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Word格式.docx
- 文档编号:19148404
- 上传时间:2023-01-04
- 格式:DOCX
- 页数:10
- 大小:32.41KB
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Word格式.docx
《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Word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评估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贡献或这方面的引用数的困难在于,他的科学社会学论著与他的其他论著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开。
比如说,《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SocialTheoryandSocialStructure,1957[1949])未标注引用页码的引用数有2397条(有引用页码的引用数就更多了,由此或可确定所引是否与科学相关)。
这个文集无疑是默顿对社会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贡献的话,其中的文章论及:
知识社会学、偏差行为理论、自兑现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另一个默顿所偏爱的主题)。
但是,若不对所有的引文进行内容分析,就无法确定有多少引用数与科学社会学相关。
默顿科学社会学论著的完整引用数,需要一个学者花上数年的功夫。
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方面的引用频度非常高,尽管他的其他论著(如“社会结构和反常”,以下简记为SS&
A[1938a])引用率更高。
我们还要注意到,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论著与他的其他论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比如说,默顿在论述偏差行为时发展起来的“机遇结构”概念(opportunitystructure),就影响到他对科学家如何偏离科学规范的讨论。
起初,我打算将本文写成一篇综述和评论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及相关工作的文章。
不久我就发现,这一任务极其艰巨,一时难以胜任,于是就转而写了这篇短得多的传记性文章,着重谈论我与默顿的关系,并就他的科学社会学工作的风格提出某些批评。
我有幸在默顿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与他一起工作,1960至1968年间的密切接触,以及1968至1975年间更紧密的合作,前后达15年之久。
对于他的工作以及与学生交流的方式,除了他的遗孀哈瑞特·
祖克曼(HarrietZuckerman)——一位科学社会学家、梅隆基金会(AndrewW.Mellon)现任副主席——之外,大概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多。
祖克曼的看法无疑会带有偏见,我也不例外。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默顿,我对他的态度都相当矛盾;
并且,尽管默顿是我精神之父,但我并不羡慕作为一个人的默顿。
我认为,他过于强调社会关系的工具层面,而几乎不注意其表达层面。
与默顿一起工作,你的自我就始终处在密集的炮火之下;
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他只是偶尔才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
默顿看起来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
人人都知道,他总是在4:
30起床,5:
00开始工作,从而在精力最好的清晨完成最重要的工作。
他总是在完成写作之后再去讲课,而把下午晚些时候这段精力不济的时间留作咨询。
我们从未去过他家,但就我们学生所知,每周七天他都是循着这个模式——当然,有些天他不用去上课,可以设想,这些天他会在写作上投入更多精力。
在与学生相处时,我总是提出最严厉的批评(比大多数学生要过火得多),但又力图用重要的社会支持来缓和这类批评。
由于默顿的学生,至少是我这一代的学生,对他的私人生活几乎毫不了解(就我而言则是一无所知),于是关于他的家庭生活的流言蜚语四处弥漫。
我所记得的一则故事是我的一位已故的同事告诉我的,他显然与默顿的妻子相识。
据他说,他们三人一起驾车从纽约出发,去参加波士顿举行的一个专业会议。
默顿开得非常快,他的第一任妻子苏(Sue)让他开慢点。
他妻子的每一次请求,等来的则是一次次的提速。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去事实不远。
不久之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学院(本科生部)和研究生院的教职员工还是相互独立的。
当然了,默顿的全部教学都在研究生院。
这确实是令人惭愧,因为一位传授默顿技艺的教师可以招到许多更优秀的学生来从事社会学工作。
我曾问我的兄弟乔纳森(JonathanR.Cole,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达16年——从1980年代晚期到2003年),哥大是何时合并本科生部与研究生院的师资的,以及默顿在今天是否可以教授本科生。
下面是他的回答:
(1)大学师资合并于1970年代早期。
基本上是一项财政动议。
大学当时几乎一文不名,不得不有所举措,以提高运作效率。
(2)默顿在今天可以教本科生,但主要是通过将其为一、二年级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向本科生开放。
如果他不愿意,他或可不教本科生,但大学希望所有哥大教员讲授一门研究生和本科生共同选修的课程。
(3)我想默顿若非对教学感到烦恼,定会喜爱教学。
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极端重要,并力图将自己的思想发展成形。
教学是发展自己思想的一个手段。
他喜欢这样做时所获得的赞赏。
我相信,他在关于保尔·
拉扎斯菲尔德(PaulFelixLazarsfeld)的文章中已表明,保尔比他更喜欢谈论班,他则更喜欢讲堂。
我想,他到很大年纪还会坚持教学,因为这不仅是他迷住学生的手段,也是他发展出“社会结构的分析”一著中各种思想的途径(“社会结构的分析”是一部论述阶层和角色理论的著作,默顿为此用力将近40年,但始终未发表[③])。
当我进入哥伦比亚学院时(1958-1962),默顿偶尔为本科生作一个讲演。
正是在此类讲演中,我向他毛遂自荐。
我一直在跟克罗沃德(RichardCloward)工作,他是默顿以前的学生,后来是哥大社会福利学院的教授。
我当时正在研究著名的青年动员计划,该计划旨在利用社会学理论来制定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政策。
主要依据的理论就是默顿的著名论文SS&
A[Merton1938a],以及克罗沃德根据著名犯罪学家萨瑟兰(EdwinSutherland)的工作对该理论提出的修正。
当我告诉默顿,我在为克罗沃德工作时,他邀请我来年(1961)选修他为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社会学理论史”课程。
我修了,并且在1962年,当我仍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进一步选修了他开设的高级课程——“当代社会学理论”。
随后,我就成了默顿的研究和教学助理,直到我在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为止。
这就意味着我在为研究生同学打分,并使得我不讨研究生同学的喜欢,但我所关注的是默顿的看法。
在我修“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那一年,我还是“社会学理论史”课程的助教。
那个学期中,默顿被选为出访苏联的少数社会学家之一,因此他请我在他不在的时候代为讲授斯宾塞(HerbertSpencer)一次。
我对斯宾塞一无所知,况且这将是我的第一次讲演。
我花了80个小时准备这次演讲;
当我从学生那儿得到正面的反馈时,它着实激励着我从事社会学职业。
但我并不赞赏这种传授教学的方法:
不做任何指导就把一个学生扔到一门研究生课程的讲台中去。
我确实认为这表明了默顿对我的信心,是对他在我的文章上所作的大量批判性评论的补偿。
这些年我在默顿的那间威严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办公室里的书籍一直码到16英尺高的天花板。
我在研究生院的大量时间都耗在这张桌子上,默顿在跟其他学生和同事谈话时或接听电话时我常常在场。
因此,我对默顿非常了解,尽管,正如我前面所述,我从未跟他有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接触。
他从未邀请过我去他家,或是与他共进午餐。
我从未有过机会与默顿随便交谈。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严格的工作关系。
确实,我敢大胆地说,默顿跟学生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如此。
默顿成了我的社会学之父。
我尊他为父,在某些方面甚至为神——将默顿视为社会学中的一尊神是学生们的普遍看法,不限于我。
也是在1961年,我认识了哈瑞特·
祖克曼。
起初,我觉得她不过是为默顿做些工作的一个研究生。
我们在作长途步行时,总是在谈论默顿。
麦耶尔(JohnMeyer)告诉我,哈瑞特不仅仅是默顿的学生,这个消息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尽管哈瑞特和我还像往常一样相处,仿佛她和我与默顿是同样的关系。
我与较年长的研究生以及年轻教员之间的友谊,使得我听到了大量的流言蜚语,这是个大学生生活中一个恒久的话题。
比如,谁跟谁一起睡觉?
是怎么搞到一起去的?
我的消息来源,除了麦耶尔之外,还有克林克(WalterKlink)和卡普罗维奇(DavidKaplovitz)。
克林克曾是我的“当代社会学B”这门课的指导教师,是第一个将我引入社会学的人;
卡普罗维奇教我如何写作一篇可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简记为ASR)这类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事实上,在我那个年代,新生通过年长的学生或年轻教员来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在哥大相当普遍。
围绕默顿的学生比我接触过的任何组织都更像一个秘密教派。
默顿处于该教派的中心位置,其次是默顿选定与自己密切合作的一小群学生,包括我在内,再外围是一大群年复一年选修他的“当代理论”课程的学生。
尽管每年只有25个学生要学分正式选修这门课程,还有大约50名学生旁听这门课程。
学生们为获得默顿的注意而相互竞争、相互嫉妒。
像我这样长期担任默顿助教、并且不理睬其他学生作何反应的人特别招人忌恨。
作默顿的学生,智力上收获很大,但心理上相当困难。
我写的任何东西,只要他读过,返回来的都是大量的评论——几乎全是批评性的。
不少评论是编辑方面的,默顿总是用他自创的标记来指出我的拼写错误。
从未有人对我的文章提出过如此详尽的和批判性的反馈意见。
尽管这些评论无疑极其有用,能帮助我们提高写作水平,指出了我们的逻辑错误,但对大多数研究生的脆弱的自我来说作用甚微。
有些学生由于不能正确对待这类批评,以致最后对默顿的批改显得无动于衷。
哥大应用社会研究室有一项关于医学学生的研究项目,由默顿及其合作者负责。
不失典型,默顿起初对该项目异常热衷,后来就失去了兴趣,因为该项目对于默顿当时的首要兴趣——发展出一套基于阶层和角色概念的系统性的中层理论——作用不大。
从事该项目的好几个学生都没有完成各自的论文,依然是“ABD”[④]——大多最终选择了非学术性的应用职业。
欲与默顿成功合作,你得有一个花岗岩般的自我。
所幸我就有这样一个自我。
我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的“检验员”——我愿意做默顿的实验者。
理论家对于实验家所做的工作总是怀着矛盾心理——当试验家发现理论(或其中一部分)不够准确、需要修正、甚至完全错误时,就更是如此。
那些认为默顿是朴素的实证论者的科学社会学家可能会把默顿的一位学生的此类陈述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其实不然。
默顿远不是一位朴素的实证论者(见下),我也不是。
当我用“对或错”之类的术语时,我的意思是说,经验材料能够使一个理论观点变得更加可信或更不可信。
我非常清楚,除经验材料之外,还有若干因素可以使理论变得更加或更不可信。
默顿的工作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他的高度权威地位使得他的工作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岁月里免受经验的检验。
再者,能够设计出检验理论的试验的人并不多,当理论陈述得不够精确时更是如此,这与默顿对实验家的看法截然相反。
默顿不像尊重理论家那样尊重实验家,但他的朋友保尔·
拉扎斯菲尔德是个例外。
我作为默顿的助手所做的许多研究都与科学社会学无关,而是与其极其成功的“社会结构和反常”(SS&
A)理论相关。
SS&
A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38年,大约就是默顿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但直到1957年默顿为出版《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而对之进行大规模修改之前,一直并不怎么重要。
1957年出版的这部著作不仅包含有经过重大修订的SS&
A这篇文章,还有一章题为“社会结构和反常的连续性”,专门讨论了对该理论提出的各种批评,其中有些批评默顿接受了,有些则遭到他的反驳。
他接受的那些批评并不有否定SS&
A的基本理论。
至少在后来的引述中,SS&
A肯定是默顿最成功的作品,用引用数来衡量更是如此。
对知识社会学家来讲,SS&
A为什么在1957年之后才产生重大影响,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⑤]。
仅仅是由于作了修订吗?
修订无疑使该理论变得更容易理解——1938年版确实难以卒读,而1957年版貌似相当简单。
但修订本身不大可能解释人们对其兴趣的急剧增长。
更可能的解释是“时机成熟”,即:
该文初发表时,社会学还没有为应用该理论做好准备。
仔细比较这两个不同版本会很有意思,并且能显示出一个理论在回应应用者和批评家过程中的发展情形。
但尽管默顿做了大量修正,这篇文章还是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
我以为,他之所以没看到这些缺陷,是因为它从未试图通过经验研究来证实该理论。
经验研究迫使人们操作化处理概念,而SS&
A一文中“手段”(means)变量难以——若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进行操作化处理[⑥]。
假如默顿曾试图检验该理论,他或许会看到这一点,进而就有望修正自己的理论。
A断言,在美国,成功精神(目标)与对合法手段强调不够并无关联。
但这里关于手段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个理论是否打算应用于个体,并用来解释当社会不同阶层的个体有或没有采用合法手段的途径时会什么发生?
抑或该变量可以应用于社会,(此时可以认为)整个社会没有强调利用合法手段来实现目标?
后一种解释更接近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的思想,默顿受迪尔凯姆的影响最深,偶尔他也的确说应该这样来理解该理论。
但最终,默顿还是赞同第一种解释,即个体解释,而他在自己的著作[Wallerstein&
Wylie1947]中引用的一篇文章又说,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市民都有犯罪行为。
因此,偏差行为在美国社会是相当普遍的。
为支持这一观点,请看看近期大量著名商人被指控欺诈的案件。
我总是问我的学生,该如何解释米尔肯(MichaelMilken)一类的案件。
米尔肯是一位证券销售商,他在同一年内合法赚取了5亿美元,同时又被指控利用非法内部交易获得了数百万美元。
理解此案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明白米尔肯从事的是日常商务。
他在经销时并不知道哪儿做得不对,因为从事非法事务是商业世界的一部分。
我甚至会说,在美国只有极少数——如果有的话——富人没有严重的犯罪行为,只是他们拥有开脱罪责的手段罢了。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SS&
A就能很好地解释:
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包括上层和下层)偏差行为的发生率都比日本或欧洲为高。
早在1975年我就在自己的《社会学趋向》(The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一著中提出了该批评,但默顿从未回答。
有时我真想问他:
“波波(学生们在获得博士学位多年以后,习惯于叫他Bob而不是‘默顿教授’),你看过我关于SS&
A的讨论吗?
你是怎么想的?
”与波波做这样的交流是不可能的。
A是默顿教义的主要支柱之一,需要进行重大修正的想法显然不会讨他喜欢。
我对SS&
A的研究包括汇编一个讨论该理论的理论和经验论著的分类注释文献。
我是与祖克曼合作从事这一工作的,发表在克利纳德(MarshallClinard)编辑的一部著作中[Cole&
Zuckerman1964]。
我们发现,该理论未经过充分验证。
有一天我问默顿:
“默顿教授,既然还没有人对SS&
A做过充分验证,为什么你不自己或者与他人合作(意即:
我)进行呢?
”默顿的回答40年来一直存在我心中。
他说:
“斯蒂夫,有多少人有能力从事经验检验?
数百还是数千?
又有多少人有能力发明理论?
屈指可数唉。
让我花时间来检验该理论,可不值得(意即:
你花时间是值得的,因为你不能像我一样写理论文章)。
”
默顿对于我所做的、力图检验其理论的经验研究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
一方面,他常在别人面前夸我善于构想能够检验理论命题有效性的研究方案。
另一方面,他不愿承认,我的某些工作要求他修正或放弃他的某些最受欢迎的理论。
默顿对待经验研究的态度,我在下文讨论他发表于1968年的著名论文“马太效应”时,会给出一个详细的实例。
现在,让我们看看默顿在科学社会学方面一些最重要的成就。
我们将从他的论述17世纪英格兰科学增长的博士论文[Merton1938b]开始。
默顿1938年的博士论文是他在该领域最重要的工作,尽管他就这一主题续发了不少文章——大多只是将博士论文改头换面而已,包括发表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erton1957(1944)]中的那篇文章。
不用说,默顿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工作必得看作是巨大的成功。
上述的引用数分析,还有众多的奖项、研究基金、荣誉学位、奖章,都证明了这一点。
默顿是当选为享有盛名的美国科学院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他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顾问委员,并且是该基金会“天才奖”社会科学方面的首批获奖者之一。
正如默顿从前的学生、哥大教务长乔纳森·
科尔在《纽约时代》(NewYorkTimes)上发布的讣告中所言,如果社会学也有一个诺贝尔奖,那默顿肯定拿到了。
衡量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家获得多大成功的难题之一是,他的“舞台”(statusset,用他的话来说)极其广大。
科学社会学领域中的大多数作者未能同时对偏差行为研究、一般理论构造、组织化研究、种族关系等领域作出贡献。
有些人批评默顿力图扮演太多的角色,因而未能完全展开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计划。
在1960年代,默顿决定将其主要智力用于科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和写作。
这是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社会科学家的首批项目之一。
NSF的资助基金几乎都是通过项目发放的,项目的首席研究员(PrincipalInvestigator)概述将要进行的专题研究、其意义如何、将来有何用处。
项目基金中的一大笔专门拨给一个特定的人选,他只需负责讨论哪些地方需要花钱。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工作,始于他在哈佛的研究生阶段。
他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如论述科学规范的文章(下面将讨论),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erton1938b]。
论文的指导者是索罗金(PitirimSorokin),备受争议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索罗金本人的工作与默顿迥然不同,倒与其在哈佛的强硬对手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宏大理论建构更为相似。
他们两人都是默顿论文委员会的成员。
索罗金以将欧洲的思想引入美国而知名,1930年代之前这些思想在美国一直受到冷遇。
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eorgeSarton)也是默顿的指导者。
或许正是从萨顿那儿,默顿对科学、同时也对韦伯(MaxWeber)产生了兴趣;
韦伯是社会学万神殿中的三位巨人之一,另两位是马克思(KarlMarx)和迪尔凯姆。
还是研究生时,默顿就与索罗金进行合作研究,最终完成了一篇论述阿拉伯思想史之发展的重要论文,远远超前于所处的时代。
在这篇文章中,索罗金和默顿试图通过若干核心著作中每个时代占多大篇幅来衡量各时代取得了多大进展。
直到1960年代普赖斯(DerekJ.deSollaPrice)等人的工作问世之后,科学社会学家才将他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向进步速度上来。
并没有一位科学社会学家做默顿的论文导师,因为没有这样的人。
有两位社会学家(奥格本[WilliamOgburn]和托马斯[DorothySwainThomas])在叨叨科学社会学,但他们关注的不过是独立多重发现的意义。
默顿的论文有两大焦点。
在第一部分,他问:
为什么在1750-1775年间的英格兰科学迅猛崛起?
为什么一种特定的制度(比如科学)会在某个社会的某个时间点进展良好?
无论怎么说,一旦我们了解某个特定的社会里科学繁荣的原因,并假定该原因可以推广,我们或可将其应用到其他社会,去做那些专门促进科学发展的事情。
在默顿发表其博士论文的多年以后,其他人如本-戴维(JosephBen-David,1971)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一问题。
默顿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
凡是科学繁荣的社会,整个社会都高度尊重科学活动。
在17世纪的英格兰,科学获得了高度尊重,因为横扫整个国家的清教帮其树立了声望。
默顿表明了清教如何造就支持科学活动的特征结构类型——不像从前曾经统治这个国家的天主教。
默顿论题与韦伯论题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
韦伯命题是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talism,1976)中阐述的,它表明了新教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结构类型。
韦伯的这部以及其他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的论著都属于社会学领域最伟大的作品之列,是从(与结构途径相对立的)文化途径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最佳范例。
年轻的默顿被其深深打动,以致用之作为自己论文的模范,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在其关于清教对科学发展的作用的检验中,默顿使用了创新的方法。
为确定每个职业领域的社会兴趣有多大,默顿拿来了20世纪初的一部传记汇编《国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ofNationalBiography,简记DNB),对每个时段每个职业范畴有多少人进行计数。
由此,他发现,17世纪第三个25年里提到的科学家要多得多。
默顿论文第二部分所探讨的主题他称之为“关注焦点”(fociofattention)——科学家集中关注的那些主题。
他能令人信服地证明,科学家受到所处时代的实用问题(比如航海)的强列影响。
关注焦点这一主题如今已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常规问题。
不幸的是,默顿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在我看来,这会妨碍他进入社会学万神殿的巨人(如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之列。
他无疑具有创造性、学识和写作能力。
但是,至少对于一位现代社会学家而言,他缺乏其他重要品质。
不妨以他的博士论文为例。
默顿在该论文中提出了论题:
清教造就了促进科学增长的特征结构类型。
在其余下一生中,他一直在抵抗对该论题的批判。
比如,佛依尔(Feuer,1963)就争辩说——尽管不能令人信服——天主教实际上比新教更有益于经验科学的发展。
默顿就此论题的细节与佛依尔等人展开了争论。
默顿所写的东西,好像都在“捍卫默顿观点”。
且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社会学上真正重要的。
新教是不是经验科学在17世纪第三个25年迅猛崛起的原因,这个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会说不。
真正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更普遍的理论: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科学的兴起是否与该社会的价值体系相关?
默顿不应该介入新教论题的细节之争,而应该与自己的研究生队伍一起考察这个更一般的命题。
我可能做的就是量化各特定社会在各特定时代加诸科学的价值,然后要么计量相应社会和时代受雇科学家的数量,要么计量作出重大发现的人数。
这正是费兰(ThomasPhelan)和我在费兰的论文《世界科学》(WorldScience,1993)中所做的工作。
我们考察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科学成果(非工业化国家在科学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成果)。
然后我们着手建立特定国家特定时代(20世纪下半叶)所作出的重大发现数量(按引用率衡量)与其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联。
我们还利用了现有的文化和价值的量化标准,因此能够检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科学 社会学 贡献