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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草木状》云:
耶悉茗花、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
耶悉茗即Jasmine,素馨科之一种,实罗马旧植云)其时交通孔道,忽自陆而移诸海者,原因有三:
(—)前此东西两大国,一汉一罗马,皆极全盛,声威远播。
自班氏父子,(超及子勇)既没,汉威不复振于中亚,而罗马自西历第三世纪以还,亦无力经略亚洲,葱岭以西诸地,复为野蛮未开人所占踞,展转迁移,道路互塞。
(二)前此丝绢转运,多由波斯。
及罗马帝安的尼莎时,(西纪161至180年)与波斯构兵,商业大蒙损害,而小亚细亚全部,疫疠时行,百业益以不振。
(三)前此东西商务,经波斯人与叙亚人两重媒介,波贩诸东,叙贩诸西,至是叙利亚人势力日隆,欲直接握东西之冲,以广其利,毋为波人垄断。
时叙利亚海运业正极发达,故思于陆路以外,更求航路,广东位置,所以骤变,实基于此。
四、广东交通发达期
颜氏斯综《南洋蠡测》云:
“新嘉坡有华人坟墓,碑载梁朝年号,是华人旅此者,实始;
六朝。
”今按法人黎柱荷芬所著《支那交通史》云:
“西历第一世纪之后半,西亚细亚海舶,始至交趾,凡二百年间,继续航行。
至第三世纪中叶,支那商船渐次西向,由广州达槟榔屿(Penang)。
至第四世纪,渐达锡兰(TheislandofCyron)。
第五世纪,更由希拉(Hira)以达亚丁(Aden)。
终乃在波斯及米梭必达迷亚(Mesopotamia),独占商权。
至第七世纪末,而阿刺伯人始与之代兴。
”据此,则我粤人握东西交通之海运权者,垂五百余年。
稽其时代,则晋五胡、符秦极盛时,迄唐天宝安史乱后也,黎氏所据,为第八世纪。
亚剌伯人《古旅行记》谓,当时波斯湾阿刺伯海,华人帆樯如织,所述定当不谬,而主动者实广东人。
其时印度高僧求那跋摩、金刚智、达摩诸大师来我国,皆自海道,而法显三藏之探险于印度,其往也遵陆经葱岭,其返也遵海经广州,所乘当亦皆华船也。
由此推之,当时我华人殖民力,必已随商业以涨于海外,新嘉坡之既有华人置田庐长子孙焉,毫无足怪者。
(附言)据黎氏所述,则当千余年前,我国海运力,直逼欧境,使无苏彝士地峡之阂隔,则吾方以全欧为市场矣。
先民精力,可胜崇拜。
今当大地比邻之时,而我反无片帆影及于海外,我祖宗何取此不才子为也,一叹。
当时与我竞海运业者,惟波斯人,盖东行航路,本由叙利亚人所发见,及叙利亚既衰,而波斯沿袭之,弃陆行之纡回,取水道之利便,证以义净之《南海寄归传》及《求法高僧传中之玄违法师传》等,则所乘多属波斯船也。
时则西方输入之琉璃,最为我国人所宝。
隋大业间,尝招致大月氏国之琉璃工人于广东,欲试仿造,而成功不如其所期。
虽然,缘此而别生一良结果焉。
盖采其术以加精制于陶器,遂为中国一名产,数千年专大利于世界之市场,即食此役之赐也。
[(附言)此说见中村氏所著《东西文明交通说》,彼不引原书,不知其所出也。
(又)玻璃一物,于泰西文明之进步甚有关系,盖化学非有此物不能成立;
我国当时仿造之失败,实千古遗憾也。
然先民之苦心于艺学可见一斑矣。
]其时西人缘此航路之开通,渐悟地员之理,著名地学家皮特廉马(Ptolemaus),以理想制一地图,谓自欧洲向西直行,当可达广东或印度,中世纪之欧洲人,咸信其说焉,后此哥伦布以欲觅亚洲新航路故,乃别发见美洲新大陆,其远因实自此时也。
五、广东交通全盛期
五胡六朝时代,中原云扰,国民无复余裕以事远略,惟广东僻处岭外,所受影响较微,故元气发纾,仅以不衰,及隋统一宇,内竞渐息,遂欲举全力以对外,若炀帝之汲汲通拂菻,(拂菻者当时之东罗马帝国都于康士但丁奴布者也)其见端也。
迨唐之兴,天下大定,数百年霾阴顿开,熙熙如春,万卉齐茁,太宗雄武,底定四裔,至高宗显庆五年,遂开西域十六都督七十二州,北方交通之陆路复开,而南方海运之进步,亦一日千里。
黎氏所谓我国商舶西征,达于红海(即亚丁湾)者即此时也。
而同时西方复有勃兴之国二焉。
一曰大食。
大食者,今阿剌伯也。
史载永徽二年,大食王(敢谷)密莫未赋(白鸟氏谓此为Emilal-Munenin之译音,即阿斯曼大王之称号)遣使由南海来贡,其后开元长庆间,凡十四度来朝。
(《唐书·
大食传》)是为阿刺伯通中国之始。
其时回教初兴,国势瞳瞳,若旭出海,而商业随教力俱东,一集注于广州。
苏哈巴者,摩诃末(回教祖Mahomet也近译马哈默德或谟罕默特,今从正史旧名)之母舅也,实始入中国传教,在广东省城建怀圣寺,遂卒于广州,葬焉(今春香港商报一年祝典印有苏哈巴墓影片)。
而光塔寺之二石塔,矗立城中,岿然至今,此又曾游粤省者所能共见也。
盖当时阿刺伯人商业之盛,甲于大地,而其所注重者实在广州。
二曰天竺,即印度也。
印度当西纪六七百年间,有戒日王者勃起,锐意以宣播文明、传布佛宗自任;
而中国君相,方皈依释尊,几有认为国教之势,求法者络绎于道,故商业亦随教力而进行。
其陆运则自西藏,而海运则自广州。
由此言之,初唐时代,中国海运方盛,一也;
大食海运新兴,二也;
天竺海运辅行,三也;
波斯海运未衰,四也。
并此四者,而广州遂骚为全世界之重镇。
高楠顺次郎氏尝悬拟当时定期航行船之线路,为表如下。
中国商船
广州
南海
锡兰
阿刺伯
波斯间
(此线经阿刺伯海岸入波斯湾)
同上
米梭必达迷亚间
(此线经阿刺伯海之南复经亚丁峡红海)
波斯商船
波斯
广州间
四
大食商船
五
锡兰婆罗门船
阇婆
林邑
六
唐使船
南海间
(原注)上表所谓南海者专指马来群岛,又阇婆者即今爪哇岛,林邑者安南海岸也,航线五六,而皆集中于广东。
广东之为天下重可想矣。
故当时西域诸国,称广东曰“支那”,称长安洛阳曰“摩诃支那”。
此名在佛典中,屡见不一见也。
高楠氏尝搜佛宗各传记,见著名印度高僧,由广州往返见于记载者,凡数十人,而阿剌伯人《古旅行记》,称黄巢乱时,流寓广州之波斯大食人共十二万余。
然则当时此地交通之盛,不让今香港,而外人居留之多,今日举国无能与京矣。
(附言)阿剌伯人所著书,以西历851年出版,名为《梭里曼(Soleiman)旅行记》者,内载当时中国最大口岸曰Khanfou。
近世欧美学者,多以杭州附近之澉浦当之,虽哈士亦云然。
日本坪井九马三氏,以《唐书·
逆臣传》记黄巢陷广州事,与彼旅行记所记之年月相比较,知其确为广州而非澉浦,断定Khanfou,字为“广府”之译音云。
按坪井氏说,信也。
吾粤人至今犹呼广州为广府。
当时舍广府外,无他地足以呈此盛况,又可断言也。
(又)中村氏又引《呈史》(宋岳珂撰)及广州外志(图书集成卷一千三百七十引),称广东及海南岛蒲姓人多,证以宋史所载大食国人,如蒲希密、蒲麻勿、蒲加心、蒲沙乙等,皆蒲姓,蒲即译Abu之音。
大食人姓此者最多,粤之忽有此姓,知当时阿刺伯人流寓者极盛矣。
愚按,据此则吾粤民族,其混入阿刺伯人种之血,必当不少,殆必有与我通婚或久居同化者矣。
当时中央政府对于此新开繁盛之口岸,其所施政策有三:
(一)开大庾岭。
唐中宗末叶,始大举开大庾岭,修治道路。
盖因广东骤兴,为辟此道,使兴中原得交通之便也。
(此事于广东关系极重,自兹以往,广东始渐为重于国中矣)
(二)设外人裁判所。
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始为回教民别设一法司于广州,其制度今不可考,以当时国势推之,谅必无领事裁判权之屈辱也。
(三)置市舶司。
即今之海关,其起原不可考,大约在开元之初,初别置使,后即以岭南节度使兼充,至宋复别置。
六、广东交通中衰期
初唐盛时代,广东号称极盛,及安史之乱,而其业一挫。
乾元元年(758年),大食人与波斯人共焚广州城,盖缘当时政府佣其人为兵以平乱,事定后,赏赉不能满其欲,故愤以出此。
(见《唐书·
波斯传》)自是稍衰息,至贞元八年(792年)而复盛。
(《唐书·
李勉传》云:
勉初为岭南节度使,夷舶至者,岁仅四五。
及勉至,宽待远人,明年至者四千余柁。
《通鉴》卷二百三十四云:
贞元八年夏六月,岭南节度使奏言,近日海舶异多云云)自兹以往,继长增高,迄于唐末。
及乾符六年(耶历八七九年回历二六六年)黄巢陷广州,十余万流寓之外国人,杀戮殆尽云。
呜呼!
孰意千余年前义和团之惨剧,早已演于我广州耶?
此役以后,东航者始视为畏途,加以五代之乱,全国如麻,刘氏僭窃南汉,虐待远人,无所不至,故百余年间,广东于世界通商之位置,顿衰落矣。
(附言)据梭里曼《旅行记》,称其时贸易之中心点,移于个罗(Kolah),个罗地今难确指,唐书有个罗,顾氏《读史方舆纪要》云,一名诃罗陀,中村氏谓诃罗陀即今之满刺
加[Malacca(或译作麻六甲)]云。
果尔,则已移至南洋岛中矣。
七、广东交通苏复期
宋壹天下,初下广南,即复市舶使,以大将潘美任之,实开宝四年也(971年)。
广东商业,自是再振,然其时势力,渐分于各地,杭州、明州(今宁波),以次勃兴。
咸平二年(999年),已设市舶厅于此二地。
天圣元年(1023年),改市舶司焉,然犹隶于广州。
广州盖袭前代积威也。
[熙宁九年(1076年)诏诸舶皆隶广州舶司]当时荆公秉政,法令修明,有所谓市舶法市舶条者,而我国商舶出海外者亦渐多。
(《文献通考·
职官考十六》云:
熙宁中,始变市舶法,令各地卖海外者,往复必诣广州,否则没其船与货。
据此,则我国当时出海之船必甚多,各地皆有,而广东为最古老,故稽察之任,一专于此也)自兹以往,福建之泉州、山东之密州(今胶州)继兴,咸置市舶司,而泉州独盛。
故崇宁元年(1102年),废诸舶司,而广、泉独留。
及宋南渡,徙宅于杭,政府中心点既变迁,密尔海岸,商业中心点随之。
及乾道初(1165年),两浙路之通商口岸有五,曰临安(杭州)、曰明州、曰秀州(今嘉兴府)、曰温州、曰江阴军(今江苏常州府)。
淳祐六年(1246年),澉浦复置市舶官。
(澉浦者钱唐江口一小港也)咸淳十年(1274年),台州、福州亦置焉。
合诸广、泉、密,凡十一港。
西历1150年西版之GeographiedEdrieie(v01.1,P.90),称其时我国商港十二,以我史考之,所得如此,所余一港,不知何指也。
然十二港中,其握霸权者固在广州。
《宋史·
食货志》云:
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政府盖亦重视之矣。
(《图书集成》卷1048《泉州府城考》云:
“宋宁宗嘉定四年,邹应龙以胡贾簿录之赀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
”胡贾至,自出赀以修泉城则其时泉之商业已骎骎夺广席矣)(附言)梭里曼《旅行记》云:
“以吾度之,每届舶期,(海船至之期也)则Khanfou(广府)金库当日进五万典拿”(Dinar)(一典拿约合英金九先令,以今日金值当合华银三两有奇)。
其言或不无太过。
然当时此项关税,为财政上一要项,盖可想见。
故唐广德中,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叛,逐节度使张休,(《唐书·
代宗本纪》)盖其所凭藉者厚也。
虽然,自中唐以前,此项进款,不归政府,而归诸天子私人,故亦谓之宫市。
(宋钱易《南部新书》云:
“自贞元以来,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谓之宫市。
”杜诗云:
“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
”宋蔡少蕴《避暑录话》称:
宫中当为宫市之讹。
引《唐书·
群伦传》云:
“宦者吕太一,盖中人为宫市于岭南者故称市舶使,”然则市舶使即宫市之一种也)其后乃归节度使兼管,利始入政府矣。
韩愈《送郑尚书序》云:
(郑任岭南节度使时)“岭南贾人舶交海中,奇物溢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
”又《唐书·
黄巢传》云:
“巢陷广州,右仆射于琮曰:
‘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之益富,而国用屈’。
”然则广州之影响于国家财政者,可想矣。
宋初虽始置司,但置而不征,(《文献通考》引止斋陈氏云,是时市舶虽始置司,而不以为利)其后一蹙于契丹,再蹙于西夏,帑藏日空,于是汲汲求饷源于关税。
荆公以还,市舶法益加整顿,浸为国家岁入一大宗。
皇佑中岁入五十三万缗,及哲宗元佑元年,广、明、杭三州市舶使征税及专卖所得,(宋制,海舶至者,视其所载,十算其一,而市其三。
即关税值百抽十,而复取三十归政府专卖也。
此对于普通物品之税法也。
其贵重品如犀牙、珍珠等,有值百抽二十,而取其四十或六十,归政府专卖者)凡七十七万八千五百八十九缗,至徽宗崇宁间,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岁百万缗有奇矣。
(以上统计皆据《文献通考》卷二十《市耀考一》)《广东通志》(阮志《经制略第十四》):
“宋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
”诚哉然也。
八、广东交通过渡期
自宋以前,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食其利;
自宋以后,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蒙其患。
固由人谋之不臧,抑亦其所遇之国族,有以异于古所云也。
自汉以来,罗马屡欲与我通,为波斯所遮,不能自达。
(见《后汉书·
大秦传》)故千余年间,相往还者,惟亚洲毗西之安息大食人。
及元以后,欧人始踵接人中国。
自元人勃兴东方,跨亚欧二洲,建设一大帝国,其时东方为主动者,西方为被动者,东西诸大民族,渐有短兵相接之势。
其时欧洲方兴十字军,联合景教国以抗回教国,而蒙古人亦正与波斯及小亚细亚诸回族构衅。
故各取远交近攻之策,不期而相结以为重。
元定宗元年(1246年)罗马教皇遣柏朗嘉宾(PlanCarpin)使元,诣和林。
宪宗三年(1253年),法王路易第九复遣路卜洛克(Rubmck)使焉。
及元世祖至元八年(1273年),意大利著名之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olo)复衔教皇使命人中国,大为元主所亲信,历官至扬州刺史,凡在中国三十年,归而著一书,为欧人言中国事者之嚆矢。
自兹以往,为欧亚交通一新纪元。
元代交通,陆盛于海,故其时之广东,无甚可纪者,自马可波罗之著书既出世,刺激眩惑,全欧人之脑中,心醉此都,发于梦寐。
复有一意大利教士奥代理谷者(Odoric),由康士但丁出波斯印度之沿岸,至广州上陆,为迦特力教初布教于中国之始,凡旅居十三年,归亦著书,与马氏作桴鼓应,于是欧人竞欲觅新航路以通亚洲,此亚非利加与亚美利加两大陆之发见所由来也,及东洋印度新航路开通,面世界之大势一变,广东遂为中国忧患之伏根地。
(附言)当中古时代,欧人往来于印度之孔道有三:
(甲)由叙利亚上陆,出幼发拉底河畔,下入波斯湾。
(乙)入黑海,由亚尔米尼亚上陆,下泰格里士河,入波斯湾。
(丙)由亚历山德里亚,溯尼罗河,横绝沙漠,入红海,自土耳其人起西亚,(甲)(乙)两路皆梗绝,所余者惟(丙)路,而沙漠之阻滋弗便。
此欧人所以欲觅新航路之理由也。
时葡王约翰第一,大奖励航海,自1394年以来,屡派遣探险队,沿亚非利加海岸而南,1486年,达其极南端,遇暴飓不得渡,废然失望而返。
归乃讳之,易其名为好望角(CapeofGoodHope)。
1497年有维哥达嘉马(VascodaGama)者,复往航焉,卒以翌1498年5月20日,达印度麻拉巴海岸(MalabarCoast)之加拉吉大(Calicut)。
此所谓印度新航路者也,盖距哥仑布之发见美洲,仅六年后云。
此实欧亚两洲交涉史上一大事也。
(又)我永乐间,郑和七次航海,由满剌加(Malacca)海峡经滨角湾(BayofBengal)。
至锡兰。
沿印度半岛之西岸,入波斯湾,更道阿剌伯海,至阿丹湾(Aden)(今通译亚丁或雅典此从郑所译名),溯红海,抵昃达(Jiddah),复从非洲东岸,即今亚比西尼亚(Abyssinia)之沿海,航摩森比克(Mozambique)海峡,以至马达加斯加岛边(Madagascar),此其距好望角咫尺耳。
郑君航海,在维哥达嘉马发见新航路前七十余年,乃亏此一篑,致成维氏之名,惜哉。
九、广东交通忧患期
葡人嘉马之发见新航路,实当我明之弘治十一年,自兹以迄今日,中国海疆,日以多事,而广东常当其冲,今分国记述之。
(一)葡萄牙。
东洋通商之先登者,葡人也,于印度有然,于中国亦有然。
正德十一年(1516年即新航路开通后之十八年也),葡人蒲士特列罗(RafaelPerstrcllo)始乘小筏至广东。
欧人揭国旗于中国海上自此始。
翌年有安得里都(PordinandAndrade)者,复率八船至焉。
吾遇之甚厚,许以圣约翰岛(St.John’slsland)资其碇泊。
自此以往,来者相续,越二十年,至嘉靖十六七年间(1538年),而葡人出入之要区三:
一圣约翰岛,二廉帕高岛(Lampacao),三澳门(Macao)也。
(据斋藤氏所述,其圣约廉、帕高两岛属今何地俟考)其始廉岛最盛,嘉靖末叶,旅居者常五六百人,澳门始不过以修难船、晾贡物为名假居之。
万历元年(1573年),我政府筑砦自画,默许其居留,澳门始盛。
十年(1582年)始定僦借之约,岁纳租五百两,自是澳门握东洋贸易霸权者百余年,及英人起而始衰。
然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以还,岁租不贡,渐与我争领地主权;
光绪十三年(1887年),遂借他国之援,迫我订割让条约(地者),于吾国割地历史中资格最老者也。
(二)荷兰。
近世史之初纪,与葡萄牙争商权者,则荷兰也。
荷人既植根据于南洋群岛,乃觊觎中国。
天启:
二年(1622年),以舰队十七艘谋夺澳门,葡人御焉,粤人助之,以故不得志,乃退而据澎湖,其与广东之关系不深。
得澎湖后,进略台湾,未几郑延平攘而去之,故荷兰始终不能有大影响于我国。
(三)西班牙。
西班牙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略菲律宾群岛,以此地为与中国通商之媒介,而进取之地,亦以广东。
今墨西哥银犹盛行于广东,实西班牙领墨时代之余波也。
(墨西哥旧班属,1801年独立)。
(四)法兰西。
自昔与广东交涉甚稀,自越南战役以后,势力日进。
光绪二十四年,遂割广州湾,且订两广不许让与他人之约。
(五)英吉利。
英之入中国,在葡荷诸国之后,其所凭藉亦微。
明崇祯八年(1635年),始有一船入澳门,实为英船抵华之嚆矢。
船长滑德(Wedell)乞互市,将许之,葡人谗焉。
遂不果。
英人怒,攻澳门,夺其炮台。
寻退,会明清鼎革,商务复不振。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东印度会社派及志菩尔(Catchpoole)为全权,欲推广商业于中国,得舟山为暂驻地,然以征税重,不能有利。
至嘉庆七年(1802年),欧洲革命乱起,其影响忽波及广东。
时英法方相阋于欧,惧法之占澳门也,乃借保护葡境之名,突以兵上陆。
我政府为严厉之抗议,遂引退。
而当时鸦片已盛行,我政府于嘉庆五年(1800年)、二十五年(1820年)两次严禁,密卖滋益盛。
两国皆苦思焦索,以期解决此间题。
时则英国有伟大之政治家巴麻斯顿(Palmerston),以其锐眼及辣腕,一意以扩势力于中国为务,迭派通商监督尼菩尔(LordNapier)、鲁敏逊(Robinson)赴广东,皇皇然欲图一置锥地;
我国则有雄迈果决之林文忠,任两广总督,
彼此相持不下。
道光十九年(1839年),遇有复收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两烧弃之于白鹅潭之事,英舰据占领香港,其将布冷墨尔(Bre·
mcr)更率舰队陷定海舟山乍浦,封锁厦门宁波,直窥白河,胁北京,寻陷吴淞上海镇江,迫南京,全国震恐。
卒使耆英与英国全权濮鼎查(Pottinger)媾和,实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1842年8月29日)。
史家名其战争曰“鸦片战争”,名其条约曰《南京条约》,其缘此条约所生之结果有二大端:
(一)前此欧人至中国者,以广东为雷池不得越一步,至是乃伸其势力于广东以外(条约第二条订开广东、福州、厦门、上海为通商口岸)。
(二)前此欧人在广东根据地,惟有一澳门,其主权在衰弱国之手,至是乃一强国别得一根据地于广东(条约第三条割让香港)。
自兹以往,广东之地位一变。
全国之地位一变。
此役也,实我国人欲忘不能忘之大记念也。
越十五年,即咸丰六年(1856年),以领事会晤被拒之远因,以“亚罗(Arrow)”船水手被逮之近因,战事再起,前后亘四年,卒乃俘叶名琛,燔圆明园。
逮八年(1858年),更订天津条约,十年(1860年)更订北京条约,其结果则举前约之结果扩张之。
(一)前此伸其势力于广东以外者,至是而势力益张。
(《天津约》第十一条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为通商口岸,第九条许欧人旅行于内地第八条许传教自由)。
(二)前此得一根据地于广东者,至是而根据益固(《北京约》第六条割让九龙之一部分)。
尔后四十年来,交涉日多,忧患日丛。
虽然,固中国全局之事,非广东一部分之事也,故兹略焉。
自吴邈受大秦使节,以迄叶名琛为印度俘虏,上下二千年间,广东常为轻重于世界,而追想唐宋时代,市舶使裁判官等堂皇之威严,与夫波斯湾亚丁岬上国旗之摇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先民有知,其谓我何。
吾叙述至此,而不禁获麟之涕也。
十、广东与世界文化之关系
论泰西古代史者,必以腓尼西亚(Phoenicia)占一重要之位置,谓其为小亚细亚、埃及、希腊三种文明之媒介也。
求诸东方,则广东庶几近之。
今举广东对于世界文化上所贡献者如下。
(甲)自西方输入中国者。
(一)宗教。
(A)回教。
苏哈巴以教主之父行,初至广东,其为最初传人者甚明。
(B)耶稣教。
(1)景教,今之所传景教流行中国碑,属尼士特拉派。
(Ncstortius)耶教之别宗,当时行于波斯者也。
六朝、唐间,广东波斯交通最盛,必由广东输入无疑。
(2)迦特力教(即罗马旧教)。
元代意大利教士奥代理谷(Odofic)始至广东,为罗马旧教人中国之始,当时信奉颇盛,未几中绝。
明万历间,利玛窦(MatteoRicci)与其徒至广东,居肇庆十余年,实由罗马教之东洋布教会所派也。
(3)婆罗的土坦教(即新教)。
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人摩利逊(R.Morrison)始至广东留二十五年,译新旧约全书,耶稣新教之输入自兹始。
(C)佛教。
佛教虽早已至,然自广东海运开,往还特便,高僧接踵至,其助发达不少。
若达摩之留粤(今粤城有西来初地即达摩最初之迹也),后即传钵于粤人(六祖慧能),其影响于宋明学界者尤大也。
(二)学术。
(A)历算。
利玛窦在我学界,为重要人物,尽人知之。
彼翻译事业,其修养全在广东也。
(B)语学。
米仑氏(Milne)之《英华字典》,成于道光三年(1823年),实欧亚字书之嚆矢。
米氏旅粤凡二十五年,所译皆粤音也。
近三十年前,粤人所续编之字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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