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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读都包含一个应用,以致谁读某个文本,谁就自身处于他所理解的意义之中”[4]。
对于伽达默尔,被理解的意义总是应用于我们,并且体现为对我们而言的26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意义。
因而,理解之应用就在解释者和其对象之间采取了视域融合的形式,这个融合被伽达默尔理解为一个对话过程。
论文总是基于编辑或专家的视域和前见而被理解的。
当学术编辑在审阅稿件、阅读专家审稿意见等时,他既不需要也无法排除自己的视域,而是会以自己的视域为出发点,逐渐地扩展到理解对象所处的意义之视域,最终,随着他自身视域的扩展,他和理解对象的视域融为一体。
在问答结构的对话中发生的就是这样一种视域融合。
编辑与学者之间的理解需要这两者的相互参与,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过程。
编辑总是带着自己的前见与视域参与理解活动。
“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的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进行”[5]。
编辑和学者作为对话参与者,都是对话的被引导者。
编辑和学者的对话总是围绕着一个论题而展开,受论题本身规律的约束和支配,其进程和结果不是编辑或学者某一方能完全支配的。
编辑与学者是在问与答的过程中实现意义沟通。
要使这种对话过程顺利进行,必须确保编辑和学者具有同等的发言权,并且具有理解对方的诚意。
伽达默尔在谈论无谈话能力的时候论及了语言和理解之间的关系。
造成无谈话能力的因素有无倾听能力、不存在共同语言和缺乏积极的对话态度等。
他指出,“只要人们找到共同语言并最终找到了共同语言,那么相互理解就一定能成功”[6]。
优秀的学术编辑既是编辑又是学者,这种双重身份会对审稿、编稿、约稿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学者型编辑自身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学术立场、学术风格是他们理解活动的必要条件,他们的一切理解活动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这些因素能够在理解活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毕竟,学术编辑在某一领域越有造诣,越了解该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与研究动态,就越能高屋建瓴地开展该领域的选题策划活动,从事该领域的审稿、组稿等相关工作也会如鱼得水。
学者型编辑能与作者、专家拥有共同的学术语言,产生思想的碰撞,在此过程中可以消除不当的学术偏见,产生新的合理的见解,并达成相互理解。
真正优秀的编辑能根据论文主题自身的规律对作者的写作进行指导,就像真正的谈话高手如苏格拉底能够依据话题本身的规律对对话者进行引导一样。
刘少奇同志曾指出,编辑活动是一种高水平的创作活动[7]。
编辑要对作者的学科背景、学术观点等有全方位的了解与把握,在尊重和理解作者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再创作,最终呈现给读者大众的作品是作者与编辑共同创作的结果。
伽达默尔认为,讲话的意义不能被限制在已被说出的话语之中,已被说出的与未被说出的话语一起构成一个意义整体[8]。
“若要理解说出的话语,不仅要理解已说出的成分,还要理解潜藏在其中的想说的或不得不说的东西,即‘内在话语’,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意义的整体。
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只是说话内容的某一方面,它所展示的理解总是不完全的,我们还必须理解体现在其中的话语或理性,关注内在话语本身并对它进行追问,以不断地获得更加完善的理解”[9]。
语言的思辨结构表明,语言中已言说的部分和未言说的部分一起构成无限可能性的统一。
这意味着,只有当编辑与作者或专家达到相近甚至同等的高度或水平,编辑对作者或专家所涉猎的领域具有透彻的认知的时候,编辑才能既把握作者或专家已言说的东西,又能体悟到他们已说出的话语背后未言说的东西,从而把握他们的语言构成的意义整体。
这表明学术编辑本身具有较为精湛的学术造诣,是构成与作者或专家平等对话或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的基础,也是完成高水平创作的前提。
否则,学术编辑对作者论文的优劣没有发言权,也无法把握专家言说的东西。
“责编如果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与学者交往时总有那么一种隔膜。
交流难以深入,交情自然难以深化”[10]。
“诚如编辑学家郑俊琰所说:
不平等地位下的编辑不能当,只有与学者平行,才能当好编辑”[11]。
因此,编辑应当不断提升自己与作者或专家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
编辑活动往往注重和强调编辑本身的主体地位与作用,作者的地位和作用容易被淡化或忽视。
编辑是主体,论文作者、审稿专家也是主体。
“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即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12]。
因而,编辑一方面要充分地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进行策划选题、组织稿件、解构与重构稿件的意义、编辑加工等创造性劳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论文作者或审稿专家的主体性,意识到他与论文作者、审稿专家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并主动与这些主体进行交流、对话。
伽达默尔分析了“我—你”关系在解释学中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指的是这样一种对“你”的经验:
把人当作物,从而人成为对象,并且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考察与把握。
他认为人不可用对待物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同类,因为人不是物,人是具有尊严的存在。
很显然,这种“我—你”关系是不可取的,这样的关系存在于编辑工作中是不适宜的。
康德也强调过,我们不应把人当作工具,而应当承认人就是目的。
第二种“我—你”关系类型是:
“你”被承认为一个人,而非物。
与第一种类型相比,该类型强调“你”是一种反思关系,而不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当这种类型的“我—你”关系应用到编辑的理解活动中时,具体表现为编辑对作者或专家的理解和把握是基于编辑自身的视域,仅通过编辑单方头脑中纯粹的抽象的思辨活动达到对作者或专家的理解,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与作者或专家进行直接的现实的双向的交流所获得的理解。
这种层面的理解仍是不够的。
一个编辑往往要负责多个栏目,由于编辑自身视域的限制,其专业背景和主观偏好很容易影响稿件的处理结果。
有时看到一篇待审论文的题目,编辑就会迅速判断其学术水平,想当然地判断论文质量,匆忙做出处理决定。
单纯基于编辑一方的视域对论文进行判断,很多时候是片面的。
承认自己有可能是错误的是解释学的前提。
因而,编辑需要求助于论文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求助于与该论文有共同语言的学者,同时向作者了解他想真正表达的内容,从而努力克服偏见,实现真正的理解。
这种真正的理解建立在第三种“我—你”关系类型之上。
第三种“我—你”关系类型强调,在人类的理解行为中,真正地把“你”作为“你”来进行经验是最为重要的。
这意味着,我们不要忽略“你”的要求,以便让它能对我们真正说点什么。
这体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要与作者或专家进行直接的现实的双向的交流。
具体表现为编辑要经常和作者或专家沟通,知道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或想表达的是什么,了解并关注他们在学术上的进展,听取他们的需求和建议,同时要让他们知道编辑目前的需求,了解刊物当前的动态。
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经启用微信公众平台,不定期地推送学术论文,发布学术讯息与学术动态,由于微信的受众广,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很好地发挥宣传与推广的作用。
编辑要多参加学术会议,通过这种途径不仅可以发现作者、约到名家稿件、宣传刊物,还可以与众多作者或专家直接地面对面地进行学术对话与交流,增进情谊与理解,提高自身的学术对话能力。
编辑平时进行审稿、编稿或约稿时,也需要通过打电话、发邮件、微信或QQ聊天等方式,频繁地与作者或专家联系,与他们展开平等而真诚的对话,努力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
编辑要在为学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增进彼此的理解,同时在达成理解的过程中优化自己的服务。
真正优秀的编辑能起到作者和审稿专家之间的桥梁作用。
优秀的学术型编辑能够比较客观地判断审稿专家对论文的审稿意见是否合理,可以对专家的意见进行取舍,在综合编辑部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最终修改意见,并评判作者按照此修改意见所做的修改是否到位,然后再本着对期刊负责的态度决定稿件是否录用。
当不同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截然相反时,编辑的决定就显得更为关键。
当作者对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产生误解时,编辑还能帮助作者正确地理解专家的意思。
很多稿件在刊发之前都经过多轮的反复修改,学术期刊都很注重作者对修改意见的回复,每轮修改都会要求作者既要返回修改稿,还要附上详细的修改说明。
为尽量避免误解,在稿件处理过程中编辑要注重与作者的双向学术交流以及与审稿专家的双向学术交流,并且恰当地担当起作者与审稿专家的双向学术交流的中介;
在校对环节应当注重作者校对,尤其是“编辑稿的作者校对和二校后的作者校对”[13],采用编辑校对和作者校对相结合的方式。
另外,编辑自身掌握的编辑出版行业的知识、编辑的职业特点、判断标准等也会对其理解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要充分发挥编辑、作者与专家三方的力量,共同提高稿件质量。
伽达默尔强调经验的否定性。
对于解释学经验而言,事物要表现自身,就必须否定地对待自身[14]。
要达到对文本的理解,就必须拒斥与文本的意义不相符合的那部分我们的前见。
他人有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要有理解他人的善良意志。
不论是编辑还是作者或专家,都要虚怀若谷,将自己的偏见先悬置起来。
如果我们头脑里充满的只是自己的看法,无法向他人敞开并倾听他人的意见,我们是很难实现真正的理解的。
他人有可能是正确的是解释学的前提。
在编辑工作的人际交往中体现了善意的理解的重要性。
解释学强调人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能够破除我26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执。
在真正的解释学经验中,有对个人视域的部分否定,这种否定性是一种生产性的因素。
正是通过这种否定性,理解才会不断变得更为丰富。
“我—你”关系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包含提问与回答。
在伽达默尔看来,对话首先意味着倾听,倾听是一种向新经验敞开的态度。
审阅论文或阅读审稿意见时,文字对编辑显现出的意义就是编辑对它的理解,这是它向编辑述说的东西。
理解是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实现的。
编辑和学者通过文字或发声语言进行问与答的过程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相互理解的过程。
只有当编辑和学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和相互性时,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在编辑工作中,应当注重编辑和学者之间的相互倾听、相互理解,注重对话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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