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结构主义与叙事学 赖力行教授课件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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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是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

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就是语言的“音－形”部分，所指是语言的“意”，即它所指代的事物或意义、思想、情感等。

能指/所指的关系是武断规定的，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方式是规约性的。

由谁来规定？

由相对固定的社会契约所规定，例如给朋友送鲜花，就得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送玫瑰、康耐馨还是送白色的菊花。

而这些规定又往往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这又带来下面的问题：

能指/所指具有不对应性。

所谓“不对应性”，是指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能指/所指的分割标准不同。

例如，中国人说的“红茶”，英国人认为是黑的；

中国人说的“白开水”、“白纸”、“白酒”，外国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水、纸、酒的“白”色。

由能指/所指的不对应性，说明：

所指并不是预先的明确的存在，不是一个等待着“能指”来“指”代的存在。

“言语”和“语言”。

“语言”是社会的、抽象的；

“言语”是个人的、具体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就像是下象棋要遵守的抽象规则和惯例，“言语”则是实际上下的一盘一盘的象棋。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抽象规则和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具体的言语可以无限多样、千差万别，而语言的规则却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的规则使我们能够理解属于这种语言系统的任何一句话。

言语/语言的区分，是索绪尔对语言学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

在此之前，语言学是一种个体语言学，或称描述语言学。

索绪尔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语言，而不是言语。

其理由是：

在一个系统中，显在的、具体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一个深层的、隐在的系统，结构主义者就把前者叫做表层结构，后者叫做深层结构。

在语言符号中，言语是个别的、零乱的，语言则是系统的、有序的。

索绪尔提出符号中言语和语言的二元对立，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因为在差不多的人文学科中，都可以找出一个或者几个言语/语言的二元对立（如：

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意识/潜意识等）。

在文学中，言语/语言的二元对立的表现就更为复杂：

文学作品/意识形态（伊格尔顿）；

作品/生活（洛特曼）；

批评/诗学（惹奈特）；

叙述情节/叙述语法（托多罗夫）；

述本/底本（巴尔特）；

作品的语言表现/构成元素的基本逻辑（格雷马斯），等等。

“横组合”与“纵聚合”。

这对概念为词语的意义生成提供了全新解释。

“横组合”关系，是符号内各成分之间的有顺序的排列，因此，横组合也就是一个系统内各因素在“水平方向”的展开，这样展开所形成的任何一个组合部分，称为“横组合段”。

“纵聚合”关系，是横组合段上的每一个成分后面所隐藏的、未得以显露的、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替代它的一切成分，它们构成了一连串的“纵聚合系”（又译为“词汇套”）。

因为它们是“垂直”展开的，故称“纵聚合”。

任何系统构成中必然出现“横组合”与“纵聚合”这两个方面：

横组合是系统本身要求的排列，纵聚合是系统内成分的选定。

例如写诗，诗行按特殊要求形成横组合，“炼字”则是纵聚合上的运作（如“春风又绿江南岸”，诗行是七言律诗排列的要求，“绿”字是纵聚合上的选择）。

要理解一个语句中每个词的意义，只认识横组合段上已依次出现的各个词之间的关系还不够，还必须考察纵聚合轴上“构成每一个说话者语言的内在库存部分”的那些词，因为这些词通过自己的未被选中来促进词的意义的界定。

索绪尔提出“横组合”与“纵聚合”这对概念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语句中每个词的意义并不是自足的，而是超出自身之外，在“横组合”与“纵聚合”的结构关系中被确立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彻底摆脱了英美语言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和实体论，转向强调关系的系统论。

索绪尔指出：

“语言学恰恰是一门以没有……实体为特点的科学”，“在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可以正面肯定的东西”。

这种强调关系而不是实体的思想，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它使人们认识到，语句中的词语可以靠系统内部的关系产生意义，而无须象瑞恰慈和奥格登的理论那样到系统外部去找指涉物。

这就是说，“不是单个的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和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

”美国批评理论家杰姆逊指出：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的共时方法和时间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联系”，“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哲学本身中产生了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语言的牢笼》第2页）。

索绪尔提出的观察语言现象和新角度和同步分析的模式被称为社会科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影响结构主义的最基本思想有以下几点：

语词符号是任意的，某一符号与一个对象的连接完全是出于习惯的约定（于是，“狗”的发音与狗的概念联系起来）。

所谓约定是任意的，对不同的语言来说，在于某一种语言的符号约定对另一种语言不具有任何约束性（所以在不同语言中，“狗”的发音和字形千差万别）。

用索绪尔的专业语言:

以上的分析适合于能指（即词的音响和形状）与所指（能指所表示的对象或概念）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词并不指向实在的对象本身，词只是具有意义。

词义（即“所指”）是由符号之间的排列或者形状的差异（这里实际是指语系发音的音响效果或文字的构成形式，即“能指”）所决定的，比如，法文中arbre（树）与barre（杆）的差别。

全部语言都是这样的符号差异系统。

进一步说，“狗”又无论它在何种语言音响或字形状态下并不是以某种方式指向一个真实的动物，而是指它在我们头脑中唤醒的观念或意义，后者不同于“猫”、“熊”……依次类推。

按着这个思路，词与真实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接近（这种接近是最原始的约定，比如象形文字）而是越来越疏远（词的差异性使其意义越来越复杂），以至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只是在交流意义本身。

至于这些意义能否有一个相应的实在东西，是无关紧要的。

索绪尔理论中关于“差异”和“二元对立”的思想，他关于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转向整个语言系统而不是个别语言的主张，他关于语言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具有任意性和差异性的符号系统而不与外界事物对应的思想，他对语言学研究中共时性的强调，这些极富启发性的理论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特点

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是所有结构主义者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特点。

传统的文学批评中，“结构”具有剪裁、缝合的意思，其作用在于使题材、主题得到最佳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是一种可见的形式因素。

1、注重整体和关系

结构主义者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

单独的部分之所以有其自身的意义、功能，有其自身的确定性，是因为它的所有的一切，都归属于整体，都惟其参照“整体”才能够表现出来。

结构主义特别注重非个人的系统，它认为整个世界是由各种因素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结构整体，人的作用、人的价值都是在关系系统中确立的。

结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机械地相加之和。

在系统论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种注重整体性的思想倾向不难理解。

整体是如何产生的？

结构主义认为，整体总是依据某种结构或系统而构成的。

这些包含组织之性质的结构既是产生整体的生命之源，又时时服从于作为生命之整体的自身法则。

如社会的生命之源来自不同的个人，但个人所构成的社会，它不仅是个整体，而且如同个人一样有其生命；

并且，从当今的现实来说，由于这种整体总是先于任何个人（部分）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它时时制约着个人（部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者才对整体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与整体和部分的特征相比，关系的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丰富。

它不仅紧密相关某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而且统摄宇宙万物间的各种系统。

结构主义认为，现实的本质并不单独地存在于某种时空中，而总是表现于此物与它物间的关系之中。

结构主义对关系的强调得力于现代语言学的启发。

索绪尔说过，语言中只有差异，语言是本身没有肯定价值的各项之间的关系和差异，也就是说，语言这个系统的价值完全是由关系来创造的。

他曾用下棋作比方，“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

结构主义对关系的研究正是试图用语言学的方法改造文学批评的一种尝试。

2、形式就是价值

在研究对象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根据索绪尔关于“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的理论，并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进入作品的所有因素都是形式的思想，明确提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纯形式的。

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指出：

“叙述的形式，新生的结构主义将其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之一”。

就像语言分析中无所谓真假，只看其在符号系统中是否有效一样，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也不在于发现文本的真实性而仅仅在于发现其有效性。

结构主义的目的不在于对作品做出历史的、道德的和美学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揭示文本这个“符号系统”内部各种成份构成、组合、制约的关系和规律，而这些形式本身就是价值。

在进入研究叙事文的具体操作中，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将叙事文中的各种叙述方式和原称作作品内容的情节、人物、环境均视为叙事文形式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都可以作分割的、非连续性的分析。

如情节分析，巴尔特将它分成三个层次，功能、序列、情节，多个功能按不同方式组成序列，多个序列又按一定的组织原则结构成情节。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进入作品的内容即形式”的观点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概念一脉相承。

3、无信息的规则

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虽然立足于内在的形式研究，但并不是那种热衷于对作品本身作逐字逐句剖析的琐细的形式批评。

它把目光集中在作品构成规律的整体把握上。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有句很著名的话：

“人们把文学看成是无规则的信息的时间够长了，现在有必要把它当作是无信息的规则来看了。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力图超越具体作家作品和时代，探求支配和制约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普遍规律。

反过来，也就是通过建立一套有限的模式和规则来理解和解释无限的文学作品。

用巴尔特的话说即“通过成功地描写‘语言’……来驾驭无限的言语”。

为了寻找文本的共同结构和规律即“无信息的规则”，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倡导共时研究，把文学作品视为超越历史的共时现象，使那些变动不居的东西暂时固定下来，从而对其中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加以仔细辨认，把它们作为同时存在并构成有机整体的结构加以探讨。

为了确立“无信息的规则”，结构主义采用并崇尚分类法，它试图通过分类来揭示文学作品中隐蔽的秩序。

例如在研究叙事频率时，热奈特根据故事和叙事文各自提供的两种可能－－事件有无重复、语句有无重复，先验地推论出四个潜在的类型：

１、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

２、讲述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

３、讲述若干次发生一次的事。

４、讲述若干次发生过一次的事。

由此囊括了叙事文中所有的重复现象。

这种“无信息的规则”并不仅仅满足于说明现存的文学作品，它还力图对未来的文学作品做出预测和规划。

热奈特曾列出12种叙述情境，而其中有两种至今未在叙事文中出现。

此外，结构还有一种预测功能，那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说的：

“这种结构能预测出：

当它的一种或数种成分发生变化时，模式将出现怎样的反应。

”（转引自《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P.25）强调科学性的结构主义批评并不着意于文学文本的细读和经验归纳，而是一种以主观模式说明客观事物的演绎式理论建构，带有抽象行和符号化的特点。

第二节结构主义叙事学

一、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形成与发展

“叙事学”一词是法国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于1969年，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开始提出的。

虽然对叙事形式的研究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说这种研究几乎和叙事本身一样古老，但是人们依然认为，现代叙事学是结构主义思潮和俄国形式主义双重影响的产物。

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文本是一个不受任何外部规定性制约的、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所以主张从叙事文本内部去发掘关于叙事自身的规律，杜绝任何影响作者心理、作品产生和阅读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介入。

叙事学研究关心的不是叙事文本与外界因素的关系，而是其自身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

也就是说，叙事学研究将小说视为一个独立于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客体，以一定的模式，用定量的方法来确定小说内部的各种成分，对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表述。

于是，叙事者、所叙述的故事、叙述行为等等小说的构成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就往往成为叙事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结构主义叙事学有两个源头：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分析和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研究，不过后者的影响更大一些。

普罗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提出尽管故事的人物多种多样,但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是不变的和有限的。

他归纳出民间故事的4条法则：

“1.人物的功能在故事中是稳定不变的要素,不受是由谁和如何完成的影响。

2.对于童话故事来讲,已知功能的数量是有限的。

3.功能的顺序是永远不变的。

4.所有童话故事在结构上都属于同一类型。

”

普罗普对上百个俄国民间故事的功能进行了比较分析后,发现功能的总数不超过31个。

每一种功能就是一个基本事件。

例如，最后的7种功能分别是:

“英雄遇难题”,“问题解决”,“英雄被承认”,“假英雄或坏人被揭露”,“假英雄现原形”,“坏人受到惩罚”,“英雄结婚并继承王位”。

每一个故事都是由这31个功能中的数种功能构成。

另外,普罗普还把实施功能的人物分为7类角色:

1.坏人,2.施物者（提供者）,3.帮助者,4.公主（被寻求者）和她的父亲,5.派遣者,6.英雄（寻求者或受难者）,7.假英雄。

在任何一个故事中一个人物可以扮演一类以上的角色（例如,坏人也可以是假英雄,施物者也可以是派遣者）;

或者一类角色可以由几个人物担任（例如,多个坏人）。

普罗普的这种形式主义叙事结构分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奠定了基础。

1、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

当代叙事理论主要是从法国兴起的。

60年代法国文学批评理论界受到结构主义和俄国批评家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研究的影响，一批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论著开始出现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其中包括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神话分析，以克劳德·

布雷蒙）为代表的民间故事分析，以罗兰·

巴尔特、兹维坦·

托多罗夫和热拉尔·

热奈特等人为代表的小说研究。

巴尔特与叙事理论直接相关的论文有《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和《Ｓ/Ｚ》（一部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进行分析的专著）。

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巴尔特借用了语言学和普罗普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叙事结构的分析。

他提出了叙事结构的三个层次：

1.功能（如同普罗普和布雷蒙的术语）

2.动作（通过它们来指涉人物,布雷蒙则称为“行动元”）

3.叙述（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话语）

功能可以分为两类：

“功能本身”和“标志”。

“标志”不是指一种补充的和后果的行为,而是一个多少有些松散的概念,然而对于故事的意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它可以包括人物心理状态的标志,环境气氛的标志等等。

“功能本身”又进一步被分为：

“基本功能”（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或者“核心”（ｎｕｃｌｅｉ）和“促进因素”（ｃａｔａｌｙｓｅｒｓ）。

“标志”也被进一步分为两类:

“标志本身”（ｉｎｄｉｃｅｓｐｒｏｐｅｒ）和“信息因素”（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巴尔特指出,一个单元可以同时是一个以上类别的成员,例如,一个单元可以既是促进因素,又是标志。

核心是组成叙事序列（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的基本单元,其他三种单元———促进因素、标志本身和信息因素则是核心的扩展。

核心提供了必需的框架,其他三种单元则填充进去使之充实。

一个序列是若干核心按逻辑顺序的组合。

另外一位重要的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

热奈特与上述几位有所不同。

巴尔特、托多罗夫等人主要是从叙事结构和叙事语法来进行研究；

热奈特除了同托多罗夫相似，从时间、语式和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来分析叙事作品外，还侧重研究英美传统小说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如视点、距离和重复等问题,并对英美传统小说理论有重大突破。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首先对“叙事”所包含的三个层次的概念作了区分。

第一个概念是指讲述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即叙事话语,热奈特仍用“叙事”这一术语；

第二个概念是指叙事话语中讲述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热奈特称之为“故事”；

第三个概念是指某人讲述某事的行为，他称为“叙述”。

热奈特认为，叙事话语的分析就是对叙事、故事和叙述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

他根据托多罗夫的观点并加以修改，区分了三类叙事问题：

1.时间（ｔｅｎｓｅ）问题,指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

2.语式（ｍｏｏｄ）问题,主要指叙事“表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方式,涉及到模仿的程度和视点等问题；

3.语态问题（ｖｏｉｃｅ）,指叙述行为,涉及到叙述时间、叙述层、人称、叙述者和叙述接收者等问题。

这样,热奈特为研究叙事话语建立了一个较为严谨和系统的体系。

在作了这样区分的基础上,热奈特对这三类叙事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

在时间问题上,他进一步区分出三种问题:

顺序、持续时间（ｄｕｒａｔｉｏｎ）和频率。

顺序问题指事件发生的顺序与事件叙述的顺序并不一致,可能出现时间倒错、倒叙、预叙等情况。

持续时间指故事时间可能小于、或者等于、或者大于叙事时间,也就是说叙事可能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表现片刻的经历,或者用很少的篇幅来表现多年的经历,甚至省略一段故事时间。

频率问题指事件发生的次数与叙述这个事件的次数之间的关系。

有可能叙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或者叙述一次发生过多次的事件,也可能叙述多次发生过一次的事件。

第二种情况即是表示重复的叙述,是小说中常见的现象,是一些先锋派小说采用的重要技巧。

在讨论英美传统小说理论中的视点问题时，热奈特对卢伯克、克林斯·

布鲁克斯和罗伯特·

潘·

沃伦等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混淆了谁看和谁说的问题。

他提出“聚焦”（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概念来取代视点或视角的术语。

他又把聚焦分为三种类型：

“无聚焦”或“零聚焦”（叙述者比任何一个人物知道得都多，即全知的叙述者）、“内聚焦”（叙述者知道的同某个人物一样多）、“外聚焦”（叙述者知道的不比任何一个人物多）。

在语态问题上，热奈特讨论了叙述行为发生的时间与所描述事件发生的时间之间的关系，归纳出4种叙述类型：

事后叙述、事前叙述、同时叙述和插入叙述。

他把叙述层分为：

外叙事（ｅｘｔｒａｄｉｅｇｅｔｉｃ）层、内叙事（ｉｎｔｒａｄｉｅｇｅｔｉｃ）层和元叙事（ｍｅｔａｄｉｅｇｅｔｉｃ）层。

叙述者则分为处于故事之外的“异叙事叙述者”（ｈｅｔｅｒｅｏｄｉｅｇｅｔ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ｏｒ）和处于故事之内的“同叙事叙述者”（ｈｏｍｏｄｉｅｇｅｔ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ｏｒ）。

另外，他还讨论了叙述接收者以及与叙述者的关系问题。

《叙事话语》发表后在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一些学者，如多里特·

科恩（ＤｏｒｒｉｔＣｏｈｎ）、米克·

巴尔（ＭｉｅｋｅＢａｌ）、普林斯、什洛米斯·

里蒙—凯南（ＳｈｌｏｍｉｔｈＲｉｍｍｏｎＫｅｎａｎ）等，在赞扬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

热奈特在1980年发表的《新叙事话语》对这些质疑进行了回答并对自己的叙事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和补充，涉及到人称的分类、现在时的运用、语式与语态的相互关系、聚焦理论、叙述接收者等等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热奈特是法国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当代叙事理论的基础。

2、其他欧美国家的结构主义叙事学

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研究很快就从法国扩展到美国、荷兰、德国、以色列等国的批评理论界。

在美国从事叙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西摩·

查特曼、杰拉尔德·

普林斯等人。

荷兰的叙事学家有托恩·

范·

戴克（ＴｅｕｎｖａｎＤｉｊｋ）和米克·

巴尔。

德国有弗朗茨·

施坦策尔（ＦｒａｎｚＳｔａｎｚｅｌ）、沃尔夫冈·

凯泽（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Ｋａｙｓｅｒ）、沃尔夫·

施米德（ＷｏｌｆＳｃｈｍｉｄ）等人。

以色列有梅厄·

斯滕伯格（Ｍｅｉ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和什洛米斯·

里蒙-凯南等人。

从70年代起，由于热拉尔·

热奈特、米克·

巴尔和杰拉尔德·

普林斯等结构主义批评家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叙事学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除了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和《新叙事话语》之外，巴尔的《叙事学：

叙事理论导论》（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1978）和普林斯的《叙事学：

叙事的形式与功能》等都是这一领域里的重要著作。

开始，叙事学只局限于对叙事的结构主义分析。

后来，随着批评理论的发展，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精神分析、读者反应批评等等都对叙事学产生了影响。

现在，叙事学融合了涉及叙事形式表现的多种批评话语，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

二、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

1、叙事结构分析

叙事结构指故事的构成要素和构成原则。

叙事结构分析就是将叙事作品作为一个结构系统，努力阐明该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深层结构，这种分析不对作品作原子式的解剖，而旨在识别作品的结构模式，发掘作品的二元对立模式。

结构分析需要在纵横两轴进行。

叙事文的表层结构属于横组合段，它们是由功能和序列构成的故事情节的发展，纵聚合轴指的是深层结构，是横组合段每个成分后面未显露的、并可以替代的一套单位和原则。

纵聚合上升到最广泛的一般性和最极端的抽象性时，其最终项可表示为二元对立。

叙事结构分析的基本步骤有二：

分解情节，抽象集合。

首先将故事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基本单位（当然，这种划分是有选择的，因而不可避免带有随意色彩）。

在划分过程中去掉附属成分，保留故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部分。

然后将这些化简了的基本单位按其语义在纵轴上排列，即“将叙事线索的横向连接投射到一根纵向的暗轴上”。

这里，我们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为例，对叙事结构分析作一说明。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研究中发现，神话表面看起来有很大的随意性，但都表现了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共同的生存悖论。

例如，人有生命，却不得不走向死亡；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又是异于自然存在的文化产物；

人们要追溯自己所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