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2第二单元儒道互补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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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反对提倡“仁义”和“礼”,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因为在他看来,“仁义”并不是人的天性中本然具有的东西,而“礼”则完全是外在的虚文,适足以助人作伪。
(有学者认为,老子、孔子、墨子当时所讨论的仁义、尚贤等问题,都是周代行之已久而为春秋时代的人所广泛议论的论题。
因此,《老子》抨击“仁义”,未必就是直指儒家。
)和“无为”思想相适应,在个人立身处世上,老子也强调柔弱、谦下、自足、不争,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全身远害。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庄子大约与他同时。
孟子发展了孔子德治的思想,提出“仁政”“王道”的学说,要求统治者爱民、保民。
在社会理想上,他比孔子上推得更远,以唐尧、虞舜为榜样。
对于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的好战者,孟子痛骂道: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
庄子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是至人、神人、圣人,他们逍遥于四海之外,不肯做人间的君主,完全不受外物的约束,超脱一切利害关系,因此一切东西也都伤害不了他。
庄子更关心的是一己的生命和精神如何获得安顿的问题。
他要求齐同万物,物我不分,超脱荣辱、祸福乃至生死,还要把“仁义”、智虑甚至自己的存在都忘掉,以此达到那逍遥的境界。
儒道两家思想,在后世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里影响最大的两种思想。
它们有相互对抗之处,也有可以相互贯通之处。
后代不少学者为了使儒家或道家思想更完善,在注解儒家著作时往往参照道家思想,反之亦然,如魏晋时期郭象和南宋时期朱熹即如此,这样也促进了儒道两家思想的贯通和融合。
儒道两家思想存在的差异有相互制衡之效,并为人们提供了多样选择,使人们可以各取其长,而其贯通融合之处又使得它们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是泾渭分明、冰火两极的,而完全能共存共生,共同影响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下面试略作分析。
在政治层面上,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在汉代发展出了“三纲五常”的政治学说。
强调等级秩序固然能使国家稳定,但对人的行为和精神也是很大的束缚。
道家要求君主“无为”,甚至取消君主的存在,否定“仁”“礼”,等于去除了加在个体身上的一道紧箍咒。
在个人如何立身处世上,儒家强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宣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
孔子自己一直积极寻求能为世所用的机会,老子、庄子对入仕则取蔑视、逃避的态度。
儒家另一方面还主张国家“有道”则出仕,国家“无道”则安于贫贱,决不放低姿态、阿世求荣,这一点孔子和老、庄有相通之处。
儒家还很重视个人修养,孔子讲“仁”,孟子讲“仁义礼智”。
庄子则认为所谓“仁义”是通向“大道”境界的障碍,所以,应该彻底忘掉“仁义”,游心体道,从而达到与天地同一、和宇宙万物并生的逍遥游境界。
庄子的逍遥游境界,重视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超越,要求精神上解除一切束缚,心灵和宇宙达到冥合之境,这对于个人超脱世俗功利,使心灵获得一定的慰藉,乃至培养艺术创造力,无疑更有好处。
课文研读 经典原文
文化背景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孔子从小就对“礼”感兴趣,很年轻的时候便精通“礼”,曾到东周向老子问“礼”。
30岁出头,孔子就已经很有学问,关于如何治国有自己的主张,在诸侯国中有了一些名气,并开始有了一些弟子,35岁时,为避鲁国内乱,孔子去了齐国,齐国不能用他,又回到鲁国。
后来,他门下的弟子开始增多。
在他50岁的时候,鲁定公起用他,并逐渐器重他,他在政事上很有作为,在外交斗争中也取得成功,鲁国的风气很快大有改善,这是孔子政治上最得意的一段时期,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
但是鲁定公终于懈怠于政事,对孔子等人也轻慢起来,孔子见机而作,带上学生开始周游列国,他到过卫、陈、蔡等国,各国君主都很尊重他,甚至忌惮他,但没有人能用他,有一次他还差点死于非命,但是他始终怀抱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肯屈就。
14年后,孔子返回鲁国,致力于整理文献和教育弟子,以此而终。
《论语》共20篇,是对孔子言行的记录,出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之手。
“论语”这一书名的由来,据《汉书·
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的篇名是从各篇开头部分摘取的两三个字,并没有特别的意思。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思想较为全面地保存在《论语》一书中。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
关于什么是“仁”,《论语》里并没有集中、全面的解说,而是散见于各章里的有关解说,且往往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而发的,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层次也有高下之分。
下面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语录。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学而》)
樊迟问仁。
子曰:
“爱人。
”(《颜渊》)
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
仲弓问仁。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子贡曰: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
”子曰:
“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路》)
综合以上的语段看,“仁”是“全德”,是个人修身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分析起来,“仁”有这样几层内涵: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人之天性是“仁”的根基,由此而往,对别人也怀有爱心;
去除私心、克制私欲,用“礼”来规范一举一动,使言行举止符合“礼”;
“仁”表现在政事活动上,则要求仪容、态度庄重、恭敬,做事认真、谨慎,对人讲究信用,并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尽力成人之美,而不做损害别人利益的事。
所以,“仁”并不止步于道德自我完善,还要求“仁”发之于外,在社会生活中乃至政治层面上都要发挥有益的效用。
“仁”有时还可以超乎一般性的道德评价,如《宪问》:
“子路曰:
‘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
‘未仁乎?
’子曰: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管仲辅佐桓公,没有动用武力,就多次会合诸侯,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
在孔子心目中,这是“大仁”。
孔子曾周游列国,热心求仕,可在道德完善和从政这二者之间,他似乎更在意前者。
如他说: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里仁》)又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里仁》)正因如此,他在不为当政者所用时,甚至在有生命危险时,都能泰然自若,精神和悦。
《论语》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礼”。
与“仁”偏重于内心自觉追求不同,“礼”是外在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社会规范。
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颜渊》)学习“礼”,知“礼”以后,人的行为才会有所依傍,不致出差错。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和“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讲的就是礼的作用。
不过,“礼”虽然是外在的规范,对“礼”的遵循仍要出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并且要以“仁”为心理基础,否则的话,“礼”就成为虚假的文饰了,对此,孔子批评道:
“人而不仁,如礼何?
”(《八佾》)而反过来,行为不符合“礼”,却不妨害它符合“仁”,从孔子指斥管仲不知“礼”,而仍称许他“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见《八佾》《宪问》)可见,在孔子思想里,“仁”是更高的规范。
如何成“仁”呢?
这完全取决于自己。
孔子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只要有达到“仁”的意愿,并为之付出努力,那么达到“仁”就没有什么困难。
但是,“仁”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最高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会遇到种种考验,这就要求个人具有刚健勇毅的精神品质,自觉坚守“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如: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里仁》)又如: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
对于一般的统治者,孔子没有用“仁”来要求他们。
和“仁”的思想相联系,孔子要求统治者要“爱人”,并很重视在位者自身的道德品质,认为统治者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规范百姓,效果要比用政策、法规来管理百姓好。
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
下面是一些相关语录: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学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现代一般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属于政治哲学和人生伦理哲学,他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他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下至个人道德修养、立身处世,上达治国原则和方法,而对超越于实际生活之外的一些哲学命题不感兴趣,对鬼神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因此,孔子思想具有鲜明的偏于实用、理性的趋向。
这种趋向经由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传承,早已固化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心理元素之一。
孔子的“仁”里的人道主义因素,成为后世优秀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元素,不管是否在位,他们总是很自然地关心民生疾苦,并常常充当代言人的角色,为百姓请命。
“仁”所要求的刚健勇毅的精神品质,“杀身成仁”的思想,与孟子的“舍生取义”思想相结合,成为滋养后世志士仁人的精神。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道家最早的经典。
关于《老子》的作者是谁以及它的成书年代的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现在一般认为,《老子》基本上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成书于战国前期老子后学之手,比《论语》晚。
老子即老聃,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
生活年代大致和孔子同时而略早,孔子曾向他问礼。
老聃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后来隐居,不知所终。
《老子》里有对宇宙本体的探讨,它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
“道”先于天地万物,是完全自足的、至高无上的,它不依赖任何东西,永远存在。
“道”其实“无名”,因为一旦有了名字就有了限制,“道”这个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是为了表述起来方便。
“道”不是一个实体,也难以用语言对它加以解释、描述、说明,如果非要用语言来说明它,可以说它是万物之所以如此的东西。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二十五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这两句可以视为对“道”的总特性的概括。
前一句的意思是事物的对立面总是在不断的运动中相互转化,讲的是宇宙间存在的辩证法原则;
后一句讲“道”以“柔”为本。
这里的“柔”,应该作宽泛的理解。
《老子》一书中,“无为”“柔弱”“不争”“不为天下先”“处下”“静”等说法,或者和“柔”意义相近,或者相关联。
《老子》的哲学重心并不在对宇宙本体的探讨上,它更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首先要面对的人生和政治问题,而它的宇宙论为人生论、政治论提供了立论依据。
既然“道”是“无为”的,那么治国的“圣人”也应该以此为鉴,以“无为”治天下。
《老子》中反复陈说天下不可“为”,应该“无为”,“无为”而后才能“有为”。
“无为”的意思是不妄为,让万事万物都顺着自然之性萌生、发展,不让万事万物意识到“圣人”之功。
《老子》中这样描述“无为”的治国之道: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第二章》)
那么,“圣人”如何才能做到“无为”呢?
重要的是“好静”“无事”“无欲”: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七章)同样的,也要使百姓“朴”“不欲”“静”,这样,天下就能走上正途: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第三十七章)老子之提倡“无为”,是因为他看到“民之难治”“民不畏死”其实都是统治者自己的行为引起的,社会的问题不是统治者管得不够,而是管得过多。
同样不满于社会现实,同样怀有救世的理想和热情,孔子的主张是做“加法”,知难而进。
而老子的主张是做减法,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
依据《老子》的思想,越讲“仁义”,离“道”越远,所谓南辕北辙。
因此,《老子》对此大加抨击,如“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等。
对于个人如何立身处世,老子强调的是谦虚、“不争”、“柔弱”、“知足”等。
在论述的时候,他常常拿自然现象作例证。
比如,由“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来称扬“不争”;
由草木有生命的时候柔嫩,死的时候枯槁,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柔软,死的时候僵硬,来称扬“柔弱”;
他也注意归纳社会生活经验,如他看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由此告诫人们要不贪、无欲、谦虚。
老子所推重的这些处世的态度和原则,即使经过他的辩证的解释,其效应也只是让人能保全性命而已,并不能对社会产生什么有力的影响。
可能,在老子看来,如果人人都采取和遵照这些原则,那么社会上就没有什么纷争,天下就太平了。
内容理解
《论语》十则
课文共选编了十则语录,下面择取几则加以解说。
“子曰:
‘君子食无求饱……可谓好学也已。
’”(《学而》)
这一则语录讲的是好学的态度、表现和要求。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是说不要以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为意(因为有更高的学问上和道德上的追求),也即要做到心思专一,不可多存杂念。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朱熹对“志”的解释是“心之所之”,又说“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
两处正可相互验证。
孔子很重视“学”,认为只有通过学,才能获得“知”。
“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里的“知”,不仅指各种文化知识,“困”也不仅指在知识上有疑问,因为孔子所说的“学”含有更丰富的内容。
首先,它包括对个人在为人处事上的道德要求。
子夏曰:
“贤贤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举凡尊重贤人、孝敬父母、尽忠国君、对朋友讲究信用等,都是个人的良好的道德修养。
其次,它包括各种文化知识和文献(如《诗》《礼》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公冶长》)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可见,良好的道德修养只是基础,还需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
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可见学习经典文献的重要性。
当然,学习文化知识的根本目的也是获取真知,用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并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敏于事而慎于言”意思是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孔子还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两句话意思接近。
下面这则语录描述了孔子“欲无言”的心理:
“予欲无言。
”子贡曰: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阳货》)
“天”默然无语而能让四季更替、万物生长,“言”之无用甚明,那么人何不效法天呢?
不过,人是社会的动物,毕竟不同于“天”,不能废除言语活动,《论语》里关于“言”的论述颇多,孔子对“言”的更切实的态度还是“慎言”“讷言”,即少说话,说的时候要慎重,其原因是:
其一,孔子很重视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即“言忠信”“言思忠”,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而一个人如果爱说话,就难免言过其实,言行不一致,于道德就有亏了。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宪问》)
其二,孔子认为说话要择取恰当时机,这样才不会引起人的反感,也才能发挥作用。
‘侍于君子有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季氏》)
其三,孔子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即德是内,言是外,内在充实自然能发之于外,外在却不一定对内在有所裨益。
而花言巧语适足以败坏德行:
“巧言令色,鲜矣仁。
”(《阳货》)这里,“巧言”应该不仅指口齿伶俐,更主要指说话时不讲原则,甚至夸大其词,混淆是非,只求让听的人高兴,或者为自己的私利打算。
所以,孔子痛恨“巧言”。
“就有道而正焉”意思是接近有德行的人来匡正自己。
亲近有德行的人,远离没有操守的小人,这样就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自己犯了错误,也知道应该怎样改正。
这样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言行,日积月累,就像雕琢、打磨玉器一样,终会成器。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不逾矩。
’”(《为政》)
这是孔子自述其一生进德修业的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用语简练、概括。
“颜渊、季路侍……少者怀之。
这则语录中,子路、颜渊、孔子各自述说志向。
子路的志向,见出其率性、豪爽;
颜渊的志向,见出其谦逊、克己;
孔子的志向,则见出其以“仁”为本的胸怀。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说的老者、朋友、少年,应指周围和他相关的人,老者、少年即是家族里的人,而不一定指从政后治下的百姓。
可参看下面这则语录:
子路问君子。
“修己以敬。
”曰:
“如斯而已乎?
“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宪问》)
“修己以安人”讲的则是完善自己的道德,使周围的人感到安心、安定。
朱熹的解释是:
“人者,对己而言。
百姓则尽乎人矣。
”(《论语集注》)至于“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认为尧、舜都还做不到。
《先进》的一则语录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先后述说自己的志向,其中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讲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抱负,曾皙的志向则是:
“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先进》)
曾皙说完后,孔子感叹道:
我赞同曾皙啊!
曾皙所描述的,是一种闲适、诗意、愉悦的生活状态,完全没有事功上的考虑,而孔子对此表示认同。
孔子认同的是什么呢?
和他在《宪问》章里所说的志向是否有矛盾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注解、研究《论语》的学者给出了多种不同的阐说,这里不详述。
钱穆的说法比较简明:
“浴沂章三子言志以出言,此章言志以处言。
”(见《论语新解》)意思是“先进”章所言志向着眼于社会人事,而“公冶长”章所言志向着眼于个人道德修养。
对这则语录在语言艺术上的分析,可参看下面的材料:
还要指出,这一章围绕着志向问题,写了颜渊,写了子路,写了孔子,写了他们的志愿;
而在表述他们志愿的语言中,显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
这是运用个性化语言的例子,这是人物性格描写的雏型。
当孔子说了“盍各言尔志”这话之后,首先回答的不是颜渊而是子路,多少显露了子路的急躁性子。
他是抢着回答,对颜渊一点儿也不谦让。
他的话是这样的: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一读就会感到子路说得很急,几乎想不换气,又说得斩钉截铁,像很痛快似的。
这就把子路的神情、个性多少表现出来,虽然作者没有用上其他任何话语,但是读者仅从子路的话中便得到那么样的感受,引起那么样的联想。
颜渊的回答是:
“愿无伐善,无施劳。
”说的内容与子路的很不同,语气也与子路的两个样儿。
温文,舒缓,一读就使人想到这位孔门弟子的儒雅风度。
仿佛看到当孔子要“各言尔志”时,他就默默地在思索,却不急于发言,到子路抢着回话时,他静默地安详地在听着,到该由他作答时,才慢条斯理地吐得那么两句话,不仅在内容上显出他是个极其重视德行修养的人,而且在语势上也显出他是一个谦谦君子。
孔子表述自己的志向时,主要说了三句话: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读起来使人想到孔子庄重的态度、舒缓的语调,完全是一种长者的风度。
这三句话,内容非常丰富,形式也很优美,说起来极其适合孔子的身份。
如果当时孔子不是说得那么简要,还作了多少说明;
那么写在《论语》里的这三句话,就实在概括得十分好,既简明、精确,又含蓄而富有启发性。
(选自黄绳《论语──散文艺术的萌芽》,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知者乐山……仁者寿”(《雍也》)
朱熹说:
“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
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
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
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
”(见《论语集注》)
“饭疏食……于我如浮云。
”(《述而》)
这则语录是孔子的自我表白,讲他在“富贵”和“义”发生矛盾时,宁愿贫贱而坚守“义”。
孔子并不绝对排斥富贵,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也就是说富贵是人们正常的欲求,但如果追求富贵要以损害道德(仁、义)为代价,那就不可取了,仁者、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
在政治清明的社会里,道德高尚的人自然能获得富贵,如果不能,表明道德还不够完善,应该感到羞耻;
在一切失去了规范的乱世,如果获得富贵,表明没有坚守道德,那也应该感到羞耻。
很显然,孔子所生活的春秋后期,在他眼里也是乱世,所以他甘愿贫贱。
身处贫贱而能“乐”,表明道德修养完善,具有仁德,不计较一己之私利,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处之泰然,即所谓“仁者不忧”。
反之,则不然,也即“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约,贫困),不可以长处乐”(《里仁》)。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内涵也与此相通。
《论语》中多处讲在富贵与仁义之间如何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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