炸药的方法被称为“喻氏法”。
从此,喻培伦被革命党人们誉为“炸弹大王”。
广州起义爆发后,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率四川和广东籍的同盟会会员直奔总督衙门,用炸弹将围墙炸裂后,攻占了总督大堂。
而后准备继攻督练公署,途经莲塘街口时与清廷援兵遭遇。
鏖战三个多小时后,喻培伦终因弹尽力竭被捕,英勇就义,时年25岁。
殉难后数月,与同难同志共葬于广州黄花岗。
1961年,革命家吴玉章为纪念喻培伦牺牲50周年,曾作诗云:
“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
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
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欢声壮故园。
五十年来天下变,神州春色遍人间。
辛亥百年,风云变幻,白云苍狗,潮起潮落。
回望来路,我们在寻求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道路上是何等的曲折艰辛。
那个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民族复兴的伟业还远未完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80后”富二代海归,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内争自由,外求独立,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成为他们自愿选择的人生归宿。
早年在广州从事画画创作,参与创办《时事画报》,担任图画教员。
1908年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失败,殉难烈士数十人之遗骸枕藉于路数日。
潘冒险出头奔走,将72死难者殓葬于黄花岗(该地原名红花岗,潘当时以黄花命之)。
事后为逃避清廷追捕,流亡上海、香港等地。
民国成立后,粤督胡汉民邀其出任重要行政职务,均婉拒,只愿做些社会教育和福利工作,并继续从事绘画及美术出版事业。
1929年夏季病逝于广州。
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于革命,收葬黄花七十二烈士,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黄花岗坟场。
潘达微小时就很多病,曾两年未离病榻。
在病中,潘达微学习了不少书画,并达到一定境界。
父亲见他体弱,不是习武之材,便送他学经商,可是潘达微对经商不感兴趣。
由于体弱多病,1893年在求医中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得其治愈。
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并成为知交,深受中山先生的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潘达微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他立志救国,为共和理想不避艰险,并提倡社会改革,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利用世家子弟的背景参与组党、筹款,成为孙中山“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赖的一位同志”。
1895年,潘达微便带着妻子陈伟庄离家出走,在河南龙道尾(今海珠区的龙导尾,现由龙凤街和南华西街各执一半辖治。
)租房子居住。
孙中山得知,就劝他利用父亲的社会地位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美术活动为掩护,宣传革命,与革命派人士密切联络。
从此,他便很少返回出生地棠东村。
1896年,偕妻陈伟庄在双门底承宣街(今北京路北段)开设照相馆,开始与革命党人结交。
1901年春,潘达微与黄晦闻等人在河南龙溪首约成立“群学书社”,后转迁于海幢寺的园照堂,加以修葺,易名为“南武公学会”,潘达微与高剑父曾在此任教。
后改名南武中学。
光绪三十年(1905年),孙中山在法国邮船“加利都尼亚号”上会见了潘达微,面示组党机宜。
孙中山嘱托潘达微创办刊物,鼓吹革命。
由于潘达微为人谦逊慈和,以侠义称重于时,因而在发展同盟会会员上颇有成绩,成为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主要人物,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敬重。
冯自由赴加拿大后,潘达微成为胡汉民的智囊人物,与高剑父、陈树人等人利用教学活动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在广州发展了不少青年会员。
潘达微还以赞育善社的名义,筹款数千元,和陈垣、高剑父、陈树人、廖平子、黄鲁逸等人在广州创办石印《拒约画报》(后改名《时事画报》),他在创办画报之时,针对当时国人文化程度低下特点,面对下层社会、专事启蒙的面报,画报图文并重,针砭时弊,鼓吹改革。
就明确地提出了“以革命思想入画”的口号,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他不仅倡立公学,组织医社,而且以笔为枪,在报纸上撰写大量针砭时弊的政论,《时事画报》成为当时广东舆论、思想、乃至艺术界的一面旗帜。
画报图文并重,针砭时弊,鼓吹改革,虽然出版约一年后被当局查禁,但仍在海内外起了巨大的影响。
1906年,广州人梁培基与潘达微在河南创办赞育医社,还积极支持潘达微在河南创办滨华女子职业学校,梁培基是光华医学校创始人。
梁培基并兼任了专门培养女子接生人才的赞育善社总理。
赞育善社以西法为产妇接生,常赞助《时事画报》。
《时事画报》停刊后,潘达微又与高剑父、陈树人等人在广州南武学堂、培淑女校、洁芳女校等担任图画教员,暗中进行革命宣传,积极发展同盟会员。
潘达微在广州河南漱珠桥担杆巷开设“陈巨裱画店”二楼的“守真书阁”,这些厂、店和潘达微的家成了同盟会革命党人联络的据点,是策动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的机关之一。
庚戌起义失败后,守真书阁”裱画店被查封。
1907年,同盟会在广州成立支会,高剑父、潘达微分别担任正、副会长。
潘达微还与高剑父、陈树人共同创办陶瓷工厂,开设“美术瓷窑”,从事陶瓷工艺的改良。
革命党人经常在厂里和他家中秘密开会,潘达微与革命党人利用彩瓷厂作掩护,制造火药,造炸弹,以供起义之用。
1908年,潘达微与陈树人、邓慕韩等人在广州创办《平民报》,这是同盟会在广州的机关报。
他还兼任《七十二行商报》笔政,经常撰文抨击时弊,揭露清朝统治的黑暗。
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同盟会计划再在广州发动起义,在起义前夕,潘达微与战友在河南造炸药,潘达微和高剑父等人就利用河南歧兴里培淑女校转运、储存武器和弹药,潘达微、陈伟庄夫妇,常常以探望亲友为名,并由妻子陈伟庄扮作新娘,用轿子偷运军火炸药进城。
冒着生命危险送到革命党人的地下据点(现在的小东营一带)。
起义前夕,潘达微要亲自参加黄花岗起义行动,黄兴派人劝他说:
“君乃才子,并非武夫,冲锋陷阵,非君所长。
且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代民立言,亦非易事,不宜轻易放弃。
此次起义成功与否,均需报社仗义执言,君坚守报社阵地,更为有利。
”潘觉得有理,也就打消了上前线的念头。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下午5时30分,副总指挥黄兴带领“选锋”一百二十馀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鸣岐。
不料张越墙逃遁。
由于清朝部队人数众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
起义经一昼夜激战,攻占两广督署的行动失败,近百烈士牺牲,而“未死的同志,多已间道潜逃,四方亡命”。
义军奋战一夜,黄花岗起义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起义烈士遗骸分布在总督衙门前,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有的被俘后用铁链绑扎杀害,次日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殉难烈士遗骸枕藉,暴尸街头。
加上连日苦风凄雨,尸体膨胀,生虫发臭,惨不忍睹。
广仁、方便、广济、爱育等善堂院奉命收尸。
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
当时,南海、番禺两县知事相议,拟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往往草草掩埋刑人尸骨,臭气熏天。
通常做法是挖有一巨穴,草草掩埋刑人尸骨,臭气熏天,故名臭岗。
烈士如果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由于当时当局追捕革命党人,慑于清政府淫威,所以无人敢殓,束手无策。
潘达微知悉后“肝肠欲摧”,挺身而出,冒着清政府还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的危险,以《平民报》记者身份,潘达微找到了在河南的好友名绅江太史公-江孔殷。
江与潘达微是世交,当时正担任两广清乡督办,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和影响。
1906年,潘达微主编的《时事画报》因发表《美人时局图》,揭露官场利用妻妾买官卖官黑幕,被勒令查封,由于是江孔殷与南海县令疏通,罚款了事。
1910年新军起义失败,受伤义军被俘后,又是潘达微找到江孔殷出面保释。
当潘达微找到江孔殷提出择地安葬烈士时,江立即明确表示:
“请转告各善董,此事余可力任,纵有不测,愿负全责!
”尽管江孔殷当时接到命令加紧搜捕革命党人,但他却表面应付,暗地支持潘达微。
在江孔殷鼎力支持下,潘达微和各位善董四出找寻葬地。
有一西医在广州沙河新购一地,本想献出来,却遭到亲属极力反对。
此事陷于僵局,潘达微来到广仁善堂告知此事,对善董徐树棠痛陈大义,并自我介绍是该善堂创办者潘文卿的儿子,说:
“座中多为父执,讵忍此不为小子助?
”“诸义士为国捐躯,纯为国民谋幸福……如此藁葬,心奚能安?
且慈善事业不计谁是谁非,施棺施地,应为义所安。
”言词痛切,双泪直流,泣不成声。
善董徐树棠大受感动,他说:
“本堂有一地位于沙河马路旁,名红花岗,青草白地,可谓净土,今献此为葬地,棺殓营葬诸事,并由本堂任之,如何?
”潘立即转悲为喜,并随黄树棠到红花岗实地视察,觉得此地虽非风水宝地,但仓促中得此,亦难能可贵,遂拍板同意。
并承担棺殓营葬等事。
虽解决了葬地问题,但棺殓营葬诸事,千头万绪。
潘不便过于抛头露面,需要有人做实际跑腿工作,不能草草了事。
他觉得必须有一个知书识墨又老实肯干的人帮忙,此人非堂妹夫郭伟泉莫属。
郭伟泉当时在广州一家报纸当编辑,平日有一群市井小民、酒友和三教九流跟着他,正用得着。
郭伟泉不负重托,连夜赶到广仁善堂,商讨雇请仵工、购买棺木等事。
潘达微转悲为喜,随徐树棠到红花岗实地视察,觉得此乃净土,正好可用来安葬义士。
到了4月初4营葬这一天,潘达微“见星而起”,其妻知其有葬事,偷偷以白布“裹其襟底,以寄哀思,并以辟秽丸数枚置囊中”。
据载,当日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微雨霏霏,天公也在哭泣。
百馀仵工浩浩荡荡抬着灵柩向红花岗进发,只有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
市民担心清政府镇压,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热泪。
潘达微来到谘议局前的尸场,用药丸塞住鼻孔,辟除臭气。
潘达微亲自协同仵工,并将烈士尸体洗去血污,由于陈尸多日,加上连日夜雨,尸体已经腐烂发胀,并且生蛆,蠕蠕而动,尸臭扑鼻难闻;
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们见难却步。
郭伟泉对仵工说:
“加钱给你们,干否?
”仵工终于答应,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抵达尸场红花岗后,见棺木都是用薄板造成,于是请医院用较好的棺木成殓,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工,掘土深挖后才下葬。
潘达微一直在现场指挥,参加殓事的仵工达百余人,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
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布标志(当时起义者均挂白布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的怀疑,问众人,有一仵工指证:
“此清吏李某的仆从,肯定不是革命党人”。
便叫仵工把该尸首拉到别处。
这样,潘达微协同100多名忤工殓葬的工作从上午11时一直忙到黄昏,运送至红花岗安葬,总共殓葬了共72位死难烈士遗骸。
(按:
据后来调查,牺牲烈士应为86人)。
郭伟泉又发动他的酒友、听众调查访问,加上其他方面的支持,弄清了烈士身世生平,其中不少为饱学之士和很有作为的青年、学生、华侨。
清政府散播起义者都是地痞、无赖的谣言终被戮破。
烈士忠骸安葬后,潘达微本想低调,不愿张扬。
但康有为弟子保皇党的徐君勉所办《国事报》披露了此事,且点了潘达微的名,故意中伤潘达微,潘达微不得不在《平民报》和《七十二行商报》,发表了七十二烈士已验葬的消息,以“黄花岗”命名烈士墓地,标题是:
《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坦承收葬烈士遗骸是自己所为,并称:
“党人视死地为乐所,余身命久置度外”。
潘达微平日酷爱菊花,曾以古人“菊残犹有傲霜枝”诗句自勉。
他后来又为被迫迁至香港出版的《时事画报》作画题句云:
“行风雨岗前立,指点黄花是血。
”并取“黄花晚节”的古诗意;
他认为“黄花”二字比“红花”优美。
黄花即菊花,象徵节烈。
从此红花岗改名黄花岗扬名海内外,“三·
二九”广州起义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1911年潘达微将烈士的遗骸安葬在黄花岗后,曾题句“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
潘达微的举动终于激怒清政府当局,两广总督张鸣岐以潘达微是《平民报》成员及“过事鼓吹”为藉口,勒令《平民报》停刊。
潘达微没有因此屈服,立即创办《平民画报》,继续进行抗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潘达微首先提出公祭黄花岗烈士。
在他的倡导下,1912年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解除了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士至黄花岗祭悼,亲自主祭并致祭文。
随后在潘达微的首倡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历经政局动荡,历时10年终于建成。
后来,孙中山曾亲手题“浩气长存”四字,镌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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