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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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两部篇幅很多的书,在西汉惠帝以后,大举搜求遗经的时候,没有经师传授?
这是当时和后来的人致疑于这两部书的重要原因。
当今文经学最发皇的时候,本来提倡今文学的(如刘歆)为什么又推崇几部古文经?
这也是使人怀疑的重要原因。
《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一般经师既不注意史学,也不了解史学,所以在《春秋》三传中,《公羊》有传人,《谷梁》有传人,这两部书注重所谓《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们鼓吹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它们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经师们可以“持以干禄”。
《左传》纯粹是历史记述,虽然有时也讲些“义法”,在经师看起来是卑微不足道的。
司马迁是懂得历史的人,他首先看重了《左传》,《史记》中关于春秋史和古代史的材料,很多取自《左传》,假使没有《左传》,《史记》的成书是不可想象的。
司马迁就是《左传》的传人,不过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一百年后,刘歆继承了司马迁的事业,又来表彰《左传》。
《周礼》也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并没有微言大义。
西汉经师们不重视历史记载,也不重视典章制度,《周礼》所以没有传人,理由和《左传》相同。
今文经学虽然给王莽夺得政权许多帮助,但那里面缺少典章制度,少有可供王莽取法的地方,所以他重视《周礼》,也曾经取法《周礼》。
王莽要以复古作维新,他要恢复领主封建制度,消灭和他争夺土地的地主阶级,《周礼》正好供给他一些材料。
井田制也就是领主封建时代的制度,没有大地主,土地是国家的“王田”,农民是国家的农奴,所以王莽要尊重《周礼》,“以明因监”了。
东汉以后,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希望社会能够安定,而古文经学是古代的历史与典章制度,这种学风至多只能造成讲章句的儒生,对于统治者会有帮助的,于是在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与《古文尚书》、《毛诗》等经同置弟子员。
此后经师多是呫哔小儒,埋头于章句的钻研。
由此知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兴起,各有其社会根源,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与条件下,它们全可以为地主阶级服务,然而彼此却长期地在斗争中。
二《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
我们研究《周礼》中的经济制度,不是要肯定它是某一代的实际制度,只是要说明它是《周礼》中的制度。
研究的结果如果和某一时代的制度相当,也不能说明《周礼》就是某时代的著述,因为当我们还没有判定它是一部实录或者是一部托古书以前,还不能遽下断语。
就《周礼》的内容说,它有着奴隶制残余材料,但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
周礼中有“人民’可以买卖,证明这些“人民”不是自由人。
《地官·
质人》中说:
“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
”
这上面的“人民”,自来经解全说成奴隶。
在春秋以及战国时代有几种人是可以买卖的,一是俘虏,《庄子·
徐无鬼》说南伯子綦的儿子梱遇盗,被刖而卖到齐国;
一是妾,《檀弓》中记载子硕曾经请求卖他庶弟的母亲;
一是犯罪的人,《国语·
吴语》有:
“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曰:
“谓二三子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
身斩,妻子鬻。
”这全是处于奴隶地位的人。
虽然奴隶的来源不一,然而最重要的来源是俘获,《秋官·
朝士》说:
“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所谓“得获”,是指战争中的得获说,《左传》定公九年有云:
“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
”《公羊》昭公二十三年也有:
“君……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的记载,这全是说战争中的得获。
大的得获,即是说重要的物资和成年的人民,归于公家,小的得获,即不重要的物资和没有成年的人民,归于私人所有。
无论奴隶的来源如何,他们是罪人的身份,在《周礼·
秋官》中有许多专管奴隶的机关,《司厉》说: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
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稿。
奴隶就是罪人,所以“罪隶”一名,几乎是专称了。
《周礼·
秋官》中有罪隶百二十人,是罪犯而罚作官奴者。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
“裴豹隶也,着于丹书。
”杜预注云:
“盖犯罪没为官奴。
”这是正确的解释。
《鹞冠子·
世兵》说:
“百里奚官奴官。
”也是指罪隶说。
《周礼》中又有许多女奴,如《天官》中的女酒、女浆、女篷、女醢、女醯、女盐、女幂,《地官》中的女春枕、女囊,这些全是官奴婢。
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是家内仆役的性质。
俘获奴隶的对象以外族为主,所以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等职别,另外有罪隶,他们全归司隶所辖。
司隶的职掌如下:
“司隶掌五隶之滨,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
役国中之辱事,为百官积任器,凡囚执人之事。
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秋官·
司隶》)。
这一机构中有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入,徒二百人,他们的任务多半是“烦辱之事”。
一直到汉朝置司隶官,还是“将徒治道沟渠之役”。
其余五隶也全是管些“烦辱之事”,或者管输送,如罪隶,或者看守王宫,如罪隶和蛮隶,而所有蛮隶、闽隶、夷隶和貉隶全管畜牧的事。
这是些奴隶的头目,他们还管辖着许多奴隶。
他们是俘自“四夷”的,“四夷“的经济生活,比当时中原地区为落后,中原是农业生活了,他们还过着畜牧生活,所以要他们来管畜牧。
研究上述关于奴隶的材料,我们初步可些得到如下结涂:
第一,这些奴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他们所管的事,或者是为了贵族的享受,如女浆、女酒;
或者是看守门户?
如罪隶、蛮隶;
或者服贱役,如司隶的职掌;
或者是管畜牧,如夷隶、貉隶;
同时我们知道《周礼》中的主要生产是农业,奴隶而不从事于主要的生产,意味着这不是典型的奴隶社会。
第二,由于奴隶可以买卖,又因为小的奴隶可以归于私人,我们断定其中有私人奴隶的存在。
因为这是一部叙述政府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书,很少关于个人的记载,所以关于私奴隶的情形不详细,但我们推测私奴隶也不是从事于农耕的,因为尚有大批农奴存在。
以下将要讨论到。
第三,关于奴隶的称谓,有几处是“人民”的记载,其意义就是奴隶但不能说《周礼》中的“人民”全是奴隶,“人民”仍然是一个广泛的称谓,包括着自由民、农奴和奴隶。
《周礼》中虽然有奴隶而不是奴隶制社会,从事于主要生产事业的是农民,在《周礼》中叫作“忙”,《地官·
遂人》说:
“凡治野:
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错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甿”和“氓”可以通用,《说文解字·
田部》云:
“甿,田民也。
”正是农民的适当解释。
“以田里安甿”,“以土宜教忙稼穑,以兴韧利毗”的“甿”,很明显是指住在田野而从事农耕的人。
新来的农民按着土地的等级授地,可以免去征役。
旅师》说:
“凡新甿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媺恶为之等。
”在春秋末以及战国时代,各国君主都希望招徕新的农民,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增加他们剥削的对象。
《孟子·
滕文公上》说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日:
‘……愿受一廛而为氓’”。
《吕氏春秋·
高义》也说:
“墨子于越,欲自比于宾萌。
”“宾萌”是客户的意思,也就是“新甿”。
“甿”或者叫作“野民”,除了耕田以外,还耍担任许多力役,如战争和打猎,《地官·
县正》说。
“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
“野民”就是住在田野的农民,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奴隶,在《周礼》中往往把“夫家”(农民)放在“人民”(奴隶)的上面,《地官·
县师》说: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
“夫家”,《周礼》注疏认为指“男女”说,既然放在“人民”的上面,可以解释“夫家”的地位比奴隶高。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夫家’是农民了《地官·
遂大夫》说。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以教稼穑。
遂大夫稽查“夫家”数目的多少而教以稼穑,那末一定是农民了。
这些“夫家”全是授田的对象,《地官·
“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
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五十晦;
余夫亦如之。
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莱百晦;
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二百晦,余夫亦如之。
这上面的“夫”是指有妇的男子说,代表独立的一家,或称作“家”,《地官·
大司徒》说: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
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这是以“家”作单位。
由此可以知道,无论是“夫”是“家”是“夫家”,全指农民说。
这些农民以耕田为生而没有土地,要领主们择给他。
这些农民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假使他们要徙于他乡,必须“为之旌节而行之“,没有旌节的,关上便须呵问,查出来是要下狱的(见《地官·
比长》)。
而孟子却把这种情形说成农民的美德,他说: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
滕文公上》)。
这说明了农村自耕农民的农奴化,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了。
《周礼》中关于田制的记载共有四处(《考工记》除外),计为:
《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马》、《大司徒》和《遂人》原文已如上引,《小司徒》说: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又《夏官·
大司马》说:
“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
以上四处记载,就内容来说,可以分作两类,《大司徒》和《遂人》是记载授田的数目;
《小司徒》和《大司马》是一类,记载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
据《大司徒》的规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别,据《遂人》的规定,田有上、中,下和莱的差异。
所谓不易就是年年耕作而地力不衰,等于上地;
一易是一年耕种、一年休息,等于中地;
再易是二年休息、一年耕种,等于下地;
“莱”,据郑注是“休不耕者”。
两种记载比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晦莱五十晦是和“不易之地家百晦”有差异的,但就上下全文来通盘考虑,是可以解释的。
《大司徒》一开头就说,“凡造都鄙”,可见所指是都鄙田制。
都鄙,据各家注疏,全是说公卿大夫的采邑。
就上下文来看,上面说建邦国封诸侯、下面说到设置采邑,也是合理的。
《遂人》所说是六遂的制度。
为什么《遂人》中上地百晦外,还有五十晦莱?
原文没有说明,这可能在乡遂首先实行了三圃制耕种法。
此外在《遂人》中有关于余夫的规定,“余夫”的解释虽然有种种不同,但惠栋以为“余子”(余夫)就是庶子的说法,最为正确,解释为一家已有正夫受田,尚有余子娶妇也可以受田,是讲得通的。
晦数多少据原文应当是同于正夫,但孟子说余夫受田二十五晦,所以有人解释《周礼》中的“余夫”也应是二十五晦,不然与正夫相同,在许多方面不好解释。
说到都鄙,说到六遂,在王畿内还没有说到六乡。
郑玄注《周礼·
小司徒》以为六乡的制度与六遂同,那末王畿内的田制都说到了,侯国的制度是不是同于王畿?
依照《周礼》封建诸侯的制度,其内部组织,大体是王畿千里的缩小,中央是封君的都城,周围近者为乡,乡的外围为遂,五等封的规模是:
公国,方五百里,有三乡三遂;
侯国,方四百里,有二乡二遂;
伯国,方三百里,有二乡二遂;
子国,方二百里,有一乡一遂;
男国,方一百里,有一乡一遂。
乡遂以外当然也有卿大夫的采邑,每一个诸侯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王国,所以它的井田制度也是相同的。
井田制度有完备的沟洫系统,专门讲求水利设施。
《小司徒》记载道: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
四邑为丘,四丘为甸;
四甸为县,四县为都。
这上面说到井田与地方制度的规划而没有说到沟洫制度,《考工记·
匠人》道: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
这可以补充《小司徒》的记载,但与《遂人》的说法不同,《遂人》说: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郑玄对于这不同的记载,解释一为采地井田,一为乡遂井田。
然而这乡遂的沟洫制度就形式论不成其为井田,程瑶田就曾经这样说过,因为十夫受田千晦,不能成方。
那末乡遂和采地的田制是否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
我以为乡遂基本上是自由农民居住,不行助法,而采地是农奴居住,要实行劳役地租。
沟洫制度,固然可以排除水患,也可以用来灌溉,增加农业上的收获。
这些农民有了自己的份地:
有了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生产会很发达吧?
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铁器,生产工具是很原始的,因之生产力水平很低。
里宰》有道:
“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
所谓“合耦于耡”,即两人相助而耦耕。
《论语》:
“长沮、桀溺耦而耕。
”和《诗经·
周颂》,“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其耕泽泽,千耦其耘。
全是耦耕。
一人的力量有限,必得两人合耜而耕,这是没有牛耕的证明。
《周礼》中也曾有利用牛的地方,比如《秋官·
罪隶》:
“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彷。
这是指利用牛从事运输,而没有说到牛耕。
牛人》关于牛的用途有较详细的说明道:
“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
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
餐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
军事,共其犒牛。
丧事,共其奠牛。
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彷,以载公任器。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以待事。
这里面的牛有三种用途;
一是作为祭祀的牺牲,一是作为肉食,一是驾车。
《诗·
小雅·
黍苗》。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
”《书·
酒诰》:
“肇牵车牛远服贾。
”也是说用牛来驾车。
贾公彦的《周礼正义》就说《周礼》中没有谈到牛耕(原文是说周时没有牛耕,他以为《周礼》是周朝的作品)。
《周礼》中也没有关于铁器的记载,《地官》说。
“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
《秋官·
职金下》说:
“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
全是以金玉锡石并称而没有铁。
关于“金”,依《说文解字》的解释,固然可以说作五金,然而这是汉人的说法。
《周礼》以金、锡并列,正是青铜器时代的铜与锡,《周礼》中的“金”,解释为铜,没有丝毫困难,而没有铁的痕迹。
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用铁,如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铁刑鼎,是很有名的故事.春秋末年也曾有过牛耕,比如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全是很好的证据。
在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的事,《周礼》中还没有踪迹,这意味着二种事实,《周礼》的作者至少对于这两件事还不熟习。
农民的负担,就是说领主们对于他们的剥削程度如何,据《天官·
大宰》的记载道:
“以九赋敛财贿:
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
九种赋敛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从“邦中之赋”到“邦都之赋”全是田赋。
“邦中”指城郭以内说,“四郊”指近郊远郊说,距王城一百里以内;
“邦甸”是六遂所在,距王城一百里到二百里地带;
“家削”指距王城二百里到三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
“邦县”指三百里到四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都”指四百里到五百里地带,也有公邑和辨地。
其余三种赋在性质上有些不同。
“关市之赋”是“司市”、“司关”所敛的财贿。
“山泽之赋”是山林川泽的地征,由“山虞”、“泽虞”,“川衡”、“林衡”来收敛。
“币余之赋”是政府机关法定用款的余额,由职币来收敛。
赋税的比率,据《地官·
载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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