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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资料
专访刘鹏:
推动群众体育事业提升竞技体育水平
新华网北京1月10日电(记者高鹏王镜宇)2010年岁末,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接受多家中央媒体的集体采访,畅谈“十一五”期间中国体育取得的成就,对“十二五”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问: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亚运会更是当仁不让。
您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体育比赛的金牌和以往意义还一样吗?
答:
体育事业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在体育的各个门类上,都要有所进步。
体育本身的内涵是很广泛的,体育既是实力又是文化,还是艺术,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因此,对体育的理解就要全面。
如果要排序的话,首先就是发展群众体育。
在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方面,体育肩负着独特的作用。
金牌也是需要的,因为它也是展现实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更重要的是,它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绝不能够把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对立起来。
竞技体育发展了,会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体育意识,使大众更加热爱体育、参与体育,这对群众体育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群众体育发展了,全民身体健康素质进一步提高了,也会涌现出更多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所以,一定是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问:
“十一五”期间我们在全民健身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有怎样的变化?
答:
“十一五”时期,群众体育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政府履行体育公共服务的职能得到大大加强。
这些年我们的一项工作是推动“三纳入”,就是将全民健身事业和所需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和年度工作报告。
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区、市)都在积极争取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二五”规划);29个省(区、市)已将全民健身事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3个省(区、市)将全民健身所需经费列入了2010年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第二,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得到极大加强。
我们做了一个粗略统计,这五年来,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规模超过了改革开放前期二十多年的总和,有的省这五年还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和。
第三,基层群众的体育组织网络大大加强,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是社会体育指导员。
5年以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人数不到30万,目前已经有65万名。
第四,群众身边的体育活动得到了大大加强。
北京奥运会前通过“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这样一个口号来推动群体活动的开展,广得人心。
奥运会后,国务院确定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又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条例》。
这些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是强大的政策保障和推动力量。
第五,在体育场馆设施上,我们注意将新建和挖潜结合起来。
全国有100多万个体育场馆,其中超过66%在学校,可是学校场馆开放率很低。
从2006年开始我们和教育部合作,推动学校场馆向社会开放。
经过我们的努力,具备开放条件的学校场馆开放率已经达到1/3。
问:
这些年观看赛事,我们可以看到别国运动员的身上穿着中国品牌的运动服装,除了每一个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作为体育总局来讲,起着怎样的推动作用?
答:
中国体育产业是从无到有,在探索中起步的,近五年来发展尤其迅速,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新亮点。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国,2006至2008年,我国体育产业以年均20%以上的增速发展,高于整体经济增长水平,2008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突破0.5%,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体育产业绝不是体育部门的产业,是全社会的产业。
体育总局的工作首先是政策引导。
今年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
此外我们还要做示范,和一些地方政府合作,规划建设了体育产业的国家基地,当地政府给予了很多扶持和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体育企业在那儿安家落户。
我们还搭建体育产业的交流和展示平台。
中国体育博览会已经办了20多届了,最近的五届也就是最近五年,发展特别迅速,到现在中国体育博览会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体育博览会。
问:
“十二五”期间,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答:
我最关心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十二五”时期,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和社会所能提供的体育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
要着手解决这个矛盾,要从各个方面花大力气。
“十二五”时期,我们的目标就是,使全民的体育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全民健康素质得到进一步增强。
覆盖城乡的比较完备的可持续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有大的进展。
问:
您对接下来的5年有什么样的期待?
答:
“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以建设体育强国为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为宗旨,以建立覆盖城乡的、比较广泛的可持续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
要使体育的综合功能和社会价值得到更大的展现,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在群众体育方面,要迈上新台阶。
第一,使政府的体育公共服务职能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二,要大大加强体育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花更大力气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第三,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为龙头,使体育服务体系的网络更加完备;第四,要活跃体育公共服务的载体;第五,拓宽体育公共服务的渠道;第六,要把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第七,把全民健身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第八,要促进全民健身或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以上所有措施要向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基层倾斜。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相信,“十二五”期间,全民健身事业以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为核心,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竞技体育方面,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竞技水平,在国际大赛上为国争光。
更重要的是要优化结构,使其更趋合理,在集体球类项目上花更大的精力,使集体球类项目的水平有所提升。
反兴奋剂工作方面,我们要继续保持目前世界领先的水准。
在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要通过落实国办《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把它的推动力发挥到最大。
另外,在体育改革方面,我们对全国运动会的改革要继续落实巩固,全国体育大会的改革要延伸推广。
问:
对于两年后的伦敦奥运会,您有什么预期?
答:
伦敦奥运会我们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
但中国竞技体育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严峻挑战,也充满信心去迎接挑战。
金牌榜排名第几不是太重要。
但有一点,中国的竞技体育一定要保持较高水准。
如果没有较高的水准,全国人民是不答应的,是不高兴的。
表现出较高水准,有利于弘扬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所以,我们肩负的责任非常重。
如何看待体育产业发展中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在体育产业发展中如何看待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处理不妥,势必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本文就这个问题,从宏观、微观等不同角度,简单谈一些看法。
一、体育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作为矛盾对立体,二者是相对独立的概念,没有主次之分,其地位应是平等的。
所谓体育的经济效益是指人们在体育投资这一经济活动中,劳动的占有和消耗与所取得有用成果的比较,即投入与产出的比率。
它的实质是指在体育劳务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占有,获取尽可能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在这一点上,与一般产品的经济效益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它的上位概念大致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所谓体育的社会效益,是指体育产品大都是精神产品,其产品的主要功能是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其实质是体育产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因此,它的上位概念大致属于社会文化娱乐范畴。
由于它们所属的范畴不同,做为相区别的一面,二者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其地位应是平等的。
可长期以来,人们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把追求经济效益同“小人喻于利”,同“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联系在一起,把追求社会效益同“君子喻于义”,同“社会主义优越性”联系在一起,本能地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涂上了色彩,分出了等级。
受其影响,体育被看成是纯粹的公益性、福利性事业,体育经费完全靠国家拨款,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形成了“居民低收入——政府投资——福利分配——投资萎缩”的经济流程。
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做基础,势必影响体育社会效益的实现。
直到今天,在体育场馆实行多种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上,“有27.5%的人认为体委部分领导对场馆实行多种经营,创收盈利心存顾虑。
”因此,要正确处理体育产业发展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必须从思想认识上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还经济效益以本来面目。
二、体育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为相互联系的一面,其关系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研究的领域不同而有不同的涵义
1、就微观而言,在体育产业的经营开发中,应该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兼顾体育的社会效益。
在这里,体育的经济效益就是微观经济效益,即体育单个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益。
同企业一样,应该把经济效益当作自己经营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利润视为企业的生命。
这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运作的必然结果。
体育作为产业进行开发,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化道路,这说明推向市场的体育产品是商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必须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即以利益为杠杆,通过公平竞争,等价交换,优胜劣汰,最终实现对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体育产业的高速运作。
因此,各体育经营单位必然想方设法,在尽可能降低劳动占有和劳动消耗的条件下,争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与之相适应;经营者还必须兼顾体育的社会效益,要服务对路,增添花色,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档次,满足人们丰富多彩的体育需要,唯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更长远的经济效益。
目前,在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由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及其他国内大公司,个人投资兴办的一些商业性俱乐部、网球馆、高尔夫球场、体育健身娱乐中心等体育产业。
这些投资主体的共同特征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他们经营体育的目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占领市场,一些有远见的投资者似乎并不急功近利而是在提高体育的社会效益方面下功夫,像高薪聘请外藉球员、本国优秀运动员,以及培养二、三线梯队等,目的当然是服务于经济效益。
有人认为,体育劳务产品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精神产品,具有公益性,即使是进入市场的部分也是坚持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相结合,以社会效益为主。
不错,体育劳务产品是精神产品,具有公益性,但体育产品之所以能走向市场,成为商品,从某种角度而言,恰恰是因为它的公益性。
广泛的社会性、权利性、公正性,才使得体育劳务产品具备了交换的价值。
综观当今体坛,高水平的运动竞赛已成为一种金光闪闪的商品。
一些大商家、公司、企业纷涌而上,竞相为之大洒金钱。
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当然不是为了实现体育的公益性,而是把体育的公益性、社会性当做可利用的手段,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让体育充当出色的广告载体,获取超额利润。
像每年为体育投入3000万马克的奔驰公司的信条就是:
对体育界投入的钱越多,获取的利润越多。
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体育劳条创造精神产品的这种广泛的社会性、公益性,才有了商家争先恐后的投入,带动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才有了体育市场的开辟和繁荣,也使得体育商品的价格扶摇直上。
就拿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而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售价2.78亿美元,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4亿美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7亿美元,身价之高令人咋舌。
再拿发行体育彩票来说,当今许多国家都把发行体育彩票作为扶持体育事业发展的支柱产业。
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筹集大量的资金,靠的就是体育竞赛商品的价值,其使用价值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公益性,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并给体育带来滚滚财源。
我国“自1994年3月起,截止到1996年底,已顺利发行了22亿元的体育彩票,除百分之五十直接用于返奖外,共筹集资金6.6亿元。
”〔2〕主要用于落实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计划,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此可见,就微观而言,在体育产业的经营开放中,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兼顾社会效益,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就目前而言,我们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能充分显示“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体育改革精神,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心体育,投资体育,促进体育商业化的发展,为最终实现体育的社会效益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从宏观而言,发展体育产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体育为人民服务,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宗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服从服务于社会效益。
从宏观而言,体育产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作为商品推向市场,诸如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其基本任务是解决人口素质问题,福利性、义务性突出。
像人们健身必备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若按市场经济规律自由支配,其生产建设将无法进行。
这就需要国家无偿投入,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投入的比重。
这一点我国体育法第41条已做了明文规定,即“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
”这里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把体育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无疑是英明正确的举措。
但笔者认为这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畴。
与微观领域的产业经营开发,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并不冲突。
我们鼓励微观搞活,追求经济效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并非坏事。
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办法从经营者手中提取丰厚的利润,再把它投资到体育的福利性方面去,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又可以加速体育商业化进程,使体育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体育社会效益能否实现,体育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并不取决于经济活动本身,而取决于法制的健全和完备,取决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在有些人看来,如果在体育产业发展中,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势必会产生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金钱至上、腐朽堕落等不良风气,就会牺牲体育的社会效益,也不利于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上述问题似乎就可以避免。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西方许多国家把追求利润当作体育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归宿。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顾体育的社会效益。
比如,在全民健身方面,我们推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美国推出《健康公民2000年》,加拿大推出《积极人生》,英国推出《90年代体育——迎接新的地平线》……他们颁布的时间似乎比我们更早。
在计划的操作实施方面,我们有实施的步骤,他们更有完整的目标体系。
以美国的《健康公民2000年》为例,该计划700多页,通篇都是对实施目标的陈述,其中包括3个总目标,22个子目标,47个次子目标和300个再次一级的目标。
这些规定似乎并不亚于我们。
至于体育产业能否健康发展,也不取决于经济活动本身。
我们国家坚持把体育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样产生了为名利服用兴奋剂,为了金钱而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等问题,同样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拜金主义思潮。
这都有力地说明了,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体育产业能否健康发展,追求经济效益是否就必然牺牲社会效益,并不取决于经济活动本身是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还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是取决于法制的健全完备。
市场经济是利益的经济,同时又是法制的经济。
在微观经营中,谁都可以为追逐利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前提必须光明正大、遵纪守法。
这就要求在微观搞活的同时,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即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去引导、规范人们的利益行为,再配之以有效的监督,就能妥善地处理宏观与微观领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联系。
总之,在看待和处理体育产业发展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从思想观念上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从理论研究上分清宏观与微观不同的领域。
总局解读《指导意见》以此为契机推体育产业发展
2010年04月06日20:
50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4月6日体育专电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专门指导体育产业的政策性文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张剑、经济司司长刘扶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采访时,分别就《指导意见》诞生的历程和主要决策思路进行了解读。
记者:
作为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指导体育产业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的诞生历程一定非同寻常。
张剑:
文件从研究、起草、修改,一直到发布,历时8年时间。
是各部门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的成果。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
“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符合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2002年9月,即国务院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不久,原国家计委、体育总局组织有关专家就体育产业政策问题进行了研究,共同探讨了我国体育产业的现状和问题,达成了加强体育产业政策推动的共识,启动了《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
起草过程中,先后有18个部委和国务院直属机构、20个省(区、市)体育局提出了修改意见。
起草小组对《指导意见》文本进行了多次论证修改。
2008年,《指导意见》建议稿最终以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的名义联合向国务院上报。
2009年初,起草小组根据新的形势,结合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精神和有关文件精神,对《指导意见》进行了多轮的修改补充和征求意见。
在此期间,全国政协于2009年5月-7月专门组织了体育产业专题调研。
全国政协委员通过调研,对发展体育产业积极建言献策。
2010年3月,《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
记者:
作为专业人士,您如何看待体育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张剑:
体育不仅能为国争光、为民服务,还能为国增利。
体育产业的发展,不仅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化体育需求,同时极大带动了旅游、建筑、传媒、新闻出版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体育产业的发展实践证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消费需求的重要内容、社会生活的必要元素,体育正在为社会创造前所未有的价值和财富。
通过发展体育产业,极大地拓展了体育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渠道,丰富了体育多元化功能的内容。
在很多地区,体育产业项目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和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载体,尤其是赛事和健身项目的运作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深圳、成都、福建晋江、北京崇文区、浙江富阳等体育产业基地,均把体育产业作为经济结构和功能调整的重要方向。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符合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特别是在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的形势下,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体育产业发展,对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都具有积极意义。
记者: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情况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何不同?
张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体育产业在探索中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它正以年均20%以上增速发展,远远高于整体经济增长水平。
2006、2007两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分别为980亿元、1266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0.46%、0.49%;而2008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突破0.5%。
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仍处在起步阶段的我国体育产业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增加值通常占到GDP的1%以上,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在美国,体育产业作为十大产业之一,占GDP的2%,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了农业、铁路、电力等主要行业。
而从整体上看,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不合理,总量规模偏小,市场机制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在这个背景下,加强对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是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要任务,也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办体育”向“管体育”、从管理政府体育单位向管理整个体育行业转变的必然要求。
《指导意见》的出台正是着眼于新时期体育新发展的需要,既是产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记者:
《指导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有何特点?
刘扶民:
《指导意见》共分为三大部分,12条,3900余字。
它重点阐述了发展体育产业的基本方针,明确了体育产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品品牌;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竞相参与、共同兴办体育产业的格局;要全面打造实力雄厚、门类齐全、结构合理,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体育产业;使体育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为拉动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指导意见》重点就体育健身市场、竞赛和表演市场、中介市场、体育用品业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要求,还提出了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税费政策、无形资产的开发保护、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等七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记者:
我们注意到,《指导意见》的主要政策和措施中,提到了关于体育产业投融资政策和体育活动的税费政策,您对此怎么看?
刘扶民:
根据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体育产业的长远发展应该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但是在目前阶段,作为国家扶持的新兴产业,有必要从政策上予以扶持和倾斜。
资金保障是产业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弱势产业,由于自身发展规模和水平的限制,体育产业尚不能形成灵活运转的资金链和产业链。
主要体现在投资渠道单一,国有资本仍是主体;民间投资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总量仍然较小;体育企业资本积累不足,融资渠道不畅,再生产能力不强。
针对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市场主体积极性不高、社会投资活力不足、投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国家应在投融资政策方面予以扶持。
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提出:
“拓宽体育产业发展资金来源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安排补助资金等方式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积极鼓励民间和境外资本投资体育产业”;“鼓励金融机构适应体育产业发展需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业务”。
“税费”政策的情况则是这样的。
当前,影响体育产业经营活动税收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对体育捐赠和赞助等的税收问题。
接受捐赠和进行赞助开发是国际通行的拉动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为此,在很多国家,对体育组织的捐赠和赞助都在税收方面给予特殊支持政策。
通常是,捐赠或赞助企业可在税前将款项扣除;接受捐赠和赞助的体育组织则减免所得税。
我国目前虽然也对一些体育赛事和活动出台了特殊政策,但总体工作水平还比较低,基本都是针对临时性活动的一次性规定,如奥运会等,但尚未形成稳定的政策。
针对上述问题,《指导意见》提出:
“符合条件的体育类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可按税法有关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相关优惠政策。
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支出,可以按照税法规定扣除。
鼓励社会捐赠体育事业,对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向公益性体育事业的捐赠,符合税法有关规定的部分,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记者:
说到体育产业,人们马上会联系到职业体育,尤其是我们国家已经尝试进行的职业足球、职业篮球等活动。
职业体育在体育产业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扶民:
职业体育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兴起的、区别于传统业余体育的新型体育存在方式。
它把体育从个人层面的兴趣、爱好、娱乐等转变为组织化、专业化、盈利化的生产经营活动。
职业体育是当代全球体育中最活跃的部分,是当今体育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国家体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发展我国的职业体育,是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我国竞技体育结构性调整的实际需要,是进一步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的客观要求。
职业体育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对于充分发挥当代体育的经济功能和市场价值,促进我国体育产业以及文化娱乐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对于拉动内需、促进增长、带动就业,都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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