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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记》有以下一段记载:
一九四六年“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出狱,前后关押达五年零两个月。
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
叶挺第一句话就说:
“沫若,记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
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郭沫若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正出自孔子的《论语》。
立志,需要“明志”。
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主体宗教,然而儒家思想却有类似宗教的意义。
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
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国家公务员,不是圣人,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
即便没有“圣人”之志,起码的君子之道还要遵循。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今天的情况是,不是等到“穷”了以后才独善其身,而是在“达”的时候既不“兼善天下”,也不“独善其身”。
有道说:
“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
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一生即便有诸多不是,晚年改错,总归可取;
有人到了老年失去应有的操守,半世辛劳付之东流。
传统告诉我们,保护晚节,是基本的立志,节志晚全,是“底线”的要求。
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
中国古代格言说: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
这样,谋私的心不再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躁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这时候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主宰原本飘荡无主的心。
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
方志敏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
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胡长清、成克杰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侈。
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至国家财产严重损失。
与胡长清“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
“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胡长清钓住了。
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
”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
王阳明是将孔子思想作发扬光大的中国明代思想家,留给后人一本重要著作《传习录》。
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
他说,人都有良知,这种良知与生俱来,愈是到了后来,被私欲蒙蔽,人心也就一天天坏下去。
他主张在生活中,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作不断的清除,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至于“致良知”的境界——良知的恢复与重光。
“至良知”是崇高的心境,高远的志向,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立志的思想里程。
王阳明说:
立志就要“收放心”。
一个人总要清心寡欲,持志不动,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
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荡与浮躁的,受声色犬马的诱惑,东追西逐,不知所至。
人心不再是美好的“良知”,而变成发狂的“牲口”,放逐于名疆利场。
所以,王阳明说:
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
王阳明的思想对今天还是有用,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官员的良知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
《论语·
学而》载:
“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曰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总之,在立志这个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
什么是志?
怎样立志?
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可贵的资源宝库。
这个宝库不用,那就是“资源浪费”了。
二、畏的哲学
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
下面我们来说“畏”的哲学。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本来受到的教育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人有多胆地有多少产”。
总的说来是无畏。
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真可以“无所畏惧”吗?
也不是。
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三个宗教区,这就是基督教区、佛教区与伊斯兰教区。
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畏惧的东西,叫你去怕,用这个来维系社会与人心的秩序。
因此,西方人怕上帝,怕死了以后入地狱。
信佛教的人就怕如来佛,怕一个生死报应。
伊斯兰教不像其他两个教有偶像崇拜,庙宇中不设偶像,就是告诉你安拉无处不在,有个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手在主宰你的命运,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怕字。
共产党人不信神,革命时代讲“无法无天”,说的是大无畏的精神。
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
然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当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就要在心中立个怕字,有个“天”字,这个天不是神,不是佛,不是安拉,是“民”!
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
这首诗有以下的句子:
“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
”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怕字,一个畏字。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党与人民在监督”,怕的是“万目睽睽难逃脱”。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
小平的话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
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
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
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
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
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
有了这样的自觉,就可以建立起来廉洁的党风,就使我们的干部走在河边不湿鞋。
孔子曰:
“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
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越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
畏是一个哲学,这哲学是中国传统提示我们的。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
他在很多地方说到天命。
他说:
“五十知天命”(《论语》:
《为政》)。
他将命与“天”联系起来,而强调天的可畏可敬: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
《宪问》)、“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
”(论语:
《述而》)
在孔子看来是“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
天将给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
天可以认可一切,也可否定一切。
如果在人间之上还有一个客观意志的存在,那么这个绝对意志就是“天”,具体说来是“天意”,是“天命”,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意志。
“畏天命”,等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
“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
”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
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
至于命又是什么?
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
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
这些都是“畏天命”。
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
上面这些话是台湾一个学者叫南怀瑾说的。
有的说得不对,有的说得还有道理。
其实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
理解为民意,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志、舆论与心愿;
可以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势,即所谓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里,人民最重要。
天命是人民的意愿与“命令”。
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
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
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
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去做营私的买卖,必然召来人民的怨恨。
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一时来看,贪污腐败可以得到满足贪鄙的心理,然而等着他的是火光烧屋、波涛覆舟,引来灭顶之灾。
古代有 君权神授的说法,实际上现在是“政权民授”。
我们手里有了权,这权是谁给的?
是人民给的。
民如水,执政者驾着一条船,心里哪一天,没有了人民的“天”,水随时都有“覆舟”的可能,这怕不怕呢?
想通了这些,我们的干部就保得住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抗得住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
孔子又说到“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
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
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也就是历史上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写的,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
有了这个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
孔子说过: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这就是说:
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
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
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
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
问题就出在到了老年的时候往往特别的贪财。
这就是说愈是到了晚年,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特别做到如履薄冰,将一个畏字,一个戒字放在心上。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
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
以下是关于成克杰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
“在成克杰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
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成克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成克杰着实吓了一跳。
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成克杰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
‘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
然而无论是成克杰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的道路上站住脚。
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戒字还引出“慎独”的概念。
《礼记·
中庸》云: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
道义如同人们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离开的。
假如这“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
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将它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动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它,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
这里又要知道“不睹”与“不闻”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道义、真理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
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与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丝毫的麻痹。
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
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
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
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
"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
重温毛泽东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菊花与刀》。
书中她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
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有罪的,这就是原罪。
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
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
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
耻辱作为一种精神紧张,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
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
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
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
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
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
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
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
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
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理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前面举的多是日本的例子,其实关于耻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
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
《论语》说:
“行己有耻”。
孔子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
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
他还说:
“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
胜己者,胜人。
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
人生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
中国佛教说:
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
许多人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
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
没有其他方法,就是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
“羞耻之心,义之端也”。
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
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
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的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
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
这也是说纠正上的风俗,要从之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
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
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
无耻,则无所不为。
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
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
”这又告诉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重在教育与“督责”。
要让民众,首先是干部懂到什么是可耻,什么是光荣。
要像做启蒙工作一样地去做知耻的教育工作。
耻字从耳,“耻”字的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打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
社会舆论正在谴责腐败,力度还要加大,要让腐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切与此有悖的思想论点都要扫除干净,诸如“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腐败”、“腐败搞活经济”等谬论都会使腐败分子对自己的作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让这样的歪理盛行其道,根治腐败将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理想。
以上我们重点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重要的思想,即“立志”、“畏”与“知耻”。
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仅此而已,其如大海,选择以上几点开展讨论,仅是瀚海拾贝。
也不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对廉政文化建设起支持作用的只有以上诸思想,只是作者认为这三个思想与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以此举一反三,直至对中国优秀传统取得深切体认。
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将其作为封建余孽,批判有余,承传不够。
我们要做的是披金淘沙,更新再造,使其中优秀成分复兴光大,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大厦的有益资材。
假如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这样的新认识,假如我们真觉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果真对廉政文化建设有所助益,那么相信中国廉政文化乃至中国新世纪新文化建设将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
廉洁文化进校园学习材料一
党中央于2005年1月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指出:
“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会,要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
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机关、企业和农村。
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良好氛围。
”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实施纲要》,扎实有效地开展我县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启动仪式,对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进行动员部署。
下面,我就廉洁文化进校园的有关问题讲两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的重要意义
第一,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机关、企业和农村”。
这是中央关于反腐倡廉教育思路和方法的重要创新。
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机关、企业和农村这一要求的提出,将廉政建设的教育面涵盖到了社会各个层面,从幼儿抓起,一直抓到老,立足于在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反腐倡廉文化氛围,形成以廉为荣、以腐为耻的思想道德价值标准。
这种目标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廉政文化建设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为之共同努力,需要全党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配合和支持。
虽然廉政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党员领导干部,但着眼于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需要占领社区、农村、企业这三块阵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防腐疫苗”应从娃娃抓起才能赢得主动。
青少年作为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建设未来的重任。
他们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发育时期,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过程中,在这个特殊的人生时期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使之从小就了解反腐倡廉的有关知识,树立“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意识,培养正确、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法制意识和社会责任,使“清正廉洁”成为每个人立身立业之基,无论今后从政、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职业,“清正廉洁”的理念都会深深植根于大脑。
青少年身上存在“积极向上”或“消极落后”双向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开展廉洁教育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从小具有抗拒腐败的免疫力,以确保健康成长为社会主流力量,使“敬廉崇洁”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之源。
第二,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腐败现象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破坏性已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已不仅仅在“官场”之中,在学术界、文艺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近年来,在孩子身上出现的一些行为也很令人担忧。
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过生日,许的愿是“中500万大奖、买个官做做”。
有小学生的毕业留言写着“中百万大奖,包二奶”。
有的小学生竞选班干部时,为了拉选票,给同学买糖吃,请同学吃饭;
当了班干部后,同学给他买糖吃、买水喝,请他打电子游戏。
这些现象令人担忧、发人深思,虽然这只是少数现象,但不可否认,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腐败习气已经侵入到校园,影响到孩子,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因此,加强对青少年的廉洁教育,把反腐倡廉意识渗透到学校各种相关的学科教育中去,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廉洁环境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已经成为中国的下一代实现廉洁从政的当务之急。
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向强调加强廉政教育的重要性,但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在任的公职人员,对于那些思想观念尚未定型、将来也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少年,我们却没有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反腐知识和信息。
今天的孩子就是明天社会的主人。
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不廉现象,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教育功能上的德智失衡也是其滋长的“病根”之一。
如果学校片面重视智育,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思想道德水平滞后甚至下降的代价。
这也是国家近年来大力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中央强调要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加入廉洁教育内容的根本原因。
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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