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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著名的文人书法家以“康熙四大家”为代表,他们虽能于馆阁体帖学中有所变化,但仍受帖学局囿气质柔秀,面貌相类,缺乏刚健的风骨和强烈的个性。
笪重光(1623—1692年),字在辛,号江上外史,江苏句容人。
姜宸英(1628—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
何焯(1661—1723年),字屺瞻,号义门,江苏苏州人。
汪士鋐(1658—1723年),字文升,号退谷,苏州人。
他们均为进士出身,或任官吏,或任编修,皆著述宏富,均以楷、行书有名于时。
笪重光的行草书出人苏、米、董之间,纵逸潇洒,尤擅长小楷,法度谨严,笔势圆劲。
姜宸英的书法由米芾、董其昌上追晋人,清逸秀俊,气度娴雅。
何焯于书法外又精于经史考订与古碑版校勘,其小楷、行书,端重遒丽,气韵不俗。
汪士铉书法学赵孟顺、褚遂良,瘦劲疏朗,晚年亦慕篆隶。
清初隶书名家清初的郭宗昌著有《金石史》,万经著有《分隶偶存》,顾蔼吉著有《隶辨》,他们已开始重视金石碑版,特别是隶书。
当时擅长隶书的书法家有郑簠、陈恭尹、朱岷、朱彝尊、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巴慰祖等人,其中以郑簠、朱彝尊影响最大。
郑簠(1622—1693年),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收藏古碑甚富。
他的隶书初学明末宋珏,20年后以为“去古渐远”,“乃学汉碑”,“沈酣其中者三十余年”。
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并参以行草笔意,风格绮丽飘逸,奇宕飞扬,世人谓之“草隶”,作品有《隶书唐诗七绝轴》(图5-37)。
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浙江嘉兴人。
他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博通经史,精于诗文书画。
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严谨而秀逸,清新而流丽,作品有《隶书联》等;
楷书则宗法欧阳询。
王时敏,是清初著名画家,书法亦很擅长,隶书追秦汉,榜书八分为近世第一,名山梵刹,非先生书,不足为重也”(《桐阴论画》)。
巴慰祖,字予藉,号晋堂、莲肪等,安徽歙县人,官候补中书。
善篆刻,工书法,尤长隶书,学秦汉石刻,形成劲险飞动的格调。
清代中后期的书法
清代中期,帖学及馆阁体书法仍然盛行。
乾隆嗜好书法,不仅下令摹刻《三希堂法帖》,而且特别喜爱赵松雪书法,朝野士人也由尚董转为崇赵,帖学名家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永瑆、铁保等人为代表。
与此同时,一些画家也兼擅书法,出现了颇具绘画意趣的画家书法,以扬州八怪为代表。
他们的书法不趋时尚,个性鲜明,创为别裁新体,对帖学书法起到了冲击作用,给书坛带来新的气象。
清代中后期,士大夫为逃避文禁罗网而究心小学,金石考据盛极一时,加之帖学日趋衰微,碑学风气大开,重要的书家代表是邓石如和伊秉绶。
他们上溯秦汉六朝碑版及金石文字,并将碑学的结体和笔意融人行草书体之中,创造出雄强的北碑书风,确立了碑学书法的典范。
书论家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理论,又有力地推广了碑学书法,最终形成了碑学繁盛的局面。
乾隆年间,“馆阁体”的代表书家有张照、汪由敦等人。
张照(公元169l—1745年),字得天,号泾南,又号天瓶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刑部尚书。
擅长书法,“初从董香光入手,继乃出入颜、米,天骨开张,气魄浑厚”(《书画纪略》)书风圆健雄浑。
他常为乾隆代笔,居“馆阁体”首位。
从《楷书郎官壁记轴》、《行书诗轴》(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作品中可领略其书风一斑。
汪由敦,字师茗,号谨堂,安徽休宁人。
雍正甲辰进士,官吏部尚书。
书法力追晋唐,风格规整。
刘墉等帖学名家乾隆年间,书坛的帖学名家亦多,北方有刘墉、翁方纲、铁保、永瑆,南方有梁同书、王文治等人。
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吏、礼、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
他的书法初从赵、董手入,后兼学唐宋诸家,集帖学之大成。
70岁以后更潜心北朝碑版,书风由早年的珠圆玉润到中年的笔力雄健,又于晚年趋向平淡。
他擅长楷、行书,喜用硬笔短毫,墨色浓重,笔势婉转,拙中藏巧,丰腴醇厚,沉雄古淡,体现了台阁大臣雍容华贵的气度,有“浓墨宰相”之称。
梁同书(1723—1815年),字元颖,号山舟,杭州人,官侍讲,加学士。
其父梁诗正也是著名书法家,为乾隆的老师。
他继承家学,尤其擅长行、楷书,出入颜、柳、米、董各家,既能做擘窠大字,也能写蝇头小字,皆精到秀逸。
王文治(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任编修、侍读、知府等职,后归居故里。
他以诗文、书法闻名于世,擅长行书,宗法“二王”。
尤其深受赵、董的影响,书法专取风神,喜用长锋柔毫,讲究姿态,淡墨轻毫,潇洒清俊,妩媚婀娜,秀韵天成,有“淡墨探花”之名。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官至内阁学士。
他精于金石考证,著述甚丰,擅长楷、行、草、隶诸体,楷法欧阳询,谨守法度,但不能自出手眼;
质厚有余,而纵逸超妙不足。
钱澧(公元1740、1795年),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官御史时,正直不阿,海内钦仰。
历任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学政。
书法直逼颜真卿,苍劲雄浑如《争座位帖》,亦参以褚、欧,融化而自成一家。
论者评“能以阳刚学鲁公,千古一人而已,岂以其气同耶”(李瑞清语)。
《行书册》笔画、精神都似颜体,但疏密、肥瘦富有变化,结构比较自由,用笔也很峻拔,显然融汇了欧、褚特点,也带有米书痕迹,可以视为他的代表作。
扬州八怪与画家书法画家书法在清初时已有八大山人、石涛、程邃等人开其先声,至清中期“扬州八怪”成为主要代表,他们的书法多与画法风格相通,“以画之关钮透人书中”,又以书之关钮透入于画,画从书出,书以画人,形成了颇为新颖怪奇的书风。
金农的书法以正楷、分隶、行草见长。
他收藏金石碑版甚富,取法亦博,早年已不满于帖学的姿媚,主张师法汉碑,尤其对《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禅国山碑》及《天发神谶碑》等极为推崇。
他的隶书早年结体偏扁,用笔圆浑,后来由扁变长,由圆转方,苍古奇逸,魄力沉雄,作品有《隶书节临西岳华山庙碑》等。
楷书则自创“漆书”,用笔方扁如刷,结体方正,横画粗而长,竖画细而短,墨色苍郁,浓重似漆,给人一种以拙为巧、以苍为妍的感觉,富于金石意味。
他的行草书也参隶势,“如奇树着花,姿媚横出”。
黄慎的书法初宗“二王”,后转师怀素,由楷书而为行草再为狂草。
其草书将联绵不断的线一变为时断时续,破豪颓颖,奇崛遒劲,奔放不拘,与画风颇相一致。
汪士慎擅长隶书和行草,他以八分糅于行楷,书风苍郁秀逸,别具风神。
晚年双目失明,尤能写狂草。
郑燮的书法以“六分半书”著称,是一种融合真、草、隶、篆于一体而参以画法的书体。
他的书法不仅出入于黄庭坚及汉魏碑刻,而且参以画兰写竹之法,正口其所言“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因此富于浓郁的画意,偃仰倚斜,纵逸洒脱,横涂竖抹,如“乱石铺街”,脱尽书家窠臼,作品有《行书自书诗》轴(图5-39)等。
此外,高凤翰、高翔、罗聘的隶书,华新罗、李鱓、李方膺的行草书,也风格特异。
邓石如与伊秉绶邓石如与伊秉绶被称为清代碑学的开山祖师,他们的书法对清代以及近现代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邓石如(1743—1805年),原名琰,字石如,后以字行,号顽伯、完白山人等,安徽怀宁人。
他出身寒微,终生布衣,以刻章鬻书为生。
他四体书法皆擅,尤以篆、隶著名于世。
他的篆书堪称碑学集大成的典范,临学甚广,曾自言:
“余初以少温(李阳冰)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廿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
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
”故此,他的篆书突破了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箸篆笔法,以隶书笔法作篆书,开创了篆书的新风范。
其篆书字体微方,浑雄朴厚,臻于化境,实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道:
“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
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童仅解操笔,皆能为篆。
”代表作品有《篆书四箴屏》、《篆书唐诗集句,》(图5-40)等。
他的隶书也博取汉、魏诸碑,结体严整,遒丽淳厚,其楷、行、草书也由碑隶中衍变而出,苍古质朴,格调不凡。
伊秉绶(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晚号默庵,福建宁化人。
他出身世家,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官至惠州、扬州知府。
他擅长四体书法,以隶书最负盛名。
其早年也曾学帖,于颜真卿用力尤深,后出入汉魏六朝碑刻,终成一家。
他的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用笔圆浑,不太强调笔画的波磔,横平竖直,风韵内敛,结体方整,间架博大,方中寓圆,质朴浑厚,且擅写大字,气魄雄阔,代表作品有《节临张迁碑》轴等。
他的行、楷书亦以颜书为本并融人隶意,瘦劲凝练,颇见新意。
与邓、伊同时,书坛涌现出一大批碑学书家,较著名的有丁敬,钱坫、桂馥、陈鸿寿、包世臣、孙星衍等,他们大多兼长金石篆刻,或精通金文碑版的考据,或是阐发书理的理论家。
丁敬(公元1695—1765年),字敬身,号龙泓山人,钱塘(今杭州)人。
嗜好金石文字,篆刻创苍劲质朴新风,为“西泠八家”之首,世称“浙派”。
书法方面擅长分隶,尤精篆书,融合金石意趣,又颇具法度。
钱坫(公元1744—1806年),字献之,又字篆秋,号十兰,江苏嘉定人,善篆书,宗法李斯、李阳冰,晚年右体偏枯,用左手作篆。
时与邓琰齐名,他亦自负不凡,尝刻一石章曰:
“斯冰之后,直至小生。
”也有人赞其篆书为本朝第一。
从《篆书册》、《篆书屏》(藏故宫博物院)等存世作品看,笔画匀称圆润,结体疏朗工稳,虽较挺劲灵巧,但尚未脱出秦篆和李阳冰的规范。
桂馥(公元1736—1805年),字冬卉,一字未谷,号雩文,山东曲阜人。
官至南永平安知县。
精于金石考据学,工篆刻。
擅长隶书,“醇古朴茂,直接汉人”,《松轩随笔》推崇曰:
“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
”从存世隶书作品看,笔力雄劲;
结字严整,深得雄强一路的体貌,也寓有一定金石味,但尚未突破汉隶旧范,不及后起之秀伊秉绶。
陈鸿寿(公元1768—1822年),字子恭,号曼生,浙江杭州人,官至淮安同知。
精篆刻,为“西冷八家”之一。
工隶书,从汉代“开通褒斜道”等摩崖石刻中汲取营养,创造出狂怪的风格。
用笔带颤,追求金石味,结体介于篆隶之间,大小疏密、长短方圆不拘成法,随意安排,在隶书中是独树一帜的。
从《隶书联》中可见一斑。
包世臣(公元1775—1855年),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官江西新喻知县。
邓石如弟子,书法理论家,所著《艺舟双楫》,在当时影响颇大。
书法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继而肆力北碑,晚年习二王。
行、楷、草书均具有自己面貌。
如《皆书轴》(藏故宫博物院)欧体中兼有魏碑之法;
《行楷书论书诗册》字体左低:
右高,行笔多侧锋,行楷中带隶笔和魏碑体。
《草书临十七帖》二王之法中参以《爨龙颜》、《张猛龙》笔意,飘逸而又沈著。
这些都反映了他兼容各体的特点。
孙星衍,字伯渊,又字逑,号渊如,阳湖(今江苏常州)人。
精研金石碑版,工篆、隶书,颇有功力、法度,然少创造,如《篆书五古诗轴》(藏故宫博物院)。
三、清代晚期,
清代晚期,碑学大兴,几乎独霸书坛,宗法北碑者尤多,一时名家辈出,真、草、隶、篆诸体亦各呈新意。
其间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最负盛名,于后世影响亦大。
其它名家有吴熙载,杨沂孙、吴大澂、张裕钊、莫友芝、翁同龢、康有为等。
(一)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
何绍基(公元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晚号媛叟,湖南道州人,官编修。
书法早年学颜真卿,“悬腕作藏锋书,日课五百字,大如碗”(《清稗类钞》)。
后宗碑版,上自周秦两汉古籀篆,下至六朝南北碑,无所不习;
尤得力于《礼器碑》、《张迁碑》和《张黑女志》。
六十岁方始写篆、隶。
他兼工篆、隶、楷、行四体,最精楷书。
自述:
“余学书四十余年;
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
”他的执笔方法很特别,在跋《张黑女墓志》时曾说:
“每一临写,必迥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
汗浃衣襦也。
”(《东洲草堂金石跋》)这种迥腕法,即是高悬臂肘;
臂与腕平,然后迥腕,做到通身力到;
腕平锋正。
这种执笔运腕方法十分吃力,但保持了中锋入纸;
又略带战掣,避免了二味平直光润,迥转自然带有篆意,又很拙朴有力,免于流滑,形成奇崛生动的特殊效果。
他的书法,既取各家之长,亦融合各体之奇,其楷书,力厚骨劲,端严遒丽,如《邓君墓志铭》、《封禅书册》(藏故宫博物院)、《黄庭经册》(藏湖南省博物馆)等。
行书多参篆意,于纵横:
欹斜中见规矩,恣肆中透秀逸之气。
如《行书诗轴》(藏故宫博物院)、《临玉羲之兰亭序》等。
隶书变化多奇;
临汉碑取其一端,杂以它法,故能脱古而立新,如《临石门颂》参入《礼器》笔法;
《临张迁碑》融有篆籀结构。
篆书则融钟鼎金文于小篆,草书遣篆隶精神于笔端,亦十分精妙。
赵之谦,清代杰出画家,也是著名篆刻家。
书法方面初师颜真卿,后受包世臣等人影响;
改习北碑,并用“钩捺抵送,万毫齐力”之法作书。
此法即中锋运笔,将笔毫平铺纸上,顺着下笔,起、收处露锋,显得草率、自然,别具一格。
他的行楷最精美,出入北碑,加篆隶笔法,具有“颜底魏面”风貌,不仅具有北碑的沉雄方厚,而且血肉丰美。
隶书则掺以楷法,用笔流畅,结体匀称,显得生动活泼,神采巧丽。
篆书融合三代金文和石刻,并参以隶书和北碑笔意,运锋藏露相兼,字体方圆合度,突破了玉箸篆的格式。
行草书能以北碑方峻之笔,写出优美自然的字体。
总之,他的书法笔力功夫很深,却又写得活泼巧丽,能寓劲挺于流动之中。
从《五言联》、《四体书册》(藏故宫博物院)中可见其各体书貌一斑。
吴昌硕,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
治印融合浙、皖诸家,自成一派,为“西泠印社”创始人。
书法中篆书最负盛名,临摹石鼓文,并参以两周金文及秦代诸石刻,融合篆刻用笔。
所作书法凝炼遒劲,貌拙气酣,富有金石气息。
如符铸云:
“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姿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
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
”代表作品有《篆书诗轴》、《临石鼓文轴》(藏故宫博物院,等。
楷、隶、行书写得也很好,楷书始学颜真卿,继学钟繇;
隶书学汉石刻;
行书初学王铎,后融欧阳询、米芾笔法。
这些书法,都具有刚健苍劲的特色。
(二)其他诸名家
吴熙载《公元1799--1870年》,字熙载,五十岁后以字行,号让之,江苏仪征人。
精金石考证,工书法,为包世臣弟子。
行楷书近其师,“几不能辨”。
篆、隶宗邓石如,笔画圆匀、工稳,姿态秀长,但少笔力,如康有为云:
“吴让之篆书为邓完白嫡传,然无完白笔力;
又无完白新理。
”《隶书山海经轴》,风格即似邓石如。
杨沂孙(公元1812—1881年),字咏春,号子与,扛苏常熟人。
官至风阳知府,工钟鼎、石鼓、篆、隶,“篆书名天下,笔,意出猎碣及各种钟鼎款识”。
自谓与邓氏相颉颃。
从存世的《篆书联》看,笔画圆劲,体势秀丽,主要还是取法秦汉,缺少像邓琰那样的新意与气魄。
吴大澂(公元1835—1902年),字清卿,号恒轩,吴县人。
曾任广东、湖甫巡抚。
善鉴赏喜收藏,精于古文字考释;
工篆刻、书画。
擅长篆书,少从陈奂学,中年后参以古籀文、金文,风格比较规矩整齐,有一定功力,但过于拘谨,如《篆书诗轴》(藏故宫博物院)等是。
张裕钊(公元1823--1894年),字廉卿,湖北武进人。
官内阁中书。
书法源出包世臣,专习北碑,有所创新,楷书用笔得力于《张猛龙碑》,-康有为云:
“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
转心提顿,以方为圆。
落必含蓄,以圆为方。
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
”也就是说,他的字落笔必折,折而成方;
笔画衔接处不离纸重新起笔;
故外墨总是相连的;
转折处提顿翻笔。
故外方内圆;
收笔肘含蓄不露,故能以圆为方;
由于藏头护尾,虽字体疏朗,神韵外露,但笔,法是内敛的;
由于转折,钩捺处多用侧锋、转毫,造成墨色有所涨,笔画有所粗,但外轮廓还是十分整洁平滑的。
这种字体,运笔含蓄-内敛,结构却很险劲外露,开创了魏碑的新体,《篓揿楼笔谈》评:
“廉卿书劲洁清拔,信能化北碑为己用。
饱墨沈光,精气内敛,自是咸同间一家。
”这种风格,衍变至今成为“撕魏体”。
莫友芝(公元1811--1871年),宇子摁,号那亭,贵州独山人,官至知县。
精金石考据学,工书法,擅长真、行、篆、隶,古拙有金石气。
翁同龢(公元1830--1904年),字叔平,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都尚书。
擅长楷、行书,《霎?
楼笔谈》云:
“松禅早岁由思白(董其昌)以窥襄阳(米芾),中年由南园(钱澧)以攀鲁公(颜真卿)。
归田以后,纵意所适。
不受羁缚,亦时采北碑之华,遂自成家。
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自鲁公者为多。
”具颜体书貌,但又吸收了刘墉、钱澧、何绍基等人习颜而出己意之法,用笔比较奇肆率意,结体比较宽博开张。
有些字可融汇赵、董之意,写得潇洒。
在晚清学颜诸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夏,又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
清末著名书论家。
著有《广艺舟双楫》,提出尊魏卑唐主张。
他的书法亦从北碑中求意趣,尤致力于《石门颂》,“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书法有纵横奇宕之气。
从他存世的一些行书对联看,笔画平长,转折多圆,运锋自然,结体舒张,确有纵肆奇逸的气派,但笔力较弱,缺乏含蓄和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述:
“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
”康氏作品流传颇多,公私收藏不乏佳作。
清代工艺:
旁收博采的粉彩与珐琅彩粉彩最早出现于康熙时期,至雍正时大为盛行。
粉彩之不同于一般釉上彩之处,在于用含有铅粉的“玻璃白”中加入呈色金属在素胎上作画,而后入炉烘烧而成。
由于用彩较厚,花纹略凸起,有一定的立体感,色彩鲜亮明快又淡雅柔和。
粉彩发展到雍正时期,更为成熟,彩浓淡相间,娇柔秀美,所作花卉有没骨花鸟画的特点。
作品如《雍正粉彩过枝桃果纹盘》与《雍正粉彩蟠桃天球瓶》。
珐琅彩又称瓷胎画珐琅,以取法于景泰蓝而得名,盛行于康、雍、乾三朝。
开始彩料来自西洋,后则自行生产,彩料多至十几种。
因多属皇室珍玩,故制作极为讲究,多以彩料铺地后绘制各种图案,图饰布满器身,较厚的彩料突凸底色之上,鲜艳明亮,花纹绚丽。
至雍正时又出现了水墨珐琅彩及薄胎精绘的所谓“古月轩”,作品如《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及《雍正珐琅彩喜报双安把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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