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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原因探讨
1、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民间话语获得生存空间,文学获得表现空间,题材、内容、艺术表现的多元化追求
2、传统道德、理想的失却
3、市场操纵——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
4、从耗散结构理论看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变迁
有序——无序——有序
专制——科学、民主、人性解放——解构一切、欲望放逐、虚无——价值重建
1.结合作品讲解;
2.借助投影仪投放有关资料。
4.教师总结。
作业、讨论题、思考题:
略
课后小结:
一方面文学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思想、艺术审美观念诸方面突破了封建文化文学传统,极大地解放了我们这个民族。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面前失态——被扭曲变形,价值迷失。
文学不能丧失照亮人心的那种光辉和力量。
文学应该为人性导航,向着真善美永远地航行。
在一个无所不破的时代,文学应该为人们指点迷津,改善和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带领失陷的人心走出泥泞。
为了建立健康的精神生态和文学生态,我们应该提倡精神环保和绿色写作。
我们评价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要注意:
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与科学的价值选择。
填表说明:
1.每项页面大小可自行添减,一节或一次课写一份上述格式教案。
2.课次为授课次序,填1、2、3……等。
3.授课方式填理论课、实验课、讨论课、习题课等。
4.方法及手段如:
举例讲解、多媒体讲解、模型讲解、实物讲解、挂图讲解、音像讲解。
文学创作的历史性变迁:
——文学的历史、道德、
两小儿辩日:
太阳早上距离地球远,还是中午远?
一个小孩站在院墙上说,“我比天高!
”我们会说这是孩童的幼稚可笑,但认真说来情况就复杂了,天是什么呢?
高、矮是比照什么说的呢?
俄罗斯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女教师等上大学讲台时,遭到人们的非议,这位女教师说,大学讲堂不是男人的卫生间,女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去呢?
——这实际涉及了伦理观念问题。
涉及到视角问题,评判尺度问题。
当然,就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看,就文学上看,问题比这些要复杂得多。
大家知道,近30年,文学领域可谓思潮迭起,观念多变,气象万千,现代哲学、文学思潮在西方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以纵向的形式演变的,而在中国,则顷刻间上演了一遍,是横向铺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顷刻间洒到画布上,使我们难以接受。
新时期以来,文学跨越了千山万水。
下面我们抓去一些文学创作现象,做一些思考。
一、两类作品的对照
《药》、《祝福》、《阿Q正传》、《两个家庭》《家·
春·
秋》、
——启蒙、反封建、对旧生活的鞭挞,对新生活的向往。
《白毛女》《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海的早晨》——“翻身曲”:
土改,斗地主、资本家
《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苦菜花》《保卫延安》《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红色叙事:
战歌、颂歌。
《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阶级斗争虚构
《班主任》《》《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伤痕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文革解读”
《灵与肉》《平凡的世界》——歌颂传统的人生观道德观
1、启蒙——救亡——翻身
2、政治话语写作、红色虚构、宏大叙事、意识形态写作
3、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
上述作品,符合我们传统的历史观、道德观和审美观。
但是今天看来,按照政治意识形态,人为地设置虚构的不少。
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人为地提纯,勾兑,违反生活真实,虚构乌托邦神话,甚至有些“瞒”和“骗”的成分。
如《青春之歌》《艳阳天》
杨朔的《海市》峻青的《秋色赋》,等散文情况也是这样。
八十年代中后期:
经过短暂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后)文学的变化。
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一)“新启蒙”语境中的革命书写
方之的《内奸》(《北京文学》1979第3期)。
(主人公:
田玉堂)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是精英知识分子在新的主流话语的支持和领导下对现代性话语,包括革命话语的一次修复。
虽然凄惨,但结局却一片光明,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得到了平反昭雪。
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真正的“新时期”,历史绕了一点弯路又开始高歌猛进。
(二)新历史主义小说对“革命”的书写,
最早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莫言发表于1985年的《红高粱》。
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革命书写所消解的就是现代性的核心——历史必然性的逻辑。
新历史主义小说对“革命”的书写,不仅旨在揭示高调革命话语遮掩下的卑下动机,同时也消解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主流革命话语,建构起一套不但与官方而且与新启蒙知识分子的革命叙事迥异的书写模式。
不仅激荡在样板戏中的革命斗争的浩然正气没有了,而且闪耀在新启蒙文学中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芒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卑琐的私欲、仇恨,是围绕权力展开的阴谋诡计、血腥残杀,是孤独、不幸、无助的个体在“革命”中的迷茫、颠沛、辗转、无奈(见余华的《活着》),是在种种神秘主义、宿命论、偶然性支配下历史的迷失和人性的丑陋。
可以说,“革命”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根本没有正义性、合法性可言,也根本不是沿着进步、进化的轨迹展开,“革命”成为一群疯狂的农民在欲望的激荡下从事的血腥暴动,国家-民族-阶级解放的革命动力学被改写为个人的私欲动力学。
权力和力比多一起成为革命事件的主谋。
第一,用循环论取代进步论。
第二,欲望化的革命动力学。
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中,二少爷曹光汉参加革命的动力是因为自己的性无能。
为了缓解性无能造成的自卑和压力,他开办了火柴厂,通过折磨残疾的个人实现自我心理安慰。
得知妻子与大路通奸后,一方面性无能的生理现状使他没理由惩戒妻子,但是内心的痛苦要求他必须确立一个替代性的宣泄目标。
他所选定的目标是整个社会,于是把火柴厂变成革命的炸弹厂。
神圣的革命愿望竟源自难以言说的性无能,实在是绝大的反讽。
该作品更为普遍的意义,在于暗示革命者之所以选择革命人生,未必都建立在纯粹、崇高的革命信念之上。
在格非的《大年》中,作为革命引路人的唐济饶为了得到乡绅丁伯高的二姨太玫,实现自己的性满足而设计了一个“革命”的阴谋:
先把仇视丁伯高的乡村二流子豹子引进革命队伍,并诱使他用革命名义杀掉丁,然后再以二豹子杀死“开明绅士”的罪名将其铲除掉,最终得到了玫,实现自己的性满足。
第三,热衷于用前现代性质的非理性的家族斗争,来改写被原先的革命叙事,赋予了进步色彩的阶级斗争。
《故乡天下黄花》①用家族权力斗争的法则消解了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并将阶级斗争叙事中常见的未来指向和进步主义,替换为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
在阶级话语发展到极端的样板戏中,我们可以发现“家族”复仇已经被彻底改写为阶级复仇。
《红灯记》和《白毛女》是这方面的典型。
红灯记中的革命家庭组合已经完全阶级化,彻底剔除了血缘成分,因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
这个革命家庭分别由姓陈(铁梅原姓陈)、姓李(李奶奶)和姓张(“李玉和”原来叫“张玉和”)的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
因此这不再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而是一个通过阶级成分和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单位(所谓“革命家庭”)。
如果说新启蒙把人道主义引入革命叙事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革命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论的遗弃无疑是对“革命”的致命打击。
(三)消费主义语境下的戏谑式革命书写
90年代以降,大众消费文化异军突起,同时兴起了一种游戏人生、游戏革命、游戏历史的文化态度和审美姿态。
文学艺术的消费性和商品性被极大激发,
于是,历史遗产包括现当代革命史的遗产,成为消费文化急于攫取和盗用的对象,文学经典,包括革命的“红色经典”,成为文化工业打造文化快餐的新材料;
大话式、情色化的革命书写
90年代的所谓“网络文学是此类革命书写的主力军。
比如《样板戏之〈宝黛相会〉》、《新版白毛女》等
这方面的代表是薛荣依据革命经典《芦荡火种》以及样板戏《沙家浜》创作的大话小说《沙家浜》中的阿庆嫂。
③根据小说的交待,阿庆嫂是一个“风流成性,可以使男人丧失理智的女人,她既是胡传魁的姘头,又是郭建光的情妇。
开始的时候,她因武大郎似的丈夫阿庆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欲转而投向伪军司令胡传魁的怀抱;
而当眉清目秀的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出现时,她又开始春心摇荡,情不自禁。
阿庆嫂最终被塑造成脱离时代文化背景的性欲符号。
这样,小说通过阿庆嫂这种原始的性欲望,将神圣的革命话语改写成以性为核心的情节冲突的感官性展示,以消费革命的方式满足了大众读者的世俗性期待。
共产党员的光辉代表郭建光被描写成胆小窝囊、“有一种摇头摆尾的哈巴狗的样儿”,因阿庆嫂而与胡传魁争风吃醋;
而胡传魁却被叙述成民间英雄,不仅“有一股义气在,还有一股的豪气在”。
民众集体记忆中的革命人物形象完全被颠覆。
时代不同了,不经过戏说、性说的革命不卖钱了。
大话化、情色化的对“革命”的消费性书写,在吸引了大批读者的眼球、赢得可观的市场份额的同时,也经常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或激发起“革命者”的亲属、战友或者老乡的义愤。
(四)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审视革命
2005年,作家刘醒龙出版了《圣天门口》,这部洋洋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中革命叙述的宗教忏悔模式(基督教模式)的确立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思想和艺术高度。
小说标题中的“圣”字很显然也正来源于此。
如果说小说的确借助于天门口这样一个小镇而浓缩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的话,那么这个“圣”字则正意味着一种超然于党派或政治立场之外的超越性视点的最终确立。
《圣天门口》的立场比较接近雨果的立场:
“在至高无上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
”
小说结尾处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关于傅朗西在“文革”中被批斗一节的描写格外显得意味深长。
在樟树凹,有一户人家,家里的六个男人都先后为革命出
了生命,婆媳三代只剩下了四个寡妇。
直到“文革”开始,她们方才醒悟到“她家的男人全都是受了傅朗西的骗”。
于是,当傅朗西在“文革”中被押回天门口进行批斗的时候,这四个寡妇便上台去控诉质问傅朗西,“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东西,你答应的幸福日子呢,你给我们带来了吗?
”“为了保护你,我家男人都战死了,你总说往后会有过不完的好日子,你要是没瞎,就睁开眼睛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好日子,为了赶来斗争你,我身上穿的裤子都是从别人家借的!
”“老傅哇老傅,没有你时,我家日子是很苦,可是,自从你来了,我们家的日子反而更苦。
”于是作为革命代表人物的傅朗西幡然大悟:
“这么多年,自己实在是错误地运用着理想,错误地编织着梦想。
革命者最后变成一个真正的忏悔者。
这种立足于基督教的反革命立场和李泽厚、刘再复那种立足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告别革命”立场是非常不同的。
李泽厚、刘再复是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反思革命的,他的结论是:
如果不搞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会更快;
刘醒龙的立场则是宗教的:
只有告别革命,我们才能被上帝接纳。
(五)结语
在后革命时代,也就是在短短的、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界的革命叙事,先是经过了人道主义话语的修复(《内奸》、《离离原上草》、《女俘》等),接着被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长征》、《苍河白日梦》、《故乡天下黄花》、《花腔》等),后又被消费文化戏说(《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最后是被基督教忏悔者彻底否定(《圣天门口》),其命运充满了戏剧性。
不少人从资本主义全球范围扩张的角度悲观地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已经渗透或即将渗透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在上上下下关注菜篮子和米袋子的时代,革命除了被消费戏说的命运以外大概只能是博物馆化了,它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土壤。
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结果只能是使世界变成完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世界。
作家作品
莫言的《红高粱》
“最英雄好汉,最乌龟王八蛋”
余占鳌、奶奶、风流韵事
土匪、抗日英雄
《丰乳肥臀》
我(金童)母亲(上官鲁氏)马洛亚牧师
母亲与众多男人睡觉,为的生孩子,生了7个女儿后,遭受公婆、丈夫摧残,这时听到教堂的钟声,在教堂赞美诗中与牧师相爱,以后生了男孩金童。
司马库(二女婿,还乡团)蒋政委(五女婿,共产党人)
三女儿被八路军强奸,共产党逼迫寡妇改嫁,八路军将老百姓吊起来打
有评论者说,莫言一是叛逆,一是审丑。
刘震云的《温故1942》
河南大灾荒,最高统治者饱食终日,满不在乎美国和英国的两个记者成了灾民的救星,日本侵略者为救中国百姓,开仓放粮,赈灾,救了不少乡亲的命。
作者征引了大量的当时的报刊档案、县志,以示真实性。
——对正史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以“小历史”解构“大历史”)
周梅森《国殇》(《花城》1988)
国民党22军所守防的城市陷入日本人围困,日本军队发来劝降书。
梁军长毕副军长
白师长梁师长
兰妹周浩
白师长:
“我们拥戴的是一位抗日的军长,绝不能拥戴一位民族得罪人!
周浩:
“去他妈的事实,老子不懂得事实,22军还姓梁!
”
模糊是非判断、零度感情
我们该肯定谁否定谁呢?
做怎样的是非判断?
陈忠实的《白鹿原》
这部小说影响很大,尽管遭受了不少非议,仍然获茅盾文学奖第一名。
白鹿两个家族的命运、纠葛、变迁,反应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
大革命、国公斗争,王旗变换——“翻鏊字”
黑娃:
革命——土匪——革命——遭害
白孝文:
很有希望的掌门人——二流子、地痞流氓——投机革命,成了共产党的县长。
地主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亲如兄弟
小说体现了鲜明的民间化立场(民间写作,非主流意识形态写作),破除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与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决然不同,一者是单纯透明的蒸馏水,又勾兑了调料;
一者给人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感觉。
《废都》现象
庄之蝶、牛之清、唐婉儿、柳月、阿灿
一是信仰破灭,道德沦丧,自由放逐。
展示了颓废的腐败的社会生活及精神现象,以及世纪末的幻灭颓败情绪。
二是直露的性关系描写。
对于贾平凹的《废都》,人们的争议,非议是可想而知的。
我推测,贾平凹在写《废都》时,可能考虑了两点,一是他要写一部惊世之作,展示出混乱、腐败道德衰微的世纪末镜像,他要撕下一些假面具(尼采: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
贾平凹的《废都》则宣布:
上帝死了,大写的“人”也死了,活着的的只是俗化的人,矮小的人,小写的人。
人被异化。
政治、宗教、艺术,一切失去了真诚,从官员到知识分子,再到宗教教徒,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勾心斗角,为欲望所驱使。
走向堕落。
二是,他要通过性描写惊世骇俗,招揽读者,获得商业利润。
对于《废都》,我不想作过多的评价,但从社会生活角度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我们传统的人文精神、到的却是有所失落,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在大踏步前进,生活中确实产生着腐败和堕落,但也在创造者日新月异的辉煌,生活中、民主的、人文关怀的内容增多了,逐步走向科学富裕和文明,而《废都》所展示的只是一片腐败和衰微。
金庸武侠小说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金庸这个笔名正是其原名中镛分两半而来,取金子而又庸俗之意,浙江海宁人,其家族几百年来人才辈出,康熙称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8岁那年,金庸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
这是金庸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之后,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15岁时,金庸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金庸小时候的理想是:
当一名外交官。
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
“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1948年底,金庸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
“身无分文走香江”的金庸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金庸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
乔冠华给他泼了冷水金庸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金庸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
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
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1953,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5年,金庸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
“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而后写了《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奠定了其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
1959年,35岁的金庸创办了《明报》
金庸还是著名的报刊评论家,影响很大。
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金庸自己说,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尔后是为支撑《明报》。
1972年金庸封闭,这时48岁。
由于金庸的巨大影响,国共两党都看重他,蒋经国,严家淦都会见过他,称自己是金庸迷,邓小平、江泽民也都会见过他,他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做了大量工作。
1994年,辞去明报董事会主席,做过几年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金庸武侠小说,在大陆畅销是八九十年代的事情。
有那么多的金庸迷,原因很简单,写得好看,他有非凡的编织武侠故事的能力,有深厚的侠文化根基有人说,他使得白话再生,对其语言不以为然。
如果要说积极意义,我以为金庸小说从政治、文化上看,其民族、历史文化情结有助于唤起港澳台以及海外所有华人的民族历史文化、民族意识情感的认同,这对大中华文化圈是有积极意义的。
至于金庸小说虚构的东西,同历史的联系,真实性问题,这些问题比较复杂,严格来说,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不是历史小说。
也有人批评金庸小说的虚妄,乌托邦神话,认为它远离现实人生,远离社会、历史。
(吴思:
《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说来说去,金庸小说属于商业消费文化。
阅读金庸,属于消遣性阅读。
“王朔现象”:
王朔算不算新写实派,我看应该算,只不过他和刘震云、池莉、刘恒、方方他们不一样,他少了几分严肃,慨叹,多了几分调侃,油滑,嘲讽,玩世不恭的色彩。
如《橡皮人》《我是你爸爸》《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我是流氓我怕谁》《编辑部的故事》,单看这些小说题目,可见一斑。
王朔的小说比一般的新写实作品更通俗,更具可读性,更能招揽读者,王朔虽然学识不算很高,但智商很高,语言敏捷,幽默,俏皮(梁欢:
自从王朔一写小说,便听到文坛一片饭碗落地的声音)。
否定王朔者,主要针对的是
(1)王朔否定传统糟践神圣的东西,包括神圣的道德,理想,牺牲精神,连同知识分子的政治的品格、责任感,都被他贬得一钱不值。
(2)思想艺术上肤浅缺乏深度,(王朔曾说萝卜压根儿就没有猪肉味儿,二者没有高低之分。
说自己是码字师傅,玩文学,一不小心可能会万出一部红楼梦,)(3)媚俗,商业化倾向。
当王朔不失时机地亮出“读者”这块牌子,所有的理论批评,艺术追求都变得黯然失色,窘迫不安了。
你深刻,你思想艺术水平高,可是读者就不买你的帐。
因此有些人说,与其说王朔无耻,还不如说读者或整个社会无耻。
表面看来,巴尔扎克、鲁迅式的文学遇到了王朔的挑战,实际上是面临了商业化社会、大众文化的挑战,在这个追求欲望、享受的消费文化时代,传统的精英文学变得无所适从。
如何评价“王朔现象”?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它虚妄、虚伪的一面,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加重了虚伪的一面,
如果说启蒙主义是以教师的身份,从分清假恶丑的角度去演说,那么王朔则是以平民身份,痞子式的语言行为虚无主义的态度去解构一切。
先放倒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然后再放倒别人,大家谁也别装圣人,谁也高尚不到哪里——显然,王朔是从体制外的角度,以极端的形式来表达自己。
积极意义显而易见,却缺乏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历史重负。
社会、思想文化转型期,“王朔现象”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王朔小说中所表达的内容,所表现的情绪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朔是求真的。
王朔解构“伪崇高”很有力度,而且很有价值。
他试图摆脱了虚伪的乌托邦道德神话是有意义的,对中国虚伪的文化,以及政治生活假大空的东西表现了决绝的态度。
并不像金庸、琼瑶的小说与引导人们沉湎于乌托邦历史神话、爱情神话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都都是负面的,比如,人的正直的品格,高尚的道德,气节,为公众事业而牺牲的精神,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这些是永恒的,不该嘲讽,不该亵渎。
但是,王朔却不加选择,打一个譬喻,王朔像一个捣蛋的顽童,撒了好大一泡尿,把圣殿、教堂、庙宇,虚伪的豪言壮语,连同正直高尚美好的东西,一概冲跑了。
从这个角度说王朔走向了极端。
王小波现象:
个性解放,特立独行,“边缘文化精神”。
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
“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
”王小波的作品以其文采和哲思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无论花季还是老年,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收获智慧和超然。
【简介】
王小波(1952——1997)汉族。
1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1968年去云南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品学专业。
1984年至l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
1997年4月11日病逝王小波为人、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其写作标榜“智慧”、“自然的人性爱”“有趣”,别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
主要作品:
《黄金时代》(上、下)、《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上、中、下)《黑铁时代》《东宫西宫》《沉默的大多数》等(《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用他短暂的生命给世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有人欣赏他杂文的讥诮反讽,有人享受他小说的天马行空,有人赞扬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独行。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是对自由的追求。
他是目前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
他的作品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
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作和做也没才力做到的事,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伤感和谄媚的传统,而秉承罗素,伯尔.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和想象的精神,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幻想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
“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
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
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
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
表达手法方面,他擅于用江洋恣肆的笔触描绘男欢女爱,言说爱情的动人美丽场景及势不可挡的威力。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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