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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反映三国前后数百年动荡不安、纷繁复杂的历史年代,“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虽为“演义”,但作者以当时的大背景为基础,较好地用艺术化的手法重现了那个年代云诡波谲的历史面貌。
在这段以乱世、英雄、战争、谋略为主题的历史长卷中,人物、事件成为组合这幅画卷的经和纬,交叉重叠,相纽相扣,再加上作者天才性手法的处理,更显得惊心动魄,气动山河。
这其中,随着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的起伏消长,投降――各种情况下各式各样的投降,成为一部“三国”贯穿始终的重头戏,演绎出一幅幅精彩纷呈、令人感慨万千的经典画面。
多种投降类型反映了特定年代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起伏变幻和统治集团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从中揭示出战乱时期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以及古人对投降文化本身的解读。
一、《三国演义》投降的各种类型
在整部《三国演义》中,反映和描写投降的情节不下百处,其类型则多种多样。
有的以三言两语简单地带过;有的则叙述得比较详细;有的更将其作为一个重大事件来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整个过程可以影响到前后两三个章回。
归纳起来,这些投降类型可以粗略地分为以下几种:
一日择主而降。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在《三国演义》中,这是一条文臣武将投奔所谓明主、选择靠山的游戏规则。
吕布原本为丁原部将,李肃用这一游戏规则说服吕布,使其杀丁原而投董卓。
许褚、徐晃、许攸投曹操,庞统、赵云、廖化投刘备,蒋钦、周泰、太史慈投孙策,甘宁投孙权。
都可以看作践行这一游戏规则的典型范例。
在这里,投降更具有主动投靠、寻找出路的意味。
有学者提出的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乱世出人才,各政治集团为图生存发展,不遗余力地广揽人才;同时,人才也只有依附于某个政治集团,才有充分施展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
”
二曰迫降。
争战不利,战败被俘;或兵临城下,势穷力竭: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的案例,在《三国演义》中出现得最多。
这种类型的投降,是《三国演义》中主要的投降形式。
张绣通款曹操,袁绍部将吕旷、吕翔、马延、张颐投降曹操,刘璋部将吴兰、雷铜、吴懿归顺刘备,蜀将傅士仁、糜芳、杜路、刘宁降吴,包括大将姜维和魏将尹赏、梁绪、梁虔归降诸葛亮,都是因情势所迫在穷途末路之时的无奈之举。
三日假降。
假降是《三国演义》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以刻画人物形象、体现战争谋略见长的《三国演义》中,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小到某一场战争的对抗,都少不了假投降这一重要手段的应用。
第四十六回“献密计黄盖受刑”及以后几个章回是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诈降杰作。
而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计成虚话”,姜维试图利用魏国司马昭、邓艾、钟会的矛盾以恢复蜀国江山的图谋则成了泡影。
其他如零陵上将邢道荣假降刘备、吴国鄱阳太守周鲂诈降魏国、魏将郑文在诸葛亮面前假意投降,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但都极具戏剧性而引人入胜。
四日曲线投降。
曲线投降的人物数关羽和姜维最为典型。
曹操攻徐州,刘备大败,妻子俱陷。
关羽引下邳三千人马与曹兵交战不利,势穷力孤,屯兵于土山。
张辽以不降有“三罪”、降有“三便”之论说关羽降曹。
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的条件。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
一旦得知刘备去向。
便当辞去。
姜维在成都已破、刘禅已降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投降钟会。
他利用魏国将相之间的矛盾和钟会的野心,巧施离间计,企图使蜀国绝而复苏,但最终并未成功。
这种曲线投降的手法,以大汉皇叔自夸的刘备玩得最为娴熟。
由于根基浅薄,他一会投曹操,一会依袁绍,后又投奔刘表,火烧赤壁后则借东吴的荆州栖身。
难陉蔡瑁曾说:
“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皆不克终,足可见其为人。
”
当然,有愿意投降的,也就有不肯投降甚至誓不投降的。
吕布虽勇,就擒后向曹操乞命;陈登虽为文弱谋士,却视死如归,“今日有死而已”的吼声,“左右牵之不住”、“伸颈就刑”的场景,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袁绍兵败,谋士沮授为曹兵所获。
沮授大呼日:
“授不降也!
”曹操厚待之,留于军中。
他竟然盗马欲逃,临死时神色不变。
巴郡太守严颜为张飞所擒,不肯下跪,声言:
“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
”庞德虽然是曹操手下的降将,但被关羽擒获后,睁眉怒目,立而不跪。
关羽劝其投降,庞德大怒日:
“吾宁死于刀下,岂降汝耶!
”骨头硬的不只是将领。
司马昭攻占寿春,吴国大将诸葛诞部卒数百人被俘。
临刑前,虽有“降者免死”的劝降条件,数百人却无一人言降。
二、投降类型的理性剖析
《三国演义》主要反映的是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风云。
三国的形成,其力量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曹氏及司马氏、刘氏、孙氏对人才的吸纳和利用。
三国统治者非常明白这一点。
因此,不管从哪个渠道来的文臣武将,也不管他曾经属于哪个阵营,只要能为己所用,他们都一概网罗。
因此招降纳叛,扩张实力,是各国都明确的战略思维和治国之策。
正像曹操诗中所云: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心归心。
”这道出了当时统治者和各种割据势力的心声。
他们对那些被战败的敌将和俘获的谋士,即得到社会认可、有所作为的或可为自己所用的人才,一般首先要求其投降,并不轻易杀戮,哪怕其以前曾杀死过自己的部将或迫使自己陷入过窘境。
曹操深知刘备乃世之枭雄,但为了延揽天下英雄,也不肯加以谋害。
刘备为吕布逼迫而投靠曹操,苟或劝曹操除之,认为“今不早图,后必为患”。
程昱也说:
“刘备终不为人之下,不如早图之。
”曹操却认为:
“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
”谋士郭嘉说得更透彻:
“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穷困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
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
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天下之望:
安危之机,不可不察。
”
孙策与太史慈从马上斗到地上,马跑了,枪丢了,战袍扯得粉碎,仍相互楸住厮打,差一点闹了个你死我活。
但即便如此,当太史慈被活捉后,孙策依然亲自出迎,“自释其缚,将自己锦袍衣之,请人寨中”。
这样厚待,如此礼遇,不由太史慈不降。
孙策不仅不计前嫌,而且对降将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可谓知人善任。
太史慈初降,便对孙策说:
“刘君(刘繇)新破,士卒离心。
某欲自往收拾余众,以助明公。
不知能相信否?
”众将都认为太史慈“此去必不来矣”,孙策却慨然允诺。
果然,在约定的时间,太史慈引一千多人到寨,大家才深服孙策之知人。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各种类型的投降形式和投降事件乃至个人的投降行为,就不能简单地以投敌叛变、厚颜无耻、丧失气节论之。
古代的投降一词不能完全用现代的观念和认识去理解和阐释,它有时更可以从投靠、依附等语义和层面上去把握。
择主而降,主动投靠,或因势力不足,无法独霸一方而暂时寄人篱下,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
在《三国演义》中,“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常常是劝降者的口头禅和套语,也是投降者在决定投降时重要的思维意识。
至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投降,则似乎更没有多少理由去指责投降者的不忠不义,相反倒可理解为能顺势乘势,使自己的生命价值得以继续体现。
刘备收川时,李恢持赵云荐书来降,刘备问其“何故归我”,李恢即以“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答之,并主动提出劝说马超来降。
马超在战又不胜、退又不能的情况下,加上李恢以“背暗投明,以图上报复仇,下立功名”相鼓说,遂杀张鲁使者而归降刘备。
刘备待以上宾之礼,马超不由高兴地说:
“今遇明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丝毫没有投降者那种羞惭无颜的感觉。
严颜虽然在张飞面前大呼“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但当张飞以礼相待、给足了面子后,却又倾心而降,并主动招降从巴郡到雒城一路上守御关隘的将领。
或有迟疑不决者。
严颜就开导说:
“我尚且投降,何况汝乎?
”
也就是在这种该投降时就投降、投降并不完全意味着丧失骨气和操守的特殊年代,假投降、曲线投降等投降形式才有了较大的市场。
各种势力为了笼络人心、网罗人才,往往对投降者抱有欢迎和宽容的态度和意识。
他们有时虽有较高的警惕性,但难免在利益的诱惑下,做出不恰当的判断而受骗上当。
黄盖诈降,阚泽去曹营呈献诈降书。
曹操将降书看了十余次,感觉有诈。
阚泽一番辩驳,曹操又觉得在理。
但是,曹操毕竟城府很深,对甘宁愿为内应、黄盖情愿纳降均未深信,于是派蒋干再次潜往江南,打探实情。
在周瑜的安排下庞统假意随蒋干过江去见曹操。
有了黄盖的投降书、蔡和、蔡中的密报、庞统的连环计,曹操对黄盖、甘宁、阚泽、庞统的假投降终于深信不疑,最后也终于因此而吃足了苦头。
对黄盖、阚泽投降,曹操警惕性很高;对甘宁纳降,曹操亦尚有疑虑;对庞统来归,曹操则深信不疑,问都不问。
深究其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投降所带来的利益驱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钟会之所以对姜维的假投降确信无疑,也完全出于其利益上的需要:
利用姜维及其蜀兵谋反,“成则得天下,不成则退西蜀,亦不失作刘备也”。
三、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
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把气节、忠义等一些关乎个人操守的东西看得很重。
“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临危赴难”等文化和教义一直被当作美德而加以颂扬。
即使在今天,这些传统观念也不无积极意义。
当一个民族处于危难关头,当人们为正义而战时,确实需要一种大义凛然、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而决不能卖国求荣、苟且偷生。
然而,传统思想也有其不知变通、只认死理的一面,对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下的投降行为一概予以谴责,决不宽容。
读《三国演义》,我们触摸到了投降的另外一种(或者说另外多种)阐释,那就是:
投降并不一定就是遭人唾弃的叛变行为,历史上的降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谴责的。
正像有的学者所说:
“中国文化的若干因子中暗含了对投降者的宽容。
我们的古人对非常态情况下的转变立场――投降,还是能够做一些很有讲究的分析,从而将一些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人接纳进历史主流中来,给予一定的地位。
”况且,在整个封建社会,尤其在三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统治者们的你争我斗,割据势力的相互攻伐,很难判定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
拥戴谁,投靠谁,既受到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同时更取决于个体大至建功立业、小到立足生存等客观现实。
战争瞬息万变,形势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各方都自封正统、标榜正义的三国时期,在战争漩涡中的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主子,也有权更换自己的主子。
这样,对投降者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在整部《三国演义》中就不显得那么另类了。
《三国演义》的作者给投降者确实留出了较大的转圜余地,更营造了对投降者在思想意识上的宽容。
刘璋旧臣谯周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刘备攻刘璋时,他用所谓天象、童谣来印证天道,力劝刘璋投降刘备。
邓艾兵临城下时,大臣有的提出弃成都,奔南中,以期克复。
谯周力持不可。
有的大臣劝后主投奔吴国,谯周又说不行。
原来,他一心想的是投降魏国,且有一套投降理论:
“臣料魏能吞吴,吴不能吞魏。
若称臣于吴,是一辱也;若吴被魏所吞,陛下再称臣于魏,是两番之辱矣。
不如不投吴而降魏。
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则上能自守宗庙,下可保安黎民。
”这是无耻的投降论调,还是着眼现实的审时度势之见?
智仁之士,自可判断。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这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传统。
在《三国演义》中,这一传统文化在不少谋士和将领身上是得到了成功的演绎的。
谋士如陈宫、沮授、审配,武将如韩衍、傅佥、于诠、张任等,一个个慷慨悲壮,视死如归,令人荡气回肠,感佩之至。
不过,在整部《三国演义》中,践行“匹夫不可夺志”这一传统经典文化的人,似乎远远少于没有按着圣人的话去做的人,也就是说,以各种形式投降的人比誓不投降的人多得多,“匹夫不可夺志”的文化观念和道德意识在那个时代也许并未真正深入人心。
研究《三国演义》的投降文化,不能不再次提到关羽这个特殊的典型人物。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被捧为“义”的化身,却又是最典型的变节者和投降将领。
在土山上他所提出的“三约”,只不过是其投降的台阶而已。
冠冕堂皇的“降汉不降曹”,也只不过是其矫情文饰的遮羞破布。
曹操的一句“我为汉相,汉即我也”,一下就把这块遮羞布给撕了。
值得玩味的是,劝说关羽投降的张辽本是吕布的部将,白门楼上归顺了曹操。
此时,他用“三罪”“三便”之论劝降关羽,现身说法,确是作关羽说客的不二人选。
研究关羽的投降和投降的关羽,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
有学者在分析《三国演义》的投降行为时,提出了“最硬气的投降――严颜投张飞”、“最窝囊的投降――刘禅投司马”、“最精明的投降――关羽投孟德”、“最心服的投降――孟获投诸葛”、“最有价值的投降――黄盖投曹操”。
其他几个“最”姑且不论,但关于“最精明的投降――关羽投孟德”,却实在难以令人苟同。
“精明”在哪里?
作者说关羽面临两难选择,却处理得非常灵活,“降汉不降曹”,巧妙地偷换了概念。
“既有效地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又进一步彰显了自己的高义。
”。
“自己的生命”确实是“有效地保全了”,但要说“进一步彰显了自己的高义”,则难免痴人说梦之讥。
关羽战败了,这不能怪他无能;但他投降了,却也是事实。
不能因为他头上有许多光环而硬往他脸上涂金。
别人投降是变节,关羽投降就是高义?
这是说不通的。
说他“精明”,那也无非就是提出了几个条件,让自己有个台阶可下而已。
严颜起初不是也不肯投降张飞么?
先是不肯下跪,继而自称“断头将军”,接着又是怒骂又是嘲弄。
铮铮铁骨,可谓硬矣。
但是,当张飞“回嗔作喜,下阶喝退左右,亲解其缚,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头便拜”,并说了几句好话后,严颜便“感其恩义,乃降”。
看来,有了台阶,给足了面子,“断头将军”也是可以变为“投降将军”的。
文化是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三国时代的投降文化,就在千百个英雄和数以百万的士兵们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之间灰飞烟灭了。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今人看古人,应该多从当时的大背景中去观察和剖析,通过当时的文化和价值观去估量和评价。
同样,《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其反映一千多年前的三国,也有元明时代文化和价值观的烙印及其考量。
即以元明时期的关羽而言,他已成为忠义的化身,已不是什么寿亭侯,而是关王、关帝,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罗贯中要写关羽的投降,避开是不行的,那么就用演义的手法演绎一下吧。
既大致没有违背历史真实,又能在大众心目中留有关老爷的美好形象――尽管有些许做作和牵强。
也因此,今人看罗贯中,亦当如看更早的古人,亦当如罗贯中看三国。
《三国演义》毕竟是“演义”,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对其中的投降类型及其投降文化意蕴的分析,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当时政治的、军事的、民俗的乃至经济的角度去探究和评判,而关键则在于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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